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趣味为中心”

摘 要：现代文学大家周作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与他的语文学习态度有莫大的关系。他秉承“以趣味为中心”的宗旨，从阅读到写作均为个性化服务，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学风格。

关键词：周作人 语文学习 趣味阅读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文学理论家，著述丰厚，成就显著，这与他丰富的阅读经历不无关系。他一生爱好读书，涉猎广泛，如文学、翻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等都在他的研究视野内。在长达六十年的读书生涯中，他始终把兴趣放在第一位，他的写作也大多是兴趣使然。

兴趣是激发人从事某项工作最大的动力。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人与生俱来不可避免存在的历史性，必然导致对所理解事物的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不是需要克服的消极因素，而是我们理解事物的动力和前提。”[1]（P63）以周作人为例，他青年时期偶然在北京观看了京戏，对戏中不雅的动作和唱白及其厌恶，认为是糟粕，因此终生反感京戏。他对待读书也必然如此，他从小就不喜读经书，尤其是“载道”的古文，所以一生强烈反对八股文，对韩愈始终没有好感。鲁迅先生曾把读书分为“职业的读书”和“嗜好的读书”，称前者是为生活、升学等实际服务，而后者则是纯粹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即“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2]（P444）显然后者成为周氏兄弟读书的准则。无独有偶，周作人也曾对读书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自己主动选择读书比成小孩子自己拿钱去买零食，虽然比较简陋，但却会津津有味，而被强迫读书好比被大人强灌汤药，即使有效用但也会引起反感。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都是如此实践。他少年时期读书就以兴趣为主，在祖父的引导下，非常喜欢《西游记》，因为他觉得“写孙行者和妖精的变化百出，很是好玩。”[3]（P455）后来研究日本文学也是如此，诚如他所言：“我看日本文的书，并不专是为得通过了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4]（P487）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特别偏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日本文学作品就是以“情趣”为本，尤其是“余裕派”的文学作品，所提倡的“有余裕的文学”，“低徊趣味”正是他所向往的文学境界，其代表人物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是周作人钟爱的作家，多次在作品中提及二人。成年后他数次提到选书的原则，就是以“有趣”为准，无论是情节还是文笔，如果二者兼具更佳，乃至他创作、翻译也皆以兴趣为本，他翻译日本的狂言也是因为“有趣味，好玩。”[5]（P42）

他选择读作品一方面来自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儿童的天性。比如，相对于文字，图画容易引起孩子的兴趣，周作人最早接触的几乎都是图画书，尤其是关于自然界生物的，更符合儿童好奇的本性，他因为幼年时喜欢玩弄小动物，随后开始翻阅《花镜》《格致镜原》和《事类赋》等书，从中寻找相关的故事。成年后，周作人对有关动植物的书籍还是颇有兴趣，法布尔的《昆虫记》虽然是关于记载昆虫的自然科学书籍，但他认为比一些无聊的小说和戏剧更有趣味。

周作人所说的“有趣”“好玩”并不仅仅是兴之所至，而且还含有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美学意义的趣味。他曾说：“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6]（P60）在他眼里，这种“趣味”涵义丰富，包含“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他喜欢不同类型的书籍，就是看到这些作品能带给他不同的乐趣。如他喜欢侦探小说，说《华生包探案》“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7]（P95）周作人翻译的第二部作品《玉虫缘》，是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创作的一篇小说，可看作是侦探小说的早期形式，充满大量的推理。周作人对其青睐有加。他喜欢《镜花缘》《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带有神话性质的中国小说和儒勒·凡尔纳为代表的西方科幻小说，是因为“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余年前的著作，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8]（P112）

周作人倡导多看“闲书”，这是相对于八股文章而言，并不是一味的看消遣读物。不可否认，从一些闲散书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比正史更具有历史价值，但是如果读者沉浸于其中的杂闻轶事，就得不偿失，就如鲁迅所言：“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9]（P141）周作人虽然都是从看这些带有娱乐性质的书籍开始阅读，但他能够做到与思考同步。林语堂说：“一人找到一种有趣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书而不能不去找关联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上堂入室，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见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已证己说，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这是自动的读书方法。”[10]（P163）周作人正是这种主动读书方式的实践者。他幼年对自然名物产生兴趣，成年后阅读了《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南方草木状》等自然科技书籍，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又进而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他在东京期间接触了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对希腊神话有初步的了解，读法国戴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让他见识了文学史编撰的方法，这些对他在北大任教期间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有莫大的启发。

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读书经验，周作人反对把语文教育看作是道德教育，认为文学就是“吟咏性情”，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他曾把古代文学分为“言志”与“载道”两种对立的形式，虽不尽科学，但可看出他非常看重文学的“情感”功能，这也是他一直关注儿童文学的重要因素。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初期就提倡创作符合儿童心理的文学作品，国文教材的选文也要考虑儿童的心理。他认为，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三种作用：“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培养并指导这些趣味，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11]（P27）儿童是指3至12岁左右的孩子，在他看来，不同时期的儿童由于生理心理的特征不同，所阅读的文学作品种类应有所不同。他主张读文学作品，而不是读本，那样只是教会了认字，但是却不能养成读书的趣味。以少年期（10至15岁）为例，他提议应该阅读的类型有诗歌（如唐代的乐府及古诗）、传说、写实的故事（如《鲁滨孙漂流记》《堂·吉诃德》《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寓言（希腊寓言、佛经等）、戏曲（主要指西方的戏剧），这与他少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大致相同。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童话或是儿童读物，如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称赞《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今译《爱丽丝梦游仙境》）是“绝妙之文”，希望新文学的参与者们能多创作出类似的作品，他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而没有翻译《恶之花》，因为他觉得里面的幻景“黑而可怖”“不适合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

以兴趣为目的主动阅读无论是从阅读过程还是阅读效果看，都与以应试为目的被动阅读不同。周作人从读书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传统文化相背离的道路。八股文是封建时代语文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的读书几乎都是从《三字经》《千家文》开始，然后研习八股试帖，而周作人却把学习四书五经看作是“念书”，顾名思义，就是照本宣科，从未深入思考过，以至于对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作为传统语文教育和应试主要内容的八股文写作，他也敷衍了事，最终先后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皆落榜。周作人喜读的都是“杂书”，或是“非正统之书”，强调语文学习要“多看闲书”，这对科举考试无任何帮助，但却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更能有效地吸收书本的知识，拓展了视野。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语文教育中，虽然学习的主体理论上是学生，但实际上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是教师发挥主体作用，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尤其实行科举制之后，学习的内容也逐渐呆板化、僵硬化。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却打破这一传统，主动从自身兴趣出发，有选择地学习知识，这也与当时的时代气息相符。19世纪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衰落期”，受外来文化冲击，传统的中规中矩思想已经落伍，接触到外面世界的新式知识分子渴望求新求变，破除传统文化的束缚。他们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的发现，即寻找人的价值。周作人五四时期著名的《人的文学》就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所以他关注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研究心理学（特别是性心理学）、民俗学。在南京时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天演论》（严复译）、梁启超的一些著作，具备了初步的觉醒意识，如他在日记中写下：“明明有我，且明明世界上占有一我字之地位”，并发出“误国青年当自厉”的口号，就是他的《天演论》的读后感。在学习阅读领域，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周作人看来，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写文章，更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要在读书中发现常识和乐趣。他曾在《吃茶》一文中谈到他所理解的“茶道”就是“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这也可看做是他从读书中所领悟到的乐趣。而人生的常识可解释为“人情与物理”，即“健全的道德和正确的智识”。[12]（P758）他的日记中有相当篇幅记载他徜徉于书海中的乐趣，如1902年五月初四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大雨。看《剡录》，吃菠萝蜜，甚甘。”五月十一日的日记云：“房中啜茶，吃芭蕉、饧。袒臂独坐，衿怀倏然飘飘，有登仙之概，人生行乐耳，扰攘何为。灯下看《巾箱小品》，内唐诗、《西厢记》诸酒令。”

语文能力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阅读能力，而培养阅读兴趣是首要的任务。周作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读书态度，对我们今天的语文学习无疑具有诸多的启发。

注释：

[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拾遗（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5]止庵校订，周作人：《<狂言十番>序·苦雨斋序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止庵校订，周作人：《笠翁与随园·苦竹杂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8]止庵校订，周作人：《镜花缘·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林语堂：《读书的艺术·林语堂名著全集（13）》，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止庵校订，周作人：《儿童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2]钟叔河编订，周作人：《<一篑轩笔记>序·周作人散文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王姝 辽宁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1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