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赐茶初探

2014-11-24 22:24卢艳秋廖桔香
黑龙江史志 2014年13期
关键词:北宋赏赐

卢艳秋+廖桔香

[摘 要]赐茶,作为皇帝笼络大臣的手段之一,北宋时期得到较大的发展,不仅赐茶的数量增加了、范围扩大了,而且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北宋赐茶之所以得到较大的发展,一方面与北宋经济的发展、茶叶产量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皇帝运用皇权密切君臣关系,使臣下竭力效忠于自己,以便巩固统治地位。作为皇权手段之一,赐茶基本上实现了统治者的初衷,但是,也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

[关键词]北宋;皇帝赐茶;赏赐

赏赐,历来是最高统治者展现皇恩浩荡、笼络大臣的重要手段。茶叶成为正式赏赐物品始于李唐王朝。此后,以贡茶赏赐大臣成为惯例。五代时期,赐茶由惯例发展为制度。及至北宋,由于皇帝对茶叶的偏好,贡茶迅速发展,其规模、种类、品相都有很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北宋的赐茶更是蔚然成风,赐茶范围大为扩展,赐茶对象不仅仅是皇亲国戚、官僚贵族,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有机会得到皇帝赐茶,皇帝赐茶成为北宋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北宋赐茶概况

北宋建国之初,贡茶主要是用来满足皇室的需要。随着贡茶数量的增加,渐渐将贡茶用于赏赐大臣。由于赐茶种类增加、范围扩大,在其兴盛过程中,赐茶制度逐渐严密,不仅设立了专门掌管赏赐之茶的机构——茶库,而且确立了森严的等级关系。

(一)发展状况

北宋赐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北宋初期,贡茶数量、种类有限,“玉芽以下,即先后以次发,待贡足时,夏时过半矣”。(1)因此,当时的贡茶仅供皇室享用,即使是权臣、宰相也不得享用。开宝三年(970),宋太宗下令造龙凤团茶,用于赏赐的茶叶数量才有所增加。但是,随着赐茶范围的扩大,现有的贡茶仍然不能满足赐茶的需要。于是,至道三年(997)又下令制造新的贡茶,如“石乳”、“的乳”,以供赏赐之用。

虽然用于赏赐的茶叶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多,但是总量仍然十分有限。因此,在这段时期里,皇帝赐茶都是在非常重要的节日,并且只有地位极其尊贵的大臣,如中书、枢密大臣等才能得到赐茶。“盖自君谟始造而岁贡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2)八人才得赐一饼,可见得到赐茶,尤其是珍稀茶叶品种,是多么不容易。就连欧阳修这样的位高权重之人也是做官二十余年才得一赐。(3)由此更可见赐茶之不易。

宋哲宗时期,赐茶的对象扩大到尚书、学士等大臣,赐茶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大臣得赐茶一斤(八饼)已是常事。苏轼有诗云:“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4)就是说的苏轼曾于元佑七年(1092)以端明殿学士、守礼部尚书的身份得赐大龙茶一斤一事。以后,赐茶规模不断扩大。宋徽宗时期,北宋赐茶发展到了顶峰,不仅用于赏赐的茶叶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出现了专门为赏赐而造的“玉除清赏”、“启沃承恩”等贡茶。(5)由此可见北宋赐茶之兴盛。

北宋时期,一般只有赏赐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会使用贡茶,对于普通百姓一般用普通茶叶进行赏赐。北宋皇帝虽然喜欢将贡茶用来赏赐,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贡茶都用于赏赐,用于赏赐的贡茶仅仅是已经有了一定生产规模的茶叶,那些新出的贡茶品种仍然只供皇室专享。只有等到这种贡茶数量增多或者产生了更好的贡茶品种时才会将其赏赐给大臣。例如,宋神宗曾经下令制造“密云龙”,但是神宗朝无一位大臣得此茶叶。直到哲宗继位后,才将密云龙用来赏赐大臣,但赏赐的数量都极少。哲宗后期,皇帝下令将密云龙改造为“密云瑞龙”,才开始将密云龙大范围地用于赏赐。

北宋不仅对用于赏赐的茶叶种类、数量加以限制,而且还设置了专门负责管理赐茶的机构——茶库。“茶库掌管接受南方诸路产茶州军所贡茶茗,以供赏赐、出卖及翰林司之用。”(6)

赐茶是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的。《宋史·后妃传》曰:“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明德太后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铤以赐之。”(7)北宋用于赏赐的贡茶种类较多,除著名的龙凤贡茶外,还有京铤、的乳、石乳、白乳、腊面、头骨、次骨等品种。不同种类的茶叶只能由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享用,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公主,其余皇族、学士、将帅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铤、的乳,而白乳赐馆阁”。(8)由此可见,当时赐茶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同等级的官员得到不同等级的茶叶,获得赐茶是一种荣耀。因此,北宋的文人士大夫都以得到赐茶为荣。大臣们得到赐茶以后一般自己都舍不得喝,而是将其献给双亲。甚至,有的人还“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9)黎民百姓得到的赐茶即使品相一般,也是喜不自胜。所以,得到皇帝的赐茶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二)赐茶类型

北宋时期,随着茶叶数量、种类的增多,赐茶活动越来越频繁,赏赐对象也越来越多。在北宋文献中,可以见到对各阶层人士赐茶的记载,如朝廷大臣、边关将士、寺观僧侣、普通百姓等。此外,皇帝还会赐茶给少数民族首领。虽然有关这些赐茶活动的记载比较零散,但仍可将其归纳为两类:

1.常规赐茶

北宋时期,某些场合的赐茶已经有了一定制度,成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宋史·礼志》曰:“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10)这就说明,北宋时期赐茶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例如,每当皇帝出巡,皆要赐所过之地民众、寺庙茶帛。“真宗朝诸陵及举大礼……所过赐父老绫袍茶帛,所幸寺观,赐道、释茶帛,或加紫衣、师号。(11)皇帝视察国子监,也要赐茶给国子监的官员和学生。“哲宗始视学,遂幸国子监……命宰臣以下至三学生坐,赐茶”。(12)皇帝阅兵后,也会例行犒赏三军,赐茶、酒。在朝廷礼仪中也增加了赐茶一项。“亲王、使相、节度使至刺史、学士、台省官、诸军将校等,并序班朝堂,谢赐茶酒”。(13)官员按照等级依次拜见皇帝后得到赐茶。朝廷如果举办宴会,在宴会前赐茶也成为定制。“如遇赴宴赐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并依官品”。(14)外国使臣入京朝拜,入京之日、宴会之日和辞别之日,皇帝都要赐茶给使臣。北宋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人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每次科举考试后,为了体现朝廷对文人的重视,招揽有才之人,皇帝都会赐茶给负责科举考试的考官和新考取的进士。例如,仁宗时期,就曾赐茶角给中举进士,赐七宝茶给考官。(15)这些场合的赐茶都是宫廷礼仪的一部分,是北宋赐茶活动的重要内容。总之,北宋时期赐茶活动十分频繁。

北宋王朝与某些少数民族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些少数民族对茶叶十分依赖。因此,每当有少数民族首领归降,或者献物给北宋朝廷时,皇帝都会赐茶给他们。例如:

咸平五年八月丙午,石、隰州副都部署耿斌言河西蕃部指挥使拽浪南山等四百余人来归,赐袍带、茶彩、口粮,仍令所在倍存恤之。(16)

祥符八年二月,西蕃首领角厮罗、立遵、温逋奇、木罗丹并遣牙吏贡名马,诏赐角厮罗等锦袍、金带、供帐什物、茶药有差。(17)

宝元元年十二月乙酉,诏三司岁给角厮罗彩娟千匹、角茶千斤、散茶一千五百斤。(18)

这些赐茶一般是为了诱使、奖励少数民族的归附和效忠。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除了这些少数民族以归附功或献物功得到赐茶的记载外,还有不少朝廷赐给少数民族首领及其家眷茶叶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朝廷赐茶给少数民族有三十余次。这种对少数民族首领和上层人物的赏赐比较丰厚,不仅起到了笼络少数民族首领及其上层人物的作用,同时也向他们展示了北宋王朝经济之发达。

2、非常规赐茶

北宋建国之初,政权并不稳定,这一时期军队尤为重要。为了体现朝廷对军队的重视,鼓舞士气,政府经常会赐茶给军队。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北宋统一南方过程中,每当北宋军队取得军事胜利时,朝廷都会对参与战争的军队赐茶,以示嘉奖。乾德元年(963)四月,北宋朝廷派遣使者赐给参加消灭荆楚的湖南行营将士茶药,以示奖励。(19)乾德二年(964),北宋军队灭蜀后,朝廷也下令赐西川行营将士姜茶,庆祝军队凯旋。(20)北宋朝廷还对驻守边关的将士赐茶,以示慰问。例如,“太平兴国五年十月甲午,赐河北缘边行营将校建茶”。(21)北宋王朝在消灭荆楚、后蜀、南汉三个割据政权后,又于开宝八年(975)消灭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北宋王朝。

北宋统一南方后,便着手收复北方失地,多次与辽、夏军队交战,胜少败多。于是,北宋朝廷开始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除被迫与辽、夏军队交战外,很少再有军事活动。因此,后来有关对军队赐茶的记载较少,对边关将领的赐茶记载较多,如:

真宗咸平五年六月丁卯,赐丰州团练使王承美茶三百斤及银绢各百两。(22)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庚戌,赐石隰州都巡检使汝州防御使高文岯茶百斤。(23)

仁宗景佑元年四月甲午,赐三路缘边部署、钤辖、将校腊茶。(24)

这些对边关将领的赐茶大多是为表示皇帝的慰问和恩宠。赏赐与否,皆在皇帝一念之间。

在北宋皇帝赐茶的对象中,还有对皇亲国戚、权臣宰相的赐茶。有的是因亲得赐,有的是因功得赐,有的是皇帝欣赏其才干,有的是皇帝对其表示慰问。祥符四年(1011)冬十月辛丑,仁宗“遣使赍手诏劳问河南知府冯拯,赐以茶药”。(25)此类皇帝因慰问大臣而赐茶的记载在北宋文献资料中较为常见。王巩《随手杂录》中也有哲宗让人秘密赐茶一斤给苏轼,以示慰问一事的记载。(26)这种赐茶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皇帝个人因素的影响,受赐之人多是感染疾病或者深受皇帝赏识的大臣。

虽然都是赐茶,但是边关将领得赐之茶和朝廷大臣得赐之茶是有明显区别的。皇帝用于赏赐朝廷官员的茶叶一般都是贡茶,且因为贡茶珍贵、数量有限,所以赐茶之数较少。对边关将士的赐茶数量庞大,动辄数万斤。除了某些高级将领外,其他人所得赐茶一般只是品相稍好的普通茶叶,而非贡茶。

北宋时期,虽然有些赐茶活动成为礼仪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例如,皇帝出巡要赐茶给当地民众,虽然已经成为帝王巡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皇帝巡幸毕竟不是常事,受帝王个人感情因素影响较大,因此,不是北宋皇帝赐茶的主要内容。

在有关北宋皇帝对普通民众赐茶的记载中,最常见的是对年老者赐茶。《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此类赐茶的记载不少于15次,如:

天禧元年六月壬申,赐西京父老年八十者茶,除其课役。(27)

天圣元年三月丙午,赐西京父老年八十以上者茶,人三斤。(28)

庆历五年冬十月庚午,仁宗召父老赐以茶娟。(29)

……

虽然这种皇帝赐给年老者茶叶的现象较多,但仍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全凭皇帝意愿。

总的来说,皇帝赐茶给普通民众,除了比较常见的赐茶给年老者外,一般发生在普天同庆之时,如新帝即位、册封后妃等。其他情况下的赐茶则多凭皇帝个人意愿。

二、北宋赐茶兴盛原因

北宋时期,赐茶大为发展,无论是赐茶对象的扩展,还是赐茶数量、种类的增多,都得益于北宋茶叶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开展的赐茶活动,虽然每一种具体的赐茶行为,其原因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作为皇权运用的手段之一,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皇权。

北宋茶叶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茶叶产量提高、生产规模扩大,而且茶叶的制作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这就保证了北宋赏赐用茶的数量和质量。北宋时期,由于历经五代十国的战乱,南方已基本完成统一,政权比较稳定,而北方战争频繁,于是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茶叶生产的发展。

据孙洪升研究,北宋时期平均一年的茶叶产量大概在七千万斤至八千万斤之间。(30)茶叶产量的提高,加上北宋皇帝对茶叶高质量的追求,使得北宋贡茶也大为发展。北宋末年,贡茶“共四十八万二千一百七十九斤,腊茶三十五万五千七百零七斤,福建路龙茶二百八十斤,凤茶二百八十斤,京铤茶二百六十斤,的乳茶一万二千零二十八斤,白乳茶四千九百二十六斤,头金茶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二斤,头骨茶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七斤,次骨茶五百三十六斤,蜡面茶七万五千三百二十七斤。”(31)其中,大部分茶叶如龙凤茶、京铤、的乳等贡茶都在北宋皇帝赏赐用茶之列。种类如此众多和数量如此庞大的赏赐之茶,使北宋政府可以按照茶叶的质量和数量划分不同的等级,从而形成了森严的赐茶等级制度,同时也保证了北宋政府用于赏赐茶叶的充足。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用于赏赐的茶叶,赐茶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一旦某一高档次贡茶开始用于赏赐,大臣们必然想方设法地得到它,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北宋赐茶的发展。

其次,赐茶作为稳固皇权的手段之一,其兴盛与政治需要紧密相关。不管是对皇亲国戚还是黎民百姓的赐茶,都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但是对于不同的人,赐茶的具体原因又有所不同。

对大臣的赐茶是北宋赐茶的重要内容,因为北宋政权的巩固需要这些大臣齐心协力,因此在北宋文献中以皇帝对大臣赐茶的记载最为常见。得赐之人或是拥帝有功,或是深受皇帝宠信,或是有良好政绩。因此,皇帝对其赐茶,以示恩宠和慰问。对于有些宠臣、权臣,皇帝还会亲自为其布茶。据蔡京《延福宫曲宴记》记载,“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32)这里说的就是宋徽宗亲自为大臣布茶一事。由此可见赐茶是皇帝对大臣的一种笼络手段。

军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建国初期,北宋王朝需要依靠军队消灭割据政权,统一南方。因此,在北宋初期的文献资料中可见到皇帝对整个军队赐茶的记载。因为茶有利于消食,所以,赐给军队的茶一般是做为药用。因此,在北宋文献资料中可多见皇帝赐军队“姜茶”的记载。这都是皇帝通过赐茶,以示对军队将士的关怀与重视。

在收复北方失地无望以后,虽然仍然需要依靠军队来稳定国内局势,维持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局面。但是毕竟战事较少,因此,此后对军队的赐茶一般都是赐给驻守在边疆地区的将领,对所有将士赏赐茶叶则很少有记载。由此可见,对军队的赐茶是根据北宋政府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变化的,但都是为了表示对军队的慰问和激励,是北宋政府收买军心的重要手段。其根本出发点还是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

北宋饮茶之风更加普及,茶叶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必备之物,正所谓“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33)鉴于茶叶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了表达皇室对百姓的重视,表现太平盛世与皇帝的治世之功,加强皇室与普通百姓的联系,体现天子与民同乐,皇帝也会赐茶给普通百姓。

北宋周围的少数民族大多喜好饮茶。因此,北宋统治者企图利用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来达到某些目的。这些赐茶,或是为了获得北宋军队所需的战马,或是为了诱使、奖励少数民族首领归降,或是为了维护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

总之,作为一种赏赐形式,不管是出于何种缘由赐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再次,从文化角度来看,赐茶的兴盛与儒学思想紧密相关。儒家重礼,所谓礼,就是长幼尊卑之序,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秩序。北宋建国以后,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将儒家提倡的礼制发展到极致,将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深深地烙上了“礼”的印记。赐茶就是封建礼制在赏赐活动中的体现,它本身就是一种礼仪活动。人们将茶作为贡品献给皇帝以尽君臣之礼,君有赐茶以敬臣,既可体现皇恩浩荡、泽被百官,也是对大臣们表示宠信和奖赏。

此外,由于茶叶所具有的特性,北宋儒士纷纷以茶喻人。宋徽宗就在《大观茶论》中对茶予以了高度赞赏:“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间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连皇帝都如此嗜茶,自然带动了文人士大夫对茶的喜好,所以当时“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欲膏泽,薰陶德仪,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34)

三、北宋赐茶兴盛的影响

随着赐茶范围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赐茶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可以彰显皇权,深化封建等级制度,改善皇帝与各阶层的关系,而且可以影响社会风气,还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促进民族融合。但是,赐茶的兴盛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首先,北宋赐茶虽然是在贡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赐茶的兴盛反过来也促进了贡茶的发展。北宋一朝,以不同等级的茶叶赐予不同等级的官员,某些极其珍贵的茶叶最初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得不到,而一旦这种茶叶进入赐茶之列,其数量便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待到皇帝与普通大臣同饮该茶时,已不能显示皇权的尊贵。为了区别皇室与大众,皇帝便下令制新茶以供皇室专享。哲宗继位时,密云龙才“始赐二府”,并且数量极少,两府人共得赐“二小黄袋”。后来,赏赐密云龙的数量不断增加。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宋哲宗后下令将“密云龙”改造为“瑞云翔龙”,专供皇家享用,以便与其他权臣贵胄相区别。北宋贡茶新品种大多是在此种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北宋赐茶的兴盛也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北宋贡茶数量的增多、质量的提高与种类的创新,促进了北宋茶叶生产、制作技术水平的提高。

其次,赐茶作为体现君恩浩荡的手段之一,不仅凸显了皇权,而且有效地加强了北宋朝廷与各阶层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北宋政权的统治。赐茶是按照茶叶的不同等级赏赐给不同的人享用,很明显地表现出得赐之人身份的高低、贵贱,具有森严的等级性,形成了一张由上至下的封建等级关系网。在这张关系网中,帝王是处于最顶端的,“赐”字便确立了皇权不可逾越的地位。对权臣宰相赐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他们追求荣誉的心理,使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皇帝的重视,从而有助于密切君臣关系,使大臣们更加效忠于君主,为皇室服务。对普通民众赐茶,则可以体现天子与民同乐,树立天子在百姓心中的良好形象,增强皇室与庶民的亲和度,这对维护社会秩序与封建王朝的统治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北宋王朝鉴于边关形势,经常对各少数民族首领赐茶,企图以茶叶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使其臣服于北宋。这种赐茶,客观上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总之,赐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封建政权稳定局面的作用。

再次,赐茶的兴盛也促进了北宋精神文化的发展。因为皇帝重视茶叶,北宋一朝掀起了撰写茶著之风。在众多的撰述者中,最著名的当数宋徽宗赵佶,他不仅醉心于茶叶,更是写出了流传后世的《大观茶论》。天子尚且如此爱茶,民间私人撰述茶著的更是不计其数。著名的有蔡襄《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等。除了茶著、茶书外,还有茶诗、茶词、茶画等。由于皇帝重视赐茶,因此,在士大夫看来,赐茶已经成为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每当大臣得到赐茶以后,往往会作诗以示自己对皇帝赏识的感激,并向皇帝表示忠心。在北宋众多的文人墨客中,有不少名人雅士皆曾因赐茶作诗,由赐茶产生的佳作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较为著名的梅尧臣《七宝茶》:“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於霞。”(35)便是说仁宗时以七宝茶赐考官一事。茶文化在北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是北宋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消极影响

赐茶作为一种赏赐手段,如果运用得好,便可达到笼络大臣,使其为朝廷鞠躬尽瘁的目的。如果使用不当,便会造成不少消极影响。

首先,大规模的赐茶会加重百姓负担,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北宋皇帝用于赏赐的茶叶多出自贡茶,对茶叶的采摘、焙制都有严格的要求,“每日常以五更击鼓,集群夫于凤凰山”(36)采摘茶叶,在采茶过程中,有专门的监采官人负责监督采茶者,以防他们私扣茶叶。由于是官焙茶园,给工人的待遇比较低,甚至于要求“研茶丁夫悉第去须发”。(37)北宋政府对贡茶的送达时间都有严格的要求,为了赶在规定时间前送达,官焙的负责人经常让工人日夜加班劳作。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加上在茶园里受到的低下待遇,因此常有工人逃亡现象发生。

一旦某种茶叶受到皇帝青睐,他就会下令让各地多贡此茶,从此“贡额骤溢,斤至数万。”(38)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97),北苑贡龙凤茶仅五十余斤。(39)天禧五年(1021)时,北宋贡茶数量已达到七十六万余斤。(40)而赐茶的数量也从最初的几府几人分得一饼,发展为人得一饼,甚至人得赐茶几百斤。由于赐茶数量的增加,加上茶叶制造“每岁糜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迄事”,(41)并且茶叶运输费用较高,甚至有时还会强行征派沿途老百姓负责运输事宜,这些最终都落到了老百姓头上,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影响社会安定。

其次,由于北宋的赐茶是严格按照等级进行的,获得赐茶成为同等级之人炫耀自己身份、地位的依据。如果在同一群体中有人得到了名贵茶叶,那些没有得到这种赐茶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与已得此赐茶者同等尊贵的身份,便会向已得者讨要。更有甚者,有些人还会凭借自己皇亲国戚、权臣贵胄的身份直接向皇帝讨赐。这种大臣之间相互攀比身份的行为容易滋长追求浮华之风,不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结语

综上所述,北宋赐茶无论是赐茶范围还是赐茶数量、种类都较前代有较大发展。不管是皇亲国戚、权臣贵胄,还是平民百姓、普通之家都可以得到皇帝的赐茶,并且赏赐的规模也随着茶叶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赐茶已经成为北宋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它的兴盛不仅与北宋经济的迅速发展、茶叶产量的提高有关,同时也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它是皇帝运用皇权密切君臣关系,使臣下竭力效忠于自己,以便维持其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赐茶也基本上实现了统治者的初衷,它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北宋社会森严的政治等级制度,加强了君臣之间的联系,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但是,赐茶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影响社会安定,而且还不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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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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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阳修.龙茶录后序[M]//沈冬梅.茶馨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7-59.

(4)陈迩冬.苏轼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M]//丛书集成初稿.商务印书馆,1936:20.

(6)徐松.宋会要辑稿[M].食货52之4.中华书局,1957:5701.

(7)脱脱.宋史[M].卷243,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77:7150.

(8)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M]//丛书集成初稿.商务印书馆,1936:9.

(9)欧阳修.龙茶录后序[M]//沈冬梅.茶馨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7-59.

(10)脱脱.宋史[M].卷119,礼志22·宣礼4,中华书局,1977: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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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脱脱.宋史[M].卷114,礼志17·嘉礼5,中华书局,1977: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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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脱脱.宋史[M].卷113,礼志16·嘉礼4,中华书局,1977:1808.

(15)王巩.甲申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82.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2.中华书局,1975:1148.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84.中华书局,1975: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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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5:93.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5.117.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7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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