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融走向扶贫

近年来，在一系列扶贫、监管、财税政策引导下，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政策杠杆

为了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并保障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吁多年的金融扶贫问题已经在近些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通常情况下，中国的农村是最具差异化色彩的经济体，一项政策的落地效果往往取决于最基层执行者的积极性与智慧。而准入的放开、门槛的降低及财税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又是改变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孱弱局面的制度支点。

按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大幅减少扶贫对象的目标要求，全面做好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初步建成全方位覆盖贫困地区各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能更好地促进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4年1月27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在国新办介绍，贫困户得到贷款是金融扶贫要重点突破的难题，现在已从扶贫贴息贷款、贫困村互助资金以及小额信贷三方面改善着金融扶贫工作。

2014年3月，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扶贫办和共青团中央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的重点工作包括：优化金融机构网点布局，鼓励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大金融机构在空白乡镇规划设置物理网点的工作力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贫困地区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通过IPO上市；发展农村保险市场，鼓励发展特色农业保险、扶贫小额保险等。《意见》还明确金融重点支持贫困地区的四大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创业促就业和贫困户脱贫致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2014年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大金融扶贫力度，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优势，切实改进对农民工、农村妇女、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全面做好支持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的金融服务工作。

相关政策对贫困地区的不断倾斜与支持，表明了国家对“发展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工作的重视，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是可以预见的目标，但这无疑是一场攻坚战。

尽管艰难，但目前在贫困地区进行的金融扶贫改革与试点，已呈星火燎原趋势，扩展至全国多个省市，其中不乏成功的模式和经验。

风生水起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可越是贫困的地区，往往越容易成为金融的盲区。农村金融服务不足，一直是贫困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所面临的一道“坎”，堪称制约当地扶贫开发的突出瓶颈。应该说，农村普惠金融问题不只是金融问题，更是与民生紧密相关，农民如何更好地分享金融发展的成果，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多方联合，提供全方位、多系统的支持。

眼下，借着相关政策指导与金融改革的春风，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以新的实力和姿态向农村市场迈进。金融扶贫是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不同的贫困地区针对自身特点走出了不同的金融扶贫新路，为圆贫困地区人民的“富裕梦”作出了有益尝试。

2010年6月，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利用恒大地产集团捐赠的1.17亿元建立恒大金融扶贫项目。经广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选定在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的13个县组织实施小额贷款金融扶贫。2010年和2011年省扶贫基金会已将5680万元金融扶贫资金划拨到试点县市的农信社，全面铺开广东省扶贫基金会金融扶贫小额贷款的试点工作。其中郁南县的经验和做法尤为显著。自2011年以来，郁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全县贫困农民发放的恒大金融扶贫小额贷款全部投向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截至2012年12月底，已划出扶贫贷款999.65万元，解决了406户贫困农户发展生产缺少启动资金的困难。截至目前，借贷贫困户生产经营正常、未出现不良贷款。

2012年4月，贵州铜仁市经市县共同努力，由省扶贫办、国开行贵州分行联合推出的开发性金融支持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项目率先在石阡县启动，开启了全市以建立“政府选择产业入口，金融资金跟踪孵化，企业引领市场出口，政银企农四方联动”为核心内容的扶贫开发新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各区县结合各自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选准2-3个主导产业报国开行贵州分行审批，再由各区县政府组织实施，保证了项目的可行性，实现了金融部门“资扶”与政府部门“智扶”相结合。在产业实施过程中，采取“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方式，将农户、合作社、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推进产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开发式金融贷款显而易见地成为主导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为促进铜仁市整体脱贫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3年11月份，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对全国15个省（区、市）互助资金试点工作分四个档次进行了奖励，宁夏获得一等奖。宁夏“千村信贷·互助资金”金融创新扶贫工程的做法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对西部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工程的深入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推动作用。2012年，甘肃省委提出了“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目的也是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与宁夏不同的是，甘肃的扶贫行动中有了大型商业银行的参与。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小规模的金融扶贫做法似乎越来越难以纾解贫困地区“资金之渴”。“当务之急在于打消金融机构的重重顾虑，增强金融机构的责任担当，强化小额信贷机构与商业银行的协同效应，建立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扶贫长效机制。” 针对如何解决贫困地区发展中的资金困难问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如此说。

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为例，各种类型的扶贫小额信贷做得风生水起。巴林右旗农（牧）户自立服务社是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的下属分支机构，片区农牧民所需要的种植、养殖、加工、运输、餐饮等服务业贷款以及修房盖屋等家庭生活贷款，只要有能力偿还，都可以向服务社借贷。

中和农信前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2009年5月，中和农信首次在内蒙古试水，进驻通辽市库伦旗，当年为库伦旗1046户贫困家庭发放贷款609.7万元。此后，中和农信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的贫困旗县逐步扎根开花，截至2014年6月底，其业务已覆盖27个旗县，涉及7个盟市，累计发放贷款3.6万笔，贷款金额3.2亿元，有效客户19146户，35%为少数民族。

实践证明，公益性小额信贷扶贫机构在赤峰当地开展的服务，有力推进了当地基层的扶贫工作。这些机构的身份各不相同，也有着多样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当地的公益性小额信贷侧重点各不相同，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为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打牢了根基。

创新产品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在服务农村、服务贫困人口的过程中，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及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增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多变的贷款方式，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帮助解决农村及贫困地区贷款难问题。对于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而言，如果一项产品只能停留在形式意义上的创新，就无法将其真正推广，也很难给需要资金的村民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而眼下，记者调查发现，参与扶贫的金融机构还相对较少，关键环节存在弱势，致使金融扶贫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公益性小额信贷因其面对乡村贫困人群金融扶贫的成效和贴近底层的特点得到了普遍认同，但是身份不明、筹资困难等因素也越来越考验着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事实上，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金融机构近年来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扶贫政策，在定点帮扶、金融扶贫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扶贫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部门也在充分考虑扶贫开发特殊性的同时，积极探讨建立免担保、免抵押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制度，积极探索雨露计划、易地扶贫搬迁实施信用贷款的方式和途径，打造贷款到村到户的新平台，同时规范完善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按理说，这种制度上的突破，似乎可以更好地推动金融扶贫产品的创新。

2012年，甘肃省创新推出了“双联惠农贷款”专属产品，由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连续5年每年安排6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共投入300亿元，支持甘肃58个贫困县的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款产品兼具“输血”和“造血”两方面功能，即5年投放300亿元贷款，是帮助农民“造血”；贷款执行基准利率，财政全额全程贴息，则是为三农“输血”。甘肃省财政按基准利率6%全额贴息，每年60亿元贷款，5年就要贴息18亿元，两笔加起来，相当于给农民让利近30亿元。截至2013年11月底，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已发放“双联惠农贷款”67亿元，惠及10万户农户。

与此同时，甘肃还实施了金穗惠农通工程，零距离服务三农。据统计，近两年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已在省内建成惠农金融服务点1.1万个，布放ATM、POS机、转账电话等自助机具2.39万台，建立了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惠农金融服务网络体系，能够为全省70%的行政村、90%的农户提供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银行账户查询、转账、小额取现、自助循环贷款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弥补了农村网点少、服务能力弱的问题，基本消灭了甘肃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不难看出，甘肃为扶贫对象量身打造的创新型金融产品，符合当地农村的实际，而让人更加感动的是像农业银行这样一个庞大的金融机构，愿意为了贫困农民做出迎合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或许正是贫困地区金融发展的精妙所在。

在金融扶贫领域，甘肃为全国做出了典范，产品创新的量变积累最终会引发质的变化，相信在金融扶贫深入推进后，深度发酵所带来的效应将会愈加显现，金融机构也将会由贫困地区资金的“抽水机”变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动机”，让脱贫致富阶段急需金融支持的农户在发展路上“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