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境下主流话语的困境与出路

一、微博改变了舆论场的力量对比

微博的出现，让“互联网改变中国”的形式更加具体，“围观改变中国”是微博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围观的主体，既非媒体精英，也非社会贤达，而是草根大众。从舆论场看，微博为草根大众发表评论、陈述意见、参与公共事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以“控制型”为特征的主流话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

微博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微博出现以前，政府及官办媒体是消息的主要来源，整个传播格局呈现出较强的“一对多”特征，政府通过议程设置（决定发什么消息、以什么形式报道、在哪一版面展示等），实现对信息的有效管理和引导。而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一对多”模式，形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多对多”新格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传播格局中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地位。在这一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其他任何理由自主地“报道”任何事情。有微博曾这样说：“你的微博听众如果超过100，就像一本内刊；超过10万，就是一本都市报；超过100万，就是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万，就是电视台……”可以说，微博，让个人有了和主流媒体比肩的平台。

传播格局的变化，直接表现为舆论场力量对比的变化。传媒界人士曾把舆论场分为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1］。前者传播主流话语，后者传播草根话语。这两个舆论场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但由于“政府强于社会”的大背景，在舆论场，官方主导的主流舆论天然具有草根舆论难以撼动的地位，草根话语也往往依附于主流话语而存在。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舆论场的力量对比，壮大了草根舆论场。近年来，微博打拐、免费午餐、PM2.5的数据公布、微博问政反腐等诸多反映民声、贴近民意的创举的背后，无不闪耀着草根的身影，无不展现着微博的力量。

从微博时代舆论格局变动来看，主流话语显然并没有预见到微博的革命性作用，尚不知如何面对长期依附于自己，力量分散、弱小但却迅速崛起的草根话语。以PX事件为代表的多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主流话语屡屡陷于被质疑的境地。杭州市余杭区发生“5·10”聚集事件后，有媒体称，“地方政府环保信用缺失是造成此类事件的根源”［2］，可谓主流话语缺失的一个明证。即便在一些成功的事件（比如上文提及的微博打拐、免费午餐、PM2.5等几件大事）中，主流话语也往往处于被草根话语引领和“倒逼”的境地，“引导舆论”的能力大大减弱。

二、微博“解构”主流话语的主要形式

新媒体时代，无数草根依托微博平台，运用自己的智慧对不接地气的主流话语进行了激烈反抗，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有网民曾表示，“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3］。2013年8月以来，随着“七条底线”共识、打击网络谣言、净网行动等官方举措的出台，微博舆论场热度较前一段时间有所减弱，但整体上看，草根舆论与主流舆论的张力却持续存在，主流舆论依然面临着各种解构：

一是直接解构官方话语，主要包括对官方的“个别话语”解构和对“核心话语”的解构。前者主要是对代表官方发言的人的一些话语进行嘲讽，比如在温州动车组事故中，官方新闻发言人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外交部发言人的“不能拿法律当挡箭牌”；等等。后者则涉及主流话语的核心理论和意识形态，更具有根本性，对主流话语的破坏性也远比前者要大，比如对“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调侃式解读。随着政府各种治理举措的出台，后一种方式的解构大量减少。

二是通过借古讽今、借外讽中解构主流话语。借古讽今，主要表现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另类解读，挖掘出迥异于主流话语甚至与主流话语完全对立的观点。如央广“历史上的今天”栏目曾介绍称，1958年11月27日，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建成下水，称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能破冰航行等，完全自主，是新中国重大成就。有网民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该船直到1963年4月30日才开始处女航，开航前包括船长、大副在内的绝大部分老船员被一批‘政治可靠’船员撤换，终于首航触礁沉没”。借外讽今的形式也很普遍，俄罗斯免费医疗、韩国总理因沉船事故辞职等事件，均在微博上引发了网民对主流话语的解构热潮。

三是解构主流话语的生产者（包括官媒及其从业者）。依托个体或者少数经验否定主流话语的高调表达，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比如有如下一个段子：女记者采访农民工：假如中日爆发战争，你愿意冲上第一线吗？农民工挠挠脑袋问：打仗上前线有户籍限制吗？有文凭限制吗？要纳税证明吗？没有关系也能去吗？我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农民工。央视的“你幸福吗”“你爱国吗”等话题也均遭到了类似的调侃。此外，主流媒体内外报道的“双重标准”，也为网民所诟病。

四是解构一些名人的言行不一。所谓一些名人，指那些在公开场合说官话的知名度较高的公共人物，包括娱乐明星、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家等。他们公开为主流话语“代言”，但私下的行为却与“代言”内容相左，引发网民围观。2012年两会，薄熙来一段辟谣的话（造谣说我儿子“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和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度成为网上最为流行的段子之一。

五是其它形式，通过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发泄和调侃，不同程度地消解着主流话语的公信力。比如2014年初，北京下雪后，有个段子调侃道，北京终于下雪啦！这场雪体现了三个原则：先人后己，别的地方还没下，北京带头下有搞特殊化之嫌；既然好多地方都下了，北京也不能拖全国人民的后腿啊，再说统计局也不好发布平均数嘛；不讲排场，不攀比、不奢靡，适量就好，既在思想上重视，又做到节俭，与中央精神保持高度一致。

三、主流话语所处困境解析

如何看待微博时代主流话语遭遇的困境？这种困境与外在的舆论环境有关，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发明，打破了既有的舆论格局，削弱了主流话语的影响力。但从根本上看，主流话语的困境关键还是自身的困境。

第一，主流话语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思维方式上，主旋律建设求善优于求真［4］，求善为主，求真为辅，政治挂帅。备受舆论诟病的“维稳”思维就是典型的“求善”思维，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实现稳定，可以无视事件真相和实际矛盾，一切唯“政治”马首是瞻。2013年8月25日，网络大V薛蛮子嫖娼的消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开。网络知名大V，再加上一向高调的各种标榜，薛蛮子嫖娼引发网民关注本在意料之中。但新闻联播播发的薛某三分钟认罪视频，引发了网民的诸多吐槽，不少网民反而对薛某曲意回护，就连一向替政府说话的胡锡进也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既然要“整”，手段显然已不重要。而无视手段的正当性，恰是酿成此次舆情风波的根源。在求善优于求真的思维主导下，一旦遇到“真”矛盾，实际情况往往是，涉事各方各以其善为善，便很难达成共识，主流话语和草根话语相左也就不足为怪了。黄海波嫖娼后，不少网民力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5］。而“力挺”的理由莫过于下面的段子：第一未婚，第二没破坏别人家庭，第三没玩弄女人感情……然后话锋一转，“强奸幼女的校长怎么处理的、包养情妇的贪官咋办”，一下子又把矛头转移到了公权。

第二，雷人官话频现消解主流话语公信力。对官员言行不一的讽刺，是微博时代草根解构主流话语的重要形式之一。前文提到的薄熙来廉政语录，就是消解主流话语公信力的典型例子。不少贪官落马后廉政语录的曝光，无疑恶化了官民之间的互信，对主流话语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此外，一些与主流话语相悖的雷人官话，也是恶化主流话语公信力的元凶。比如，有官员指斥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6］；云南巧家县爆炸案后，有官员就所涉征地问题称，“这个土地是共产党拿给他的，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点点积累下来的”［7］；等等。

除官员外，有着“喉舌”定位的官媒不得体的做法，也会殃及主流话语。前文提及的央视“你幸福吗”这一话题，曾被网民收入了2012年各种“毁了”的盘点——“幸福，让央视毁了”。今年春节假期后，南京市长挤公交调研，本是很好的亲民举措，但某报却将标题设计为《节后第一天，南京市长自带零钱挤公交》［8］。“自带零钱挤公交”本是常识，如此“高调”脱离常识，网民调侃自是在意料之中。

第三，微博舆论场政务微博面临三大难题。微博是打通两个舆论场的重要平台。代表官方声音的政务微博入驻素有“草根舆论集散地”之称的微博，一开始就带有传播主流话语的使命。这意味着，政务微博要深入网民，倾听网民心声、善用网言网语，积极和群众打成一片。但政务微博毕竟是“政务”微博，具有不可推卸的“公共”职能，“过度”使用网络语言，反而显得“油腔滑调”，有损自身威信。因此，政务微博在用语上需要兼顾“权利”和“权力”两种角色（见图1），亲民和严肃的张力始终存在。

从身份上看，公私边界是政务微博必须回答的问题，官员个人微博尤其突出。官员作为公民的一员，具有其私人的一面；同时兼有公职，又具有“公共人物”的一面。而且，在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官员的言论很容易被认为是其所在单位的意见和看法。2013年7月28日，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发布微博，“敦促那些‘每天侮辱祖国’的人赶紧移民去美国，并称这些人为‘人渣’”［9］。此举掀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在招致网民大肆攻击的同时，也引发了网民的思考。在微博这个公共空间，对于官员而言，如此极具个人色彩的发言是否合适？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其私人空间在哪里、有多少？由于机构类微博也是由“个人”管理的，个人的知识水平、媒介素养、责任心、阅历等，均制约着其代替“官微”发声的能力和水平，机构类政务微博同样有待厘清公私边界。

对于政务微博而言，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线上、线下的对接问题。政务微博不可能“网来网去”，最终还要反馈作用于现实世界。政务微博是传递主流话语的，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复兴”主流话语的使命。但主流话语有无生命力，关键不在话说得好听与否，而在实际问题的解决。根据新浪微博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政务微博榜单，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已超11万。但大量政务微博开通后沦为“僵尸”，要么很少更新，要么几乎不与网友互动，折射了线上、线下的割裂。专家直斥“样子工程”“政绩工程”［10］。政务微博所承载的，不单是在互联网上的公示与亲民。线下不给力，上线无意义。

四、主流话语如何脱围解困

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客观上为主流话语带来了挑战，但是，微博等新媒体同样是沟通主流舆论与草根舆论的利器。在新媒体时代，主流话语同样可以通过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吸纳草根舆论的营养，在与草根舆论共舞中传达出“中国好声音”。

首先，改变以求善为主导的思维方式，通过政务微博培育主流话语公信力。真是善之基，主流话语应该改变以往过于重视求善的思维方式，正视“真”的现实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回应民意，谋求官民共识。不少政务微博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官方机构（北京发布等），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视点等），官员个人（公安部打拐办公室主任陈士渠、昆明市长等）的微博，积极回应网民关切，也获得了草根舆论的热捧。2013年8月29日，打击网络谣言运动大幕拉开，宿州砀山公安在线也积极参与到行动当中去。但砀山县公安没有从自己的面子出发，更没有从“稳定压倒一切”的教条出发，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对自己的过失表示道歉，并发微博将“撤销处罚决定”广而告之。网民纷纷点赞，有网民甚至因此而增进了“对伟大的三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不可逆转的信心”。新媒体时代，官微如果能够顺应微博时代的要求，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真诚与网民互动，自然会得到网民的认可，主流话语的公信力也将在互动中重建。

其次，加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让执政为民的理念成为官员职业道德的核心。中国拥有2000多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群众的作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官员的一言一行都颇引人注目。而在现代政治中，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作为纳税人的公众，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提出要求也是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当下网络不断曝出的官员雷语表明，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角色自觉，远远不适应这一角色的转变。对新媒体无知——把微博当做qq聊开房、官老爷思维横行——高高在上的结果必然是知行错位，主流话语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口号，而缺乏实际的内容。主流话语要摆脱此困境，首先要普及媒介素养，领导干部在公共空间要慎言慎行；其次是加强以执政为民为核心的官员职业道德建设，明确官员个人身份与公共角色之间的边界。涉及官员私人的，明确加以保护；涉及公共利益的，明确公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如此，官民之边界自明，双方互不越界，主流话语名副其实。

第三，立足现实，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主流话语和现实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不给力，主流话语就失去了根本，将毫无意义。当前，主流话语之所以受到冷嘲热讽，一言以蔽之，它丧失或者弱化了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从而也就不能和现实的变革形成有效的互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存在一种普遍焦虑感。其中存在的问题，草根大众体会尤其深刻，一旦经过相应的渠道（如微博）表达出来，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主流话语的失势，本质恰恰是昧于当下形势。主流话语要想恢复活力，就必须立足现实，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出发，而不是从空洞的政治口号和目标出发，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汲取民智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借用广东政法织脖宗旨——有态度的政务微博一个词，主流话语也需要“有态度”，这个态度，是对现实的态度，来源于对现实的感受。

［1］打通主流媒体与民间舆论场，弥合社会分歧[N].南方都市报，2012-07-31.

［2］Crisis of public trust.china daily[N].2014-05-12.

［3］张研农.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演讲全文[EB/OL].人民网，2012-05-03.

［4］崔丽华.主旋律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人民论坛，2011（2）.

［5］值得深思为什么这么多网友力挺嫖客黄海波？[EB/OL].中国农村网，2014－05－17.

［6］李雅静.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执政为民思想[N].河南商报，2009－06－23.

［7］刘伊曼.云南巧家官员：农民的地是共产党给的不是自己积累的 [J].瞭望东方周刊，2012（21）.

［8］鹿伟，毛丽萍，刘伟伟.节后第一天，南京市长自带零钱挤公交[N].现代快报，2014－02－08.

［9］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中共官员[N].华尔街日报，2013-09.

［10］赵倩.沉睡的官微为何不醒[N].成都商报，2014-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