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提出过程考索

赵羽

[摘 要]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融冲突对胡适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途径起了启发触动作用。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实际上是中国固有之学术研究方法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再发展。本文主要对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具体提出过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关键词]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一生谈治学，自始至终言必称方法，并且胡适几十年来，又总喜欢把科学方法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把“科学法则”看作是学术研究，乃至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其所谓“科学法则”说起来实际上又非常简单，不外乎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许也正因其高度简化，所以易于传播和为人所接受，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一提到科学方法，往往还会想起胡适。

对于让胡适名扬四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的提出过程，人们很难在文献中找到非常明确的记载，也就不容易把胡适该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梳理出极为清晰的线索。胡适曾说：“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1]胡适此表述，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治学思想方法固然是长期思考，精神积累的结果，然而把这个方法明确提出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有其具体的契机和过程。唐德刚《胡适杂忆》写道：“据胡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身提倡的所谓‘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尔发现的。一读之下，至为心折；再读则豁然而悟，以至融会贯通而终身诵之。”[2]如果据此论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是胡适偶然灵感迸发的结果，未免过于轻率。胡适后来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回忆，他早在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就已经对杜威的著作《思维术》发生兴趣，并深受其影响。胡适后来曾感叹：“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1]杜威《思维术》一书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其中第五个阶段是思想的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进行求证：“把他选择的假设，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由此可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维术》（How We Think）一书。对唐德刚先生的那种“偶尔发现”的提法，研究者是不应该盲从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胡适的言论进行考察分析，还可以看出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是对杜威言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具体提出过程的。

一、1919年，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简化

1919年是胡适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或许可以被称为胡适的学术方法年。胡适在同年发表的《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及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几篇文章几乎成了胡适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的根基，此后胡适大多数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后来收入《胡适文存》时又改题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根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3月上旬胡适在教育部会场演讲《实验主义》，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总结为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同年6月下旬，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讲《中国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国的逻辑”，所谓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胡适在演讲中强调：“‘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胡适最终在此次演讲中将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总结为三个观念：“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至此，胡适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学术条件下，要想把繁琐的实验主义系统深入地介绍给国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胡适的演讲把杜威并不简单的思想方法简化为事实归纳、提出假设、试验求证三个环节，并且冠之以“科学方法”的名称，作为“少年中国的逻辑”来宣传。

二、1919年前后，胡适对口号、标语思想宣传作用的重视

同样是在1919年，胡适也明显注意到了政治口号或学术口号巨大的宣传力量及其广泛的影响作用。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专门讲到：“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思想文化的社会作用极为重视，社会政治主张和思想学术问题的探讨常常以口号的形式提出来，藉以扩大宣传，唤起民众，影响人心。在国门洞开，西方的思想文化伴随其坚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国人对于西方的先进文明，一方面急于了解认识，另一方面又难免对西方学术的系统复杂有望洋兴叹之感。在一时难以消化的情形之下，往往只能采用化简以便于实用的办法来对待西学。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曾说：“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在胡适之前，晚清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曾被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第三》中概括为“中（旧）学为体，西（新）学为用”的口号，成为洋务运动的号召。胡适本人是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文学革命”等口号的宣传号召作用应该深有体会。五四前后，很多“主义”进入中国，在普通民众当中，这些“主义”最初只是作为各种政治理想的代名词存在着，伴随着口号式的宣传而逐渐深入人心。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激扬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在五四时期救亡和启蒙压倒一切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中，软弱的政治性格注定胡适只能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让胡适真正感觉危险的不是“主义”的口号，而是“根本解决”的暴力革命；胡适所反对的也绝不是空谈主义，而恰恰是主义本身。胡适一方面反对将“主义”作为革命宣传口号，另一方面又经常将“主义”作为自己政治宣传和学术主张的口号来加以使用。胡适虽然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明明知道“主义”的“弱点和危险”，主张“少谈些‘主义”，但是胡适自己其实并没少谈了“主义”。宣传“实验主义”自不必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本身所探讨的就是“主义”问题。胡适发表过的谈论“主义”的文章还有《易卜生主义》、《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好政府主义》、《王荆公的有为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又曾经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此外，根据朱维铮先生《何谓“人文精神”？》一文考证，胡适还“可能就是‘人文主义的中文译名的作俑者。”胡适虽然也明明知道“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晚年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却又谈到：“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胡适非常重视口号的思想宣传作用，虽然也很清楚把科学方法扼要地化简为口号或标语殊有不妥，但仍然没有放弃尝试。胡适在《我的歧路》这篇文章中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胡适要宣传推广的是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而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却也是一个尽可能不打着“主义”的旗号的“主义”。

三、1921年，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正式提出

时至1919年8月，胡适撰成《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即《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其中第六章有这样的论述：“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 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有科学的价值。”胡适在这里强调清代汉学家的训诂方法之所以有科学价值，就是因为其具有“假设”和“证实”的特点，胡适科学方法的要素此时已渐渐浓缩和集中为“假设”和“证实”。

1921年7月11日，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又将杜威思想方法的五步说改为三步说：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特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至此，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胡适的引进过程中已经大非本来面目了。最终，胡适在1921年11月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这篇长文补写总结性的第八章的时候，终于弄出了一套“对于中国社会简直是对症下药”的科学方法。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说：“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化约论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杜威《思维术》中所提到的思维方法五个阶段被胡适删繁就简地改造后，只留下了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实用主义哲学并不简单的思想理论就这样在中国以口号的形式被提出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实验主义思维术的洗礼最终被表述为：“（1）大胆假设，（2）小心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足，不能使人信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此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同时这一通俗表述也成为上个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

到了1922年6月16日，胡适又撰写《我的歧路》一文（最初发表在《努力周报》第7期，后来收入《胡适文存》2集），文中提出“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胡适的这个表述实际上是对其1919年6月所提出的“少年中国的逻辑”（“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的再次回顾。

四、关于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源起的另一种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源起还有一种说法，周一良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说来自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周一良先生在其论文《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当中曾经提到：“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方法概括为六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六个步骤确能代表清儒方法。胡适先生的有名的八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3]周一良先生很有可能是基于梁、胡二人著作出现的时间先后，从而作出上述判断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完成于1920年10月，自下笔属文至脱稿仅用15日，稿成后即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杂志第3卷第3～5号。胡适虽然早在1919年就写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前六章，而此长文的最后一章直到1921年11月方才完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在此章中被明确提出。如果就此认为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受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影响而提出来的，这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情实际上颇为复杂。

关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间的思想渊源，徐雁平《<清代学术概论>考论》已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仅简要介绍徐先生的主要观点。[4]根据徐雁平先生的考证分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极有可能受到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徐雁平认为梁启超虽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注意到归纳法，然未提出假设之说，而到《清代学术概论》假设之说则明确提出。”“归纳、假设、求证等治学方法正是胡适从老师杜威那里得来的法宝，并屡屡宣讲，以大背景而言，梁启超是不能置身于此时代思潮之外；从小的方面讲，落实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梁启超在第十七节中总结的四步说，也能看到胡适论文的影子。”虽然胡适1921年才完成《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第八章，但他在1919年所写的第六章中，已经将科学方法的核心特点总结为“假设”和“证实”，梁启超在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提出的清儒六条，反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徐雁平还提出，在《清代学术概论》“增添的专讲戴门后学第十二节中，则更能看出胡适一文前七章的影响，尤其是六步说的后两步（断案、推论）的标出，更是明显的证据。”

五、结语

对于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一方面，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其实是中国化的实验主义，并没有跳出清代朴学的老圈子。梁启超说胡适“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清代学术概论》），这实际上是把胡适看作西学背景下乾嘉学派的尾声；而另一方面，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将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在理论上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之具有近代学术的面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谈起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时曾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的因素。”“远在他接触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萌芽了。”唐德刚也曾分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1]胡适自己则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认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1]胡适尝试着把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进行沟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其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与清代朴学嫁接后的产物。

通过分析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的具体提出过程，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现代化的线索。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全集 第1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74，249，169，253.

[2]（美）唐德刚.胡适杂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6.

[3]周一良.周一良集 第4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74.

[4]《中国典籍典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8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2-292.

[5]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6]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7]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丁晓山.海外学者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不同意见[N].中华读书报，2001-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