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绿色和平组织不得力之原因探析

克雷斯丁　佩尔赛尔　格林德

[摘 要]本文论述了绿色和平组织在挪威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挪威的环保运动和政治之间互动的关系。环保运动在挪威政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之间传统社会运动的目标是广泛的，这些组织独立于国家，但仍与国家保持强力而持久的合作，并从国家获得财政支持。与此同时，社会运动对国家政治和文化变革以及国家的建设和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挪威环保主义论和政治互动的过程使得挪威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也决定了绿色和平组织在挪威的发展轨迹不同寻常。多年来，环保渗透到社会中并改变了政治话语，甚至影响到成员或支持者的数量，由此，本文探析了挪威绿色和平组织不得力之原因。

[关键词]绿色和平组织；环保主义论；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533.64；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5-0114-11

[作者简介]克雷斯丁（Kristin Strmsnes），佩尔赛尔（Per Selle）， 格林德（Gunnar Grendstad），均系挪威籍环境政治学研究学者，著有《独特的环保主义》（2006年）等。

[译者简介]翟金秀（1975—），女，山东济南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李晓敏（1988—），女，山东青州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山东济南 25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eace organization in Norwa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in Norway is analyzed. Specifically， we argue that the Norwegian case deviates from the mainstream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ism due to two anomalies. The roots of the two anomalies are found at different but interrelated levels of analysis. The first anomaly is that the Norwegian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 differs when compared to systems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The other anomaly is more ideological. The essence of this anomaly is the protection of man in nature. This anomaly has maintained its strength because of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a geographically elongated and drawn out country. However， this anomaly has a long history too expressed among other things by the historically strong tradition of local democracy in the Norwegian polity. Both anomalies are important to explain the fate of Greenpeace in Norway. In all， the reason why Green peace organization are not effective was analyzed.

Key words： green peace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alism theor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为什么绿色和平组织在挪威从来没有成功？原因很明确，那就是源于北美大陆或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环保主义论在挪威“水土不服”。挪威具有国家结构与民间社会相结合的特定政治文化，假使不理解这种特殊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如何相互关联，那么就很难理解挪威环保主义论以及挪威政治。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两种异常现象的存在导致挪威偏离了主流环保主义论的轨道。一是相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挪威政府乐于将竞争对手或利益包含在国家政治之中，从而使挪威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我们称之为“包容性政体和国家友好型社会”。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友好，不仅体现在结构层次上，也同挪威主流价值导向相联系。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环保问题受到当地社会困难和自给自足生活的影响，国家与民间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能保护。然而，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下，贫困在国家蔓延，使得国家实力减弱，我们称之为“当地社区视角”。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挪威环保主义论的两种异常现象，我们可以由此来窥探绿色和平组织的命运。

在国际环保主义论的背景下，相互关联的两种异常现象使得挪威的环保主义具有独特性，然而将原因分开来看，又无独有偶。首先，国家友好型社会的特性就是国家与民间社会具有密切关系。这种社会类型主要分布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有助于解释特定类型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这就排出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①其次，虽然当地社区视角可能会在其他地方找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并没有找到。②我们相信，正是国家友好性社会和当地社区视角的结合，使得挪威在国际大环境下独一无二，因此，我们也将讨论二者如何互动并依赖于对方。endprint

在本文中，我们将用此视角来展现挪威绿色和平组织发展空间的不足。此外，这也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差别。首先，简单概述一下组织设置和挪威绿色和平组织的情况；随后，分析挪威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该分析将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如调查、访谈、文件等，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

一、绿色和平组织及其组织设置

在挪威，志愿组织保持其显著的地位已一个多世纪。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之间传统社会运动的目标是广泛的，这一时期他们关注组织成员。这些组织独立于国家，但仍与国家保持强力而持久的合作，并从国家获得财政支持。与此同时，社会运动同国家周边的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国家政治和文化变革以及国家的建设和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

在20世纪60年代，传统运动的会员基础减弱，这预示着组织运作方式的改变。传统运动获得补充，并受到推动休闲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挑战。此类组织慢慢取代了他们成员的社会利益。20世纪60年代，也是“新政治”进入舞台的10年，新一代开始质疑中央社会目标，并关注像经济增长、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等社会问题。在诸如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这些新问题之中，环保一直被认为是新政治最典型的例子。多年来，环保渗透到社会中并改变了政治话语，甚至影响到成员或支持者的数量，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初，各组织成员的作用淡化。许多志愿组织在这一时期越来越不重视民主，它的成员参与积极性降低，同早期相去甚远，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成立的环保组织也有所不同。我们见证了新一代组织的发展。在许多方面，环保运动中的这种变化是典型的志愿机构的转变。

虽然自然保护组织建立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但是在环境领域出现得相当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挪威社会才有几个环保组织，这与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环保主义浪潮相呼应。然而，尽管各组织在挪威社会占据显著地位，环保组织却未能广受欢迎。虽然有时候它的成员数量比其他组织多，但是成员率从未提高，多种因素导致了挪威环保事业发展起伏不定。更滑稽的是，在拥有最发达的志愿服务机构之一的挪威，10万志愿服务人员中，专业的环保主义者的数量在持续下降。①

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其他西方国家，挪威经历了保守派政府的放松管制和自由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时的环保运动是一场艰苦的战斗，环保意识逐渐丧失吸引力，环保运动也在减少。然而，20世纪80年代，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一个环境问题，那就是污染。除了迫切需要更有效的解决方法，自由政治也为新型组织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一时期，约旦和马洛尼称为“抗议企业”的组织迅速发展，活动家不必经过内部的行政机构就可以直接跟污染企业和公司抗争。同时，新组织更加职业化、专业化和集中化，他们采纳市场逻辑并频繁地与市场参与者合作，工作人员更加专业，成员变得不那么重要，并且财政支持主要依赖于企业和市场参与者，这种新型模式的诞生标志着志愿服务部门的整体转变。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出现于此时期，他们都把污染问题作为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首先，贝罗纳基金会是挪威80年代以来最常见的新型组织之一，并决定在环保战中开发新型工具。该组织起源于1986年的直接行动组织。它不是一个民主管理的会员组织，而是由大约1000名支持者（1996年为3000名）组成的组织，它的收入除了来自政府的补助项目外都来自企业。其二，绿色和平挪威分公司成立于1988年，到2000年时它的成员不到300人。相比成立于1971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挪威绿色和平组织毫无优势而言。②1998年5月，芬兰、挪威和瑞典的绿色和平组织分支合并，将新总部设于斯德哥尔摩，1999年丹麦分支加入。尽管该组织的总部仍在挪威，但挪威分支已经解散。新形成的组织拥有约10万名会员，挪威分支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更加卑微。③

有人认为，早于绿色和平组织成立的贝罗纳基金会的建立促成了绿色和平组织在挪威的失败，因为贝罗纳基金会占据了这个国家此种组织的大部分空间。事实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挪威环保组织的两种异常现象——国公民家友好型社会和当地社区视角——决定了不同组织类型的结构。让我们来深入地剖析这两种异常现象。

二、一个包容政体的国家友好型社会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国家不仅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开放包容，他们受到社会团体的深入影响，并随时接受公民的请求。相反，这些国家的公民相比国家更加友好和开放。在挪威，如果没有“国家友好型社会”的论题，国家与环保组织之间的关系就难以理解。

在环保战中，挪威环保组织及其会员在何种程度上将国家视为对手或盟友？

我们认为，日益盛行的国家友好使环保主义者感到安慰，并拉近了环保组织同国家的关系，也加深了环保组织在国家决策制定中的影响。无论该组织的初衷和反对派基础如何，如果该组织想要寻求政治影响力，那么这种亲近不仅使得反对派更加艰难，而且不受欢迎。这种开放式的政治体系——比德莱克在研究中给出的信用阐释①更加开放——在涉及政策制定和环保日程实施方面给组织提供了自主性和影响力。总体而言，我们应对的是一个政治体系，从比较视角来看它是“厚”的而不是“薄”的民主，它包括一种典型的国家状态——公民社会关系。②与德莱克所认为的相反，我们认为稳定和国家友好没有迫使政体扼制环保主义者们的咽喉。然而，从比较的角度讲，国家的政治文化使得环保主义者和环保组织从一开始就相适应。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即环保人士和普通大众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相背离，在一般问题上没有，在涉及环保问题时也没有。

自独立的志愿服务部门从19世纪中叶成立以来，国家和志愿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志愿服务机构向国家寻求合作和资金支持，并试图取得合法地位，因此，志愿服务组织想要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转向国家，并与其保持密切的关系。与国家合作就意味着志愿服务组织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与合法地位的确立，这也意味着该组织从国家获得财政支持。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组织在批判国家上气馁。在斯堪的纳维亚体系中，政府和权威机构在批判环保政策方面思想开放，然而批评家的角色并没有排除组织与政体间的密切合作。④事实是这样的，某些组织为了坚持它对环保主义的解释而不被理解，结果就是该组织不能成为组织与政府网络的一分子。在该合作进程中，与在其他国家看到的相反，组织并没有强调自身定性或追求自主性、国家独立的重要性，⑤这种自我审视在其他国家显得更为重要。endprint

志愿服务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有两个寓意。由于公众财政和政府支持，与国家亲近对组织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于组织而言增加了其政治影响力、有效性和地位合法性。与国家的亲近不是问题而是组织利益危机的对策。然而，由于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志愿服务组织也要付出代价，比如责任、丧失部分自主性、思想受到牵制，并且该组织除了成员外，不得不考虑国家的需求，这可能置组织于两难境地。毫无疑问，原因就是“利益似乎不可避免地与代价绑在一起”。然而，不仅是环保组织，还有其他志愿服务部门以及大部分人都认为，利益大于代价，这并不是组织强加的意识，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取向。①

国家和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违背了人们对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方之间权力平衡关系的自由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志愿服务组织不得不更具有自主性。②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一般可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体系世界领域由政治体系（国家）和经济体系（市场）构成；生活世界领域就是公民社会。这一思想在科恩和阿拉托的论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他们的思想中，公民社会是国家与市场进行相互作用的领域。他们（加上其他许多人）认为，公民社会中的活动者在未被整合到政治或者是行政机构中去时能够影响政治领域，正因为如此，公民社会和组织具有自主性。显而易见的是，挪威的情况并不符合科恩和阿拉托的标准。相比而言，那并不意味着我们讨论的是德莱克所论的“瘦民主”。把挪威视为“瘦民主”，是对挪威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民主运作以及政府和志愿服务机构之间关系的误解。

深受上述观点的影响，加之缺乏对当地社区角色重要性的认识，表明德莱克没能完全理解挪威的环保主义。正如比较研究所呈现的那样，挪威拥有最广泛、动态的公民社会之一，公民社会在许多方面的历史性作用构成了挪威民主，这是一个尤其向公民社会开放的体系，公民社会的投入来自于具有强大的地方分支的民主建设组织。

在欧洲，挪威是否为国家友好型社会，其衡量标准在于公民对机构的信任度以及社会资本的水平。欧洲“利益在于政府”的研究表明，挪威在政治机构（比如军队暴力机关、教育系统、法律系统、警察系统、国会、公民服务等）中的信用在1982年和1990年均为最高。76%和68%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些机构要么“非常信任”，要么“相当信任”，尤其是在1982年和1990年。例如，在英国，该组数字分别为64%和58%，在许多私人机构（如教会、媒体、工会、大公司等），挪威的信任度排名仅次于爱尔兰，屈居第二。有关信任程度指数显示，挪威的信用程度在此时期排名第一。最新的比较研究显示，尽管挪威的信任度有一些微弱的下降，然而信用程度仍然很高。公民和组织信用的累积过程就像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如同政策和社会在复杂的网络中越来越近一般，包容性政策和国家友好型社会的连续性结合催生了一种特殊的结构，两者关系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并不排除异议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和谐的天堂里，而是在充满激烈冲突的时代。挪威志愿组织自主权的悠久传统，也是其自我理解的决定性部分。由于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家也受到组织的影响。环保组织与环境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间保持着专业的、密切的合作，除了外国援助，再没有其他比环保领域更加真实的了。

深深植根于政治文化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合作，不是单纯的国家统治，而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如果没有组织，政府的环境政策就不会那么广泛，环保理念也不会成为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另一些国家中，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环保运动大有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强烈地主张应该理解国家行为者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动态关系。然而，在挪威环保的情况下，只有在政治领域中将当地社区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关系才可能存在。

三、当地社区视角①

民族国家是连接中枢和周围地区的地理实体，中心通常在首都周边，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和金融机构也位于此。周边地区往往超越小城市和较大的城镇，并包括某些农村或城乡结合部，距离中心越远，这种地区就越处于外围。中央机构位于统治链的顶端，同区域和地方团体一起受控于中央，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鲜明的层次结构。在民族国家的民主进程中，每一个人都被纳入到拥有各级等级制度的国家统治之中（即中央、区域和地方），因此，民族国家的民主组织具有稳定的等级秩序：大众利益诉求的传达自下而上，而一些约束性决策的传达自上而下。在大多数南美和中欧国家，这种分层顺序如下：中心代表了现代和进步；外围代表着较为落后和原始。出于这个原因，周边地区的的生存必须接受中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领导，只有这样，外围才能逐步发展。

然而，传统上挪威在中心和外围关系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诚然，挪威也认识到，离奥斯陆地区越远，发展之路走得越艰难。促进周边的发展，不是回到没有未来的原始文化，而是着眼于未来，即回到心目中的挪威。人们必须记住，挪威受丹麦统治大约400年。1814年，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的丹麦，将挪威割让给瑞典，并宣布与瑞典的个人联合，该联盟持续了超过90年。1905年，挪威获得了完全独立，成为宪政和世袭君主制国家。然而，500年外治留下了痕迹：城市商人和行政中心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挪威人认为，新的国家认同和文化基础隐藏在昏暗的农村边缘——一个外来霸权的触角很少触及的地方。对于挪威而言，这意味着外围既是原始的又是现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与现代合体的、落后的周边地区的重建成为挪威建国的初衷。因此，保护周边一直被视为国家的正当防卫，周边地位被认为是挪威文化摇篮的观点业已表现在很多事情上：挪威的地区和农业政策；挪威人到山间或沿着峡湾度过他们的假期和周末；欧盟的挪威怀疑论、反城市化以及对捕杀鲸和海豹的接受。这是任何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为以上观点的产物，挪威分层秩序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时间上具有历史连续性，尤其是挪威持有外围流行传统主义的思想，而不是中心精英文化的观点。其次，周边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比较均匀地分散。挪威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其首都周围的地区并不占据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再次，多山国家的中心地位遭到怀疑，居民又离得很远，像志愿服务机构之类中介组织以及当地政府的培育，对保持政治上的统一至关重要。这一切对民间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多元关系有直接影响。endprint

受丹麦统治时期（1397—1814）被认为是400年的黑暗时期。1814年，新生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民族的觉醒，然而，随着丹麦统治的结束，没有什么能支撑国家文化和政治实体的建立。幸运的是，挪威重新发现了它在维京时代的辉煌。在那时，挪威（得到丹麦和瑞典的承认）统治着北欧的大部分地区，维京船只能到达更远的地方。②维京时代仍然受人敬畏，并且在挪威神话和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其民族神话中，错过了文艺复兴的人很难构建智力、文化和文明进程的历史。在400年的漫长黑夜里有两个幸存者，即文化和自然。首先是文化。丹麦统治期间，对挪威农民实行免税制度，这使得他们在国家获得独立之时变得很活跃，他们在小农场上辛苦劳作，自由独立的农民给国家提供了深厚的、几乎不可改变的平等主义的社会基础。在许多方面，国家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即使是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我们也可以把挪威看做来自中世纪的国家来讨论它的自觉意识。挪威有着天然的优势，它仰望高山，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恩赐。山区和峡湾是挪威自然景观的主要特征，高山伸向天空，它们哺育着夏季的冰川，瀑布倾泻而下。与丹麦相比，高山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民族主义的潜能。在群山环抱的高山和漫长的海岸线之间，自由独立的农民们辛勤劳作，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和自然。易卜生在他的诗作《泰耶·维根》（1862）中描绘了一个茫茫大海中孤独的行者。故事发生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封锁期间，一个人反抗封锁，划船驶向丹麦，为他饥饿的家人买粮，后来被捕关进监狱，他曾是之前开辟土地的农民。克努特·汉姆生在他的《土地的生长》①（1917）中也塑造了这个形象。

尼娜，一位在挪威工作的波兰历史学家，19世纪在讨论自然在挪威知识和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时指出，这一时期的挪威爱国主义“把自然歌颂为国家认同的来源”。自然对国家性格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致于形成了此时挪威“政治上正确”的形象，这几乎没有给塑造城市形象留有余地。与域外（如丹麦）的神职人员、官职人员和乡亲相联系的城市文化对民间精神来说很陌生，是自然而不是文化造就了国家。简单地说，自然成为了文化，这与德国保护主义者的传统相比更具有自然的小浪漫主义情致。诚然，这也是对当地占据突出地位的强调。

挪威环境中人与自然是凝聚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强调当地农民的积极方面，强调与城市生活相比生活在小社区的优势。另一位外国学者大卫·罗森伯格也指出这种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以及它与国家历史的联系。他认为，挪威的整个历史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挪威的国家性格如果没有自然就什么都不是。罗森伯格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对挪威捕鲸的原因之一作出了解释。维梓杰克认为，从当地居民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生活环境不是浪漫的景观，更多的是“任务型景观”……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行动力的自然人。她补充说，不是透过浪漫的镜头而是透过现实的镜头去看自然，只要我们尊重自然，知道自然的底线，那么自然就能够保持生命力。

这种看待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有机方式并不基于浪漫主义，而在于当地小社区能够在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中生存下来的方式。当地社区视角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这既不是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生态中心主义。尽管人类可以被视为中心，但是人与自然是平等的，这可以称为“生态人文主义”或“人合性”。自然既不神圣也不是神，它是人们生活的地方，是人们收获和生存的地方，因此人们的开发不能超越自然的承载能力。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本土视角是现代挪威环保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挪威国土辽阔，人口稀少，大约2/3国土为山地，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有大约5万多个岛屿。数百年来，挪威气候恶劣，居民们在他们生活的地方耕作、狩猎、捕捞。传统上，农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并从自然中收获，这种生活方式催生出自力更生社会的国家理想。这种观点认为，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若要世代延续，就要与自然和谐共处，享受自然的恩赐而不侵犯自然。自由的挪威农民不仅获得独立，他们还使得外围地区取得合法性地位。②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的挪威农民点燃了反城市化的热情，激起了挪威社会的紧张情绪，城市遭到相当大的质疑。城市运动从未占任何上风，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看到城市政策的轮廓。事实上，中心—外围的冲突是挪威政治的延伸，并伴随着左右翼和宗教文化的冲突。

尽管属于单一制国家，但与德莱克等人的观点相反，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基层基础和政治文化的公民社会在历史上已经向政治体制中作了大量的投入，这导致了强大的交叉层面的整合。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环保运动时，有点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了，相比于一般的志愿机构，环保组织更加集中、专业化，并且在地方有较弱的组织基础，尽管如此，倾向当地的思想仍然存在。

今天，挪威有450万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人，这在欧洲是最低的，①在偏远峡湾岛屿发现了许多小社区。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挪威城市化程度仍然很低，尽管所谓城市地区比例为75%。②然而，我们必须谨记，挪威环境中的“城市”并不与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城市生活相似。

在挪威434个城市中，多于77%的城市不到1万人，只有9个城市人口超过5万，他们的总人口13万相当于其他337个小城市人口的总和。③挪威最大的城市在欧洲范围内看来也相当小，首都奥斯陆拥有约50万居民（与另外150万在更广泛的东南部地区的居民），第二、第三和第四大城市的居民数量在10.3万到22.2万之间。由于地域辽阔，人口分散，挪威的小中型城市通常将自己视为乡村海域的沥青岛，因此，城市居民经常发现城市生活与原野生活的距离近在咫尺，然而自然不受城市的限制。在关于环保主义的调查中，3/4的居民（来自城市、郊区和城镇）说到，他们、父辈以及祖辈曾经生活在农场，农村根就预示着自然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城市居民仍然保持着真正的乡村和当地倾向。现代挪威环保组织一直是面向当地社区，甚至远远超过许多其他类型的志愿组织，大部分环保组织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组织，其环保运动都有着“挪威民粹主义”的根，强调小规模局部倾向的重要性。安卓杰内森也注意到了挪威民粹主义和环保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在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环保主义的比较中指出：“在挪威的情境中，环保的参与一直跟着一个脚踏实地的民粹主义。”endprint

我们还可用另外一个结构性特征来解释本土视角的强大生命力。当地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传统，那就是直辖市在重要事情上保留了自主权（尽管本地自主权在过去的20年已经减弱）。尽管属于单一制国家，但挪威的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定性为相对分散。市一级政府将提供许多最重要的福利服务，地方政府根据当地条件调整国家的福利方案。另外，1837年挪威市政法案在挪威的集体意识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在外围地区，它通过民主选举使地方自治得以确立并制度化。迄今为止，这种自治仍然存在，它不是烟幕，因为社区不是简单地执行政府的决策。地区自治不仅对当地社区视角的生存很重要，而且对国家友好型社会的存在也很重要。政府并不遥远，它贴近居民，因为它实际上关注日常生活的重要事务（如福利、教育、社会保障等）。这种政治上的安排意味着，从长远来看，这种本土视角以及政府作用的减弱可能对国家友好造成影响。

本土视角的一个后果是，自然不会成为一个未使用的博物馆或未受污染的大自然，相反，它是专为人类利益而设计的。例如，对挪威关于捕鲸观点的挑衅必须着眼于历史背景和地方背景。④对小规模的、地方社区为基础的捕鲸以及对海豹的捕猎行为的支持建立在有机的生活方式之上，这种方式就是当地社区通过对自然赋予的资源的利用来与自然保持联系。因此，正如调查数据显示的那样，对捕杀鲸鱼和海豹行为的支持应该理解为挪威当地社区与自然的互动。我们也可以将挪威的捕鲸行为视为独立和自决的象征，而中央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很难越过当地政府，这很能说明挪威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深受“生态智慧”和“深层生态学”影响的“自然与青年”组织的领导者指出：“只要有足够多的鲸，我们就可以像猎杀麋鹿和驯鹿一样去得到鲸。”海贝莱肯也承认，尽管捕杀海豹实行收费存在争议，但是“自然与青年”组织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支持这项活动。从国际方面来看，一个资深生态运动的组织对捕杀鲸鱼和海豹行为的支持让人感觉有点意外。从本土视角来看，我们不认为这种立场让人惊讶，然而，它限定了像绿色和平组织一类的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发展空间。

本土视角的另一个影响体现在关于食肉动物的国家政策层面。挪威的食肉动物包括狼、熊、猞猁和狼獾。夏季时间，东南部的许多农民把他们的羊群赶到草地上放牧，不出所料，这里的羊很容易被捕食。由于捕食者严重干扰了牧民们的生活，他们认为捕食者应该被杀死，尤其是狼，或者被驱逐到荒无人烟的邻国瑞典。2001年冬天，当时的环境部长赛贝克，下令猎人们捕猎了挪威境内的15只狼，这对猎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用直升飞机进行捕猎。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保护农民们在自然界中的生活，更是为了确保当地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关于这些事情，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之间已经起了很大的冲突。尽管中央政府努力寻求野生动物和当地社区利益之间的平衡，但是当地政府认为他们拥有自主权来决定农民的利益。除了世界环境组织和自然基金会（WWF）以外，其他环保组织在这些问题上变得非常被动。如果不是因为本土视角，这种被动就难以让人理解。

我们不能确定这种被动是否来自于对捕食者的兴趣，或者用惧怕与当地利益相冲突来解释。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政府机构内部的冲突比国家和环保组织之间的关系更严重。

四、如何理解绿色和平组织在挪威的失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绿色和平组织试图在挪威建立本地分支，这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绿色和平组织的动物权利政策碰了壁，原因就是很少有人能理解人类利益以外的动物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不像其他国家的人，几乎没有挪威人相信鲸鱼是有魅力的巨型动物，尽管它的智商仅次于人类。对挪威人而言，捕鲸仅仅是享用海洋的资源。此外，它给渔民们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来源，这增加了在北极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的生存机会。

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环保主义不同，挪威的环保主义不包括动物权利。罗茨也发现，动物权利不总是包含在环保运动之中，尤其是在英国。这种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横跨不同环保领域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在挪威，环保主义中排除动物权利在更宽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发生。人们想到环保主义，观念中并没有动物权利的概念。除了两个最常见的动物权利组织——基于动物权利的NOAH和绿色和平组织外，并不是所有的环保组织都遵循环保主义定义中的动物保护。

动物权利的缺失可以部分地由全面务实的政治文化以及此种文化背景下对自然的弱“城市化”来理解。我们认为，原因是挪威环保主义中的当地社区视角认为，对自然的保护包括对与自然有着亲密关系的人类的保护，对大自然中人类的保护至少跟保护大自然本身同等重要。因此没有城市与人类站在一方，自然与动物站在另一方的二分法。二分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是与自然保持密切联系的乡村生活，这是挪威环保主义本土视角的本质所在。

我们认为，国家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功未能在挪威延续，主要原因在于它与本土视角以及国家友好型维度不相符。国际上该组织的成员在1995年约为290万人，而挪威组织的成员人数从来没有达到4位数。因此，组织从未成为由机构与环保组织之间的广泛交流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的组成部分。挪威绿色和平组织和它的上级组织无法理解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捕猎鲸鱼和海豹在小社区的生存中有悠久的传统。对当地居民来说，捕猎动物既能就业，又能获得生活来源。不仅挪威公众，还有环保组织以及他的成员们，都支持来自这些动物的合理收获。例如，我们的调查发现，对禁止挪威的捕猎鲸鱼和海豹问题，大约80%的挪威人认为“不太重要”或“一点也不重要”。环保组织大力支持捕鲸行为，说明在环境问题上环保主义者和大众的分歧不大。1993年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2/3的挪威民众认为小须鲸科学狩猎的重新启动——挪威面向国际捕鲸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姿态——的政府决策是正确的。①

挪威绿色和平组织的命运加深了我们对本土视角的理解。具体而言，文化与自然相结合的本土视角使挪威环保主义排除了了动物权利。在挪威，你可以是专注于环保问题的真正环保主义者，你仍然可以支持捕猎鲸鱼和海豹。相比之下，在其他国家，尽管环保并不意味着动物权利组织与其他环保运行之间总是合作，但在很大程度上环保主义包含了动物权利的维护。②我们的调查发现，就与本土视角的冲突而言，动物权利既不需要普通大众的认可，也不需要环保主义者组织。另外，在与环保组织领导者的访谈中，他们强调了对动物权利认可的缺失，勿庸置疑，这与他们的组织目标相一致。调查显示，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组织相比，关注动物权利的动物保护协会成员以及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将动物权利看得更加重要。与其他组织成员相比，该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不是特别倾向于本土视角。一般而言，如果本土视角与动物权利发生冲突，除了上述两个组织外，普通大众和环保主义者们强烈支持当地社区的传统利益。这两种异常现象致使国家绿色和平组织建立分支阻力重重。endprint

挪威环保主义排除动物权利，从而导致了这个环保组织具有独特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因果联系。

五、结论

国家友好型社会，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显得独特。当地社区视角，使得挪威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国家相比具有独特性。我们认为，这两个异常现象的结合与互动，而不是依靠传统上强大的地方政府，已经使得挪威的环保组织在国家上独一无二，同时也解释了挪威绿色和平组织的失败。

国家友好型社会拉近了挪威环保组织与国家结构的距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环保组织依赖于国家，然而，它也使国家更亲近于组织。挪威环保组织在涉及成员数量和分支时显得相对较弱，即便如此，环保组织仍然在起作用。他们在转换政治语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强烈影响到政体如何在新的日益重要的政治领域中的运作。③

由于国家友好和当地社区取向，环保行动倾向于务实且温和，并且毫不犹豫地与政府机构合作。当组织与政府机构发生冲突时，这并不少见，它似乎并没有对政府和组织之间的合作产生长久的影响。除了少数例外，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一个相当温和的非基本型环境组织，当地社区取向简单地保持着这种趋势。这种当地取向是缺乏强有力的次政治团体（即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是未连接到政府团体）的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如果组织滋养实现政治影响力的野心，并拥有表现自我的空间，那么环保组织就能在公民社会中运行。国家进行财政支持，通过合作确立其合法性。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大部分志愿服务机构的生存将受到威胁，除非他们将自己的活动规模降到最低。然而，组织接近政府超越了组织对于金钱的需要，这种接近与合作有更深层的寓意。

一直以来，环保运动在挪威政治中都很重要，这只能在研究志愿服务组织在国家友好型社会中如何运作中得到答案。包罗万象的挪威与民间和志愿组织之间关系紧密，民间的国家友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然而却使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区别变得模糊。国家同公民社会间进行广泛领域的合作，并进行思想、信息、专业人才以及资源的交流，这种合作关系紧密且领域宽泛。该组织能够影响国际并且保持其组织自主权。那些没能体悟到这种相互作用的人，当然也没有看到志愿服务组织在该社会的重要作用。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相当广泛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政府机构和志愿组织都能运作。的确，我们承认，国家友好解释了这个事实，那就是环保主义者比普通大众更加相信国家政治体制和政党。然而，国家友好不仅仅是一个选举问题，它也意味着组织能够在环保政策上施加影响。

在挪威，绿色和平组织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与该国家国民所持有的当地社区视角相对。绿色和平组织地位卑微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对挪威捕鲸的政策乱了方寸，挪威绿色和平组织没能与本土视角和谐相处。挪威绿色和平组织反对捕鲸和猎杀海豹的斗争仅仅是一个例子，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组织不理解或者不愿意接受挪威环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为了不威胁当地社区的生存。假使我们将绿色和平组织与早于其两年成立的贝罗纳基金会相比，会发现许多相似性：都拥有环保专家型职员，都通过直接行动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尽管它们也存在分歧和竞争，但是两个组织都曾与污染相抗争。然而，两个组织的区别在于：贝罗纳基金会的成员在组织资金支持上相对于绿色和平组织不太重要，因为绿色和平组织由于其严格的独立性政策，它不收来自公众和企业的资金，因此缺乏公共资金的个人网络和合法性。

挪威绿色和平组织的对抗性和独立的方式，比如它的反捕鲸运动，使挪威的国家友好与当地社区的傲慢、挑衅、节俭、自给自足的传统相碰撞。绿色和平组织在挪威的组织者未能接近现有的政治网络，以换取合作。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不想放弃在捕鲸上的立场，因为他们拒食鲸肉，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资助。绿色和平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只是面向公众，然而他们仍然受到现有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认为，挪威绿色和平组织的信念显示了异常现象的重要性，即某种特定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责任编辑：胡颖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