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戏曲生态

[摘 要]地域戏曲生态在文化习俗的主导下呈现出特有的区域特质，明末清初常州戏曲在繁荣商品经济的支撑下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人文的兴盛为戏曲提供了足够文化储备的同时，也促成了戏曲雅正特色的形成。同时，文质相倚的风俗指向也造成了区域内外戏曲表现的统一与分化。

[关键词]地域文化；戏曲生态；常州；明末清初

戏曲的区域研究著述颇多，“牵涉及于剧作家、剧本、导演、演员、观众、剧场及环境等各个与戏曲有关的环节，并与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1地域戏曲生态为各组成部分指向明确、联系紧密的地域戏曲表现，其生成依托于地域文化。明清之际的常州地区为江南富庶之所，其地坐拥太湖、北濒长江，毗邻苏杭平原，气候湿润、风物清嘉，在地域文化上显现出鲜明特质，并主导着其地戏曲生态的形成，不妨以此为例，探究地域文化主导下戏曲生态的被动形成。

一、三吴重镇、八邑名都——商品经济繁荣下的戏曲生存

“江东之州，常州为大”，明清常州府面积近六千平方公里，涉及今之常州市区及武进区，无锡市及所辖宜兴市、江阴市，兼及现今靖江市。其地处太湖流域，倚长江天堑，隋大业年间，南北大运河开通后，给沿岸城市以崛起的空间，常州亦因运河之便利而迅速成为繁华都市。其地经济富庶、人文兴盛，素有“中吴要辅”、“江左名区”之美誉。唐代开始，便是交通枢纽、赋税要地。“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2]5303至明清时期，因着运河的交通优势，常州逐渐成为“舟车引百越，襟带控三吴”[3]316的重要城市，上达京师、下通苏杭，南北往来，无不由此途出。交通的便利带来了交流的通畅，随着漕运的北上南下，地处江南腹地的常州地区，以含蓄却不封闭的态度，与南北诸城市如北京、南京、苏州、湖州等地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以无锡纺织业为例，早在明前期，无锡即有“布码头”之名。当时，“许多布商都聚集在控江（北）门外莲蓉桥南，在它周围有很多航船码头”，形成了一个布商角逐的热闹场所。在经历明末时局混乱、层层盘剥等因素影响下的萧条之后，清初，无锡棉花供给日趋充足，织布业逐渐恢复发展。时无锡北门外“米豆行为朝廷代办漕粮，引来了各地粮商。各地粮商在卸脱粮食后，就乘便带回无锡的布匹”[4]106-108。在商品流通平台的良好构建基础之上，清中期以后无锡织布业迅速发展，规模大大超过明代。

常州风光秀美，山水明媚。其地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故宋时即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明清时期，统治者劝农垦荒，兴修水利，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复兴。同时，包括常州的梳篦、无锡的丝织、铜活字印刷业等在内的常州地区手工业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前行，常州地区成为全国较大的商埠，亦为赋税主要来源地区之一，在国家财政中起着重要作用，时称“江南赋甲天下，又大半出于苏松常镇”[5]645。

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富足生活让市井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相继而起。作为植根于民间的通俗文艺体式，戏曲逐渐成为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并因之获得了广泛的生存发展的空间。在常州地区，具体表现为民间演剧的兴盛。康熙《常州府志》卷九《风俗》记载，

（五月）二十八日，为郡城城隍生日。是日，云车亦大集，演戏设祭。……七月初三日，武进县城隍生日，庙建不久，神即以塑像日为生日，是日亦演戏设祭。

为庆祝城隍等地方神的生日而演出戏曲是江南民间庙会的重要节目，百姓以此作为娱乐和庆祝的表达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总体而言，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改变整体经济结构，常州地区依然还是处于小农经济的态势中，并未形成特点分明的市民阶层与具有影响力的平民曲家，戏曲较多的还是出现在文人士子的府邸，常地戏曲活动因之呈现出浓郁的文人习气。

二、人文盛于海内——文化风尚与戏曲表现

常州地区，乃人文荟萃之地、学风昌盛之邦。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在《常州高材篇·赠丁若士履恒》中就有“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6]133之赞。

早在三千多年前泰伯奔吴，定都梅里，常州地区便成为吴文化的发祥地。经济的发达、山水的明秀、文化的积淀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延陵季子的仁德之心与谦让之礼，构筑了常州文化的深层底蕴。“故垂两千年，文教被于吴，吴尤盛于延陵。”[7]630文艺的兴盛是常地文化繁荣的重要佐证，而历代文化名人中不乏常地人氏的身影。东晋的顾恺之是我国杰出的古代人物画大师；南北朝时期，“诗人皇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昭明文选》让作为齐梁故里的常州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迹。

从隋唐至明代中期是常州地区文化迅速发展阶段。科举制度的盛行及地方官员的提倡，为常州地区文化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唐代状元萧颖士，博学高才，是后来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声名远扬海外。据《新唐书》载：“倭国遣使入朝，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者”，后因“中书舍人张渐等谏不可而止。”[8]5768著名诗人李绅，艺文节操兼备，与元稹、白居易同为诗坛主将，肇始了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任常州知府，继承并弘扬了崇文重教风尚，苏轼也曾多次来到常州，并曾买田阳羡，最后仙逝常州。南宋迁都临安，常州为其屏障，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人文兴盛、名人辈出。南宋四大家之一尤袤，五岁能为诗句，十岁有神童之称，十五岁以词赋闻名，同时他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其《遂初堂书目》堪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版本目录。元代，倪瓒将文人画推向了“高逸”的境界，对明清两代江南画家的影响尤大。明初，常州地区文化迅速复苏。吴中四杰之一徐贲，能诗，擅画山水，笔墨清润，亦精墨竹，同时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又称“明初十才子”之一。蒋孝编的《南九宫谱》，为南曲填词的规范之书。至嘉靖年间，“唐宋派”创始人唐顺之，文武双全，博学多才。他的“本色论”，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均有积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明末至清，是常州地区文化的繁荣期。在明末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政治家、思想家顾宪成、高攀龙重建东林书院，指摘时弊、议论朝政，与阉党作无畏的斗争。军事家卢象升在民族存亡之际，英勇抗击清兵。戏剧家粲花主人吴炳不仅创作出入《画中人》、《绿牡丹》等著名传奇，同时也是忠于民族、誓不降清、绝食而死的伟丈夫。清初，阳羡派领袖陈维崧驰骋词坛，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保存了明清之际的重要史料。其后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等的兴起都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发展进程。如此，都为常州戏曲的发展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且长久的“风教”思想的追求以及民风的淳正，都使常州地区戏曲生态呈现出“雅正”的特色。

三、文质相倚——“风俗”主导下的戏曲统一与分化

常州地区所辖区域，在历代行政区划的变革中虽有调整，但区域范围基本稳定，文化源流与外在表现呈现出分化中的统一。高攀龙曾如此论到：“毗陵为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衍，习尚得文质之中。出周以来，风气日开，至宋而益著。”[9]583高攀龙用“文质之中”来形容常州的风俗习气，大约道出了其精髓：温文儒雅与刚直磊落的融合。这一典型特征不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六朝以前，常州地区崇尚勇武，好相攻击；六朝以后，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常州地区被大规模开发，风物清秀、物产丰饶，与此相应的便是文教的兴盛。隋唐科举取士制度促使常州学风更炽，至宋时，常州“人性信直，黎庶淳逊，敏于习文，疏于用武。”[10]11常地民风由重武转向尚文，到明清时期更是发展到了极致。作为江南重要区域，明清常州以学术鼎盛、才人辈出而著称。据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刻本《毗陵科第考》，卷五《国朝甲科》统计，从国朝顺治四年（1647）丁亥吕宫榜至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刘福姚榜，仅常州所辖武进、阳湖两县就出现了四百多名进士。

宋代以后，常州地区虽存在武风衰微、文风日炽的现象，但是吴地刚直无畏的文化特性仍深蕴于民风之中，并与诗书礼乐之文教有效融合，从而促使常州地区风习呈现出“敦气节、尚廉耻”的新特质。文天祥《常州》诗之序言中说：“北兵愤其坚守，杀戮无遗种，死者皆忠义之魂，哀哉！”常州民众对于元军的英勇抗争可见一斑。明末甚嚣尘上的党争中，以无锡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对于气节的坚守，亦展现出刚直无畏的文化特质。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便是顺治二年（1645）八月的江阴守城战。顺治二年，清兵南下，常州地区之江阴士民共推典史阎应元主城守，军民力战两月余，杀敌无数。在这场战役中，二十四万清军疯狂围攻，江阴人民坚持守城八十天，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清军用大炮破城，守城军经过英勇巷战，全部壮烈牺牲。清统治者残暴地下令屠城，但如韩菼《江阴城守纪》所记“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其刚烈英勇由此可见。正直勇敢、忠义无畏与礼乐诗教、温文儒雅的辩证结合，便是常州地区戏曲活动生成的文化基础。

当然，常州地区民风的文质合一，在不同地区又会有些许的差异，正如董文骥所说：“水土之风、情欲之俗，分言之则二，合言之则一。武进之土多丘陵原隰，故曰‘毗陵，厚也。其民刚柔中，文质半。无锡之土多川原，其民柔，文胜质。宜兴之土多山林，其民刚，质有其文。江阴之土多坟衍，其民刚，质胜文。靖江之土多沙衍，其民刚柔半，质胜文。五土五民，此五邑之大略也。”[11]629就戏曲表现而言，无锡、宜兴俨然成为戏曲重镇，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两县曲家总数、已知戏曲创作数量、现存戏曲创作数量、家班数量分别占常地诸县总和的80.8%，90.7%，97%，53.8%。作为常州府治所在地，武进诚如其“刚柔中、文质半”的特点，其戏曲活动不温不火，曲家及创作数量列于中间位置，但家班数量却名列首位，占常地家班总数的38.5%。而靖江、江阴实为戏曲活动的边缘地带，曲家及相关戏曲创作、家班数量稀少，戏曲活动资料凤毛麟角，如此就造成了常地戏曲活动严重不均衡现象。

统一的地域文化本质形成了常州地区较为一致的人文风格与戏曲表现，而略有区分的人文地理差异以及经济、政治斗争等多方面的不同因素，必然造成常地五县明末清初戏曲活动上的区别，这无疑再次佐证了地域文化对于戏曲生态的影响之重要。

参考文献：

[1]陈芳：《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2]梁肃：《朝散大夫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3]乾隆：《过常州府城八韵》，《御制诗集》二集卷六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4册，。

[4]王赓唐、冯炬：《无锡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莫天颜：《水利足民裕国疏》，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六《户政*理财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

[6]龚自珍：《常州高材篇·赠丁若士履恒》，郭延礼选注《龚自珍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7]董文骥：《常州艺文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六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

[8]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9]高攀龙：《续毗陵人品记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五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

[10]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二《江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1]董文骥：《常州风俗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六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中国历代咏剧诗歌研究”（1202098C）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春彦（1979-），女，江苏泰州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