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苏东坡

叶志峰

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下狱而又捡回一条老命的苏轼来到了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黄州。在黄州的几年里，他写出四篇脍炙人口的作品：一首词《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有一篇就是今天我要谈到的《记承天寺夜游》。这篇短短的月下游记，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但即兴偶感，随性为之，却颇为人所喜爱。全文抄录如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篇短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在教学中我对“闲人”二字产生了兴趣。

一“闲”之清闲之人

苏东坡到黄州之前，基本上都为宫廷或地方行政长官，政绩斐然。别人嫉妒的眼睛在这方面挑不出毛病，就只能在文字上下工夫了。于是在调任湖州后的谢恩奏章上被一群宫廷肮脏小人抓了口实，险些送命，好在皇帝本无纳命之意，于元丰二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宫廷官员发出圣谕，苏轼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就这样，苏东坡开始了他的幽居生活。

团练副使并不是一个什么好差使，相当于现在的民间自卫队副队长或者民团什么的。苏轼的到任真是庙小佛大，再加上其远播的文名才情，当地官员也多有体恤而恭奉有加，可做的事情自然就更少了。再说他惊魂未定，贬谪之郁，暂时疏于政事也是人之常情。故而“闲人”苏东坡一“闲”之清闲之人。当然，夜游承天寺已是元丰六年（1083年），四载光阴钻隙而过。其间，由于经济拮据，于东坡置地。在他的《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过去原想弃官归田，没承想却被迫而为一农夫。无官场的蝇营狗苟，无案牍之劳形，躬事农桑就可算是一种心灵的放松了。这样虽有“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之累，可也是清闲充实，了无牵挂。当苏轼由过去用官家俸禄养家糊口到现在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时，更把身心交给了自然大地，清清闲闲，磊磊落落。

二“闲”之闲情雅趣之人

黄州四周丘陵起伏，树木茂密，乡野风光如画。其实，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于观赏风景之人。在文人骚客面前往往是无风景处览胜，无寂静处探幽。因为他们有大半风景出自其内心与想象。故而“闲人”苏东坡二“闲”之闲情雅趣之人。东坡所居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多夸耀的，但在其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宛似天堂胜境。承天寺之月夜，一如千千万万个普通平凡的夜晚，竹柏也是寻常之物，但在苏轼眼里一切都变幻起来了。文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把庭院里月色笼罩，竹柏随夜风摇曳，影在庭堂空地之上的现实美景加入诗人的想象幻变为水中之像，月有了水的灵性，一下让人感到空透明澈，枯劲的竹柏赋予了水草的悠柔，意境一下开阔了。闲情逸趣不分穷达，也不论贫贵，它应是诗人骨子里的东西。所以，不管是金榜题名的春风得意，还是贬谪流浪的困顿沉郁，都遏制不住其对世界洒脱的审美情趣。用东坡居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江水风月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黄州的苏东坡就是这样的“闲者”。

三“闲”之闲定之人

清闲于月夜有了时间的准备，闲情雅趣于月夜有了情调的准备。而这些其实都基于苏轼“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淡定，一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乐观。故而“闲人”苏东坡三“闲”之闲定之人。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或者说至少是惊心动魄的经验，让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也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获得心情的真正安宁，于是他转向宗教。在《安国寺记》里他说：“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佛老思想的滋生又真切地触痛了深藏于诗人内心深处的儒家圭臬，这两种看似矛盾抵触的思想却浑然天成地统一于苏东坡的身上。居庙堂之高不喜形于色而是积极用世，处江湖之远不怨天尤人而能超然物外。闲静淡定中又有道家的风骨，浸通了儒、道、佛三关的苏东坡故而宠辱不惊、怡然自得。在内心纯净、通透、安宁中，《记承天寺夜游》的文字显得宁静欣悦，内心与文字达到了精神上的和谐。这或许也是苏东坡生命真正的密码。

“闲人”——“嫌人”，被嫌之人，更是被政治放逐之人。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理解吧。

（责任编辑 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