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历文的语料价值

摘 要：在中国唐宋时期有一类有关财务方面的文书——历，之后逐渐消失在书面记载中。所幸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类文献中保留着近五百件此类文书，主要是寺院、官府和民间有关财务方面的文书，我们称之为“历文”。这类文书主要是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的产物，在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语言学方面，敦煌历文口语色彩强烈，其间夹杂方俗语词，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应该引起语言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敦煌 历文 语言学

敦煌历文是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有关会计的文书，多属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可分为寺院、官衙、社邑三类，其中尤以寺院历书数量最多，包括诸色入破历、常住什物点检历等方面[1]。敦煌历文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中外交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经济方面，更是研究唐五代时期我国经济制度以及寺院经济宝贵的第一手数据，历来受到中外经济史家的重视，成果也最为丰富。实际上，从语言角度看，敦煌历文口语性强，方俗语词夹杂其中，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价值极高。

一

“历”是古代的一种主要记录财务方面的文书，传世文献偶有记载，如《宋本大唐六典》卷十二：“内给使掌诸门进物、出物之历。”宋苏轼《东坡志林·修身历》：“予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姜伯勤释为“帐目”[2]，义近。王永兴认为：“历是一种重要的文书形式，历不仅存在于财物文书之中，如唐代勾官印署、行朱讫，必书于历，这种历与财物无关，但从出土文书看，财物历更为普遍。”[3]关于敦煌历文的特点，明成满概括为两点：“第一，以时日区分；第二，内容有时间、事由、某物若干等事项，有的还有经手人姓名。”[4]如S.6981《辛未——壬申年（971——972？）某寺某某领得历》：

（前缺）

五月官斋儭粟壹石柒斗。又领得修仓买椓贾及酒本粟壹拾捌石。愿。九月廿九日领得修仓车牛贾粟两石。愿。十一月十七日于厨田司福行领得诸处厨田粟壹拾伍石，豆伍石伍斗。又领得智荣张老宿三周斋儭粟柒斗。愿。

（后略）

该件历文是按时间顺序记载的，有事由，如“官斋儭”“椓贾及酒本”“修仓车牛贾”等，有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粟壹石柒斗”“粟壹拾捌石”等，还有经手人为“愿”的僧人。简单地说，从内容来看，历文就是唐五代敦煌归义军官衙、寺院、民间社团组织财务管理的文书档案，如各种领得历、常住什物入破历、交割点检历、纳赠历等；从形式上看，文书名称常用“历”字收尾，当然，不以“历”字收尾但内容与之相似的文书，我们认为同样也是历文。

人们为了研究的需要，从内容出发将敦煌五万多件文书进行了划分，如社邑文书、地理文书、法制文书、契约文书、天文历法文书等，《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将分散的内容相同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大大方便了学人的研究。那么，“历文”属于哪一类呢？让我们先看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分类：

唐耕耦、陆宏基在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中将社会经济文献分为三十四类，其中敦煌会计历、便物历、什物历、诸色入历、诸色破用历、诸色入破历计会，确定无疑属于“历文”；

社邑文书中纳赠历、收支帐、纳物历、便物历、罚物历（郝春文通称为“社历”）也属于“历文”之列。但《释录》收录不全，特别是本书出版在《俄藏》之前，对于俄藏敦煌文献更是没有涉及[6]。

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7]将敦煌文献分为“宗教典籍、官私文书、寺院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等类”，历文主要包括在官私文书及寺院文书中，如私文书中的社历、什物抄、私家帐历、寺院文书中的转经历、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簿等。

另外还有学者将这类文书称为“会计文书”，比如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8]。其实，不论是“社会经济文献”，还是“会计文献”，都失之于泛，不能准确说明概括此类文献的性质、特点。因此，有必要予以“正名”。

笔者认为，从形式上看，这类文书往往以“历”收尾，如各种领得历、入破历、纳赠历等；特别是从历史上看，“历”是古代一种财务方面的文书，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不再使用这一名称。幸运的是，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大量此类文书，使人们有机会重新目睹其真面目。因此，以“历文”或“历文书”命名，可谓顺其自然，正如敦煌变文、愿文、社邑文书、书仪文书等命名一样，“历文”或“历文书”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可能有人觉得“历文”或“历文书”之“历”会和天文历法之“历”混淆，其实大可不必，关于历法的文书敦煌文书也有专门称呼——具注历日，可以区别开来。

二

敦煌历文在时间上属于晚唐五代时期，语言上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在词汇构成上既承袭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旧词旧义，又产生了大量新词新义，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对促进汉语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研究意义重大。正如王云路所说：“近20年来，各类出土典籍接连不断，是传世中土文献的重要补充，都是我们研究的极好资料，如《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的民间契约和书信等用词都极端口语化，俚俗质朴，完全是当时底层语言的再现，其中一些特殊的量词等也值得好好研究。”[9]敦煌历文在词汇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口语词和名物词丰富。

（一）口语词

口语词是相对于书面语词而言的，主要指用于日常口语而不用于书面语（文言文）的词。相对于正统文言文而言，口语词是为正统士大夫所不齿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如晋代的束皙，曾经写了比较口语化的《劝农》《饼》等赋，因“文颇鄙俗”而致“时人薄之”（《晋书·束皙传》）。美国汉学家罗杰瑞（1995）说：“唐朝以前，很少看到完全是白话的文献，人们所能看到的都是以文言文为基础、夹杂某些口语成分的文献，这种白话的成分，因人而异、因著作而异，没有人能指出哪个著作是确凿无疑的纯粹白话文体。”这种情况在唐五代（特别是晚唐五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是汉语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口语词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口语性比较强的俗文学作品，如传奇、话本及语录等，是古白话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吕叔湘（1986）认为到晚唐五代时期汉语才出现口语成分占上风的局面；蒋绍愚（1990）也说：“在谈唐诗口语词汇的研究时，先要说明两点：一是词汇发展是有继承性的。唐诗中的口语词汇，一部分是唐代新产生的，还有一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甚至东汉时就已产生，而在唐诗中继续使用的。唐诗中的口语词汇也还有一部分继续活在五代甚至宋元的口语中。二是口语词汇的诗是有普遍性的。既然是口语词汇，就不仅在唐诗中使用，而且在唐代其它反映口语的数据使用。”这种“口语词汇”和“其它反映口语的数据”就包括敦煌历文。口语词丰富是敦煌历文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由其语料性质决定的。敦煌历文作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一部分，是当时寺院、官衙及民间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当时日常生活的直接记录，语料具有平民化特点，因此具有极强的口语色彩，是口语词的集中体现。这种语料的产生，和敦煌当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受西北方音影响而存在方言词；二是汉语与西北诸民族语言接触而产生较多外来词；三是受佛教文化影响而产生大量佛教文化词。这在敦煌历文中都有具体反映。这种口语词丰富的出土文献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块肥沃的土壤。项楚（1987）在谈到敦煌俗文学作品时，认为存在着三个主要障碍，其中第二个就是“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语词汇”，这些口语词在当时也许人人皆知，然而千年之后的今天，却成为我们正确理解文义的障碍，需要语言研究者进行认真整理和研究。这种口语词丰富的文献也最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只有接近或反映口语的书面语言才能比较真实地记录汉语的历史面貌”（蒋礼鸿，1981）。敦煌历文正是这种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出土文献。下面引历文一则以说明之。endprint

（P3364）《某寺棉油破历》：“贰斗付主，拾伍日造佛盆用。三斗造食，看新建家用。壹斗伍胜，七月拾陆日造食女人吃用。伍升壹斗，女人午料用。肆斗，造食拔麻日众僧吃用。伍升，唐僧争来造食看用。陆升班付寺主造佛食用。半升付寺主赛天王食用。贰升付留德新妇将产用。壹斗伍升壹合官启窟斋大众看夫人用。柒斗三升两合两日中间大让众僧平地食用。壹斗壹抄造食李法律洞窟上将起用。壹升付彦讨拾伍日节料用。壹升付李迎德拾伍日节料用。三斗肆升两杪三日中间法门寺上沙麻人夫吃用。壹斗荆麻日沙弥寺主吃用。壹硕柒斗伍升秋转经局席用。”

这则历文通俗易懂，基本和现代白话文一致，原因就在于其突出的口语色彩。敦煌历文大多是当时官衙、寺院及民间财务方面的档案记录，本身没有多少修饰性的文学语言，是最真实的口头语言的记录，比同时期其它口语色彩浓厚的文献，如传奇、话本、语录等，在口语性上要强很多。

董志翘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一书中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口语词分为出自佛教典籍的口语词，来自公文、书仪的口语词，源于实际生活的口语词三部分，给我们研究敦煌历文口语词以很大启发。对于敦煌历文来说，来自佛教典籍（汉译佛典）和当时日常生活的口语词占了绝大部分，就上引敦煌历文来看，“佛盆”“天王”“法律”“和尚”“沙弥”“寺主”“转经”等都是来自佛教典籍的口语词，“看”“女人”“吃”“中间”“洞窟”“节料”“局席”等都是源自日常生活的口语词。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活生生”的口语词，是汉语史研究的珍贵语料，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整理和研究。

（二）名物词

“名物是古代人们从颜色、形状（对于人为之器来说是指形制）、功用、质料（含有等差的因素）等角度对特定具体之物加以辨别认识的结果，是关于具体特定之物的名称。”[10]名物词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黄金贵根据词汇与文化关系的强弱有无，将其分为“文化词语”和“通义词语”两类，并且指出“文化词语”的特征之一就是名物性[11]。敦煌历文具有丰富的名物词，这些名物词记载着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比如饮食、服饰、建筑、宗教等等。比如反映饮食文化的名物词就包括“罗麦”“燋麦”“青麦”“毕豆”“毕罗”“馎饦”“羹飥”“餬饼”“饸饼”“炉饼”“餪并”“乳饼”“饩饼”“冷涛”“酿皮条”“梧桐饼”“灌肠面”等。这些名物词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饮食品种多样，既有名目繁多的面食，又有受游牧民族影响而出现的饮食品种，如“餬饼”“乳饼”。这和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地理环境是相一致的。敦煌历文多文化词语，故名物词异常丰富。名物词是民族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者，由于历史久远，有些名物词所体现的文化色彩已淹没在浩瀚的书籍之中而不为后人所知。但一旦揭开历史的迷雾，名物词所体现的文化色彩又会重现天日，因此可以通过名物词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敦煌历文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名物词众多，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需要语言工作者认真整理研究。

三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特别是其中的词汇，几乎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旧事物不断消亡，新事物、新概念不断出现，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都可以造成词汇的变化，即旧词旧义的消亡和新词新义的产生。新词新义研究是断代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考察某一历史时期词汇面貌的重要方面。唐五代时期是汉语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它上承中古，下启近代，是古代白话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世俗文献，具有极强的时代色彩，口语化程度较高，产生了大批新词新义，正如向熹所说：“我国从魏晋到唐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应，汉语词汇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六朝以后，一种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白话文）逐渐兴起，这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词汇的发展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作为信息的载体，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词汇负荷量增大，势必产生许多新词；二是作为词的核心—词义的发展，即‘一个形式向一种新意义的伸展。”[13]新词给一个时代的词汇注入生机与活力，新义则给一个时代的词汇增加内涵与表现力。蒋冀骋在说明近代汉语的上限为晚唐五代时，在词汇方面列举了五条，其中第四条就是出现大量新词新义[14]。

新词不是凭空产生的。王力说：“一切新词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所谓新词，实际上无非是旧词的转化、组合，或者是向其它语言的借词。”[15]张永言也指出：“新词一般是利用语言里已有的构词材料按照既定的构词规则产生出来的。这类新词适合于现有的构词手段和构词方法体系，不违背语言里已经固定下来的模式，所以出现之后就可能通行开来。”[16]新词新义产生之初，往往出现于口头，后来在口语性较为突出的文献中得以保留，而敦煌历文具有突出的口语色彩，保留了大量的新词新义，这些新词新义或扩大使用范围而进入书面语并一直流传下来，或仅仅是昙花一现而成为历史的遗迹。敦煌历文中新词的构成，包括利用旧有语素复合成词、修辞造词、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外来新词等等。比如：案纸、按几、便寄、便折、差科、错锯、团锯、贷便、算会、点检、顿递、交割、螺贝、矜免、看待、纳赠、裲裆、破除、破用、违漏、壤送、制夺、锹鑺、剥征、容免、色目、疋段、舍施、餧饲、祭向、寄上、舍化、游队、送纳、药食、音声、油梁、洗麻、硙车、硙户、阿舅、阿娘、阿嫂、阿婶、阿姨、阿朵、仓家、巷家、车家、儭家、僧家、寺家、团家、硙家、床子、单子、地子、楪子、肚子、锻子、额子、幡子、放子、釜子、盖子、隔子、革子、勾子、灌子、柜子、锅子、函子、蕃僧、蕃驮、佛盆、佛印、佛帐、突地、突课、突税、突田、客僧、行僧、僧儭、僧官、僧席、僧料、僧录、僧奴、僧统、僧政、僧祗、钉塔、魔睺罗、罗悉鸡、罗寔鸡、落悉无、鹿胎、柳叶（一种兵器）、鞍瓦、独织、隔织、地衣、桥脚、者舌、恰盛、龙须席、鷃尾檐、碓颊耳、挟耳木、朝霞锦。从构词角度看，词头、词尾加词根语素构成的附加式合成词数量大增。敦煌历文中词头、词尾共有“阿”“家”“头”“子”“将”“取”“得”“却”等[17]，附加式合成词共187个[18]，占新词总数的27%；其中词尾“子”构词能力最强，可以附着在名词、动词、量词等后面构成新词，共有140个，占附加式新词总数的75%。另外，新词中双音词为主体，三音词数量大增。敦煌历文新词绝大多数是复音词，可以说复音化此时已经成为汉语最主要的构词方式。其中双音词占大多数，共有530个，占上表历文新词总数的75%；双音词主要以合成和附加两种方式构成。此外，三音词有很大发展，敦煌历文中三音新词共175个[19]，占上表新词总数的25%。特别是由词尾“子”构成的三音词占了很大比例，共有40个，占上表三音词总数的2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词尾“子”构成的三音词，在敦煌历文中还有不少双音节形式，如牙盘子和牙盘、罗轮子和罗轮、鋢丁子和鋢丁、佛堂子和佛堂、佛印子和佛印、经巾子和经巾、经藏子和经藏、阿婆子和阿婆、阿嫂子和阿嫂、小食子和小食、小豆子和小豆、屏风子和屏风、绳床子和绳床、踏床子和踏床等。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词尾“子”构词能力的强大。endprint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保留在书面语中的新词，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可能要稍早于文献所反映的时代，正如魏德胜所说：“词语从口语进入书面语往往需要一个时期的酝酿，进入书面语的新词来说已经是算比较成熟的了，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因此，我们通过书面语来讨论当时语言中的新词，首先要明确这个词在当时已经不是很‘新了，它产生的时间往往要稍早些。”[2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朱庆之说：“所谓新词新义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21]

关于新词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利用各种语料库，比如《中国基本古籍库》《汉籍》《文渊阁四库全书》等，结合《汉语大词典》，进行谨慎细致地判断，基本可以做到准确无误。

总之，敦煌历文是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有关财务收支方面的文书，以前学者们往往以“社会经济文献”“会计文书”等名称称之，虽然大体不差，但最好独立出来，以“历文”或“历文书”称之，从而使历史上的“历”这种文书的面貌重现于世人面前。敦煌历文口语色彩突出，名物词丰富，产生了大量新词新义，语料价值极高，是语言研究的宝库，对汉语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敦煌历文词汇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4012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编号：2013-ZD-1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7]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页。

[3]王永兴：《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页。

[4]明成满：《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财产管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6页。

[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

[6]俄藏社历，以乜小红收录最全，她在其《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中明确标示历文者共十五件，和唐耕耦、陆宏基《释录》一样，上举图版，下列释文及注释。

[8]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

[9]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2页。

[10]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68页。

[11]关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词头、词尾，黑维强（2010）统计有“阿”“子”“家”“头”“来”“打”“取”“却”“将”“自”“当”。另外程湘清《变文复音词研究》一文统计变文词头包括“阿”“相”“可”“老”“欲”“第”等；词尾包括“得”“着（着）”“取”“却”“当”“地”“其”“将”“了”“自”“生”“子”“头”“者”“儿”“然”等。

[12]程湘清（1992）统计了变文中的附加式合成词共316个，占全部复音词总数的7.27%；笔者这里统计的仅仅是历文中附加式新词，27%这个数字说明附加式新词在历文新词中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词头、词尾以及附加式构词在此时有了较大发展。

[13]黄英（2010）统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三音词为121个，历文中很多三音词漏收，如“冲天木”“老捣木”“飞桥木”“佛艳胎”“佛艳铁”“龙须席”“杂喜衣”“梧桐毂”等。

[14]魏德胜：《〈韩非子〉语言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5]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16]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7]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76页。

[18]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19]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20]王力：《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8页。

[21]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参考文献：

[1][美]罗杰瑞著，张惠英译.汉语概说[M].语文出版社，1995.

[2]张涌泉.俗语词研究与敦煌文献的校理[M].（文史第四十五辑）中华书局，1998.

（于正安 河南许昌 许昌学院文学院 461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