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的道教情结与诗歌创作

卢晓辉

摘 要： 苏过的道教情结是侧重于精神上的追求，这使其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而影响其诗歌创作。苏过的诗歌着重表现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及抒发潇淡闲适的情怀，在风格上以平实质朴为主，并运用大量的道教意象。

关键词： 苏过 苏轼 道教情结 诗歌创作

苏过（1072-1123），字叔党，晚号斜川居士，为苏轼第三子。在苏轼三子中，苏过是文学成就最高的。后人以“大坡”称苏轼，而以“小坡”称苏过。在北宋后期，苏过基本处于政治、诗坛及社会思潮的外围，显得格格不入。苏过一生因其父苏轼的缘故，被列入元祐党人而沉沦下僚。苏过的诗歌基本沿承苏轼后期的诗风，与当时学习黄庭坚的诗坛主流是不同的。再者，与苏过同时的士大夫中，信仰佛教者远过于奉道者，如其叔父苏辙、黄庭坚及其门徒大多信奉禅宗，并且苏过信仰的道教与徽宗的崇道有着本质区别。尽管如此，苏过仍坚持自己的道教信仰，贯穿日常行事，因此其诗歌有着浓厚的道教色彩。

一、苏过的道教信仰

苏过对于道教神仙学说的兴趣起于少年时期，苏轼即言“少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1]1964。（《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苏过自言：“余幼好奇服，簪组鸿毛轻。”[2]124（《北山杂诗》其二）苏过之所以喜欢道教，首先与苏轼的好神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于其因苏轼的贬谪带来的种种挫折倒是其次，宗教信仰与外在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父辈对于子女的影响，后期的人生阅历有时会强化这种信仰。

苏过这一坚定的道教信仰与普通道士的信仰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因道教而出世，演化为一种职业需要，并以长生成仙为终极目标。同时，苏过与当时宋徽宗的崇道有着很大的区别。诚如近代研究学者陈国符先生所言：“道士事北宋诸帝，首重斋醮，宏其体制，究其音声，以炫耀耳目。”[3]299宋徽宗比北宋其他帝王更进一步，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虽不施及政事，但显然已经是对儒家思想的背离。

苏过的道教信仰则是一种纯粹精神的追求，没有现实的功利目的，因而苏过可以在伴随苏轼长年的谪宦生活中怡然自得，不以为苦，这一点早在苏轼贬谪黄州时即有所体现。苏轼在《过淮》中如此描述苏过：“独喜小儿子，少小事安佚。相从艰难中，肝肺如铁石。”[1]985苏过在后期宦途中不以功名相期，保持平和的心态，并积极于政务，一如其父。在海南时，苏过写了一篇《志隐》抒发情怀：“虽龙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今置身于遐方，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寞，眷此世而俞疏，追赤松于渺茫，想神仙于有无，此天下之至乐也。”[2]480表现作者拒绝功名的追求，反以居住海南为乐的思想，而实质情况是海南环境极其恶劣，苏过对此没有多少记述，苏轼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有述及，如在《与侄孙元老四首》其二中写道：“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又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所要志文，但数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4]1841

苏过后期出仕，并非放弃原来的信仰及处世原则。对于大多数宋代士人而言，儒释道三家可以并存无碍。苏过一方面出于现实的需要，即以俸禄作为糊口的经济来源。出于对传统儒家轻利重义的信奉，宋代士人鲜有谈及与自身相关的经济话题，大多讳言俸禄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因此，许多士大夫在作品中宣扬隐居之乐，却未付诸实践。如与苏过同时的诗人赵鼎臣在《次韵翟淳老》一诗中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白发为郎亦偶然，戴盆何敢望青天。簿书不足妨谈麈，稍入聊能续爨烟。竹隐逢秋应應怨鹤，苇溪过雨欲生莲。一筹太息输吾子，老圃堂成在我先。”在本诗序中却说明了为何不能隐居的真实原因：“既罢天府，窘甚，得一官乃少苏。竹隐、苇溪皆故庐所有也。尝欲作老圃堂，未果，而为淳老所先，故及之。”[5]14903但并不是所有士大夫都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多以天子圣明、难舍君恩为藉口。

另一方面，出仕并不意味着对于富贵功名的追求。苏过在《题阳关图后》中这样论述个人精神追求与功名的关系：“山林之人，能忘富贵易；轩冕之士，能处枯槁难。谢安雅志东山，故于富贵如脱屣……世人徒见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隐几，非昔之隐几者也。”[2]544宋代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作为入世的行动原则，以释道思想寻求精神寄托，苏轼可谓代表人物。苏过很好地继承了苏轼的思想及行事，他这种通脱自由的思想非常有现实指导意义，他在当时政治环境中保持了一位士大夫的气节。可以说，苏过的道教信仰其实与道教中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而与道教中的神仙学说距离较远。

二、苏过的诗歌创作与道教

苏过的诗歌，就创作主题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及安贫乐道的志向；二是表达潇淡闲适的情怀。这两者与其道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苏过的诗歌创作大致伴随苏轼的贬谪而始，直至作者晚年。同时，受苏轼牵连，苏过一直沉沦于下级官吏的行列，特别在崇宁元年北归前，环境的困苦达到了极点。正是由于这一时期一直伴随着苏轼，苏过的诗文得以其父悉心指导，从而在诗歌上有了长足进步。苏轼在《答刘沔都曹书》中这样论述：“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4]1429苏辙尝云：“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6]1081苏轼晚年在儋耳，好和陶诗，且“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6]1110。黄庭坚也评苏轼之诗为“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7]557。

苏过的创作受苏轼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苏轼本人的创作受道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道教仅是一普通题材；中期道教神仙异人故事等成为歌咏对象，并展示作者猎奇、倾慕的思想；晚期养生术成为道教中影响其创作的主要方面，侧重于日常题材的创作。

苏过道教题材的作品显然是学习苏轼晚期的作品，这些诗歌从不表现出悲怨的情绪，而是展示出一种积极的乐观精神，即一方面甘于困苦，勇于面对恶劣的环境，另一方面相信能坚持到北归的那一刻，从不气馁；有时表现出一种隐世志向，借以遣怀，以远世忧，如《人参》：“草木异所禀，甘苦分炎凉。人参独中和，群药敢雁行。虽微瞑眩力，颇著难老方。譬之古循吏，有益初无伤。安神补五脏，自使精魄强。罗浮仙者居，灵质不自藏。移根植膏壤，桠叶粲以长。东南虽异产，辽海谁能航。誓将北归日，从我涉汉湘。种之眉山阴，得与伯仲尝。”[2]34这首咏物诗中作者赞扬人参延年益寿的功效，是学道修行的良药，而诗歌主题则是表达自己以之为手段渡过时艰的决心。再如《用韦苏州寄全椒道士韵赠罗浮道士三首》其一：“是身如传舍，富贵同过客。齿发日夜衰，悲哉卵投石。幽人卧林下，沆瀣餐竟夕。应笑兰亭游，回头已陈迹。”[2]19此诗即以求仙表现对富贵的超越，从而使心灵得以慰藉、苦闷得以宣泄。钱穆先生曾论及诗歌的宣泄作用，中国的“诗歌散文都不喜做人生的具体描写，它们只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平淡宁静，偏重对于失意人生做一种同情之慰藉，或则是一种恬适的各平人生之体味与歌颂大体上在中国文学里，是‘解脱性多于执著性的”[8]183。在钱穆看来，宗教与诗歌有着共同的作用，“宗教的作用，大部分是逃避现实，使人从现实的小我中解放出来，而与人以更大的天地，藉此亦可作为人生失意的安慰”[8]183。苏过诗歌中参以丰富的道教因素，所以平和人心、净化心灵的作用更显著。

在贬谪过程中，苏过担负照料苏轼的重任。不仅包括日常起居，还包括精神生活。苏过的许多作品是为苏轼而作的，特别是生日祝词，主要为苏轼排遣忧闷而作，因而不同于一般的祝寿作品。这些作品同样具有浓郁的道教色彩，大多以神仙为主题。如《大人生日》其四：“一封已责被敷天，十万饥民粥与饘。不待丹砂锡难老，自凭阴德享长年。寿绦固已占黄发，珠火还应养寸田。况是玉皇香案吏，御风骑气本泠然。”[2]18此诗次韩愈的名作《左迁之蓝关示侄孙湘》之韵，却一反原诗消极之基调。苏轼对道教有浓厚的兴趣，时人皆谓苏轼有出世之姿，谓之“坡仙”。诗中苏过称颂其父的功业，以之为成仙的阴德，且劝慰父亲不以贬谪为怀，因为本来即是名列神仙，最终会升天成天。苏轼有儿如此，又怎会抑郁于中？苏过在与叔父苏辙的作品中也以道教的养生术、与天地合一为主题，劝慰其孤寂之心。苏辙信奉佛教，晚年摒却人事，不与外界交往，如宋人笔记《却扫编》记载：“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川来见之，伺候于门，弥旬不得通。宅南有丛竹，竹中为小亭，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乡人既不得见，则谋之阍人，阍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后旬日果出，乡人因趋进，黄门见之大惊，慰劳久之曰：‘子姑待我于此。翩然复入，迨夜竟不复出。”[9]123-124苏辙晚年事迹多不可考，与人甚少交往，上述记载可见一斑。苏过即以诗与叔父相酬唱，不谈国是。如《次韵叔父浴罢》：“……丹田有宿火，如比阳来复。辘轳自转水，离坎俱实腹。谪居使事乏，惟喜薪水足。时濯西风尘，一寓归鸿目。勿惊髀肉少，衣褐真怀玉。明镜虽无垢，新苗良待沃。雨余餐岩岫，露重膏松竹。更观云入山，心与境同熟。（自注：道书如雨初晴云入山林之语。）珍重耆城言，妙解何须读。洁香非外求，清净常返瞩。物初信可游，傥来非所卜。益师庄叟言，养生贵缘督。”[2]73

苏过在政和二年（1112年）四十岁时方为监太原税，于政和五年（1115年）四十三岁时为郾城县令，于宣和五年（1123年）权中山府通判。苏过后期只做过这三任小官，在北宋后期，作为元祐党人子弟，政治上是绝没有晋升的可能。因此在出仕期间，其作品也与政治关涉不大，相反表现其对于田园归隐的向往，以及对于仕途进取的淡薄，即是一种“吏隐”的思想。如《送伯达兄弟赴嘉禾》：“行著下下考，愿辞赫赫名。”[2]74《次韵孙海若见赠》：“碌碌抱关好，孰为贤与愚……且和南郭竽。坐咏渊明篇，令人有愧色。”[2]252当然，我们不要因苏过的这些作品即认为他在任职期间就真的无所事事，滥竽充数。实际上，苏过任职期间是尽职尽责的，颇具父风。在《郾城县迁土地祭文》中自言为郾城县令时，关心民瘼，勤于政事，推行教化：“某以乙未岁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环视公宇，垫隘圮坏十七八……政令之出入，不可讥禁；案牍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币之委积，或至暴露……始卒两岁，雨旸以时；疾疫不作，吏亦安堵。”[2]626-627言词之中不无对自己政绩的自得之意。

尽管后期一直沉沦下僚，但是在为官期间及闲居颍昌时，苏过与一些文字之友唱和赠答，精神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此时的作品，特别是一些写景及田园方面的作品，充溢着作者平静淡泊的道教思想。如《横山道中》：“物外闲人日月长，意行无复有重冈。林深步步衣裳湿，麦熟村村饼饵香。遥想云间下双舄，空怀仙子望三乡。欲寻好句供诗眼，旋逐东风堕眇茫。”[2]222特别在颍昌期间，与叶梦得、晁说之、范信中等人泛游西湖，相得甚欢。如《次韵叶守端午西湖曲水》其二：“暗泉百道草间鸣，已觉圆荷翠盖倾。拟欲挐舟江海去，门前归路是明月。”[2]380《次韵韩文若展江六咏》其一：“山河景色本无偏，须信壶中有洞天。明月端来临不夜，珠宫玉宇淡娟娟。”[2]362叶梦得虽为蔡京所荐，但对苏轼非常倾慕，诗风有意向其靠拢，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北宋末南宋初的诗坛差不多是黄庭坚的世界，苏轼的儿子苏过以外，像孙觌、叶梦得等不卷入江西诗派的风气里而倾向于苏轼的多家，寥寥可数。”[10]121所以，苏过与之相谈甚欢，在叶梦得离职时以长诗《送叶少蕴归缙云》表达惜别之情。

总体而言，苏过在这些作品中表现的悠闲自在情致与前面归隐求仙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在道教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只是作者主体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已，一为退隐，一为出仕。只有摆脱功名之心，才会在作品中表现出一贯的洒脱情怀。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苏过后期诗歌中，多表达对陶渊明的推崇。陶渊明是北宋后期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前代诗人之一，特别是元祐党人或其同情者的作品中。陶渊明的意义有二：一为不慕富贵、廉洁静退的品德为宋人所敬佩；二为忠于晋室、不趋势变节的精神为元祐党人所尊重。对于苏过而言，徽宗一朝为新党掌握，新党与元祐旧党的立身处世截然不同，陶渊明的人格在此时无疑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苏过一再表明与当权者的不相容态度，如《小斜川》：“近闻河湟复，羽书获万姓。吾无矢石功，甘此夏畦病。”[2]143《叔父生日》其二：“时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2]212其三：“吾道久寂寥，贤愚良未判。”[2]214这些作品既表明自己甘于清贫的品节，又是对时局的委婉批评，是苏过儒道合一的体现，既远离权力中心，又关心国事。

三、苏过的诗歌风格与道教

苏过的诗歌是在苏轼的指导、熏陶下形成的，具有典型的苏轼风格。“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1]2145。苏过的诗歌风格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为平实质朴的风格，不事语言的雕琢。苏过的作品大多直抒胸臆，很少以景色的描写代替情感的表达。与道教相关的、常见的想象瑰奇、铺张夸饰风格的作品在《斜川集》中是不多见的，即使游仙作品也是寥寥数首。且诗歌语言多为平常用语，不像当时的江西派诗人注重语句的生新、奇崛。如其《东亭》诗：“闭眼黄庭万想归，此心久已息纷驰。幽居正喜门罗雀，晨起何妨笏拄颐。自信丹田足梨枣，不忧瘴雨滞茅茨。三山咫尺承明远，世路榛芜谁与披。”[2]70苏过的律诗尚且注重语言的素朴，更何况古体诗歌。

世人以为受道教影响者，诗歌多想象奇特、诗风飘逸，诗歌史上的李白、陆游即为代表。实际上也有受道教影响较深者的诗歌反而平易朴素的，如陶渊明、苏轼（晚年）等。与苏过同时之龙虎派的天师张继先，其诗歌多浅显清切，反而没有过多的神仙气息。要之，以道教典籍而言，文词朴素者如《老子》、《太平经》，想象浮夸者如《庄子》、《真诰》不一而足。再者，苏轼受道教影响之深自不待言，其受道教影响的作品在前后期也有显著差异。苏过多以苏轼晚年诗歌为学习榜样，其诗风平易自是情理之中。

二为道教意象的大量运用，成为苏过作品的重要特征。由于苏过崇信道教，并且表达的主题以道教的自由生活、归隐的情趣为主，因此作品使用道教的意象是很自然合理的。不过，苏过作品中的道教意象都是为表达其出世主题服务的，即出于表现其个体的情感需要。并非如一些崇奉道教者的作品那样，其道教意象、术语只是为了表现道教的养生理论、神仙学说等，这些人的作品往往失去诗歌的根本审美意义，如张伯端的《悟真篇》，只是以诗的形式讲述内丹的练习方法。苏过的《北山杂诗》其十：“山月半轮出，寒光射天明。微云扫何处，万籁沉无声。褰衣步东岭，仿佛游化城。下视寰宇间，酰鸡等营营。余幼好奇服，簪组鸿毛轻。羽人傥招我，携手云间行。”[2]132《北山杂诗》组诗为作者在居丧期间创作的，尽管采取了游仙诗的形式、意象，但作者并非真的求仙，而是借此表现一种出世情怀。长诗《和大人游罗浮山》：“我公阴德谁与京，学道岂厌迟蜚鸣。世间出世无两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谪官罗浮定天意，不涉忧患那长生。海涯莫惊万里远，山下幸足五亩耕。人生露电非虚语，在椿固已悲老彭。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结茅愿为麋鹿友，无心坐伏豺虎狞。况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玄二气换，妙理默契黄庭经。但愿他时仇池主，不愿更勒燕然铭。稚川刀圭傥可得，簪组永谢汉公卿。腹中梨枣晚自成，本无荆棘何所平。”[2]8-9作者表达了对父亲的宽慰，比父亲为仙人。诗中道教意象、术语虽多，却符合苏轼的身份与处境，同样是为表现苏轼乐天知命的主题服务的。

苏过在宗教信仰上是崇奉道教的，苏轼曾说苏过若不娶妻，必得道。道教的信仰及养生方术使得苏过在伴随苏轼贬谪时顺利渡过难关，在后期出仕时可以持一种淡泊功名的态度，从而始终以自由、超越的心态面对人生的各种处境。苏过的作品前期围绕苏轼而作，后期作品主要是与亲友相赠答，但诗歌的主题思想是一贯的。就风格而言，苏过主要以陶渊明、苏轼为学习的主要对象，特别是苏轼。不仅在主题上，而且在具体语句技巧上，模仿苏轼作品的痕迹处处可见。如《次韵张子先喜雪》：“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饱遥知饼饵香。”[2]289《和清源观陈观性喜雪》：“先生休道催科拙，趁着河东岁屡丰。”[2]288

前者仿苏轼的《南园》：“春畴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1]648后者模仿苏轼的《纵笔》：“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2081在信道者中，苏过诗歌的成就是比较突出的，且在艺术上并不比当时的三洪、二徐低，但由于风格笼罩在苏轼之下，因此其个体性不够鲜明突出。就苏过的创作而言，得与苏轼相伴、受其指导是一幸事，但在诗歌发展史上或许又是苏过的大不幸。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苏过著.舒大刚等校注.斜川集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

[3]陈国符.道藏源流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魏庆之.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徐度.却扫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10]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