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唐系列丛书再版始末

陈若星+贾英

事情要从20年前说起。

1994年，在时任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赵喜民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杨东晨的历史著作《陕西古代史》、《周人秘史》、《秦人秘史》、《汉人秘史》（分为西汉、东汉）、《大唐兴亡史》等相继出版。

当年，这六部著作的印数约为千本，主要赠予各省、市、国家及部门领导人。如今，这些书在市面上早已绝迹，作者手中也仅存有两部。

多年来，对于这几部已经出版的书籍，杨东晨一直留心、注意着，从陆续发现的最新考古成果中，从史学界、自然科学界的新文献、新观点中，汲取新的资料，对其进行着修订，去掉书籍中的陈旧资料与观点，并增补了约三分之一的新内容。

进入2000年代之后，杨东晨萌生出一个愿望，将这六本著作修订付梓再版。

但以他的一己之力，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时至今日，杨东晨说道：“我已70多岁，子女无从此业者；在博物馆工作，又无弟子整理出版之可能。“

就在此时，他接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韦禾毅的一个电话。

韦禾毅主任在电话中告诉杨东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同志，从一封群众来信中得知了你的情况后，表示关心，将这封信批转给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十分重视，遂派我与你联系。韦禾毅说，他将于次日去杨老师家中，与其商谈该六部书籍的重新修订与再版事宜。

杨东晨大喜过望，但不敢相信，遂在电话中又询问了一次。

得到确切回答后，杨东晨一直沉浸在心花怒放、激动不已的欢悦之中。

杨东晨回忆说：“作为一个在2001年就退休而更忙的平民史学工作者，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年年都奔波于大江南北，为各级政府和地方学者，宣讲史学文化，著书立说，继续为国为民奉献余力。虽然如此，还是整日心事重重，总是在想，这些书如果无法再版，我一旦离世，就会造成终生遗憾！但是，一个退休的老知识分子，怎么能为出书的事写信给诸多大事都忙不过来的省委书记呢？”

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写给赵正永书记的信，刚刚发出4天，就得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回复。

而且，令杨东晨吃惊的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2013年5月2日，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惠西平社长，来到了他简陋的老房屋里。

这是一栋年代久远的70余平方米的单元楼。杨东晨说：“馆内两次分给4室2厅的新房，都因大量购书、筹集出书资金无力购买而放弃。”

惠西平社长的到来，用杨东晨自己的话说，也使得他“一时惊呆。因我数十年来，都是通过同事、朋友、老学生等关系，厚着脸皮请求出版社领导出书。除老朋友魏全瑞出任三秦出版社社长时，由编辑部主任陪同来过寒舍外，至惠社长前再未历过此幸事。”

杨东晨回忆道：“惠西平社长年富力强，处事果断，半个多小时就安排了这一大事，托付于屈奇副主任全力办好此事，令我十分感动。”

紧接着，一系列出书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

5月4日，原三秦出版社社长、古籍出版专家魏全瑞，受惠西平社长之托，开始负责书稿审读工作。同时，三秦出版社负责古籍校对的张沛研究馆员与魏全瑞一起，在杨东晨家里商定了扫描、审稿、校对、修订工作。

2013年6月，惠西平社长主持召开小型工作会议，相关人员各自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会议提出了修订任务完成日期；向陕西省委宣传部呈送报告的时间，以及《总序》的写作时间等。

此时，杨东晨开始紧张地增补1991年以来的新考古材料，史学界近20年来“周秦汉唐”研究的新成果；同时改正原著中存在的错误、不确或陈旧观点等。

2014年1月30日，修订、改版任务全部结束。

2014年春节之后，进入排版、校对、装帧设计等阶段。

2014年“五一”节之前，该五部王朝兴亡史这一系列丛书将正式再版发行；另外一部《陕西古代史》也将于不久的将来再版发行。

杨东晨这样描绘他的这五部王朝兴亡史著作：

“为具有初中水平以上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部‘炎黄至大唐灭亡之近4000年中国氏族、部落发展史，部落古国兴亡史，夏商周王朝兴亡史，春秋、战国兴亡史，秦朝、汉朝、唐朝兴亡史。”

“向学术界，尤其是向新中国成立63年来之1980年代后生长的年轻人，提供一部巨型的真正尊重近4000年中先人的历程史，真正从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同时代发展史实中，科学、缜密、实事求是地论证其兴亡规律，以民为本，重用清廉爱国爱民人才为官，彻底防止和及时铲除奸侫大臣及大小贪官污吏，借鉴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经验的可传世之著作。”

学术泰斗张岂之先生在这部书的《总序》中指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历史辉煌，持续时间较长，或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统一王朝则是周秦汉唐时期。东晨同志这部丛书着眼点正在于此。周秦汉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具体情况怎样，文化融会、创新和传播有哪些特点，盛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借鉴的历史意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它们对当前增强忧患意识，学习和研究历史，都会有帮助。这部丛书史料丰富，语言简明，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在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方面自然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历史学家的使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今天也有深刻的启示。认识天（自然）与人（社会）的关系，把握历史古今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演变轨迹，表达独立自觉的学术观点。这是多么深刻的道理！

“关注历史兴亡的经验，既要了解既往，同时又要以史为鉴。周秦汉唐的兴亡经验与教训，在今天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促使陕西区域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4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至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因此，“周秦汉唐兴亡史”的研究，正当其时。

为《陕西古代史》作序的考古学界泰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石兴邦曾高兴而喜悦地对杨东晨说道：“陕西籍这么多专家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写出一部秦地之古代史，很高兴地看到你这位河南人为秦地人民写出了第一部厚重的《陕西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