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带来的思考

施灵杰

[摘 要]马基雅维利是西方第一个发现人的力量的思想家，他的名作《君主论》长期以来一直被仅仅认为是一部权力之术。其实除此之外，他将政治学从神学分离出来，他对于帝王之术的深刻理解，他对于人的力量的充分的挖掘，更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君主论；人性；政治；现实主义

在中世纪仁义道德的基督教光环下，马基雅维利的出现，被人们认为是启蒙的导师。可在我看来，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却是比夏日的阳光还明媚。他将残忍与冷酷归于权力之下，供之驱使，将政治从道德中拯救了出来，揭露了政治的原始本质，而不再是中世纪以来笼罩着神学面纱、背负着道德重枷、欲说还休的遮羞物。马基雅维利，一个不愿做上帝忠实信徒的人，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人，早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要做上帝最强悍的奴隶。

一、做上帝最强悍的奴隶——将政治学与神学伦理分家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之所以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标志着在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政治的国家观正在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欧洲的中世纪曾被称为暗黑的时代。尽管西方曾经有过古希腊民主的早熟和古罗马帝国共和主义的繁荣，但是伴随着无尽战争的中世纪，早就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况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但是，马基雅维利清楚地认识到，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外族入侵、商业发展止步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教皇的统治，他主张出现一位符合时代的强势的君主，能够冲破神权的禁锢，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作为现实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确实有如其在《君主论》中所展现的那样，他追求利益，只求能力，不重道德，如他选择凶残的西班牙人唐未凯莱托任国民军首领。他不认为一个人能力和道德可以达到完美的和谐，如果有的话，他必然会指出那个人只是“显得”道德高尚罢了。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与道德无关，道德是宗教的产物。他认为，基督教应当专注于神的领域，关注于人的内心和道德，而不应当降落到恺撒的世俗之国。他反感教廷介入意大利的纷争之中。而政治，不仅可以拿来说事，而且应当是君王的一项统治之术，是世俗的产物，与宗教无关，与道德无关，与内心无关。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本恶，挑战了“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思想，剖析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为政者应当以成就霸业为重。马基雅维利毫不掩饰对道德的唾弃，他认为争斗的本质是权力，君王们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此观点历来所受非议颇多，也正是如此，马基雅维利被称作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离的第一人，他使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二、冰与火的权力之歌——帝王之术

马基雅维利在被罢黜回到乡下的那段时间，白天劈柴务农，晚上却在灯下进入忘我的世界。也许在晚上，这才是他真正的自己，他挑灯夜读，仿佛与古代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军事家进行交流，最终写成了一本旷古烁今的帝王之术——《君主论》，并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首先，在君主需具备的性格方面，在马基雅维利的心目中，推崇的圣明的君王应当兼具狮子和狐狸一样性格的人。因为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懂得效仿狐狸和狮子。因为狮子勇猛无敌但不能识别敌人的陷阱，而狐狸足够狡猾却不能吓退豺狼。因此，伟大而成功的君主，应当是一头能识别敌人阴谋诡计的狡猾的狐狸，同时又是一头能吓退敌人勇猛无敌的狮子。

其次，在人性论中，马基雅维利的诸多思想与我国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取得了共鸣。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承袭于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原罪说。而东方的韩非子也认为人性本恶，人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并无仁义可言。马基雅维利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道：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时，他们就背弃你了。”

第三，马基雅维利在军事思想体现了当时的创新精神，并且对于欧洲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马基雅维利认为中世纪流行的雇佣军或者混合的军队是危险的。如果一个人以雇佣军作为基础来确保自己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所以，马基雅维利极力主张建立自己本国的军队。他说，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还提倡在和平时期也应当保持军队的训练，而且这应当是君王的责任。就像他在书中所说：“这一类的方法，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第四，马基雅维利关于让君主如何避开献媚者的建议是值得学习的。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他们就很难保证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事是如此的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此，马基雅维利给出的方法是，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在马基雅维利的哲学里面，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三、对命运女神的征服——发现人的力量

中世纪在神学的笼罩下，做上帝最虔诚的信徒，似乎是最符合纲常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确实是站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就像唐吉可德一般，单枪匹马，英勇无畏地挑战着封建神学的权威，冲破神学和道德传统，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却没人敢说出的话，打破了世俗社会的平静，他相信人的意志，反对基督教和天神思想，鞭打命运女神。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认为世上的事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但是马基雅维利却清晰地看出：“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随时不致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马基雅维利，是个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人，他总是说出真理，尽管真理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并不是完全由命运所主宰，人的意志一旦坚定，将奇勇无比，只要能顺应时代，什么都可能改变。他在本章最后发出的疾呼让后代的我们无比敬畏：“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韦伯认为，政权的存在需要合法性。而马基雅维利，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者，他更看重的是政治，认为君权不需要什么合法性，存在即是合理的，不管是通过运气还是能力得到的政权。马基雅维利也深知人民的力量，他时刻对人民有着一种蔑视。“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马基雅维利认为民众是缺乏理性的，人们总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公众的利益，人们容易受蛊惑和蒙蔽，容易产生麻木和从众。所以，马基雅维利特别强调伟人的力量，君主的力量，渴望一个伟大的君主出现，来一统江山，一统思想，而任何手段，只要能达成最终目的，都是允许的。尽管后人对于马基雅维利毁多余誉，但是马基雅维利却绝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只是一个在风雨飘摇的祖国里渴盼国家统一的忠臣，只是一个报国无门的臣子，他以毕生的智慧为君王们指出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当然这本书有点不择手段，有点背弃道义，但它叫做是《君主论》，而非共和、民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