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与交融

李建

[摘 要]长期以来，国人由于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晚。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和流失，西方帝国主义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西方文明也曾起到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无论是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还是兴建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无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前的研究较多讨论西方列强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掠夺和破坏，较少涉及其所发挥的促进作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兴起的动因。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西方

每当谈起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话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化遗产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和掠夺。中国自近代以来，战乱频繁，毁于战争的珍宝不计其数。另外，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的学者、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等以各种名义，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挖掘和收购，致使大批文化遗产流失海外。加之中国人自身对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价值认识不清，法制观念淡薄，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也导致大量文化遗产的毁坏。从十九世纪末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古物保存法》颁布，中国的文物保护意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国人的觉醒和努力外，西方文明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清末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传入中国

中国历史上，由于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或称文物或古物）价值的不正确认识，再加上文物主要掌握在权贵阶层手中，普通民众对此更是一无所知，直至清末，文物仍主要用于观赏和收藏，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保护还无从谈起。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是萌芽于本土，而是源自西方。清朝末年为改革之需，政府派遣大臣出外考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经验。这些外出大臣，耳濡目染，对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深有感触，并将其传入国内。早年出使英、法等国的郭嵩焘，他在日记中对国外的藏书楼、博物馆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光绪四年（1878年）他在日记中写到“西洋好古居奇，各会中多设立妙西因（museum博物馆），收求古质。一砂一石中含生物质者，转指目以为出自洪荒未辟以前，是以蓄此者多获奇赢。中国于此不甚珍也。以旦夕告归，借以发摅乡人耳目，一砂一石，或至十数金”[1]。郭嵩焘通过参观西方博物馆，看到了“古质”所含有的文化价值，明白了西方设立博物馆的目的。与西方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相比，郭嵩焘不禁十分感叹国内的状况，他希望通过对“泰西”的介绍，引起国人的注意，以加强对古物的搜罗和保护。

另外，他们还认识到了博物馆的教育辅助功能，认为博物馆收藏各类文物决“非徒夸其富有也”，而是因为“凡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耳目不能追及前古，虽读书知有是物是名，究未得一睹形象，知之非真。故既遇是物而仍不知为何者，往往皆然。”通过博物馆的收藏、陈列，供人参观，可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2]这正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功能。

考察大臣还希望借对国外博物馆的介绍，引起国内人们对文物的重视。他在伦敦博物馆的中国陈列馆中见到内廷玉玺两方时，深有感触，认为“吾国宫内宝物流传外间者不少，此其一矣。若叩所从来，固亦凡国民所铭心刻骨、永不能忘之一纪念物也”[3]。戴鸿慈不仅将博物馆理念介绍给国人，并且表达了他对文物流失国外的痛心疾首，呼吁人们爱惜这些宝物，以免继续外流。

西方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最早由清末出使大臣传入国内，他们通过参观国外的博物馆、艺术馆、动植物馆等，切身体会到了西方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也有了深入的理解。西方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国内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将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传入中国后，不仅使国人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同时面对国内文物的流失和破坏，也启发了国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萌芽。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张謇于1905年建立起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馆，开启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篇章。

二、西方人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的实践

近代传教士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而在近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可以说他们是较早的践行者。当国人还限于传播、介绍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理念时，传教士已将其在中国付诸实践，建立了各类博物馆，吸引民众前来参观。

博物馆在保护文化遗产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考古学家卫聚贤认为“博物馆以限于重复及陈列地位的关系，少为收买”；博物馆兴起后，再加之“海关禁止出口，使人民无利可图，自然就不盗掘了”4。可见博物馆不仅有收藏、保管文化遗产的作用，对于盗掘活动也起着重要的抑制作用。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法籍耶稣会会士韩伯禄（PierreHeude）和英籍传教士在上海发起建立了徐家汇博物院和亚洲文会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博物馆每日午后准人前往参观，不取游资。这两座博物馆都套用了欧洲博物馆的建筑形式，是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两座近代博物馆，为此后中国博物馆的创建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

英浸会传教士怀恩光，于1910年建成济南广智院，这也是济南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广智院是一所综合性博物馆，陈列着动物、植物、矿物、文教、艺术、历史、古物等13个门类的标本、图表、模型。展览采用展橱、镜框、挂图等方式，展品万余件，常年开放。1912年，来院参观者达到231117人[5]。清末民初，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多所博物馆，仅山东就有烟台博物院（1876年）、青州博古堂（1887年）、济南广智院（1904年）、成章博物馆（1933年）等10余处教会博物馆。博物馆展览的内容，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科学启蒙作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传播了新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在客观上成了向近代山东知识界、社会民众宣传西方文明、科学文化知识的特殊场所[6]。

近代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博物馆，虽然其最初目的是向前来参观的民众布道，但客观上却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在中国付诸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科学知识，而且使博物馆这种公共文化机构在中国得到传播，博物馆的建筑结构、管理模式、藏品搜集陈列等，都为中国博物馆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参考。国人通过早期西方人建立的博物馆，对博物馆之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及其社会教育功能，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体会，为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西方学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

近代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金石学的出现，使得古器物具有了学术研究的价值，但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青铜器、石碑、铭刻、封泥等带有古文字的器物，研究方法限于收集、购买后的室内研究，这种收购行为赋予文化遗产以商品价格，并导致盗掘行为的出现。而近代考古学则注重野外实地发掘，杜绝收购。近代考古学将一切与古代社会相关的生活物品、动植物化石等都作为研究对象，这不仅扩大了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范围，而且使人们认识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从而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近代，众多西方学者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将中国大批文化遗产携往海外。但与此同时，在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中，西方学者亦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初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先后聘请了多为国外学者，他们都曾为中国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做过重要的工作。

贡献最大的要算安特生，他在中国期间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傅斯年认为安特生是“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是在中国境内“首用新方法的人”[7]。尤其是对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在此之前，对上古中国的盛世仅是推测，或出自古代传说的记载，或出自怪诞的想象”[8]。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往往会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一些古器物，这种收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村民的盗掘，致使许多古代墓葬遭到破坏。1923年冬天和1924年早春，安特生在兰州收购了数以百计的陶器，引起甘青地区村民的疯狂盗掘，但是安氏的本意只是想从村民口中了解陶器的出产地。安特生在得知盗掘及由此而来的械斗之后，表示遗憾和愤恨，并访问地方官员，要求禁止盗掘活动[9]。由此看来，安特生的考古活动是纯学术性的，他明白文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知晓科学的考古不是收购文物，而是通过实地的考察和发掘。当他面对无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村民随意盗掘墓葬时，主动请求地方官员禁止这种破坏活动。在安特生的建议下，地方官员此次禁止盗掘的命令，对以后类似的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事业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中国考古人才的扶植和培养上。杨钟健（1897～1979年）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在德国博士论文的撰写上，安特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1925年6月27日翁文灏给安特生的信，请安特生为杨钟健博士论文提供便利[10]。安特生慷慨地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在11月20日的回信中说“这些小东西（啮齿类化石）容易送到明兴去，而且我也高兴地从维曼教授（杨钟健在德国的博士导师）处得知，不久以前这些小东西已经寄给杨先生了”[11]。杨钟健拿到这批材料，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回国后，杨钟健在古脊椎动物学、人类学、考古学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除安特生之外，葛利普、德日进、步达生等都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1923年应聘到中国的葛利普，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中国最早一批古生物学者大都出自葛利普的门下，杨钟健即是其中一位。葛利普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的古生物学、地层学事业，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的进步做出了中国贡献。

另外，中国早期科学考古人才的培养也大多得益于西方，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曾昭橘等都曾留学西方学习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他们将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技术代入国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从事考古工作者对文物的认识尤为深刻。面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流失，起而呼吁政府保护，并采取措施制止破坏行为的也多来自考古学界的学者，他们更明白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考古界的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保护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而西方对于中国考古事业的推进和考古人才的培养则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即间接地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直到20世纪前后才逐渐兴起。西方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传入中国，使国人对文化遗产保护有了初步的认识；西方传教士最先将博物馆理念在中国进行实践，为中国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主导作用的相关人才，一方面大量受聘于中国的西方学者，不仅促进了中国相关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近代人才；加之接收西方教育的近代留学生，他们都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中，西方的先进理念和力量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共同促进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钱钟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纪六种》（光绪四年十月十一日）[M].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一版，第219页。

[2]钱钟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纪六种》，第145页。

[3]戴鸿慈：《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10页。

[4]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3月，第6页。

[5]王神荫：《我所知道的济南广智院.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社会卷）》济南：黄河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6]张德明：《近代山东教会博物馆探究》[J]《博物馆研究》，2009年第3期。

[7]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三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90页。

[8]李济：《安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第46页。

[9]参见J.G.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Kegan Paul，London，1934，pp.256-258，268。转引自李济：《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第71页。

[10][11]陈星灿马思中：《新发现的杨钟健和安特生交往的一点史料》[J]，《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6卷第2期（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