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百年变迁

程蒙++++龚灿+++马帅++++郑羽

中国人，乃至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就像万花筒里的影像，是多面的。

从留着“猪尾巴”的辫子军，到民国时代频繁更迭的虚弱政权，到朝鲜战争一举震惊世界的红色政权，再到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当代中国，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和中国人国际形象的变迁。

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中国人，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对近代中国的百年形象作一个系统和客观的总结与认知。而这个认知，将来或许不仅是改变我们自己，也会改变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

1912～1949年“土匪世界”、“黄金十年”与“肮脏国度”

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不亚于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割据分裂严重，战争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但思想意识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民国时期比前两个时期更加复杂的是，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列强环伺下的近代中国，丧失了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呼风唤雨的资本和地位，积贫积弱是其最真实的写照。

北洋时期：“土匪世界”

1900年义和团围攻了北京的外交使馆，让西方感到恐慌震惊，称之为“黄祸”。以至于在20世纪初年，西方人谈及中国时几乎众口一词予以“妖魔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令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迅速崩溃，“帝国不是被外人推翻的，而是它自己崩塌的。我们看着它苟延残喘，日薄西山。”意大利外交家达尼埃莱·瓦尔如此形容清王朝的垮台。但是新生的中华民国并没有被起义领导者孙中山及国民党所掌控，清末重臣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后来甚至恢复帝制。当时的西方媒体对袁世凯的能力大多予以肯定，称“他是汉人中最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语），“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米拉德语），《纽约时报》还以“中国一代枭雄，现代军队组织者”为题对其有过特写。曾担任袁世凯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弗兰克·古德诺教授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因此他也被认为是袁世凯复辟运动的“吹鼓手”。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一种中国问题”。

1916年，短暂称帝且失去军队支持的独裁者袁世凯去世，随后中国陷入了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手握重兵的军阀们控制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这一时期各军阀之间发生了140次战争。如果算上小型战争的话，光是四川一省就有近50个将军之间发生了400多次冲突。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主导中国随后30年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几乎同时成长，并产生纷争。这就是历史上的北洋时期。

“21个省，21个独裁者，其中一个人将他所占的部分卖给了日本，其他人则把所占部分卖给了美国。什么都被摆上了拍卖台：江河、铁路、煤矿、寺庙、宫殿、船只。这个国家已被列强视为战利品。只要稍稍举起手，喊出最高价。”法国记者阿尔伯特·兰登斯1922年来到亚洲，他在《疯狂的中华民国》一书中描述了这个处于军阀混战、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

不过在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看来，军阀实际上是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政治的萌芽，因为它打破了忠君、齐一的思想。但是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在西方媒体眼中却是危险重重，也正因为此，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令西方着迷，许多西方记者纷纷来到中国。

1921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纽约时报》记者哈莱特·阿班在其著作《苦难的中国》一书中写道：“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中国已然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阿班在中国待了15年，面对民国初年的政局，他说：“旧制度的闸门已经关闭，军阀横行已成潮流”。中国的分裂从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在此后十几年的时光里，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民众由希望而失望以至绝望。

1923年5月，一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草莽武装在山东临城的津浦线上打劫了一辆“国际列车”，绑架了39名外国乘客（外国人质被称为“洋票”）和30名中国乘客（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震惊世界。几天后，孙中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其实，当越来越多身份各异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就成为了中国土匪传统的绑架勾当的新目标，“洋票”也成为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新名词。一些逃出的洋票针对这段经历纷纷撰文，对绑架者进行了全面透视，并从这一丑陋缩影进而高屋建瓴地对民国社会展开整体上的观察和评价，认为“兵即匪，匪即兵”，“中国成了土匪世界”。

1924年9月8日，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这就是正在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锋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时代》封面上如此写道：“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内文中称“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时代》记者用很吸引美国读者的口吻提到这位将领很有开放意识，50岁的人了还在清晨学英语。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也认为，“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而吴佩孚也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1927年4月4日，接收孙中山的革命遗产，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并指挥北伐战争的蒋介石，成为继吴佩孚之后第二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时代》如此为其注脚：征服者蒋介石将军。这位入主上海的征服者显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关注，因为他与国民党左派的疏离，令在华外国人感到北伐军并不会像义和团一样再度“伤害”洋人，同时他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时代》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在成为《时代》封面人物8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除了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也都曾出现在《时代》封面上。他们被认为是狡诈的邪恶力量的典型，没有道德，只追求权力。历史学家鲁希安·佩曾说，这些人“本能地多疑，很容易怀疑他们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威胁……固执，目光短浅，不易受到理想主义者的抽象概念的影响”，是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者。但是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30年代：“黄金十年”VS“生活在火山口上”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的中央政府。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形成，也开启了民国历史上的“黄金十年”，经济、教育、城市建设等领域都实现了高速发展。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如此报道：“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战争对抗和平、文明对抗野蛮的‘肮脏的30年代，对于生活虽然相对贫困但毕竟有工作做、有钱赚的中国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奢侈挥霍的年代。”英国媒体人保罗·法兰奇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对于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欧美而言，此时的中国成为越来越多的记者眼中旅游和探险的最佳国度。

伦敦《泰晤士报》特约旅行记者彼得·弗莱明1935年写下《独行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界引起轰动。他挑剔地写道，北京“缺乏魅力”，哈尔滨“没有明确的特征”，长春“完全没有个性”，沈阳则是“无法描述，枯燥无味”，甚至位于朝鲜边界的营口也是“腐败的”。

这一时期的上海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充斥着享乐主义、过度挥霍和特权阶级的奢华，因此上海也成为西方媒体驻华记者最为集中之地和洋人办报最密集的城市。在《太阳帝国》报记者杰·吉·巴拉德看来，“上海，灯红酒绿的城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令人兴奋。”《巴黎之夜》特派记者亚历山德拉·詹斯基1936年从法国来到上海，她拍摄了许多照片，积极地向法国读者介绍上海滩30年代纸醉金迷的生活。美国记者艾米丽·哈恩，也就是后来成为邵洵美妻子、宋氏三姐妹传记作者的项美丽，创作了许多关于公共租界的作品，成为旧上海最后一段辉煌历史的永久证明。

当然，十里洋场的上海也有阴暗。英国人拉尔夫·肖在《罪恶之城》里记录下了上海藏污纳垢的血巷酒吧街的漫漫长夜，以及上海的银色出租车公司——杜月笙开的公司，主要为人提供车辆以便在车上行苟且之事。美国陆军中尉约瑟夫·史迪威来到繁华的上海，这个未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看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一幕：街头饿殍无数，乞丐围着他打转，垃圾车里时常会发现尸体。对于史迪威而言，上海的一切都显得肮脏和丑陋。

另一方面，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动乱当中，政治冲突不断。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中国既是革命的摇篮，也是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风向标。约翰·鲍威尔说30年代的中国就是“生活在火山口上”。

1931年和1933年，围绕蒋介石的下野和复出，《时代》两度将其搬上封面。复出后的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来自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对此非常困惑：“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京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还要打内战呢？”不过，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30年代到访中国时，非常欣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拉铁摩尔语）

抗战：中国崛起，两种形象

美国驻华商务代表约瑟夫·基根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国革命的兴起，他曾说过一句话：“革命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团结”。这一观点非常契合中国的抗战。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南京政府近10年来一直奉行的忍受屈辱的对日政策”，国共两党开始商议共同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随着中国局势日益恶化，越来越多外国记者赶赴中国展开新闻报道。抗战初期，外国左翼人士并不都是同情陷入危局的中国，许多人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但始终不肯表明立场，他们只是在道义上谴责战争而不愿谴责任何一方。直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亲历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如《纽约时报》的窦奠安、《芝加哥日报》的阿契·斯蒂尔、联合通讯社的叶芝·丹尼尔等人，才连续发出相关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但是当时日本方面坚称从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杀，来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国民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上海日日新闻》以及同盟社的120名日本随军记者不遗余力地否认大屠杀事件，并全部坚决支持日本侵华。

英国外交部对近代中国有这样一番比较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与一战时相比，二战中的中国已成为同盟国重要的合作者，蒋介石第一次以“世界大国”首脑的身份，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国际政治大佬实现了同台的机会。

《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如此评价在抗日战争中崛起的蒋介石：“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时，蒋介石在中国都不受欢迎，在外国专家眼里，他也从来算不上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只是个见风使舵的政客，却天生耀眼，会挑选能干的政坛左右手和军事将领为他效劳。而且他直觉强，大多数情况下，允许手下的专门人才见机行事。在日本大举进犯的压力下，他总算在国际事务方面学到了东西，以令人炫目的速度，从一个只关注一省一地的带兵人物，成长为一个领袖。其对国际事务的见解，堪称达到伟大政治家的水平。”

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所以能在二战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确认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牵制住了日军的主力部队，以沉重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们，舌战群儒，在西方列强的围堵中，保全了除外蒙古以外的清帝国时期的疆域的完整性，收回了被列强占领的内地所有租界，大大提升了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以驻华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总结道：“《红星照耀中国》中共产党人的苦行者形象影响了许多人，而卢斯通过其杂志《时代》和《生活》对国民党形象的描述也影响了许多美国人。”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后代卢斯，让蒋氏夫妇作为“年度夫妻”登上1937年的《时代》杂志封面，同时出于对宋美龄的偏爱，更是让她在战争期间几度成为封面人物。而谙熟媒体之道的宋美龄以其典型的宋氏家族的方式，通过媒体赢得了广大美国民众对民国的支持。

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抗战接近尾声时，面临着自毁长城的局面。国民党的腐败以致失去人心，让一些观察人士预料到了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

据历史学家斯蒂芬·麦金龙和奥利斯·弗里森所言，除了出生于菲律宾、曾经营《马尼拉自由报》的弗雷德里克·马奎德，所有的重庆记者都有左倾意向。战时几乎所有的驻华外国记者都将国共两党的冲突看成是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的较量。

来自英国驻华使节和记者的汇报，让英国政府在抗战后期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20年代的敌视转为同情。有论者谓，自1943年7月始，英国政府开始逐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共。

而在所有参与政治报道的记者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对中国看法的人物当属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打破了蒋介石不允许外国记者报道中共的禁令。他称蒋介石是革命的背叛者，他在1937年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认识毛泽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在英国一个月内出版了5次，1938年被上海地下工作者翻译成中文，改名《西行漫记》，以小说形式出版以躲过国民党的审查。

“人们很容易投向共产党。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绝望！”窦奠安在给胡德兰的信中写道。抗战让蒋介石站到了权力的最巅峰，但也为他最后的失败埋下隐患。

看不懂的中国

抗战结束，内战爆发，采访过蒋介石的外国记者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但是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却节节败退。1948年辽沈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向新闻界公布这个消息。而不断变换的国共双方前线战况，让许多记者都难以理解。后来报道过朝鲜战争的《芝加哥日报》记者凯斯·比奇说道，中国内战期间，他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前线到底在哪里。

由于卢斯与蒋氏夫妇关系亲密，其下辖的《时代》《生活》杂志的记者大多倾向于国民党阵营，卢斯也拒绝在刊物上刊登更多揭露国民党阴暗面的报道。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离它的盟友已经越来越远，在马歇尔为国共斡旋失败后，1947年杜鲁门政府决定停止进一步培训国民党军队，并实施武器禁运。西方记者与决策者不断地对国民党进行指责和批评。

“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蛮荒亡国的地步。”《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曾如此总结。

而关于中国人，西方人一直都充满困惑。“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莎·赛德莫的这段经典话语，成为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民族性的诠释之一。

项美丽在《我看中国》一书中也说道：“如果你认为中国会解开你所有的困惑，那你就太天真了——天真得跟个美国记者似的。”

“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美国学者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对中国人在生活习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感到非常惊讶，这也让很多外国人断言：中国人不文明。

美国大文豪海明威曾跟随作为记者的前妻葛尔红来到战时中国，这趟中国内地之行让有洁癖的葛尔红记忆深刻：“50年的旅途，所经之地，唯有中国令人在长久之后仍感恐惧。”海明威也怒称中国是个“肮脏的国家”。

传教士毕敬士、摄影家坎恩、学者喜仁龙、摄影师罗伯特·帕劳、杰克·伯恩斯等外国人士，留下了许多反映民国时期普通民众生活情景的照片，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类似老照片，大多出自这些人之手。在他们的镜头下，中国人的生活是单调而贫穷的，面对镜头时那种麻木、空洞的眼神比比皆是，当然他们看上去也似乎很“乐天知命”。

英国传教士麦高恩称：“中国人是颇具幽默感且懂得自得其乐的民族，这一特征只有见到他们本人才能看出来，因为在中国的茶叶罐上或是诙谐小说里的那些有关中国人的图片，都将他们的形象给扭曲了。正是这种幽默和乐观，才使中国人能够忍受数千年来由于愚昧和贫穷而带来的苦难，能够勇敢地为生存斗争。中国如今在远东所处的地位正是他们带领黄种人在过去岁月里，为抵抗剥削和毁灭中华帝国的外来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活力的最好证明。”确实如此。

1949～1979年被妖魔化的红色巨人

1949到1972年的20多年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长期隔阂，客观上让西方社会只能依据和借鉴历史上有关中国的史料，加上自己的想象与杜撰，勾勒出一副漫画式、妖魔化的中国形象。

“和中国交了多年的朋友”

在漫长的年月里，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比黑人还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人开始同情中国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承认了中国的盟友地位，这个盟友是庞大的，但又是虚弱的：尽管在长达八年之久、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抗日战争里，国人在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面前重塑起英勇、顽强、勇于牺牲、坚忍果毅的民族形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为铸就血肉长城，付出伤亡数千万人、损失不计其数的代价，中国人得到的，更多是同情、支持，而非尊重。以至于“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但反对者甚众，英国等西方国家自不在话下，苏联也在其中，甚至就在美国政府内部，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也大相径庭。

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当史迪威问起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时，罗斯福大谈其外祖父从前在中国经商的老话：“我们早已和中国交了多年的朋友，你们知道，我也有一段与中国有关的历史。我祖父到过那里……他赚了100万美元……”结果，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老天爷，他真是糟糕透顶，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快要呕吐了。”

“二战”后，在大多数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民是善良的，勤劳的，但又是虚弱的，是需要大国庇护的。以至于在1950年代冬天入侵朝鲜的美国人眼中，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是孱弱而不堪一击的。

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一号大楼洋洋自得地向新闻界公布了一项新的战争计划：前进到鸭绿江畔，合围朝鲜人民军主力，结束朝鲜战争。他告诉新闻记者：“联合国军在北朝鲜对新投入战斗的赤色军队实施的大规模包围目前正接近决定性的阶段。我们的各种空军部队在钳形突击中担负着封锁敌人的任务，最近成功地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敌人补给线。东线部队也正在向前推进，目前也抵达北朝鲜中部对敌进行包围的位置。西线部队准备向前推进并完成合围。此举如果成功，将达到结束朝鲜战争的目的。”

而他的参谋长惠特尼将军则说：“战争本来可以在感恩节前结束，现在，由于中共军队的出现，战争大致将在圣诞节前结束。”

“世界上最优秀的陆军士兵”

这个无关紧要的一天，不是胜利的开始，相反，它却是美国一连串失败的开始。麦克阿瑟当年的“豪言壮语”曾被当作信心的体现，而今天看来，这些“豪言壮语”仅仅是历史的边角料而已。

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至今把志愿军描绘成不怕死也不知道掩护自己的机器人，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玩命的人，对着志愿军的“人海攻击”不停地扫射仍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期，西方社会基本上把中国的因素忽略不计，认为中国不可能介入，就算中国介入也没什么影响。大多数人参照了美国人的历史认知：那些只会开餐馆、开洗衣店的中国人，见到美国士兵的军服就怂，几乎成了他们的本能。

与之同时被引爆的还有从中国大陆撤回美国的人。在中国大陆，自从抗美援朝开始，政府就开始大规模驱逐和遣送1949年后滞留中国的美国人，无论是大学教授、医护人员，还是教会员工和文化工作者，这些美国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特别是那些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中国人的“反目成仇”让他们万分寒心。因此，无怪他们在回国之后，会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述中国的负面形象。这些形象随着人口的流动，流散到世界各地。

美国对中国的忧虑甚至恐惧，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再度出现。在越南战场上，美国士兵把中国顾问训练出来的越南士兵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陆军士兵”，在明知中国的后勤部队进入越南的情况下，美国空军不敢轰炸中越边界，陆军不敢过“17度线”。

美军营长哈罗德·摩尔与战地记者约瑟夫·盖洛威在他们合著的《一个美国大兵亲历的越南战争》中提到，一次战斗结束了，善后的美军发现了一具身材高大、皮肤较白的越军军官尸体，有人怀疑是中国顾问的尸体，这情报被当作绝密情报逐级上报，被严令不得泄露，不得再提起。因为美军深怕传播出去后会让美国士兵害怕，从而影响全军士气。这时的西方舆论认识到中国不但不能轻视，更不能被忽视……

“美国代表团不理中国人”

朝鲜战争最后以美国被迫接受停战协定告终，对抗和较量却并未就此远去。自此西方对中国的强大感到莫大的隐忧。冷战的铁幕，更让交战后的双方都不敢轻易靠近。经由朝鲜战争一役，红色中国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更威胁着人们真、善、美的观念与信仰。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民主专政，一贯公开反帝、反侵略、反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与压迫。因此共产党政权长期以来都被顽执“冷战思维”的西方视为敌手或对手也就在所必然。

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联社的报道（1954年4月28日）写到：“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团不理睬中国共产党人。国务卿杜勒斯显然正在做出榜样。虽然他在会议桌旁距离周恩来只有4个座位远，但他没有与周恩来握手或说话……一位美国代表说，杜勒斯在第一次会议上甚至连向周恩来那边看也不看。”

从1950年抗美援朝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期间，中国经历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毛泽东对亚非拉来访人士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人民日报》号召美国受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推翻美国政府等等，不仅让美国人难以理解，也让整个西方社会都无比困惑。

出于冷战思维的惯性，出于对异样意识形态国家长期以来的忧心忡忡和无名恐惧与不安，终于，中国成为了西方政府眼中难以消散的阴影。然而有些西方人则持有不一样的态度。

他们大多是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他们深深期待和父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在他们年轻时的眼里，毛泽东使一个一直被西方人耻笑为东亚病夫式的中国，一举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代民主国家，毛泽东是反压迫的旗手。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左派人士，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德国前外交部长约瑟夫·菲舍尔。

“我们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尽管西方的年轻人大多对远东大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但毕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依然以误解甚至仇视为主调，为了扭转这种局势，打破封锁，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同时积极援助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落后国家。这段时期最著名的是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建设，这些援助使中国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好评，逐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另一场悄无声息的解冻，则从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电影银幕上开始。更多生长于冷战时期的西方年轻人在邵氏电影和李小龙的吆喝声中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电影银幕上的侠客与武术突破了好莱坞以往对于中国形象的刻板化塑造。“功夫”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进入好莱坞影片，并向世界传达出中国仁、义、忠、勇的传统思想，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正面英雄形象。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改变当时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谋求发展对华关系。1971年4月，经过了20多年的隔绝，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开始“乒乓外交”。中国的新面貌在与西方隔阂多年以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生活》杂志香港分社社长约翰·沙尔和摄影记者弗兰克·费希贝克随同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

“最初，我们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这是沙尔的感想。他在1971年4月26日发表的《两个竹帘之后的目击者》中，首次向与中国隔绝多年的美国人描述了职业记者眼中的中国，沙尔写道，“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而费希贝克的回忆更加浪漫：“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有美、苏、西欧、中国和日本5大力量中心，“8亿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其他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3天以后，基辛格秘密访华。

一年以后，当尼克松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尼克松带来的那一大批记者的笔调和镜头与沙尔、费希贝克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于是，70年代的中国以一种浪漫而神奇的形象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制服）……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富·斯密司在回忆当时的美国电视画面时这样说：“瞧，一打开美国电视，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一个崭新中国的憧憬”为标题，选取邓小平为年度人物，称“改革开放是一项浩大、冒险而前无古人的工程。”这家杂志写道，“改变10亿人的生活轨迹，领导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教条和与世隔绝，跟上20世纪末的脚步，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怎么可能不是前无古人呢？”

1979年至今“崩溃论”与“威胁论”中的成长

1979年的《时代》风云

如果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形象在一部分美国人眼中多少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幻影，1978年之后，这个古老大国模糊而矛盾的形象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西方得以近距离触摸这个国家的脉搏。

第一个以崭新形象走向世界视野中的中国人，是提出中国改革开放雄韬伟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震惊了全世界。但当时，国外媒体对中国官员的印象还停留在尼克松访华的七十年代初期。尽管中美那时尚未建交，但一些外国人开始以“探险”的心态来到中国，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们描绘成一群“穿有四个口袋的外套，胸前挂支钢笔的人”。普通百姓则被描述成更为整齐划一的形象：“10亿蓝蚂蚁”——“那里的人们都像一个个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似的，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穿得都差不多。”

国家经济尚显贫弱，中国人的服装颜色几乎只有蓝、灰、黑三色。国人渴望通过树立新的形象迎接客人，外国人则想看看这个终于打开国门的东方大国的真实面貌。

所有问题的答案，随着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揭晓了。

1979年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两个月，邓小平成为继蒋介石夫妇之后，第二个成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中国人。

在《时代》周刊的刊首，黑体字母大字书写着标题：“邓小平中国的新气象”。封面上的邓小平一袭黑色中山装，目光睿智。封面的背景特地不采用《时代》周刊标志性的红色，而是一片青山翠柏。

首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仅仅一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封面标题为“邓来对话了”。随后，邓小平对美国华盛顿、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进行了访问，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也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带到了世界面前。邓小平在美国的访问再次掀起了一波中国热，200多名记者对他的美国之行进行了密集报道。

“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形象顾问。这是一门学问。跟外界交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讲究。”中国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这样认为。

世界注意到了邓小平的亲民举止。后来，卡特总统回忆到，在纽约肯尼迪中心的演出结束之后，邓小平登上了舞台与演出人员握手，并亲吻了一个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小姑娘。“会亲吻我们的领导人，他的国家一定不会与我们为敌。”时任美国众议院院长杰克逊对卡特总统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也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打开了大门，并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放开了接收中国留学生。此后多年里，每年有五万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走向世界，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告诉着世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

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十年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这样回忆中国巨变对他带来的震撼：“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十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

1994年：北京人在纽约

1994年，北京某乐团的大提琴手王起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与上一代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的老华侨不同，他们是属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来到北美大陆打拼的中国人。刚到美国时，他们住在贫民区，一无所有，甚至穷得吃不起饭。但最后，饱经辛酸的他们终于在美国赢得事业的成功。

1994年热播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反映的正是外国人眼里，新一波远渡重洋的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美国人发现，虽然历经百年风云，马克·吐温在他1871年所写的《生活简单》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描述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人：“他们安静而不张扬，他们喜欢息事宁人，他们温顺平和，他们很少醉酒，他们一贯勤勤恳恳。”

上个世纪末，北美博士约翰·多博曾经进行过一次“国外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多博调查发现，北美民众对中国人最多的看法是工作勤奋。调查中，马里兰州一位男子的回答代表了美国人的一般看法：“中国人看起来很有教养、很有智慧。华裔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很多。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即使是望女成凤的美国母亲，也对中国人的勤奋特质印象很深。多博记载过，一次一位美国母亲问女儿：“周末晚上12点的时候，还有一个女生在实验室做实验，而那时候美国学生却在泡酒吧，搞派对。你猜，那个女生是哪国学生？”女儿张口就答：“当然是中国学生啦。”

闯荡事业之外，更多的中国人以游客的身份来到了国外。由于80年代中国外交努力的成果，1990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中国开放旅游签证，中国的平民百姓第一次能够圆了自己的出国旅游梦。但据当时在“中旅公司”的小雪回忆，那时境外旅游的费用不菲，一次典型的“新马泰”旅游就要花去人民币1万多元。

当时，出国旅游的客源仍然以公费考察为主，但对广东等地区先富起来的民众而言，“新马泰”之旅成为了对自身财富的肯定的象征。

似乎是为了一饱中国人“闭国”30余年后的眼福，那时的旅游产品以长线为主，往往是“十五日游”这样的旅行计划。参团的人往往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要么在政府身居要职，要么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打拼为自身攒足了财富。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到海外旅游、移民，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旅游不再以单纯的观光为主，购物成为了主要的目的。与此同时，随着更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也使得中国人的海外形象变得更加复杂，2013年，就有西方媒体将中国人评为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旅游源国家”第二名，仅次于美国。

从1999到2008年：形象建设十年路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不只是西方对中国的认可，还有种种猜忌、疑虑乃至敌意。

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北京等多个中国城市，大批中国学生纷纷在美国使领馆门前聚集抗议。尽管当时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二十余年，但在一些西方媒体眼里，中国却似乎一夜之间再度回到了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在西方媒体炒作下，“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升温发酵，部分西方媒体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

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席卷太平洋沿岸。那时恰逢亨廷顿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受到媒体热捧。这本书虽然不是针对中国，但提出了东方文明和欧美文明不可调和的论点。

到后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拓展到粮食、环境污染、网络间谍、食品安全等等各个领域，只要是涉及中国的热点话题都会被西方媒体不断上纲上线，渲染成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莫须有威胁。

这一波的中国威胁论让中国意识到主动构建正面的对外形象的重要性，开始主动与外界特别是国际社会进行多维度的沟通、交流。2001年“9·11”后，中国开始向美国学习公共外交的建设。

3年以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确立，各地还聘请来自大学、公关机构的专家为政府公务员进行形象方面的培训和授课。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则启动了多语种的国际频道建设计划，不仅仅用英语对外播出，还有西班牙语、法语，在2009年又推出了俄语频道和阿拉伯语频道。

最根本的则是中国坚持了“和平发展”与“韬光养晦”的战略，努力化解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善意。更多的国家开始认同“中国机遇论”的新说法。

对国家形象建设的多年坚持，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得到了回报。那一年，由于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外媒对中国的看法中再次以正面的声音占据了绝对的主流。

正如境外某媒体主持人曾经称赞的那样，中国体现了自己果断高效的行事风格，挑不出问题的表现让最热衷挑问题、制造新闻热点的西方媒体也“无话可说”。

2011年：与世界牵手的中国形象广告

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电子显示屏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

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在海外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之前，一部名叫《携手中国制造》的广告片在CNN等平台滚动播出，被外界看做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开端。它是我国政府向海外推广“中国制造”的首个广告片，强调了“中国制造”的“全球属性”。

中国政府向海外不遗余力地传播正面形象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国际形象长期以来的“时好时坏”。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曾说：“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了解比较片面，基本是在高估和低估中国间徘徊。一看到中国有成绩了、成功了，就说中国要‘威胁了；一看到中国有问题，就说中国要‘崩溃了。”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对国家的宣传和过去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环境大不同了。应该主动传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向世界更好地宣传中国，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曾这样表示。

郑砚农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该和它的硬实力相适应，现在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如何告诉世界，中国是“一头温和的大象”，而且中国的发展只会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不会是威胁，就需要一个好的渠道去表达、传播。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国家形象建设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改变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而要塑造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仅仅通过简单的传媒手段和文化输出是不够的，还需要国人的集体努力，需要更高明的国际公关，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耐心。

（摘编自《看世界》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