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献给铁路，晚景送给凄凉

韩海鹏

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丹阳街道办事处现在已经成为这座鲁西南城市的中心。菏泽市的城市化进程在1984年即拉开了帷幕，那一年，原来的菏泽市（原菏泽地区下辖的县级市）城关镇被分开，丹阳办事处在那一年正式成立。

丹阳办事处成立之后，城关镇周边原先的农村渐渐不知了去向，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马西江和他的兄弟们的青春，跟之前的村子一样，淹没在了这无边无际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里了。

年轻时众人艳羡

丹阳办事处姬庄村村民马西江，自2002年起就告别了年轻时候的风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马西江姬庄村里是数得上的富裕户。

“村里的土地从1979年开始，就因为铁路建设大部分被征用了。我从80年代初就开始加入由济南铁路分局菏泽火车站（以下简称菏泽站）和菏泽市称丹阳办事处共同组织的菏泽站委外装卸队（以下简称装卸队）。”在没有土地耕种的条件下，周边的农民能找到这样甩膀子卖力气的活儿，实在是让外人艳羡的美差。

“当时年轻，一身的力气。尽管活儿很重，但是收入高。”马西江告诉记者，装卸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菏泽火车站货运站台装卸货物，难度不大，但是劳动量很大。一麻袋粮食或棉花有200多斤，而一包羊毛有400多斤重，还有水泥、木材、粉煤灰等货物，装卸起来也非常费劲。但是“当时年轻，也不觉得有多苦。装卸完之后，灰头土脸，一身臭汗，也没办法正经洗澡，就直接用冷水冲一下身子就算完事儿。”

“有一次，60多吨的货，却只有我们两个人装卸，身体确实吃不消。但我们还是按照要求完成了工作。”都兰金告诉记者，尽管非常辛苦，但是这些农民出身的苦力们觉得这份工作收入高，而且相对比较稳定，都非常珍惜。

马西江介绍说，尽管丹阳办事处也是装卸队的组织者，但事实上每年除了菏泽站从装卸费中扣留3%的管理费交给丹阳办事处之外，再没有任何管理上的联系。反而是菏泽站针对装卸队下发了多达188条的管理规定（工人们称之为“罚款规定”）。

“扣钱的机会特别多，纪律非常严格。迟到早退睡觉脱岗，没按时完成工作等等，都要扣钱甚至辞退。我们这帮老哥们儿也争气，很少有这些毛病。”马西江称，菏泽站直接对装卸队，直接给他们下发工资、福利，并负责缴纳意外伤害、社会养老等保险，是他们这些装卸队员的实际管理者。“都有培训证、工作证、上岗证、工牌、工作服等，而且当时凭借工作证，在特别路段还能享受铁路职工不买票的待遇。”说到这里，马西江一脸自豪。

和马西江比起来，都兰金是他们中年龄比较大的装卸工之一，按照相关要求，因为属于重体力劳动，这些装卸工一般到45岁就面临“退休”，不能再从事这类重体力劳动。都兰金从1980年开始加入到装卸队，到1994年正好45岁，按照合同规定干了整整14年的都兰金被辞退。

目前，最早的一批老装卸队人员有200多人（在装卸队至少服务10年的队员，实际上参加装卸队的人数不止200多人，这其中不包括干了几年退出的），大部分是周边的农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每月的收入甚至能达到2000多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

凄凉的中老年

马西江们在2002年前后，基本上都退出了装卸队，原来扣除的部分收入，承诺给职工们缴纳的伤残和养老保险，再也无人过问。于是，这200多人集体扛起了维权的大旗。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装卸队，到1994年前后，关节炎和腰椎病开始严重影响到马西江的健康。太重的活儿不能干了，因为年龄未到45岁，马西江被安排到了行李仓库，这里的工作相对轻一些。因为工作性质的问题，在关节炎和腰椎病缠身的情况下，马西江还染上了矽肺病，并切除了部分病肺。记者面前的马西江看上去很瘦弱，与他曾经的装卸工身份极为不符。他一边扯起衣服让记者看他做过手术的疮疤，一边老泪纵横：“谁能想到我的身体能差到今天这个样子？年轻时候不珍惜力气，老了就成了这样了。”事实上，马西江今年也只有53岁。

都兰金的情况更不容乐观，他年纪更大一些，除了上述腰椎和关节疾病的困扰之外，都兰金出过事故，在卸货的过程中麻包跌落砸在一条腿上，导致膝盖骨折，落下了残疾。

现在的装卸队员们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在丧失劳动力之后，只能干些看大门的活儿，但是这样的工作机会是很难得的。

据装卸工们介绍，当时铁路部门每年都会与丹阳街道办签订一次合同。记者看到，按照合同规定，装卸工们拿到手里的实际收入，按照装卸税后收入总额的百分比支付，1980年至1993年，装卸工们能拿到税后总收入的64%，1993年到2004年装卸工们能拿到52%，装卸汽、马车的工人能拿到45%，而清扫班只能拿到30%不到。按照合同规定，铁路部门、丹阳办事处和装卸队的管理层都要抽取一部分费用。而其中有5%的公益金是铁路装卸部门抽取的，按照合同规定，这5%的费用应该用于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然而在装卸工们离队的时候，这笔费用不知去向。

本刊记者就此项费用采访了当地铁路部门和装卸队。铁路部门称这笔费用下发给了装卸队，而装卸队负责人则声称，根本没有见过这笔费用，铁路部门也从来没有下拨过。

5%的扣除费用去哪儿了？

从2002年开始，马西江等人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2002年和2003年的两次官司，均以败诉告终。马西江称，确确实实存在5%的扣除费用不知去向的问题，而这笔费用，在当初铁路部门和丹阳办事处签订的《铁路委外装卸承包合同》中显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也确实是扣除了的。

可事实上，这些职工们都没有享受到。那么，这5%的费用到底去哪儿了？菏泽站刘书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合同中写得清楚，由铁路装卸部门掌管，分队建账，各自使用，这部分钱应该下拨给了装卸队，铁路部门不可能截留这部分资金。而装卸队的陈队长则说，“这部分资金一直由铁路部门掌管着，从来就没有下发过”。

双方均表示这5%的费用确实存在，但对于这笔资金的去向，却都说没有拿到。马西江不明白，扣钱的时候很利索，而真正用钱的时候，管理者們却“集体失忆”了！

对于马西江来说，最大的压力并不是上访被拒和输了官司，而在于自己队友们的放弃。马西江说，第一次上诉的时候，装卸队有204人加入了维权行列，判决书下来之后，第二次上诉，只剩下马西江和李效忠两个人仍然在坚持。从2003年第二次败诉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94个兄弟愿意站出来继续维权，这次他希望兄弟们不要轻易放弃。

马西江拖着瘦弱的病体，看着远处，对于未来，他没有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