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张 军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一、军府概念考

“军府”一词或可与“幕府”一词通用。征诸史籍，“幕府”之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本义与起源上看，“幕府”是指将军出征临时组成的军事指挥机构，最早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中云:“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1］又，《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出征，治军简易，幕府“省约文书籍事”。［2］李广从卫青征匈奴，失利，卫青使人“责广之莫府对簿”。［3］莫，幕也。①莫的涵义颇有异议。晋灼云:“将军职在征行，无常处，所在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卫青征匈奴、绝大漠，大克获，帝就拜大将军于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也。”然颜师古云:“二说皆非也。”“莫府者，以军幕为义，古字‘莫’‘幕’通用耳。军旅无常居止，故以帐幕言之。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则非因卫青始有其号。又莫训大，于义乖矣。”《索隐》注云:“凡将军谓之莫府者，盖兵行舍于帷帐，故称幕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4］以后，把将军衙署称为幕府，则常见于史传。从这个意义上看，“幕府”应最早见于汉代文献。但是如果将其视为将军指挥军事行动的机构，则其起源当更早。《册府元龟》卷716幕府部总序便云:“《周礼》六官六军并有吏属，大则命于朝廷，次则皆自辟除，春秋诸国有军司马、尉、侯之职，而未有幕府之名，战国之际，始谓将帅所治为幕府。”［5］把幕府上溯到周礼六官六军的吏属，春秋诸国之军司马、尉、侯，其说有待进一步考证，而言幕府之名在战国时既已产生，则可信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府”一词由本义逐渐引申开来，由最初临时征讨帐幕所设指挥机构演变为将军之府署，或含义更加泛化，亦指带有某种军事性质的衙署。

广义的幕府大体上是由幕府之本义即将帅征战之府署僚佐辟署制引申而来的。将军担负着艰巨的战争任务，战争形势亦千变万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朝廷自然会赋予其极大的自主权，包括僚属的任免权。亦因军事的考虑，为组织一个协调统一且高效的决策班子，将军选拔幕僚时不会死板地恪守承平时期朝廷铨选官吏的常制。《史记》记载李牧之幕府，“以便宜置吏”，即是明证。东汉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辅政，班固记载，其“幕府新开，广延群俊”［6］，可见，国家常制下的辅政机构亦可称幕府。《册府元龟》幕府部把汉以来丞相、三公、将军、统帅以及刺史、京尹守相所置掾属皆作为幕府之职加以叙说。幕府部辟署条云:“汉氏公卿郡守，皆得自举其属，中兴之后，辟召尤盛，故当时幕府，彬彬然多贤才焉。魏晋而下，内居宰弼之任，外膺将领之寄者，曷尝不选众而举得人为盛哉!”［7］

魏晋以来，干戈扰攘，政局动荡不安，自然会引起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武官制度蓬勃发展，成为政治制度的主体［8］，甚至连将军号都逐渐具有官僚本阶的意义了。①阎步克先生对将军号的研究便深刻地揭明了这一点。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相对于含义过于宽泛的幕府来说，用“军府”来命名笔者所要研究的对象显然更加妥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制变化实是沟通汉唐两种政制类型的津梁。秦汉之政体为公卿—郡县体制，隋唐则为省部—州县体制，二制迥然有别。秦汉帝国以三公九卿构成中央政制的骨架，又以三公为全国的政务中枢，各个国家机关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委任责成的权力系统。唐代则不同，三省为政务中枢，各个国家机关相对不独立，以承宣制命为特征，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更频繁、更紧密的整体。汉唐政治体制类型的转变，即“从委任责成式的统治到承宣制命式的统治”，“实质上是皇帝权力渗透到了整部国家机器的内部，是中央权力渗透到了地方机关的运转之中。这是一种全面的而非局部的变化，是整个统治方式由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深刻发展。”［9］在中央、地方两个层面的变化中，军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抑或说，汉唐间中央对地方权力的逐步渗透正是以军府为媒介实施的。

那么，这种军事行政体制的核心——军府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其本质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军府制度的本质是公府，它的产生可借用“幕府的公府化”与“公府的幕府化”两个概念。幕府的公府化过程贯穿于两汉。在西汉前期，国家的政枢是丞相府与作为丞相“副贰”的御史大夫府，武帝以后，由于尚书台的出现及将军地位的提高，丞相与御史大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较之西汉前期有所下降。尤其是诸将军常为中朝官首领，且领录尚书事，为辅政大臣，更为权势所系。诸将军地位比肩丞相，皆是金印紫绶;将军又领京师之军队。诸将军领尚书事参与国家大政之决策，超越丞相。若在非常时期，如皇帝不能理政之时，诸将军领尚书事更可代行皇帝之权，一总朝政，其权力更非丞相所能相比。总之，诸将军领尚书事为西汉后期权臣所需要且喜好之头衔。就东汉而言，执政将军几乎全是外戚，因此得在内宫与闻政事，辅佐决策，故将军之地位甚高，甚至是朝廷最有权势之大臣。两汉将军地位如此，那么，其幕府自是辅助其处理政务的重心所在。将军地位如公，其府实质上是公府。当将军之名号走下庙堂，开始冠于州郡等地方长官，地方长官便有权联营军府与州郡府，从而开启了“魏晋南北朝地方军事化”［10］的过程。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府的研究现状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府的研究当首推严耕望先生，其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的《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对魏晋南朝的州府、军府以及蛮府僚佐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至今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林校生曾于《北大史学》发表了《桓温幕府僚佐构成考说》《桓温幕府职能事功剖说》等论文，以桓温幕府为个案考察东晋方镇幕佐，论述了桓温府帐下僚属在书记文翰、参与军戎、佐理府政、固树党羽、交通族姓、增隆位望等六个方面的重要作用，或酌加评点以揭示帅主与幕宾的关系，透视当时的某些特征。［11］陈奕玲在《考议魏晋南朝的将军开府问题》中对将军开府权力及其资格进行了考证，认为将军开府最初与军号大小相关，一般是三品以上将军才具有开府的权力。随着军号的滥授，官员所带军号品级普遍提高，依军号高低开府的限制逐渐失去实际意义，将军开府转而与官员的实际职务关系加强——地方长官的都督、刺史普遍带军号。“郡守、中央官、仅有军号无它职者却需要特别规定才能开府”，“县级长官开府则为罕有，军府僚佐记载不明。”［12］这些观点具有启发意义。笔者也对此问题作了一些研究。［13］本文主要关注东晋门阀士族谯国桓氏军事力量盛衰的变动，其军府运作的特征及对谯国桓氏家族兴衰的影响。

三、桓温军府的出现和实践运作

由《晋书》卷74《桓彝传》可知桓氏世系的大致情况:桓温长子桓熙、次子桓济、第三子桓歆、第四子桓祎、第五子桓伟、幼子桓玄，桓温有弟桓云、桓豁、桓秘、桓冲等。以下根据《晋书》对桓温军府进行简要分析。

《桓温传》载:“(庾)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14］这是桓氏继庾氏之后统领荆州的开始，到丧失对荆州的统领权，桓氏统领荆州达数十年之久，其间相继统领荆州的皆是桓氏门户人物。《桓豁传》载:“温既内镇，以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15］《桓冲传》载:“豁卒，迁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16］《桓石民传》载:“冲薨，诏以石民监荆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17］《谢安传》亦有载:“是时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为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彼此无怨，各得所在。”［18］桓玄取代晋室而自立，最终被北府将刘裕驱逐，桓氏军将势力彻底毁灭。《桓冲传》云:“初，温执权，大辟之罪皆自己决。冲既莅事，上疏以为生杀之重，古今所慎，凡诸死罪，先上，须报。”［19］由此可知，中央官员若不兼带京畿，建立军府，几无实权可言。此项兼官，大者都督中外或都督数州，次者为扬州刺史，再次者为丹阳尹。可考的东晋以录公领扬州者有:王导，领扬州刺史，后为中外都督;庾冰，为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何充，为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领扬州刺史;蔡谟，领扬州刺史;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谢安，领扬州刺史，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都督中外军事，又领徐州刺史;司马元显，领扬州刺史，又领徐州刺史，加都督十六州诸军事;桓玄，都督中外，扬州牧，领徐州刺史;桓谦，领扬州刺史;王谧，领扬州刺史;刘裕，入辅授扬州刺史，徐兖二州刺史如故，后为扬州牧，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①以上分见《晋书》相关纪、传。

如史家所言，东晋时期是军府制度的成熟期与定型期①参前揭严耕望的说法。，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军府之下又存在小的军府，这说明在一个总领方面的都督或将军的幕府之内，其属下僚佐亦有开府者，或者其属下僚佐兼任行政层级较低的地方行政机构首长，加将军号且有军事力量，这种军府间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是这一时期军府制度的一大特色。举史为例，《晋书》卷74《桓彝传附桓豁传》云:“时谢万败于梁濮，许昌、颍川诸城相次陷没，西藩骚动。温命(桓)豁督沔中七郡军事、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20］此时，桓温任都督荆江雍司益宁六州诸军事，桓温的军府无疑是公督府，权力较大，尤其是桓温为当时之权臣，拥有国家的军政大权。在军事上，此时的桓温以都督的身份，完全可以号令沔中都督诸州军事桓豁。在制度上，这正是沔中都督诸州军事为都督荆州诸州军事所辖的明证，且是其所辖都督区域内下设的低一级的都督区，可见军府之间已经呈现出层级化的情况。还可再举一例，如益州都督诸州军事，其隶属情况也与都督沔中诸军事的情况基本相同。据严耕望先生考证，东晋时期，朝廷在益州设置都督，自成帝至孝武帝三四十年中，都督荆州者先有庾亮、庾翼，二人兼督梁、益州，后有桓温、桓豁，二人兼督梁、益、宁州。自周访开始，寻阳周氏三世所任的都督诸州军事先后受庾亮、庾翼、桓温、桓豁的管辖。此后，梁、益、宁州，或益、宁州的状况皆如此。也就是说，在东晋，益州都督诸州军事设置后，就一直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所控制。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大的都督区的格局皆如此，但不管怎样，这种军事体制上的层级化倾向尤其是都督之间的层级化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另，从桓温军府人物的去处，也表现出明显的层级依附性。例如，桓温北伐前燕，其心腹人物、参军郗超劝阻桓温说:“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②参见《资治通鉴》卷102，晋海西公太和四年条。《晋书》卷67《郗超传》:“谢安与王坦之尝诣温论事，温令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五月，桓温升为大司马，郗超也随迁为参军。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司马昱，郗超又随升为中书侍郎，执掌朝廷机要。军府权限多取决于府主之地位，如府主身系一朝权势，掌军国事务之大权，其军府掾属自然水涨船高，权力也很大。

桓氏兵权最重之时期是在晋穆帝即位以后。穆帝年幼，朝中虽有辅臣，但桓温凭借个人能力迅速崛起，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伐蜀灭成汉之后，威震朝廷，“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21］永和六年(公元350年)蔡谟被废，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在殷浩北伐失利之后将其废为庶人。虽然司马昱表面上独掌朝政，但事实上，“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22］，宗室力量远远不能与侨姓高门士族抗衡。之后，桓温“总督内外”［23］，“威势翕赫”［24］，若非枋头之败，几移晋祚。他在荆州也颇能治民，“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25］其后桓玄成势也与桓氏在荆州颇得人心有关。

四、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桓玄是桓温幼子，深受桓温器重。桓温临终时，由桓玄袭领南郡公爵位。《晋书》卷8《穆帝纪》:“(升平)四年十一月，封太尉桓温为南郡公，温弟冲为丰城县公，子济为临贺郡公。”［26］南郡本为荆州名郡，桓玄袭父爵后与荆州刺史殷仲堪结为政治联盟，并与南阳刘氏通婚。《晋书》卷99《桓玄传》载:“(桓玄)以其妻刘氏为皇后，将修殿宇，乃移入东宫。”［27］又，《晋书》卷 61《刘乔附刘耽传》:“耽字敬道。少有行检，以义尚流称，为宗族所推。博学，明习诗、礼、三史。历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在职公平廉慎，所莅著绩。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28］

东晋孝武帝在太元以后躬知朝政，司马道子以母弟之贵参录朝权。高门士族被委以重任，桓冲受阃外之寄，谢安综端揆之重。公元383年大破前秦苻坚后，谢安的威望达到了极致，故而孝武帝先以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继而进位司徒，以遏制谢氏家族势力的过度发展。公元385年8月谢安卒，之后司马道子为都督中外诸军事、领扬州刺史，宗室政治力量逐步壮大起来。司马尚之兄弟以宗室之贤担任要职，然而高门士族的反抗也相当激烈。如王恭以讨伐谯王尚之为名举兵［29］，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佺期、豫州刺史庾楷同时响应，便是矛盾激化的反映。其中，桓玄势力发展最快，《晋书》卷99《桓玄传》载:“(元兴二年)十一月，玄矫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其女及孙爵命之号皆如旧制。玄乃多斥朝臣为太宰僚佐，又矫诏使王谧兼太保，领司徒，奉皇帝玺禅位于己。又讽帝以禅位告庙，出居永安宫，移晋神主于琅邪庙。”［30］

桓温军府对桓玄政治势力的影响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桓温个人才貌、社会身份对桓氏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形成积极正面影响。桓温，宣城内史桓彝之子，尚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父爵万宁男。因此，桓温本人为司马氏皇室姻戚。桓温本人堪称才貌双绝，与他同时代的刘惔称他是“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其获取权力的关键过程大致如下:荆州刺史庾翼病死，时任宰辅的侍中何充认为“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31］朝廷采纳何充建议，以桓温出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东晋立国江南，以建康为京都，以荆、扬为根本。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其地民风劲悍，兵强财富居天下之半，有分阃之任，桓温从此身担东晋重要方镇之任，说明他是朝廷依托的重要军将。兴宁元年五月，桓温升为大司马。兴宁二年(公元364年)，桓温辞录尚书事不肯入朝，遥领扬州牧，“移镇姑孰，转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右将军号如故，镇守荆州。其时桓温一族权倾天下，既镇姑孰，遥控朝政，四方州牧皆遣上佐纲纪致敬”。桓豁之后，荆州刺史一职由桓冲担任，其后官至车骑将军;桓冲之后，桓石民、桓石虔兄弟先后继任荆州刺史。“是时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①参见《晋书》卷79《谢安传》。按:桓伊，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时，“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32］

桓温获得权力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其后桓玄以父兄们在荆州的舆情和号召力，借荆州兵力成势，但荆州兵也随其败亡而逃散。桓玄之后，北府名将刘毅为荆州方镇，宋武帝刘裕灭刘毅后，荆州的地位和兵势被彻底削弱。南宋洪迈论东晋史事说:“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又说:“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②参见洪迈《容斋随笔》之八，东晋将相条。

第二，桓温及其弟桓豁、桓冲等善于治兵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起事的政情、民情基础。《通典》卷183州郡十三风俗条:“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本注:晋王敦、陶侃、桓温、桓玄、宋谢晦、南郡王义宣、袁顗、沈攸之、桂阳王休范，齐陈显达，梁武帝，陈王琳、华皎，皆自上流拥兵东下。)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33］又，《通典》卷151兵四推诚条:“东晋末，刘道规为荆州刺史，桓玄余党荀林屯江津，桓谦军枝江，二寇交逼，以绝都邑之间。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军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34］这些材料都反映了桓氏在荆州已经形成了持久的政治影响。东晋士族在国家政治上的影响力发展到了顶峰，故史家有谓“东晋权归王庾桓谢四族，而四族亦人材所自出。”①参见叶适《习学纪言》卷30。桓温、桓玄父子正是这一时期桓氏家族的重要代表人物。

军事力量由国家重器变为军将攫取个人权力的工具，对于国家集权极为不利。因此，才有刘裕临终遗言，手诏:“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35］强调收揽兵权之重要性。

第三，东晋中后期，门阀士族中桓氏的兵权最重，参见表1。桓氏之兵权，主要得力于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兄余荫，所拥兵权急剧膨胀，直至行改朝换代之举。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如对徐兖地区和三吴之会稽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徐兖地区桓温、桓玄本人未坐镇节制，故无法产生实际权威和社会影响。桓玄先杀害大批北府将领，建楚后虽以其从兄桓修为徐兖都督，但桓修才望不足以控制彪悍的北府兵，无法使这支武装力量竭诚效命。故京口地区的北府势力成为桓氏最大的威胁。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承制署置，并以复兴晋室为旗帜以招徕义军，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

表1 东晋谯国桓氏担任荆州刺史、都督表(部分)

续表:

五、结 语

东晋军府将领任职的家族世袭性，使其家族势力在某一地区长期滋长蔓延。例如在荆州影响最大的家族先为庾氏，后为桓氏。这种势力的社会影响巨大，常使这一家族在其任职地具有广泛的人情基础，形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如桓玄初以落魄公子居荆州封国，“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36］，“承籍门资，素有豪气，既并殷(殷仲堪)、杨(杨佺期)，专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37］又如在徐州颇有号召力的则是高平郗氏郗鉴、郗愔父子。寻阳周氏自周访始三世镇守益州，“世有威称”［38］。这种军将在某一地区的家族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无论父死子继或是兄终弟及的兵权承袭方式都使军府将领与所辖军队形成较牢固的关系，其兵权可以在家族内部转移。如庾亮传荆州兵权于弟庾翼，庾翼欲传其子庾爰之，事虽未逞，但反映了军将注重兵权的家族传继。桓氏长期盘踞荆州自然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的，桓玄建楚便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兵权私家化现象的出现既与皇权被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联系。

［1］［2］［3］［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49，2869，2875，2869.

［5］［7］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8:8511，8633.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31.

［8］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楼劲.西汉和唐前期的政枢和政制制度——对当时政体特征的初步认识［D］.上海:复旦大学，1986.

［10］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陶新华.论魏晋南朝地方政权的军事化［J］.史学月刊，2002，(4).

［11］林校生.桓温幕府僚佐构成考说［J］.北大史学，1996，(3).林校生.桓温幕府职能事功剖说［J］.北大史学，1997，(4).

［12］陈奕玲.考议魏晋南朝的将军开府问题［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9，(2).

［13］张军.略论西晋八王军府之僚佐及机构设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6).张军.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J］.史学月刊，2005，(7).张军.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8］［29］［30］［31］［32］［36］［37］［38］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69，1947，1950，1946，2075，1949，1941，2569，2571，2574，2577，1946，2597，1679，1108，2594，2030，1946，1973，1738，1586.

［25］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余嘉锡，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20.

［33］［34］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8:4892，3870.

［35］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