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及其意义

[摘 要]本文通过年鉴学派总体史观、跨学科研究等理论和方法的探讨，重点分析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如何对前者进行继承和创新，并阐述该理论对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重要影响和对我国史学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总体史观；跨学科研究；时段理论

一、年鉴学派的创立及其总体史观和跨学科研究

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因此得名。在《年鉴》创刊号的卷首，费弗尔和布洛赫联名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寄语，其中写道：“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都有共同的体验，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我们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史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它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1]这一寄语呼吁改变各学科专家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19世纪的欧洲，兰克史学虽一统天下，但新史学也缓慢拉开帷幕，它们主张摆脱传统政治史模式。在新史学的号召下，年鉴学派适时孕育而生。在发刊词中布洛赫和费弗尔写道：“一个人专注于其正常的专业分工，辛勤地耕耘着自己的后院，不过仍迫使自己关注一下邻人的工作，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但围墙太高了，很常见的情况下，它们使人看不到其中的风景。正是为了填平这些深沟裂痕，打倒这些高墙，我们打算提出自己的准则。”[2]

问题史学：“问题史学”可归纳为，翻阅史料—提出问题—寻找更多相关史料—解决问题—得出结论，一改以往叙述史学做法，带着问题去研究、去解决，使历史分析更科学、更深入。

总体史观：费弗尔和布洛赫等第一代年鉴史家继承了伏尔泰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主张建立人类整体的历史，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3]

全新史学范式：关于历史是什么？费弗尔认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历史学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类总体，这是年鉴学派创始人为他们的新史观确立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对于历史认识从何处来？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如何看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其次，如何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年鉴学派坚决反对实证史学的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史学认识论，认为史料离开了史学家的选择和分析是毫无意义的，在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学家和作为客体的史料之间，历史学家起着积极主导作用，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学家能动创造的过程。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年鉴学派提出认识论的基本信条：“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

跨学科研究方法：年鉴学派主张历史学应该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其地位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相当，他们还强调：“历史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和心脏，应该是以社会的、心理学的、伦理的、宗教的、美学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各种观点对社会进行研究的一切科学的中心。”[4]到年鉴学派第三代时，跨学科范围进一步扩大，跨学科体系完全确立。总计有十一个方面：“⑴人文科学的方法和技术；⑵地理学；⑶生活科学、人的科学；⑷跨学科研究；⑸历史学；⑹历史人类学；⑺社会人类学、人种态、人种学（民族学）；⑻经济学；⑼语义学、符号学、语言学；⑽心理学；⑾社会学。”[5]与此同时，提出一整套全新方法：布洛赫发明了“回归分析方法”即运用晚近的证据来理解遥远的过去；布洛赫还擅长历史比较法，因此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此外，他还开创了“定性结构史学”。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以及年鉴学派第三代使用的“历史人类学”方法。

二、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

1956年至1968年期间，布罗代尔成为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作为年鉴杂志主编，也是该杂志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1963年他说：“人们能否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时抓住一种迅速变化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的，当然是不引人注目的），几乎不被见证人和主演者觉察的，终究抵抗住时间顽强的磨蚀而且始终保持原状的历史？”[6]后来，他找到了一个通过用三个量度或层面测量时间的方法：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也就是闻名于学术界的时段理论，并且贯穿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7]等著作的实践和阐述中。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山川、平原、海岸、岛屿、气候、交通、城市等；第二部分为单篇论文，分别研究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状况，如人口、物价、商业、财政等；第三部分是政治史，叙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争霸地中海的过程。《地中海》一书的编纂，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个体）时间。后来布罗代尔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分别表示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并提出了相应的“结构”、“情势”、“事件”的概念，在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中，对总体史观的继承：突出体现在坚持人的主体性原则和突出了总体史的层次性。布罗代尔将短时段的历史放在他三层分立的历史画卷顶层，这并未轻视短时段的历史，忽视事件与人的历史主体性，布罗代尔对此做了明确的回应：“我承认，由于我不是哲学家，我并不是很想详尽地论述这样多已向我提出的并且还将继续向我提出的关于事件的意义或者关于人类的自由的问题，但是，指出行动范围的狭窄有限性，就是否定了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我认为不是……。”[8]关于层次性，他认为总体史必须具有稳定的结构和层次，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9].布罗代尔将历史划分成多种层次，他提出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也正是对应了相应的历史层次，给总体确立了一种稳定的结构，历史的多元性与长、中、短时段的层次性相结合，这样总体史就由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部分和层次组成，而这些部分和层次又可以不断地区分出更多的层次，因此布罗代尔认为总体史永远也做不到容纳所有的社会生活，总体史力图“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

《地中海》是从时间纬度对总体史思想进行深化的，体现在他对长时段理论的成功运用和三层分立时间观的成功实践，在书的第一部分讲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论述的几乎是一种静止不动的历史，即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也就是长时段历史。书的第二部分考察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向，布罗代尔在这里考察的是百年的发展趋势包括经济、各帝国各社会情况以及战争的各种形式，这也就是中时段的历史，这是在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的一种有别于其他的、节奏缓慢的历史。全书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讲述时间、政治和人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最活跃的历史、也就是短时段历史。

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则从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对15—18世纪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活动进行了整体考察。他的这个三层分立模式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列为最基层，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物质文明作为塔基，市场经济作为塔身，资本主义这个塔顶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该书被誉为“本世纪最宏大的历史书籍”，同时本书也从空间纬度对总体史观进行了创新：书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描述15至18世纪范围的情形。布罗代尔称之为物质生活和物质文明，在布罗代尔看来，这是最底层的“缓慢而细微的演变”的长时段历史。书的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把经济现象分为两个层次：即下面层次的市场经济和上面层次的资本主义。书的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提出了“经济世界”理论，实现了在总体史观指导下的经济史研究突破，从建构“总体史”的角度来看，他力图在空间纬度上寻找各不同地区间的某种联系，从而在空间纬度上对总体史观进行了创新。

1958年，布罗代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他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按时间的长度与节奏进行了划分。

长时段：长时段历史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作用，布罗代尔在长时段中提出最为重要的概念——结构。结构类似一种网络构造模型，一种能够长期延续的实在，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其范围和速度的实在，同时发挥支撑与阻碍两种作用。结构分有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其在背后支撑或阻碍历史，在“近乎静止”的历史长时段中，人们可以观察到人类历史演进深刻的内在运动。

中时段：布罗代尔借用经济学的“情势”，以表示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或周期，如：价格升降、人口消长、生产增减、利率波动、工资变化等，中时段揭示了一种较为开阔的时间向量，一种新的历史叙述也随之产生，即所谓“情势”、“周期”和“循环过程”的叙述方式，中时段是历史研究的某个特定时段和周期，中时段包含短时段中的事件，拥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它构成了短时段中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

短时段：“事件”如同大海表层的浪花，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转瞬即逝，只能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历史学家应该扫除“事件的尘埃”，分析历史的深层运动。

以上是布罗代尔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时间”，被称为“地理时间”的长时段构成了一切历史的基础称之为“结构的历史”，其次是发生在中时段的“情态的历史”，最表层的是发生在短时段的“事件的历史”。

三、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对年鉴新史学派的影响以及对我国史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60年代末年鉴学派经历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过渡。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把它交给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和马克·费罗手中，年鉴学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1975年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基地，他们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从此被称为“年鉴新史学派”，人们通常用它指代第三代和第四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对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的继承与开拓给年鉴新史学派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巨大启示，如地区史研究：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和勒胡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成为总体史研究的样板。

此外心态史研究，年鉴新史学派对其重要性取得共识。70-80年代心态史的兴盛把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式推向高峰。勒胡瓦拉杜里的《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和《罗马人的狂欢节》充分显示了心态史作品的风貌，心态史研究的大兴有赖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

系列史是法国史学家的一种独创，且被菲雷认为是史学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影响了整个西方史学界。系列史由计量史学发展而来，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且与经济史家的计量经济史有别。年鉴学派所说的系列史，重视长时段中的统计系列与数据分析，这也可以说是他们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念的直接产物。系列史的说法由肖努夫妇在《1504-1650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一书中提出的。

战后年鉴派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革新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无一例外地取得了突出成就，且在不少领域领先于国际史学界。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流弊，对它的批判也日益激烈，张芝联先生指出年鉴派史学的主要缺点是：它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所谓“全面的历史”实际上提供的无异于一个“万花筒”，而不是一个整体，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联系；它虽然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不注意质的变化；它鄙视政治史，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在年鉴派史学的心目中，人完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傀儡[10]。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挑战，促使年鉴派史学家对自身进行反省。1974年，勒高夫与皮埃尔·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1978年，勒高夫与夏蒂埃·勒韦尔合编《新史学》是其反思的体现，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们“去了解如何构建今天所需要的史学”[11]。

年鉴学派从产生、发展到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带给我们太多启示。在历史研究中注意把握总体史与局部史、宏观与微观、广度与深度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认为总体史必须以历史现实的某些层次，即历史的客观存在的纵深性、层次性和阶段性为前提，且“总体史”还可分若干系统，其中的四大系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值得研究，每个系统又分为若干子系统，无穷无尽分下去，这样总体史的设想企图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范围，将地理环境、气候等一切与人类社会有关联的方面都看作总体史关注的领域，然而，希望包含一切的总体史设想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布罗代尔敏锐地认识到“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理想的办法是先就一个问题进行全面叙述，并且一气呵成，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其次，跨学科与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性，要重视人类知识的总体性特征，关注各门学科分支、边缘学科林立、各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鲁宾逊对此做了合理解释：“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12]再次，正确认识与处理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年鉴学派对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有着认真研究与深刻理解，布罗代尔说：“马克思在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时，始终不脱离开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这一教益值得大家记取！”

最后，学术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年鉴学派不断自我创新、甚至部分地自我否定，因而保持了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第二代领军布罗代尔提出的时段理论丰富并发展了总体史思想，随着年鉴学派向第三代的过渡，年鉴史学也进入“新史学”阶段，他们不仅表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而且还有一种明显的离心倾向，他们不仅恢复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地位，而且把研究进一步引向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某种意义上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学科的成长都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法国民众普遍具有良好的历史修养和对历史著作的热爱，正如钱穆所说对国史要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年鉴学派内部通力合作、星火传承和代表人物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人文环境，以上对我国史学建设意义重大。

凡一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盛行于学术界，作为一国之学者一定要“预流”其中，不被落后；否则就会沦为“不入流”被边缘化。引进外来之学说，但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能深入又能浅出。陈寅恪先生早已对此准确定位，即要处理好学术民族主义与学术世界主义之间的纠葛。这既要切忌削足适履，引进一个西方的理论框架，用本国史料不断填充，合之则用，不合则弃；又要切忌闭门造车、盲目

自大。坚持民族本位、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来更好地阐述历史。

库恩的范式理论同样适用于史学的发展。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就是如此。1976年英国史学家斯多雅诺维奇在《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一书中把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一是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时代的资鉴史学模式；二是以19世纪德国兰克学派为集中代表的叙事史学模式；三是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史学模式，史学发展的范式转变毋庸置疑。那么，应用西方史学模式，包括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能否适应本国史学的发展？答案是否定的。西方史学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其发展遵循着固有的内在理路和西方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对它产生的“冲击—回应”效果，正因如此，年鉴学派试图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顺应对新史学的需求，找到一种更好地诠释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应运而生。与前者相比，考察我国的历史和史学，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相应的“冲击—回应”效果大相径庭，生搬硬套只会风马牛不相及。建构本国新史学，要探明其内生路径、借鉴其适时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年鉴学派）；要遵循其历史文化和史学传统，结合考古资料，从固有史料中试图梳理出中国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构建和摸索适合史情、富有创新的历史阐释框架和路径。史学研究应持论从史出，融入客观存在的历史情境去体悟历史，少以论带史，开拓自己的新史学。

参考文献：

[1]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2][法]费弗尔.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527页

[3]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4]转引自孙娴.《法国现代史学中的总体史观》.《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5]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台湾远流出版社公司.1988年版.第95—96页

[6]费弗尔.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532页

[7]中文译本.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8][法]费弗尔.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第976页

[9][法]费弗尔.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183页

[10]张芝联.《历史学与社会学》.载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6—187页

[11]勒高夫等主编.《研究历史》一书.前言中语.转见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2]詹姆斯·鲁宾逊.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作者简介：李瑞生，男，1986年生，山西省吕梁市岚县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