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经济圈外资利用中心城市之争

汪文姣，陈志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一、问题的提出

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它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为核心，北连东北三省，南接长三角地区，背靠西北部内陆省市，凭借港口优势以及地理位置，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一直以来，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的讨论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从赵伟等（2009）[1]提出的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模式来看，伴随着在一定的区域内，必然存在一个或以上的中心地带，而周边地区以中心地带为核心发展，而天津和山东青岛则是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最为迅猛的两个城市，那么，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上，天津和青岛哪一个更能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呢？或者存在两个城市并重的情形？如果仅存在一个中心城市，那么在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规划上则相应要向中心城市倾斜，如果存在两个中心城市，则需要协调两个城市的发展，调整相应政策，因此，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FDI中心城市的确定，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综合各家之言，高鹏（2005）[2]和钟正（2006）[3]对于环渤海经济圈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目前环渤海地区有三个公认的核心区，京畿圈，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而普遍认同的均是以京畿圈为中心，其余两个核心区为副中心的发展模式。而钟正特别指出三个地区的发展“各自为政”，缺少协调发展。在就具体龙头城市的选择上，现有研究分为“天津派”和“青岛派”。王光沪（2006）[4]强调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加强与上海浦东新区的合作，发挥经济特区的作用。指明天津凭借滨海新区的开发着力于打造环渤海经济圈龙头位置，而山东青岛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热忱，但是也对于青岛的发展进行了政策倾斜，加速实现山东半岛的一体化进程，打造“大青岛”。同时，华夏时报（2007）[5]年认为天津展现出“龙抬头”趋势，将引领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张玉庆（2008）[6]也指出天津应当发挥核心“龙头”的示范，辐射作用，从而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崛起。尹训宁（2010）[7]明确指出环渤海经济圈的一体化进程较慢，区域之间更多的是竞争性关系，而尤其以辽宁，青岛和天津对于北方航运中心的争夺最为激烈。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大连港和天津港的发展，而青岛港的发展则相对处于弱势。杜西平等（2011）[8]则更具体的表明京津冀都市圈是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显著核心区域。而天津在政策引导下，逐步凸显作为中心省市的作用。天津滨海新区的建立也使得天津的外资吸引力大大增强（刘畅等，2012；李家祥，肖雅楠，2013）[9-10]。

与支持天津相对应，新经济导刊（2009）[11]对于环渤海经济圈观察的专题则指出青岛作为山东半岛的“龙头”，与天津，大连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与蔡德林（2008）[12]得出的分析结论一致。杜在娟（2012）[13]还特别强调青岛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开放港口，对外联系密切，能够承接国际服务转移、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协作。中国城市发展网（2012）[14]发表评论认为，青岛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火车头之一，一旦整个环渤海交通网络覆盖，青岛将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华北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此外，齐晶晶等（2009）[15]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环渤海经济圈的各个城市的综合实力进行了分析，表明北京在环渤海经济圈稳居首位，是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和首位城市。而天津、大连和沈阳也分别是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核心城市。

综合来看，目前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研究文献大多数以政府报告或者新闻为主，而实际成文的期刊文献较少，而期刊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部分文献均是将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一个整体讨论，综合考察各方面的发展，而从区域内部予以分析的文献较少；第二，目前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研究集中在整体经济实力和航运能力上，对于其作为北方贸易投资中心的研究较少，而研究内部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更少。第三，没有对环渤海经济圈的FDI进行层级结构划分。

因此，本文主要从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发，比较天津和青岛两个城市，来确定哪个城市更具代表性，能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FDI投资中心。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对环渤海经济圈的FDI中心城市进行探讨；第二，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区域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予以考虑；第三，从定量的角度来确定环渤海经济圈的FDI中心。

二、天津与青岛的外资实力比较

（一）整体经济发展状况

环渤海经济圈是与长三角，珠三角并列的中国三大经济圈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科院地理所副所长李文艳就提出了大渤海地区的概念，随后美国的东西方研究中心提出了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大渤海地区为核心的东北亚区域概念，随后逐步被国内所采用。环渤海经济圈主要包括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京津唐地区，而随着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辐射影响，山西、辽宁、山东以及内蒙古中东部均属于环渤海经济圈的范畴。

环渤海经济圈自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量直线上升，成为北方地区投资的主要市场。目前全球82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有119家，其中有49家设立在北京，占41.2%；同时，有87家外埠大企业在北京设立了103家研发机构，另有8家即将建立驻京研发机构，这一数量还在继续增长。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和运营总部，把生产基地建在天津、山东等地，正成为更多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战略布局。天津目前拥有外商投资企业1万余家，其中全球500强企业在此设有200余家生产性投资企业，大连的外商投资企业也超过8000家，累计外商投资达到120多亿美元，是东北地区外商投资最多的城市。外商投资带来的管理、技术和营销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将在环渤海地区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释放，加速启动老工业基地的能量，提升旧产业并同时形成新兴制造业[16]。

天津的滨海新区和山东青岛相继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的概念[17]，天津致力于打造以渤海新区为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圈，而山东则侧重于规划半岛城市群，进一步加速和完善自身的交通基础设施，利用港口优势，加大与日韩各国的经济交流，不断提升竞争力。环渤海经济圈的龙头之争愈演愈烈。

（二）天津与青岛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对比

长期以来，天津和青岛分别作为京畿圈和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各自发展，无论在整体经济实力还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开发的建立以及外资的引进上均处于地区领先位置。如图1所示，从两个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可以直观地看出天津和青岛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实力对比。

图1 天津市1992-2 0 12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年增长率

天津作为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拥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政策支持。从地理位置上看，天津紧靠北京，是北京技术外溢和资本溢出的直接受益者，依托于北京的蓬勃发展力量，天津也具有直接接触外商投资企业的极大契机。近年来，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迅猛发展，天津市也成为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城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引入外资的优惠政策，2007年，天津市商务委发表了《关于促进全市开发区引进外资产业合理布局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天津市遵循“十一五”规划，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大滨海新区的开放程度，实现差异化发展，规划并公开引资标准，积极开展国际信息交流和合作。此外，毗邻河北省，拥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天津港的天然优势使得天津实际利用外资额近年来迅速增加。如图2所示，1992年，天津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71 589万美元，而截止到2012年，天津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已经增长至1 501 600万美元，是1992年的20倍，而从图1来看，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中，天津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稳步上升，但是2003年急剧下跌，比2002年下跌了60%，随后又开始全面上涨，且一直到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年增长率都保持在20%以上。到2012年，天津市实际利用外资创历史新高，但是增长率却开始走低，实现外资利用的稳步增长。

图2 青岛市1992-2 0 12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年增长率

而青岛市是我国北方较大的地级市之一，以整个山东半岛为经济腹地，拥有天然港口优势的青岛，在整个山东半岛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中处于领先地位。青岛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发展迅速，青岛市的外资引入和天津有所不同，主要有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主要的投资来源从欧美国家向亚洲国家和地区转变，尤其是2001年，亚洲国家和地区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82%和41%，而欧盟合同利用外资同比下降59%；美国、加拿大合同利用外资同比分别下降27%和17%。第二，青岛市的外资利用在产业结构中的变化，第一产业利用外资持续增长，第二产业依然占据着外资利用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则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39%。第三，青岛吸引外资的投资项目也逐步增大，投资方式从外商独资企业向着多元化投资转变。2007年，青岛市更是提出了“招商选资”的口号，在环保和循环经济等“绿色招商”方面取得了突破，不断提升外资的质量。从图2来看，1992年青岛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34 769万美元，大约为天津市的一半，而一直到2007年，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尤其是2004年至2007年间，青岛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都维持在350 000万美元的高度。但是从2008年开始，青岛市的外资利用开始直线下跌，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但是，进入2010年后，青岛市的外资又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较上年增长50%以上，并在2012年也达到历史最高额460 000万美元。

从天津和青岛各自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天津市整体数值较大，并且一直保持着大幅增长，而青岛市虽然整体规模略差一筹，但是后发优势明显，尤其在21世纪以后，稳步推进外资利用。此外，通过测算两个省市的外资利用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佘雪锋（2013）指出天津和青岛一直处于领先水平，难分伯仲。但是，本身的经济实力不足以使得该地区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强而广的经济辐射力才是构成中心省市的必要条件。因此，从实证角度进行中心城市的检验能够更有利的支持中心城市的构造理论。

三、模型构建

（一）模型假设条件

对于一个地区中心城市的选择，可以从直观上来看，但是，从实证分析上说，哪个或者哪些省市是中心，哪些是外围尚不确定，因此必须对一个城市是否能作为该地区的中心分布区域进行检验。基于分析，我们认为影响中心地区FDI分布的因素会对中心以及周围地区产生同期以及长期滞后的影响，但是，影响周围地区FDI分布的冲击因素不会在同期内对中心地区产生影响，但是会存在一个滞后的反馈作用。因此，对于中心省市而言，它受到本身时间滞后和邻近省市滞后的反馈影响。而对于外围省市而言，即受到本身时间滞后以及邻近省市滞后的影响，还受到中心省市冲击的影响。

（二）模型确定

Holly，Pesaran和Yamagata（2010）[18]采用了Wu-Hausman检验，确定UK的中心房价地区为伦敦。因此，本文也采用了相同的检验方法来获取中心地区。具体检验方法和模型构建如下：

首先，分别选定天津市和青岛市作为中心地区，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然后得到OLS估计的残差。即

然后，再将残差项作为变量加入其他地区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到

其中,

运用t检验，检验残差项系数的显著性。H0:λi=0，若原假设成立，则说明选定区域不能成为中心地区，若原假设不成立，则选定区域可以作为中心地区。

其中，变量lfdispit表示第i个省市的所有邻居实际利用外资额在第t年的地理加权。具体计算公式为：

i=1，2，…，18，t=1，2，…，54。

其中，sij是空间权重矩阵W按行标准化后各个位置上的元素，wij表示W的元素，用于衡量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

（三）空间权重的选择

对于空间权重的选取，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地理空间相关来看，主要有邻近矩阵和距离矩阵两种，但是，单纯考虑地理上的空间相关性容易忽视经济上的关联，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选取采用经济距离来衡量空间相关关系。本文选用了统计概念上的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衡量城市i和城市j的空间相关关系，因此，在本文中，wij=Corr(lfdii,lfdij)表示的是城市i和城市j之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相关系数，该系数越大，则说明两个城市之间的相关性越强。

四、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方法，本文选用我国环渤海经济圈54个地级市1992-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统计网，各省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城市统计年鉴，实际利用外资额采用万美元为单位，运用R分析软件，通过运用Wu-hausman统计检验的方法，得出的实际结果如表1。

表1 基于wu-hausman检验的中心城市检验结果

从实证结果来看，如果以天津市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只有北京市、邯郸市、承德市、大同市、大连市、鞍山市和济南市的周边城市方程通过了检验，而其他周边城市方程的中心城市方程残差项的系数检验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无法将天津作为中心城市，因为天津实际利用外资额对于周边城市并没有显著作用。此外，可以看到，受天津影响显著的城市分为两类，一是距离近的城市，例如北京；二是较大的地级市，例如大同、大连、鞍山等。北京和天津邻近，因此，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大，而考虑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向天津转移，所以天津实际利用外资额必然对于北京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大同、大连、鞍山、承德等地级市均在各自的省市属于大中城市，直接对天津实际利用外资额产生影响，而其他的省市，例如内蒙古以及辽宁等地而言，由于距离较远，所以对于天津市作为中心城市的敏感度不高。而山东省内的各个市，受天津的影响较小，这是由于山东省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并且直接和亚洲其他各个国家外资活动往来频繁，受国内影响较小。河北省较为独特，从检验统计量来看，河北省各个地级市的统计值均在1以下，对于天津的实际利用外资额相当不敏感，这可能是由于河北省本身外资额不高，而且更多的受北京市的影响有关。

而如果以青岛市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只有衡水市、阳泉市、营口市、威海市、菏泽市和济南市的周边城市方程通过了检验，其他各省的地级市方程均没有显著的以青岛市作为中心城市的特征。但是可以看到，河北省和山东大部分地级市的Wu-Hausman检验统计量虽然未达到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但均在1.2上下浮动，比较接近临界值，因此，可以看出，河北、辽宁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受青岛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影响很大。而内蒙古、山西实际利用外资额都没有明显受到青岛市的影响。这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内蒙古和陕西都属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内陆省市，而且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最外围，本身受到远距离的约束而受到的影响小。其次，山西受北京以及内陆各省市的影响更大，而内蒙古位于我国边境地区，主要的外资利用来源于俄罗斯、蒙古等北亚和中亚国家，而青岛则是近海，主要通过港口优势吸引欧美和日韩等地的外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和青岛两个市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统计量来看，无论是天津还是青岛作为中心城市，另一个城市都呈现出弱相关关系，这也说明两个城市之间并不是依存关系，反而更偏向于竞争和各自发展的趋势。因此，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我们认为，无论是天津还是青岛，都无法单独作为环渤海经济圈外资利用的中心城市。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的分析和检验，通过对环渤海经济圈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数据，希望能找到带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龙头城市，但是结果表明，被寄予厚望了天津和青岛都无法单独作为整个区域的中心，这与目前环渤海经济圈的具体发展模式比较接近。产生这一结果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环渤海经济圈所涵括的地域较为广泛，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这一区域本身就是由多个分散的经济区共同组成的，尤其是山东半岛和京畿圈这两个较大的发展区域，因此，内部差异较大是的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上无法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集聚中心。

（2）天津市和青岛市两个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同。天津市着力于打造京津冀地区的核心城市，紧靠首都北京，拥有广阔的河北市场以及山西、内蒙古等经济腹地，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也偏重于技术开发区，而青岛市则主要是通过青岛港和整个山东省的扶持来促进发展的，由于青岛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渤海大部分的海岸线地区，因此，青岛市更偏向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致力发展蓝色经济区。

（3）天津和青岛两个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十分接近，在地理位置上也邻近，因此，两个城市的发展更多的呈现齐头并进之势而非从属关系，国家政策对于这两个城市的发展也基本持平。

（二）政策建议

因此，综上所述，天津和青岛的龙头之争并不存在，考虑到环渤海经济圈没有一个明确的外资利用中心城市，为了充分发挥环渤海经济圈的第三增长极潜力，以及更好地提升该地区外资利用，不断增强环渤海经济圈的综合实力，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采取求同存异的发展路线，在谋求协调发展的道路上打造自身的特色经济。由于天津和青岛都是我国北方外资利用额的重大城市，而且两者在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中处于并重地位，那么两个城市之间应当更好地加强交流合作，运用天津港和青岛港的天然优势来引入外资，同时，要避免出现抢夺外资的情况，天津偏向于京畿圈的发展，通过城际铁路，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发展圈。而青岛市则要依托于山东半岛并结合辽东半岛，发展半岛经济。

（2）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正确引导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伴随着长三角、珠三角的飞速发展，北方地区的经济振兴开始成为国家的战略重点，而环渤海经济圈更是政府大力支持的经济发展新动力，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形成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模式，防止内部过分的竞争，应当谋求一致发展，打造大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

（3）在合理引入外资的基础上，提升外资的利用质量，走多元化外资利用渠道发展方式。环渤海经济圈的外资利用额逐年递增，伴随着外资总量的上涨，外资结构的合理运用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是外资在三大产业之间的分布，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要积极引入高质量的外资，调整利用结构，提升环渤海经济圈的外资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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