《喜福会》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都庭芳

摘 要：美国华裔文学通过讲故事的文学形式展现华裔生活中的“中国经验”，其最终关注对象并非中国，而是美国华裔社区。因此，《喜福会》所涉及的文化负载词，承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对译者而言，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无疑最为棘手。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文化负载词；文化翻译

学者赵文书曾指出：“华裔美国文本体现的文化应被称之为华裔美国文化。”[1]在他看来，文化如果没有从移民一代以自然的方式传承给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们，那么以英语为母语的后代所继承的文化并未保留先祖文化的原貌。《喜福会》是以传统中国文化要素来标示作者身份的典型华裔美国文学代表作之一，这些体现文化要素的文化负载词贯穿于该整个文本。以此角度来比较分析，译者对这些文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从根本上存在着差异，甚至存在误译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原语文本文化负载词的内涵来比较三个中译本之间的差异。

一、《喜福会》与作者

《喜福会》是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1989年一经出版便获得巨大成

功，被誉为美国大学文学研究的重要小说之一。小说描述解放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四位女性的生活波折，以及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作者通过将过去与现在并置的手法展现移民母亲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及在异国他乡经历的心理痛楚。小说浓厚的文化要素经过了母亲的口述以及女儿记忆中的想象和加工变得不真实甚至歪曲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作者虽而言模糊不清但成为其笔下丰富多彩的文化素材。同时，这些文化要素作为各种文学手法，如象征，意象，典故和拼音的语言类型来标示作者的独特身份。这些都是通过创造性运用文化负载词得以实现。

谭恩美将她自己的生活经验融合与小说叙述。了解其生活背景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小说中的中国文化。作者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是家中唯一女儿，父母Daisy和John在20世纪40年代移民美国。父亲放弃了美国的求学而成为浸礼会牧师。母亲在童年时代跟随后来自杀的外祖母奔波流浪。其在中国包办的婚姻也已离婚告终，并不得不放弃三个女儿来美国生活。如其他华裔孩子一样，谭恩美的童年也试图理解并协调自己的族裔身份与她所接受教育的美国主流西方文化。

在父亲和弟弟分别去世后，谭恩美和母亲曾搬去欧洲生活，虽然回到美国接收了高等教育，但父亲过世不久便放弃了医学专业。因从小没受过正规的中文教育，长大虽能简单用中文交谈但对拼音的掌握并不熟练。因此，她将自己小说中运用的中国文化和故事归功于父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来灌输。谭恩美曾说：“首先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美国作家，我有绝对的权利表达我想表达以及在小说中我所熟悉的东西。”[2]显然，小说中美国华裔文化以唐人街鲜明的方言特征赋予了作者独特的叙述声音。

二、文化的定义和分类

《喜福会》展现的文化极其丰富，包括对季节和节日、婚礼、食物、服饰、住所、交通、宗教、娱乐、家庭礼仪以及语言等方面的描述。这必然要求我们首先对文化的概念有所理解。狭义层面上的文化是指教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精神财富。而广义上的文化则包括人类历史累计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文化是由通过象征符号传递并获得的行为类型组成、具有显式和隐式之分，共同构成了人类团体的独特成就，体现在手工艺品中；文化最根本的核心是由历史中汲取和选择的传统观念及其承载的价值组成；文化体系从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行为的产物，从另一方面又是进行进一步行为所必须的条件。”[3]在众多对文化的定义中，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文化设计的范围，相对完整地体现了文化的具体内涵。可以说，文化包括人类所从事的每个事物，是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事物的方式。英国人类学家E.BTYLER将文化的特征概括如下几点：文化是社会性的获得而非生物性的传递；文化属于一个社区成员共享而非个体所有；文化具有象征性，而语言是其最典型的象征体系；文化具有整体性，有关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相互关联。

翻译学家尤金·奈达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作了类似的描述。“词汇是文化特征最根本的象征。”[4]文化和语言相互交织，语言是文化显现的载体。显然有些词汇在不同语言体系中代表不同的概念和文化价值。“拉多（1972）将这些词汇定义为文化负载词-在两种语言中具有相似的基本意思但传递不同的文化内涵。”[5]（p37）就英汉和汉英翻译而言有两种形式的文化负载词，即只有在一种文化中存在的词汇和在英汉两种文化中都存在但具有不同甚至相反意义的词汇。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负载词包括物质文化，习俗体制文化和精神文化词，这三方面的词汇共同是《喜福会》文化负载词的基础。

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由于鲜明的族裔身份，华裔美国作家从90年代就引起台湾和大陆学者的研究兴趣。近年来，《喜福会的》中译本，包括台湾学者于仁瑞，大陆学者田青和程乃珊的译本陆续出版并在得到广泛传播。几个译本的核心差异在于如何在中国语境下翻译为中文读者所熟悉而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负载词。

1. 物质文化负载词。

不同文化有不同传统，对日常物质词也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同一物质在不同文化中也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食物，服饰，器皿，工具等都是日常物质生活特征的反应。翻译此类词汇很难在目标语中找到具有相同生态特征的词汇。

（1）Why do you always tell people that I met your father in the Cathay House， that I broke open a fortune cookie and it said I would marry a dark， handsome stranger…..（Tan 259）[6]

為什麼你總是告訴別人，我和你爸是在華夏樓認識的，我打開一個讖語餠，裏頭說我會嫁給一個黝黑、英俊的陌生人，……（于284）[7]endprint

为什么你螽斯告诉别人我是在“中国屋”餐厅认识你爸爸的？说我掰开一块幸运甜饼，它告诉我要嫁给一个英俊高大，皮肤暗黑的陌生人，……（田238）[8]

你还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程232）[9]

在西方世界，“讖語餠”通常是中餐馆的甜品，由面粉，糖，黄油，牛奶制成，里面裹着一张写着福语或运气的纸条。因为这在大陆或台湾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不存在，对“fortunecookie”的翻译也是五花八门。台湾译者于人瑞和大陆译者田青采用直译，分别译为“讖語餠”和“幸运甜饼”，因意义和形式都与原文接近，因此较为贴切。而程乃珊译作“甜饼馅里的命运纸”则欠缺形象的表述，容易引起读者对原文专有名词的误解。

（2）Awovenhamperfilledwithzongzi-thestickyricewrappedinlotusleaves，somefilledwithroastedham，somewithsweetlotusseeds.（Tan73）[10]

僕人已經打點好，把黃包車裝滿了一日所需；一個編筐滿是粽子-蓮葉裹了糯米，有些包了烤火腿，有些包了糖蓮子；（于66）[11]

佣人们已经把一辆黄包车装满了，这一天用的东西应有尽有；一篮粽子，还有火腿，甜莲子……（田57）[12]

佣人们把吃食都装上黄包车，一大篮粽子，……（程62）[13]

谭恩美在小说里描述粽子是在中秋节和月饼一起食用的食物。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端午节食粽子的习俗相去甚远，况且传统意义上的粽子都采用竹叶或苇叶来包，而非小说描述的莲叶。华裔作品里粽子的含义和制作方式是对粽子传统意义的歪曲和变异。于的直译策略保留了作者对粽子的误译风格，而田译和程译干脆省略了原文对包粽子的具体描述，这使读者未能领略此处作者传递的细微而及其重要的文化元素。

2. 习俗和体制文化负载词。

习俗和体制文化词是指一定社区内规约人们行为习惯的社会体系及习俗文化。因为社会组织的复杂多样性，译者在翻译社会活动等文化负载词时经常面临严峻的挑战。

（1）It was really quite simple. I made the Huangs think it was their idea to get rid of me， that they would be the ones to say the marriage contract was not valid （Tan 63）[14]

事情其實很簡單。我讓黃家認為不要我是他們的主意，他們是出面主張婚姻無效的一方。（于54）[15]实际上很简单。我让黄家人主动赶我出门，由他们来结束婚约。（田47）[16]

其实很简单，只需洪家给我一张休书，一切就解决了。（程51）[17]

“Marriage contract”（婚姻合同）是西方社会认定夫妇婚姻状态的法律文件。丈夫离婚一般给妻子分割一定数额的财产，具有对女方在法律上的保护。而小说描写的移民母亲的婚约是指旧中国的婚姻制度。于译和田译的“婚姻”和“婚约”，更倾向于西方语境下的婚姻制度。程译则采用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意味的“休书”一词，体现了旧中国封建体制下的婚姻制度，即“休书”并没有对女方有上述“婚约”一词所能承载的保护倾向。因此“休书”给读者的印象是华裔作者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这又并不符合事实。

（2）The matchmaker lighted both ends and announced， “The marriage has begun.” （59）[18]

媒人點亮兩頭，宣佈道：“婚禮開始。”（于50）[19]媒婆同时点燃两个火芯，高声说道：“婚礼开始。”（田43）[20]媒人点燃了蜡烛两头后，宣布道：“拜堂！”（程47）[21]

“The marriage has begin”在原文中是句子形式而非固定短语，意指婚礼仪式的开始。于译和田译直译为“婚礼开始”，没有任何传统文化因素的体现。程译的“拜堂”一词传达了中国语境下传统婚礼仪式高潮部分的内容，“拜堂”不仅赋予婚礼仪式的意义，而且体现了具体的行为动作，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等都不是原作所能传递的文化内涵。

3. 精神文化负载词

精神文化负载词属于一个特殊语言社区的哲学、心理学、宗教传统、美学意识。而对思维模式、宗教信仰、美学倾向的翻译是译者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难题。

My aunties， 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 told him he had no shou， no respect for an ancestors of family， just like our mother.（Tan 44）[22]

我舅母對小孩脾氣甚大，告訴弟弟他不知“羞”。就像我們的媽，不尊宗敬祖，……（于32）[23]

我舅妈向来对小孩，没耐心，她说弟弟不shou（孝），对于长辈和家人不尊敬，就象我妈妈一样。（田29）[24]舅母对孩子，向来粗暴的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程31）[25]结合原作对“割骨疗亲”的描述，此处罗马拼音“shou”的意思可被理解为“羞（xiu）”，“孝（xiao）”或者“守（shou）”等多层含义。正如俗语所言“百事孝为先”，“孝”字传达了一种积极肯定的文化内涵；“羞”则有羞愧之意，倾向于贬义，相对文化聂晗较为狭隘。程译的“大逆不道”是违反“孝”道的具体体现，是对原作的释义。比较而言，田译较为贴切，不仅再现了原作的语境意义，而且通过保留罗马拼音来传递华裔作家文本的语言特色，从而赋予读者更深的理解空间。endprint

四、总结

《喜福会》文化负载词最大的特点就是紧随其后的英语翻译，尤其是以罗马拼音来解释英语中无法找到对应词的词汇。有些先入为主的观点认为华裔作家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翻译此类文化词汇就是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华裔作家并非具有我们所期待的双重文化身份。华裔美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华裔美国作家汤婷婷曾说中国历史一经用英文书写便失去了原味。[26]（p34-36）这进一步说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未必传递中国语境下的传统文化。诸如“福饼”，“用荷叶包的粽子”等文化要素，要么是美国语境下的创造物，要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在文本中，女儿和母亲或祖母进行一种对话式的文化翻译，由女儿将母亲的叙述转换成“自我”的叙述，而这个“自我”实际上是母亲的中国文化和女儿的美国文化的一种综合，[27]（p148-156）是华裔美国作家在美国主流文学所寻求的文化身份，也是美国语境下华裔作者树立的族裔身份。因此，比较美国华裔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助于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更好的理解美国华裔文学，并且更忠实地阐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

参考书目：

[1] Zhao Wenshu. Position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sted Terrain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5

[2] 尹晓煌. 美国华裔文学史. 徐颖果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281

[3] Kroeber， A.L. and Kluckhohn， C.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eology and Ethnology Papers 47

[4] Nida， E. A.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Dell Hymes. Allied Publishers pvt， Ltd. 1964：91

[5] Zhao Jun. EFL Students Awarenes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Words. Arizona Working Papers in SLAT. Vol.11.（2004） .14 March 2009.< http： //w3.coh.arizona.edu /AWP/Volumes.htm#Vol11>

[6] [10][14][18] [22]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89.

[7][11][15][19][23]谭恩美. 喜福会.于人瑞译. 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 1990.

[8][12][16][20][24]谭恩美. 喜福会.田青译.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9][13][17][21][25]谭恩美. 喜福会. 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6]徐颖果.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外国文学动态 2006（1）.

[27]王光林.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外国文学评论 200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