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善学：赴日寻“爹”为母亲讨公道

张东亮

广西七旬老人罗善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从小到大，他受尽歧视，至今单身。2010年12月，他和母亲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纪念活动，勇敢地站出来为母亲讨公道，日本政府却没有给他们任何赔偿。目前，他决定带母亲去日本寻找他的亲生父亲，他要用铁的事实证明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70年前，母亲被鬼子抓去做“慰安妇”

罗善学和母亲韦绍兰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的一座大山里。罗善学69岁，至今未婚。韦绍兰已90多岁，骨瘦如柴。 回忆起70年前她被日本人抓去当“慰安妇”的不幸遭遇，韦绍兰老人气愤难忍，身子不停地颤抖……

“日本兵用刺刀割开我肩上背孩子用的带子，将我拖上了汽车……”韦绍兰说，那是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本兵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丈夫不在家，22岁的她便独自背着一周岁的孩子，随着村人向村北面离家约1公里远的牛尾冲山上跑去。很快，她跟着村里人钻进山上的溶洞躲过一劫。后来，韦绍兰外出，不幸被几个端着枪的日本鬼子抓住，被送到了日军军营，关进一间土坯房里。同时被抓来的还有五六名年轻女性，最小的才十六七岁。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让韦绍兰她们脱光衣服，对其进行身体检查。通过“慰安妇体格验证”后，韦绍兰开始了三个月梦魇般的生活。

“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兵，嘴上有一撮胡须，帽上的五角星是黄的，领口上有两个领章。他端着刺刀逼我。见我不肯脱衣服，他很生气，又把刺刀对准我的女儿。我只得脱了衣服，任其所为，直到他离开这间屋子，我才敢哭出声来。后来，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三至五人不等。往往是一个人在强奸我，其他的人在一边看，还笑。有时候，为谁先谁后他们还打起架来。” 韦绍兰回忆说。日本鬼子还让她们都换上日本军装，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房来，做一个脱衣的手势，逼其就范。她们有时一个人在一个房间，有时几个人在一个房间，每天要被强暴五六次。有时她们还会被汽车送到其他日军驻地做性奴隶。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日本兵大多数会用，之后将套套扔在地上，一起拿出去烧掉。有的人不肯用……”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面容姣好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她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他一人“享用”。《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

在那段噩梦般的日子里，韦绍兰和她的姐妹们平时吃饭都是伙夫直接送到房间，出门上厕所都有士兵跟在后面监视，生怕她们跑了。不久，让韦绍兰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在日本军营里待了两个多月后，韦绍兰的例假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

起初，那个包韦绍兰的日军小头目把她看守得很紧。由于她比较“听话”，他慢慢地对她放松了警惕。三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装作上厕所，背着小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借着朦胧的晨光没命地跑。两天后，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她终于回到了家。见到丈夫，两人抱头痛哭。韦绍兰说：“丈夫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走的。”

受尽歧视，没有姑娘愿嫁给“日本崽”

可能是受了惊吓，不久，与韦绍兰一起被抓走的她的女儿病死了。又过了几个月，1945年农历7月13日，“日本兵的后代”罗善学降临到这个世界。“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虽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丈夫看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听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他感到了羞辱和仇恨，对妻子动辄恶语相加。那段刻骨铭心的屈辱经历，让韦绍兰有苦难言。

罗善学回忆说，他三四岁的时候，村里人见了他就喊“日本崽”，小孩子都不愿跟他玩，“7岁时，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吵架，爸爸说我不是他的亲生孩子，是日本人的后代，我在门口听到了”。后来，罗善学就问妈妈，韦绍兰泪流满面，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快点儿长大吧，长大了帮妈妈报仇。”罗善学10岁时，他和村里的大伯一起放牛，大伯对他讲了他母亲被日本鬼子抓去3个月后怀上他的经历。当时他似懂非懂，觉得日本鬼子可能就是魔鬼。后来他看了《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电影之后，才知道日本鬼子是侵略者，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罗善学的童年一直在孤独和歧视中度过，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因受不了别人的冷眼，他就回家砍柴放牛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地变得内向、孤僻、易怒，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见到生人就紧张、心慌、害怕。到了婚娶的年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

有一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一些断肠草吃下去，想自杀。结果没死成，他的病倒被治好了。

“我恨母亲，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怨恨在罗善学心里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消除。他说内心里其实很可怜母亲：“日本兵太狠毒了，他们是畜生，给母亲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

长大后的罗善学和母亲居住在一间小土坯房里。平日里，罗善学替亲戚放牛，换口饭吃。韦绍兰老人养了5只老母鸡，每个星期老人都会拿着晒好的枇杷叶和鸡蛋到几里外的集市上换些钱，这是母子俩唯一的收入。

勇敢地站出来，为母亲讨公道

2007年，这样的生活突然被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决定勇敢地站出来讨公道。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映了韦绍兰的遭遇。

当时，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就这样，韦绍兰和她的“日本崽”成了为数不多敢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其实，在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找寻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结果20多年过去了，真正站出来的受害者不到50人。而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名受害者站出来讨公道。一些受害妇女说，她们被日军强奸，心理上受到很大伤害，之后又受到家人和周围人的精神暴力。相比之下，后者带来的伤害更深。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他们尘封多年的记忆之门被突然打开。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元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考虑到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进行控诉也有影响，所以朱弘来请韦绍兰母子参加这次活动。当时，国内著名摄影师张国通也随韦绍兰母子去了日本。

据张国通回忆，一上飞机，罗善学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一句话都不说。到了日本，入住中日友好宾馆后，他突然像疯了一样，使劲捶自己的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歇斯底里的吼声。此时的罗善学情绪已失控，他扑倒在地上号啕大哭：“就因为我是日本崽，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全完蛋啦！”另一个让张国通难忘的场景也发生在东京。当时，团队中的一名日本翻译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会谈结束后，大家在会场附近吃饭。整顿饭下来，罗善学一口没吃，而是死死地盯着那个女孩，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

由于日本政府找种种借口百般刁难、推脱，罗善学和母亲此行并未得到任何赔偿。但因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经世界多国媒体报道后，无论在日本国内或西方，都引起极大反响。罗善学等人的这次赴日之行，使一直拒绝解决战时“慰安妇”问题的日本政府在世界一片谴责声中十分狼狈。

赴日寻“爹”，用铁证声讨日军犯下的罪行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国内的不少“慰安妇”先后离世。罗善学的母亲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见日方赔偿及真诚道歉遥遥无期，这位九旬老人绝望地说：“日本人在等我们死！”

几十年来，韦绍兰和儿子一年到头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裳，没吃过几顿像样的饭，没见过城市的灯火。“原先老人还上山挖些草药卖，一把锄头就是她的拐杖。现在，她已经无法去了！”罗善学告诉记者。如今，上海“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老人寄200元生活费。去年，有好心人将几百元捐款汇给老人。这些钱，老人都舍不得花，一想起往事她就流眼泪。

近年来，由于安倍政府右翼主义抬头，他们费尽心机做各种舆论宣传，企图否认“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更令人气愤的是，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

“河野谈话”是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的谈话，其中承认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而刚出台的这份报告称“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韩国政府影响，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之提出严重抗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已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也称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安倍政府的这一无赖举动后，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要带母亲去日本寻找他的亲生父亲，用铁的事实证明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为此，罗善学托专家研究《荔浦文史》中关于《马岭的慰安所》等的记载，并通过多种手段收集有关证据。

罗善学手里保存的一份权威资料表明：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日本等地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89。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我要去日本找‘爹，他不是人，是畜生！”罗善学这样告诉村里人。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变得愤慨、激动，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日本天皇和安倍政府应该向‘慰安妇做出赔偿，并下跪赔罪！”

“当时战后，东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后来，这些遗孤不少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遗孤，但由于涉及‘慰安妇，日本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也把罗善学遗孤的身份确定，这样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说。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作为日本兵的后代——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朱弘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所以，罗善学的再次赴日寻“爹”行动意义重大。

很多民间人士得知罗善学的寻“爹”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和法律等帮助。见身后有那么多正义之士做靠山，这位七旬老人信心倍增。目前，他在做相关法律资料的准备，估计最迟年底前就会赴日打这场世纪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