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赛事对促进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2010年广州亚运会为例

祝振军，商执娜，任春香，石 岩，叶冬清，屈子路

（广州大学体育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体育人文社会学

大型赛事对促进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2010年广州亚运会为例

祝振军，商执娜，任春香，石 岩，叶冬清，屈子路

（广州大学体育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运用文献研究法、专家调查法、访谈法、个案研究法，提出了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亚运会对广州市域全民健身管理体系、场地设施体系、活动组织体系、投入保障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举办亚运会，广州促进了体育社团的实体化，客观上促成了全民健身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并较好地实现了场馆设施在广州辖区的合理分布。在广州亚运会与广州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互动上，广州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对广州亚运会的支撑作用相对较弱，广州市大型赛事与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并未实现真正的良性互动。

大型赛事；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广州亚运会；管理体系；场地设施；活动组织体系；投入保障体系

2011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计划》）。《计划》指出:“到2015年，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进一步增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显著增加，身体素质明显提高，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为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为完善的“亲民、便民、利民”的全民健身体系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全民健身发展模式来看，鉴于财力物力等原因，我国各省市多采用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实际上，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外诸多大型体育赛事相继在我国举办。在当代社会，大型体育赛事不仅对举办地的场馆设施、交通环境等硬件有严格要求，而且还特别重视举办地的社会体育发展状况和体育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大型体育赛事与社会体育并不是脱节的，大型体育赛事对社会体育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这就为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契机，促进举办地社会体育及当地全民健身体系的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

对于广州市而言，大型体育赛事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在构建广州市市域全民健身体系过程中，如何发挥大型体育赛事的示范效应，带动全民健身的开展，实现广州市全民健身体系的跳跃式发展，值得体育工作者深入研究。笔者以2010年广州亚运会为例，就大型赛事对促进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希望对广州市乃至国内其他体育发达城市实现全民健身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有所助益。

1 市域全民健身体系概述

1.1 市域及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概念

市域（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a city）指城市行政管辖的全部地域。城市，在我国是指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

《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起草说明中指出:“全民健身体系是指能够不断满足全体公民体育健身需求，改善全社会体育健身环境条件，为体育健身提供服务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它由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两大部分构成。包括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组织、活动、技术指导、信息，法规制度、资金投入、宣传、教育、科研等内容。”

参照市域和全民健身体系的定义，本文认为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就是以城市行政管辖的全部区域为构建范围，以不断满足全体公民体育健身需求为目的，由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两大部分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公益性社会系统。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应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体现当地全民健身的特点，并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1.2 构建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构建全民健身体系，是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确定的奋斗目标，也是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是“十一五”乃至“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基本目标。“在当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区域环境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各地具体情况做出详尽的规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也不能‘一刀切’，更不可能包揽一切事务”［1］，“只有通过构建不同地域范围的全民健身体系，才能使不同地域的人群真正享受到‘亲民、便民、利民’的体育服务”［2］。我国的体育发展历史和现状决定了我国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各级行政部门的支持。

与“省域全民健身体系”相比，构建“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则更能直接有效地满足人们的社会体育的需求，更符合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我国各省管辖的地域面积较大，决定了省域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需要下一层次的支撑。只有各省通过政策、法规、财政等手段支持所辖市完成了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之后，省域全民健身体系才能更充实有效。因此，从全民健身的实效性和省域全民健身体系构建的现实性来看，应重点考虑优先构建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市域全民健身体系”是突显地域特色，实现国家层面的“全民健身体系”的重要形式和基础［3］。

1.3 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实践

市域全民健身体系，是全民健身体系的重要实现形式，新时期受奥运前后期效应的影响，我国各省市在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过程中，普遍重视群众体育发展，而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事业发展的规划，基本上都确立了以建设地域特色全民健身体系为目标的整体规划［4］。

2002年11月《广州市全民健身计划第二期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构建“多元化的全民健身服务管理体系”设想。而在广州市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又提出构建具有广州特色全民健身体系的战略目标。前后称谓不同，但其内涵都强调“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的3个环节，即场地设施、组织和活动。

目前，该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1）全民健身网络趋于完善，形成市、区（县级市）、街（镇）、居（村）委会四级全民健身服务网络。2）体育场馆、设施发展迅速，布局日渐合理，形成了以天河体育中心为核心，各区（县级市）体育中心为重点，星罗棋布的健身场地为基础的全市体育活动设施网络。3）群众体育活动精彩纷呈，活动规模宏大，如万人健步行、万人健康跑等大型体育活动。但是，与“多元化”的要求相比，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明显不足，新城区与老城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体育设施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老城区社区体育设施和广大农村的体育健身设施严重缺乏，规划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将面临更加繁重的任务。

2 大型赛事与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关系

2.1 大型赛事的定义

在国内，尽管对大型赛事一词频频使用，但是由于大型赛事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对于大型赛事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一般认为，大型赛事有两重含义:1）赛事的规模庞大；2）赛事的影响巨大。大型体育赛事的英文称谓是“Mega Sport Event”or“Big Sport Event”。从赛事的内容上看，“二者的运用是属于不同场合的。前者主要用于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而后者主要指世界级别的单项锦标赛，如世界杯、世锦赛、F1锦标赛和某一国家的某个项目比赛等”［3］。

根据研究需要，笔者所研究的大型赛事应符合以下条件: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大影响力，既包括综合性体育赛事和单项体育赛事，也包括国内全国性、全省性的综合、单项体育比赛。

2.2 广州大型赛事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接纳国际大型或综合性体育赛事的数量空前，平均每年都会有一项国际大型或综合性体育赛事。从历史和现实来预测，21世纪前后的30年是中国大力申请和筹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高潮期。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的统计，2001—2004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分别达到176、232、148、206场次。目前，许多政府部门和省市政府正在制定“十二五（2011—2015年）计划”，不少城市的这个计划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把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纳入了思考范畴当中。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还引来了二、三线城市是否应举办体育大型赛事的思考或质疑。但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渴望承办体育大型赛事，越来越多的体育大型赛事在我国举办，这是国际体育赛事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逐步被中国认同和接受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家政策追求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表现。

广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有着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气质。1979年1月21日首届省港杯第一回合比赛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举行。该项比赛由邓小平批准创设，是第一个地方与境外举办的体育赛事，成为港澳地区和内地交流的一个平台。广州分别于1986年和2001年先后承办了两届全运会，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观看九运会开幕式后对广州赞许有加。2002年，在很短时间内也将2002年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组织得井井有条，得到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高度赞赏。此外，广州还举办了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1998年世界青年花样游泳锦标赛、2002年联合会杯网球赛、2003年亚洲体操锦标赛、德国世界足球赛预选赛、雅典奥运会拳击预选赛等国际大赛。

广州是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借助毗邻珠江口的地理优势，广州与港澳经济往来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商业氛围浓厚。虽然广州举办的体育大型赛事的层次不及北京、上海，但广州的商业体育赛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国职业体育开展以来，广州及其周边曾同时拥有多支职业足球、职业篮球俱乐部，也举办过诸如中巴国际友谊赛、美国职业篮球季前赛等著名商业比赛。近年来，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等赛事也曾在广州举办或落户。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广州具备较强的组织接待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南下广州，极大地考验了广州的组织能力。同时，广州已连续举办过100多届“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在外事接待、活动组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004年7月1日，广州凭借经济实力、体育实力、接待能力和文化实力，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2010年第16届亚洲运动会的举办权。在亚运会来临之前，广州还在2007年7月举办了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11月举办了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广州成功举办了第16届亚运会，设42个大项476个比赛小项，是亚运会历史上比赛项目、运动员参赛人数与金牌数最多的一届。

2.3 大型赛事与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关系

一般来说，大型赛事的举办对城市各行业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如交通、城市景观、旅游等。同样，大型赛事对城市全民健身体系也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3个方面:1）大型赛事可以提高城市全民健身体系所依托的群众体育文化氛围；2）大型赛事可以加强城市全民健身体系所依赖的硬件场地设施；3）大型赛事可以带动城市全民健身体系所依靠的群众健身组织和健身活动。

反过来，城市全民健身体系又可以作为大型赛事宣传推广的渠道和形式，为大型赛事的成功举办营造气氛。大型赛事结束后，城市全民健身体系的一系列变化又可作为大型赛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被记录在城市发展历史中。因此，大型赛事与市域全民健身体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和谐整体。

3 亚运会与广州市域全民健身体系

笔者运用文献研究法、专家调查法、访谈法、个案研究法，提出了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框架，并以2010年广州亚运会为例，对市域全民健身体系进行分析。

3.1 广州举办2010年亚运会的经济、社会基础

2010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0 500亿元，同比增长12.5%，成为国内第3个GDP过万亿的城市，也是第1个过万亿的副省级城市。目前，广州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稳居全国第3位，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风向标。

2010年亚运工程从2005年开始，广州市有关方面全面启动各类体育场馆、亚运村、新闻中心以及飞机场、火车站、港口、地铁、城市主干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文化教育等建设项目。2010年亚运会也将使广州的综合竞争力和城市形象大大提升，亚运会的财富会给广州带来20年乃至30年的影响，令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拥有自己的显著位置和巨大发展空间。

3.2 亚运会对广州市域全民健身体系构成要素的影响

3.2.1 亚运会对全民健身管理体系影响 在亚运会之前，广州市全民健身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关于该体系的缺点不足以及改革方向都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广州亚运会的召开为广州市全民健身体系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动力和契机。在筹办亚运会的5年多时间内，广州市体育局实现了政府职能转换，引用社会机制实现了亚运会的市场化运作，促进了体育单项协会的实体化改革，以协会名义举办了包括广州网球公开赛在内的诸多比赛，激活了社会体育市场，促进了全民健身的开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广州亚运会在客观上促成了全民健身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3.2.2 亚运会对场地设施体系的影响 广州亚运会期间，共投入亚运场馆83个（比赛场馆53个、训练场馆17个、备用场馆13个），扩改建亚运场馆70个。除将部分场馆外放到佛山、东莞和汕尾等周边城市，多数场馆均在广州市。在改造翻新老体育场馆的同时，广州还确定了“因地制宜、分散建设”的新场馆建设原则。亚运会新建场馆主要集中在体育设施不足的海珠、南沙、萝岗、从化等区和县级市。亚运场馆的落成较好地满足了这些地区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的需求。

3.2.3 亚运会对活动组织体系影响 以举办亚运会为契机，广州市积极开展了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十一五”期间的5年间，广州先后组织了市级群体活动达480多次，参加人数超1 500万人次，活动次数与参加人数比“十五”增长近2.5倍。

在体育组织管理上，广州市促进了单项体育组织的实体化，拓宽了全民健身社会渠道，促进基层群众体育组织的蓬勃发展。充分发挥各级体育部门、体育社团开展全民健身工作的主力军作用，积极扶持建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体育俱乐部、体育指导站和活动站点等新型基层群众体育组织。以学校社区、乡镇为重点，形成了市、区（县级市）、街（镇）、居（村）四级健身服务网络。

3.3 亚运会推动广州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在广州亚运会申办的前前后后，广州明确定位“群众体育是根本，竞技体育是标志，体育产业是保障”。广州市政府及广州市体育局均强调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有先导和促进作用，而群众体育对竞技体育有着支撑作用。在广州亚运会与广州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互动上，广州市域全民健身体系或广州市群众体育对广州亚运会的支撑作用相对较弱。从“互补”和“相互取予”的理论上解释，在我国的体育现实中，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不是一个对等的系统，广州亚运会处于强势地位，广州市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处于弱势地位。后者的发展得益于前者，两者并未实现真正的良性互动。

在现代社会，体育本身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渗透，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广州亚运会的举办意义并不局限于体育领域。在为亚洲各国提供一个体育交流的平台之外，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实际是广州市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因此，在筹办和举办过程中，广州亚运会的重点工作或多或少更侧重于彰显城市魅力、塑造城市形象上。群众体育或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只是其中的一项具体工作或指标。特别是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对竞技体育的支撑作用，广州市并未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持续互动和深入发展角度予以充分重视。

4 大型赛事与市域全民健身体系发展对策与建议

4.1 严选赛事，充分发挥大型赛事对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辐射作用

在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不协调的客观条件下，大型赛事能否促进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与举办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举办地居民对大型赛事的认可度密切相关［5］。这就要求举办地必须从城市定位出发，对大型赛事资源进行甄别，严格筛选、科学预测，根据本地群众体育的基础和特点，引进本地支持率高的大型赛事，才能促进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完善。

4.2 借赛提升，充分挖掘大型赛事对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拉动作用

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我国均存在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在全民健身事业上存在着东西部和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各个区县之间全民健身体系的管理、场地和组织等同样存在地区差距。大型赛事的举办为政府宏观调控，消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机会和理由［6］。

以广州亚运会为例，天河区、越秀区等发达城区全民健身设施齐备，而增城、从化等地全民健身设施相对不足。因此，在场馆布局规划方面，广州亚运没有完全遵循场馆集中、方便赛事的国际惯例，而是充分考虑了各区间全民健身发展不平衡的实际，从方便市民全民健身出发，区县都有亚运场馆。特别是作为卫星城市的从化、增城两个县级市，利用亚运会的拉动力提高了体育场地、设施条件。

4.3 以赛练兵，在办赛过程中抓好体育组织及人才队伍的培植

全民健身组织建设是全民健身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保障，是群众体育事业赖以发展的重要依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全民健身组织网络的组织、自我发展等功能有待提升。大型赛事则为提升全民健身组织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特别是通过举办大型赛事可以加强全民健身体系中各类组织的专业性、规范性，培养大量的有生力量。

在大型赛事筹办期间，各级政府应做好引导工作，鼓励竞技体育科研工作队伍将研究领域转向全民健身，并筹集资金改善全民体质监测设备，健全全民体质监测工作制度。同时，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工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一定的公益岗位，切实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率。

4.4 以赛促动，将大众体育活动趣味性与赛事活动相融合，提升群众体育活动品质

广州亚组委在数年的筹办亚运过程中，举办了亚运项目进社区的活动，将非奥项目南亚的卡巴迪、东南亚的藤球等所谓“冷门”项目提前详细地介绍并展示给广州市民，使市民对这些项目比赛内容及规则有所了解［7］。这些努力不仅换来了比赛现场热烈的气氛，而且一些广州居民和电视观众增进了对这些冷门项目的了解，将这些项目与类似的体育项目进行对比（如藤球与毽子），进而希望从事该项目的体育锻炼。大众体育活动与赛事活动相融合，一方面是大型赛事维持自身生命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丰富大众体育活动内容、提升大众体育活动品质都有积极作用。

4.5 纳赛入体，将赛事资源纳入社会体育工作评估体系，促进全民健身工作发展

大型赛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设置，在我国的体育现实中，它与全民健身体系在多数情况下是相对独立的。因此，未把大型赛事列为一级评估指标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随着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或出于增强城市竞争力、实现体育现代化和建设体育强市等的考虑，为促进市域全民健身体系飞跃，可考虑将赛事资源纳入社会体育工作评估体系，以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建立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的相互给予关心，实现赛事资源和市域全民健身体系的互动。

［1］裴立新.关于构建省域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4）:4-8，24.

［2］董新光.关于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构架［J］.体育文化导刊，2005（5）:5-7.

［3］叶建强，韩敬全，樊炳有.社区体育建设的内涵及其区域问题探讨［J］.体育与科学，2004（6）:53-56.

［4］熊晓正，曹守谦，林登辕.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到各类体育协调发展［J］.21世纪的中国体育，1998:16-19.

［5］陈 融.建国以来认识和处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关系的历史启示:价值追求与代价意识［J］.体育文史，1999（3）:11-15.

［6］谈群林，黄 炜.建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关系研究述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5）:532-533.

［7］各方人士积极评价广州亚运会［EB／OL］［2014-01-15］.http:／／news.cntv.cn／20101124／112127.shtml.

［8］陈南生，熊 畅.广州2010年第16届亚运会的办赛理念［J］.体育学刊，2007（2）:29-32.

［9］刘江南.现代化大都市群众体育战略发展思路与实践［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1）:5-9，15.

［10］黄心豪.广州探索群体“七化”模式［N］.中国体育报，2010-01 -21.

［11］陈喜珍.我国全民健身工程的保障体系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1）:63-66.

［12］姚颂平.关于大型体育赛事选择的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2）:3.

［13］吕树庭，倪同云，丘海雄，等.建立我国社会体育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2（3）:1-3.

责任编辑:乔艳春

Development of Urban Universal Fitness System Promoted by Large-scale Events：Taking Guangzhou Asian Games as an Exam ple

ZHU Zhenjun，SHANG Zhina，REN Chunxiang，SHIYan，YE Dongqing，QU Zil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The literature research，expert surveys，interviews，and casemethod are used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ity’s universal fitness system.And an empirical research is carried on the influence of Guangzhou Asian Games on fitness management system，facilities system，organization system and investment security system.The results show that by hosting Guangzhou Asian Games，the sports associations arematerialized and it also assists the universal fitness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onalmechanism’s reform and improvement.The stadiums and facilities have achieved a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in Guangzhou.The city’s universal fitness system poorly supports Guangzhou Asian Games and large-scale events in Guangzhou have no true benign interaction w ith the fitness system.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the city’s universal fitness system；Guangzhou Asian Games；management system；facility system；organization system；investment security system

G80-051

：A

：1004-0560（2014）02-0042-05

2014-01-15；

2014-02-16

2010年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575SS10129）。

祝振军（1970—），男，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