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创意来源与创业：制度的视角

杨德林，胡 晓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2.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1 文献综述

1.1 制度环境与创业

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共享心智模型[1]、理所当然的认识[2]或游戏规则[3]。North曾指出，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一种稳定但并非一定有效的、用于社会参与者间互动的结构，从而降低互动的不确定性[1]。因此，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应该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是正式或不正式的政策、社会和法律方面的规范[4]。

创业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行为，会打破原有的习惯和传统的做事方式[5]。一方面，创业作为一种行为受到所在制度环境的约束。通过转变对创业而言极为关键的机会和资源的限制和结构，制度环境能将个人和组织的创业行为引导至特定的活动上[6－7]。另一方面，创业可能因为其创造性而改变当前的制度环境，正如制度创业者为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资源所做的、改变现有制度的努力[8－9]。将制度理论拓展至创业研究领域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理解制度构建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与创业者、新成立企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当前学术界需要更深入地将制度理论与创业研究相联系进行研究[10]。

与创业有关的、研究制度的已有文献大多关注制度环境对新企业成立率的影响[11－12]，忽视了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成败的机制。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缺，本文探索宏观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对创业者及其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创业者如何通过选择其商业创意来源并使之与所处的制度环境互动，从而在该制度环境下获得不同的创业绩效。

本文以商业创意来源的选择反映创业者与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的互动，理由如下：

第一，商业创意是创业企业构建有竞争力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基础，因此从何处获得所需的商业创意无疑是创业者在创业前必须要做的关键决策，这将极大影响整个创业过程乃至创业的成败[14]。

第二，对创业的商业创意来源进行选择是一个创业者与外部环境进行交互的过程，既反映了创业者对制度环境的判断，也体现了制度环境对创业者施加的影响。

第三，创业商业创意来源的选择具有决策的复杂性，存在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因素，同时受到正式的法律和规范和非正式的文化、道德和观念的影响——这与制度环境本身具有多维属性[13]相一致。

第四，虽然研究商业创意来源对于完善创业研究和相关制度理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前此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不多，通常只集中讨论某一类商业创意来源——或来自技术发明[15]、或来自模仿[16]、或来自政府政策的变化[17]、或来自以前在科研机构／企业工作时积累的知识[14]等，对各个来源缺乏系统性的、对比性的研究，特别是对不同制度环境下创业者如何平衡各种商业创意来源从而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的问题，并未深入探讨。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1.2 制度变革与创业

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即使是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也会经历长期的、缓慢的、渐进式的制度变革，而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制度变革更为迅速、猛烈[18]。

制度理论曾提出，伴随着制度变革，一种新的制度会建立或转移到一个新的领域，而这可能带来更多的创业活动[19]。这是因为：制度变革作为外部环境的冲击，会使已有规则发生变化，从而改变那些被利益相关者们认为是合法的企业类型[20－21]。偏离变革方向的旧企业会在变革后因合法性的改变而失去资源，而一系列更符合新制度环境的新企业则会增加并占据主导位置[22]。一般来说，制度变革后会出现一段创业时期，新的企业类型会更符合新的制度环境。然而，要促进更长远的创业，还需要新一轮的制度变革。要形成一个具有更持久创业水平的制度环境，需要进行持续的、周期性的制度变革[23]。

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变革有多个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阶段，因此两者的制度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后者由前者经制度变革而实现，因此后者的制度环境更为成熟。过去的研究往往只考察持续变革中某个时间点或某个阶段的制度及其中创业的状况。这是不全面的，只能反映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与创业的关系。本文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跨度内研究与创业有关的制度在不同变革阶段展现出的制度环境、在这些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创业者为获得成功如何选择其商业创意来源，以及不同的商业创意来源选择又具有怎样不同的成效。

1.3 变革阶段与创业

本文关注与创业直接相关的制度，此类制度影响新创企业的成立和成长。Rodrik的研究表明，当市场、法律体系的制度薄弱时，成功建立一家新企业是困难的，因为此时创业进入障碍很高[24]。事实上，中国等很多国家早期为了加强国家控制都不鼓励创业甚至不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即在制度上设立很高的创业进入障碍。Eesley和Yang则指出，市场制度在变革初期的主要任务是降低制度导致的创业进入障碍，使广泛参与创业活动成为可能[18]。而这同时导致竞争加剧，创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聚集用于企业成长的充足资源，但此时这些资源的可达性仍由国家控制，如准入批文、资质认证、金融支持、政府合同、税收优惠、与有实力国企合作等。因此，成功运营一家新创企业同样面临制度限制，即制度导致的创业成长障碍较高。为了实现自由、高效的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变革以消除创业成长障碍。

据此，可将与创业相关的制度的变革目标设定为降低创业的进入和成长障碍。按照先降低进入障碍后降低成长障碍的顺序，制度持续变革完善的过程至少存在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制度变革的初期，此时创业的进入和成长障碍均很高；第二个阶段是制度变革的中期，此时创业的进入障碍较低，但成长障碍依然很高；第三个阶段是制度变革的后期，此时创业的进入和成长障碍均较低。这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制度环境特征，制度与创业的相互关系也不同[18]。不过，这种划分更多是从变革结果考虑的，关注每一阶段制度变革后一段相对稳定时期内的创业情况。事实上，上述三个阶段之间还应存在转变期。转变期的制度环境涉及创业进入或成长障碍的大幅降低，因此具有更高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期间的创业行为也会相应有较大调整——而这却是过去文献较少考虑的。本文进一步细化制度变革的各个阶段，探索并总结每个阶段的特征，以此揭示不同变革阶段的特征对创业者的商业创意来源选择的影响。

2 研究假设

2.1 创业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制度变革转变期

在创业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制度变革转变期，市场制度（资本市场规范、法律体系）还很薄弱，资源主要为国家所控制，准入批文、政策导向、政府合同、国有企业垄断等的存在使得成功建立一家创业企业是困难的[18]。对此，Yiu、Lau和 Bruton曾指出，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替代外部不健全制度[25]。Bruton、Ahlstrom和Li发现，在特定环境下建立特定的关系更为有效[26]。因此，考虑到政府在制度变革早期通过调控资源限制市场经济的作用，当制度变革还处于降低创业进入障碍的阶段时，政府关系可能在获取稀缺资源、有用信息和信用方面更为重要，拥有政府关系的企业可能具有更高的存活率和绩效以及市场占有率和利润[27－28]。Li和Zhang证实，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与政府建立关系能帮助初创企业获得更高绩效，而且这种效应不会随着行业的不同而改变[29]。Eesley和Yang也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指出，制度环境降低进入和成长障碍的初期，创业者遵循一种与政府关系的基于关系战略将比那些没有这些关系的创业者创造有更高绩效的企业[18]。政府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体，因此将政策变化作为主要的商业创意来源来构建创业的商业模式体现了创业者建立和维持与政府的关系、实施基于政府关系战略的行为，此时创业者将在制度变革早期取得更高的创业绩效。

此外，在创业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制度变革转变期，政府会持续密集地推出众多重要政策以达到降低企业进入障碍的目的。每个政策都可能造成已有规则发生变化[20－21]，与变革方向不符的企业会逐渐丧失合法性和之前拥有的关键资源，而跟随新政策的企业则可能获得更多政府给予的合法性和资源，特别是享受一系列政策性优惠，从而更具竞争优势[22]。因此，在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制度变革转变期，以政策变化作为商业创意主要来源将使创业者获得更多新的创业机会，所创办的企业更符合新出现的制度环境，并能获得更多合法性和政策性的资源，从而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制度变革会经历一段企业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变期，此时创业者将政府政策变化作为其主要的商业创意来源将获得更高绩效。

2.2 进入障碍低、成长障碍高的制度变革稳定期

组织生态理论指出，环境变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新环境往往出现在不连贯的迅速变化中，之后遵循缓慢的、逐渐演化的渐进模式，直至新一轮的剧烈变化开始[4]。据此，制度环境在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变期会比前一个阶段发生较大改变。同时，为达到降低进入障碍的目的，政府会持续密集地推出众多重要政策，整个过程具有较高的动态性。虽然降低进入障碍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这段时期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却很高，包括变革的持续时间、手段方式等。当进入障碍降低后，制度环境会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渐进变化时期，呈现出持续的进入障碍低、成长障碍高的特征。此时，政府会通过颁布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来巩固之前的变革成果，包括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内容或推出更多涉及具体执行层面的细则，同时为下一阶段的降低成长障碍的变革积累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在进入障碍低、成长障碍高的稳定期，政府政策的方向明确，制度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均较低。同时，企业进入障碍的降低使得广泛参与创业活动成为可能，且大部分企业均遵循该时期特定的制度逻辑，从而导致竞争加剧，但由于此时成长障碍依然较高，因此该阶段创业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聚集用于成长的资源、明确何种市场机会更有前途[18]。因此，在进入障碍低、成长障碍高的变革稳定期，创业者以新市场机会作为商业创意来源将拥有强竞争力，从而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为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制度变革在经历企业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变期后，会进入一段进入障碍低、成长障碍高的稳定期，此时创业者将新市场机会作为其主要商业创意来源将获得更高的绩效。

2.3 成长障碍大幅降低的制度变革转变期

在经过一段成长障碍低、进入障碍高的变革稳定期后，制度进行下一轮变革的条件成熟，将进入成长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变期。虽然企业进入障碍已经降低，创业者进入不同行业创办新企业面临较少的限制，但是企业的成长障碍依然很高，企业成长所需的关键资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

相对于新市场机会，创业者将跟随政策变化作为其主要的商业创意来源可能获得更多支持成长的资源，从而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Eesley和Yang就指出，政府为降低成长障碍会逐渐推出孵化器、科技园等有利于创业企业成长的政策，使主动使用这些政策的创业企业能获得更多资源用于成长[18]。其实证结果也表明，此时跟随这些政策进入孵化器、科技园的创业者将创造更高的企业绩效。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制度变革在经历进入障碍低、成长障碍高的稳定期后，会进入一段企业成长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变期，此时创业者将政府政策变化作为其主要商业创意来源将获得更高的绩效。

3 定性研究

中国是检验经济制度变革的特别合适的环境。这是因为：在持续改革转型和建立私营经济的过程中，相关法律和法规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允许任何私营经济存在到逐步放开个体工商户登记和私营企业成立，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后期承认私营经济的重要性并降低创办企业门槛，再到2000年以后政策从偏向外资和国有企业向积极鼓励和扶持创业企业转变等的多个变革阶段，这个过程中存在足够多的制度环境变化，而且与经济制度变革逐步降低进入障碍进而逐步降低成长障碍的阶段相符。鉴于此，本文以中国作为研究环境。

不同时期政府关键会议的报告和决议、颁布的重大法案等文件——特别是清晰界定了相关法律和法规转变的关键时间节点及目的（降低进入障碍或成长障碍）以及各个时期制度环境的特点（禁止、限制、允许或鼓励）——是了解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重要途径。为了给后续大样本回归定量研究提供计划分数据阶段的依据，本文首先开展质性研究，对重要政府文件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而梳理出中国制度在逐步降低进入和成长障碍方面的变革轨迹。

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12月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12月解禁个体经营、1988年4月解禁私营企业、1992年确立“共同发展”方针和“一视同仁”政策、1999年3月将私营企业成立的重要性写入宪法、2002年6月29日颁布《中小企业促进法》、2009年9月19日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3年11月12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可划分高进入和成长障碍的制度变革初期（1978—1988年）、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型期（1988—1999年）、进入障碍低但成长障碍高的制度变革中期（2000—2002年）、成长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型期（2003—2013年）、低进入和成长障碍的制度变革后期（2013年以后）。此外，不同阶段内重要的相关官方文件的内容乃至表述方式也丰富了对各阶段制度环境特征的认识。

4 定量研究

4.1 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与创业者商业创意来源选择的关系，本文对1930—2007年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近30000名校友开展了一项调查，共获得3646份有效问卷，其中1620份问卷通过网络方式填写，2026份问卷通过邮寄方式回收。

本文关注所调查的清华校友中的创业者及其创业时选择的商业创意来源。经过严谨的数据清理，共获得321份有效创业者数据。其中，被调查者最早于1988年创立公司——该时间与中国放开私营企业成立的时间相符，最晚于2007年创立公司，数据覆盖1988—2007年间中国经济制度变革逐步降低进入障碍的转型期（1988—1999年）、进入障碍低而成长障碍高的制度变革中期（2000—2002年）以及逐步降低成长障碍的部分转型期（2003—2007年）。本文依照创业者创立公司的时间将数据归入上述3个时期，并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

高校必须在学生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加大数据专业技能人才引进的力度，由于掌握大数据知识和技能的大学生管理人才无法短期培养出来，所以高校须在积极引进具有大数据知识专业人才的基础上，加大现有管理人员专业技能和知识培训的力度。首先，通过设立大数据人才专项项目的方式，将人才吸引到学校。比如，通过开展教学研究创新实践的方式，引进高端人才，同时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预测，并确定团队工程建设所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向。其次，加快大数据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步伐。高校须在打造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同时，帮助和引导人才制定职业规划路线。然后通过人才团队项目的资金进行队伍的建设，从而促进学生管理质量与效率全面提升。

4.2 变量设计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创业绩效，用创业者企业最近一年（或破产前一年）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lnRevenue衡量。

2）自变量

①创业者的商业创意来源于政府政策变化的程度（Policy Change as Source）。创业者根据创立公司时的实际情况对政府政策变化在其商业创意来源选择中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分数为1～8，其中1为最重要、8为最不重要。

②创业者的商业创意来源于新市场机会的程度（Market Opportunity as Source）。创业者根据创立公司时的实际情况对新市场机会在其商业创意来源选择中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分数为1～8，其中1为最重要、8为最不重要。

3）控制变量。

①年龄（Age）。年龄在创业者成功运营一家新企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0－31]，同时更精细的非线性的年龄控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环境转变，从而消除大环境对特定一代人所有个体的影响。

②性别（Gender）。创业者的性别在研究创业时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因素[32]。如果创业者是一名男性，则设Gender值为1，否则为0。

③海外的学习和工作背景（Overseas）。海外的学习和工作背景将使创业者接触到更多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验，进而影响创业者对商业创意来源的选择和成立企业的绩效[33]。如果创业者曾经出国留学、工作或公差，则设Overseas为1，否则为0。

④创业者过去创业及工作的经历。创业者过去创业及工作的经历将影响其后创办企业商业创意的来源和绩效表现。本文用创业者毕业后至创业前工作的时间（Length of Work）、创业者以前工作经历的一般管理、技术管理、研发工作、销售／营销、财务会计、顾问委员会／董事会、银行、公共服务8种工作职能类型的数量（Position Diversity）、创业者创办企业的市场经营领域与之前工作的关联性（Market Experience）①分为没有、一点、不少、密切4种程度，依次对应1～4的取值。3个变量对创业者创办目标企业之前的经历加以控制。

⑤创业者身边其他人的创业经历（Exposure to Entrepreneurship）。创业者身边其他人的创业经历将影响创业者对商业创意来源的选择和成立企业的绩效[18]。Exposure to Entrepreneurship 反映了创业者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其他近亲、5位最要好朋友、以前／现在邻居、以前同事、以前同学创办企业的情况，如果存在以上一种情况就计数1，累加所有情况的计数（最少是0、最多是8）。

⑥政治关系。在中国，政治关系作为正式的不健全制度的替代，能够帮助中国的创业者在毁坏合同、非法竞争以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上更好地保护自己，也能使之相较其他竞争者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信息，从而影响创业者对商业创意来源的选择和成立 企 业 的 绩 效[28，34－35]。 本 文 用 Communist Party Member、Official Parent、Work for Government、Government Tie 4个变量控制创业者与政府的关系。如果创业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则设Communist Party Member为1，否则为0[36]。如果创业者的父母曾在政府工作，则根据其父母在政府中职位的高低，按照一般公务员、科级、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分别对Official Parent取值1～5，否则设Official Parent为0[37]。如果创业者曾在政府工作，则根据其政府职位的高低，按照一般公务员、科级、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分别对Work for Government取值1～5，否则设 Work for Government为0。Government Tie考察创业者与负责监管所在产业政府官员的关系，根据亲密程度分为社会人员、同行校友、同事、学校朋友和家庭成员五类，并分别赋予权重1～5，Government Tie为创业者拥有的所有关系的数值和。

⑦行业因素（Industry Effect）。创业者创办的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会造成其商业创意来源选择不同，还会影响创业绩效。按照不同属性将行业分为尖端科技业（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电子信息业（互联网、通讯、软件等）、传统工业（机械、建筑等）和服务业（金融、管理咨询、法律服务等）四类，依次对应1～4。

⑧创业者最近创办企业的成立时间（Found Year）。为了消除创业所在时期中不可观察的特定事件、趋势和影响，本文用创业者最近创办企业的成立时间进行控制。

⑨创业者所处的创业环境（Environment）。创业者所处的创业环境将对创业活动造成较大影响。基于中国的经济实情及数据收集的获得性，本文国家经济总量中非公经济所占比率度量。

4.3 回归结果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无明显的共线性。表2政策变化作为来源、新市场机会作为来源对创业绩效的分阶段回归结果。

由表1中第（1-1）列、第（1-2）列和第（1-3）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在1988—1999年中国制度经历了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变期内，Policy Change as Source与lnRevenue显著相关（P＜0.01），而 Market Opportunity as Source 与lnRevenue之间无相关关系。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

由表1中第（2-1）列、第（2-2）列和第（2-3）列的回归结果可知，1999—2002年中国制度进入障碍低而成长障碍高的稳定期，Policy Change as Source与lnRevenue的相关性不显著，而Market Opportunity as Source与lnRevenue之间存在弱显著相关关系（P＜0.05）。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

由表1中第（3-1）列、第（3-2）列和第（3-3）列的回归结果可知，2002—2007年中制度进入成长障碍大幅下降的转变期，Policy Change as Source与ln－Revenue再次显著相关（P＜0.01），而 Market Opportunity as Source与lnRevenue之间不再具有相关关系。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5 结语

本文首先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整理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的政府关键会议的报告和决议、颁布的重大法案等官方文件，梳理出中国制度在逐步降低企业进入和成长障碍上的变革轨迹，特别是界定了变革的5个重要阶段及其特征，即高进入和成长障碍的制度变革初期（1978—1988年）、逐步降低进入障碍的转型期（1988—1999年）、进入障碍低而成长障碍高的制度变革中期（2000—2002年）、逐步降低成长障碍的转型期（2003—2013年）、低进入和成长障碍的制度变革后期（2013年以后）。

基于定性研究结果，本文针对进入障碍大幅降低的转型期（1988—1999年）、进入障碍低而成长障碍高的制度变革中期（2000—2002年）和成长障碍大幅降低的部分转型期（2003—2007年）三个变革阶段，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分段定量回归，以验证本文提出的3个假设。所有假设均得到了支持：1988—1999年、2003—2007年分别是企业进入和成长障碍降低、变革相对激烈、制度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较高的转变期，此期间创业者将政府政策变化作为其主要商业创意来源可获得更高绩效；2000—2002年是处于两个转变期之间、变革相对缓慢、制度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较低的稳定期，在一定时间内具有进入障碍低、成长障碍高的特征，此期间创业者将新的市场机会作为其主要商业创意来源可将获得更高绩效。

本文的研究成果至少有以下3点理论贡献：

表1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2 政策变化和新市场机会分别作为商业创意来源对创业绩效的分阶段回归结果

续 表

第一，本文对国家逐渐降低企业进入和成长障碍的制度变革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细化，验证了变革过程中制度环境动态性的周期变化、转变期和稳定期交替出现的重要特征，并指出不同时期制度环境会在微观层面上对创业者造成影响，从而导致创业者行为和绩效的周期性变化。本文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考察了制度变革进程、制度环境作用和制度参与者的行为，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理论。

第二，针对目前有关商业创意来源研究的不足，本文探索了不同制度环境下创业者对政府政策变化和新市场机会两种商业创意来源的权衡。

第三，本文以中国作为研究环境，具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所得结论对于研究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制度变革和创业问题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此外，本文通过探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制度变革轨迹以及该过程涉及的不同制度环境，对比分析了创业者如何通过选择商业创意来源来平衡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和机会、所选的商业创意来源如何影响最终的创业绩效，弥补了制度与创业间关系研究的缺陷。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可作为后续研究的方向。首先，虽然本文在定性研究中考察了1978—2013年期间中国的制度变革并分析了政府相关文件，从而确定了5个重要变革阶段及其相应特征，但是数据存在局限性，仅对1988—1999年、2000—2002年、2003—2007年这3个时期进行了分阶段大样本回归分析。未来可利用更大时间跨度的数据验证中国制度变革的完整阶段。其次，回归分析所用的大样本数据全部来自中国顶尖高校清华大学的校友，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创业者的毕业院校声誉、受教育水平、个人学习能力等重要因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是仍可能存在样本偏差。未来需要对其他背景的创业者进行考察，以反映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革中创业者的真实状况。此外，本文只讨论了政府政策变化和新市场机会两种创业商业创意来源，未来可对技术创新、模仿、顾客反馈等其他商业创意来源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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