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魏晋

◎刘语涵

诗酒魏晋

◎刘语涵

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在中国古代，不仅是重要的物质饮食文化，更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酒至魏晋，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大量饮酒，酒成为避世全身的手段。世人以饮酒为名士风度，天下共效之，文人饮酒之风自汉末开始大盛。其后饮酒逐渐成为生活的麻醉品、纵欲享乐的风气代表，也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高尚点缀。晋末陶潜也大量饮酒，但意不在酒，诗酒隐逸，洒脱自然。他以酒入诗，写作了大量饮酒诗歌，把酒与诗真正结合起来。

魏晋 酒 酒文化 饮酒诗

酒至魏晋，为之一变。

酒不再是单纯的生活饮食之一物，令人沉醉与迷狂；也不仅是祭祀祈福、颐养天年的人间佳酿，为世所好。酒开始与文人结合，逐步走上一条高尚化道路，成为全身远祸、名士风度不可或缺之物。饮酒之风，自汉末开始大盛。

正如王瑶在《文人与酒》中分析到，汉末之前，饮酒也大有人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文人，比如东方朔、司马相如、杨雄等人。但两汉之时，文学还没有从经学中分离，文人社会地位也不高。直到汉末清议影响政治、文学观念发展和人性觉醒等原因，文人的地位才开始独立并显著起来，如曹丕所提到的“建安七子”，都是以文称名于世的。其后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大量饮酒，并以之为避世全身的手段，酒占据了他们生活极为重要的位置。又因名士地位出众，世人以饮酒为名士风度，天下共效之，饮酒之风故而更胜从前。时过境迁，竹林名士之后，饮酒逐渐成为生活的麻醉品、纵欲享乐的风气代表，也成了“士大夫生活中的高尚点缀”。晋末陶潜也大量饮酒，但意不在酒。他以酒入诗，写作了大量饮酒诗歌，把酒与诗真正结合起来。陶潜是位真正的隐士与哲人，其人其文，对后世特别是唐代影响深远。

文人与酒，从汉末开始有不解之缘。

一、得全于酒，意不在酒

汉末之际，天下大乱。黄巾、董卓相继而起，社会动荡，战乱连年。政治黑暗，人口锐减，白骨荒野无人收，哀鸿遍野，惨绝人寰。《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晋之际，大量名士死于非命，少有全身保命者。乱世之中，上至门阀士族，下至平民百姓，生灵多遭屠戮，全身避祸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需要。当其时，名教崩溃，儒学衰落，佛道兼综，人性觉醒。世人多习老庄，不尊儒术，时俗放荡。究其实质，实为寻求心灵自由，守朴归真，全身避祸。

李泽厚以汉末魏晋为“人的觉醒”时代。魏晋时代弥漫的对生命无常的慷慨悲歌，与整个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社会的动荡与战乱，儒学的衰落与崩溃，生命的无常与短促，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儒家的人生意义，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要求用社会伦理和理智来克制自然的情欲，达到一种人格与道德的完善境界，然后治国平天下，最终是要应用于世的。但在社会变迁、两汉经学崩溃的情况下，经世致用之途已不存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使得人的生命时刻遭受威胁，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性开始觉醒。

玄学初期，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谈玄论道，饮酒服药，后进之士莫不效之，遂以成俗。其后竹林七贤饮酒自适，隐身自晦，内心苦痛焦虑，外在表现洒脱放达、任诞放荡。或吟啸山林，寄情山水，或口不臧否人物，言不涉政事，喜愠不形于色，不与世事相交，酣饮避祸，求全于乱世，声名在外，慕之者众多。而竹林七贤饮酒，其实多半内心忧惧苦痛，故沉湎于酒，借酒浇之、掩之，逃避现实，亦多任诞放浪之举。阮籍猖狂，穷途恸哭；刘伶放浪形骸，“死便埋我”，齐死生。任诞放达的外表下，无不包含深刻的内心冲突悲痛与乱世绝望激愤之情；对生死通脱放达的态度，正体现了对乱世多变故的恐惧与对死亡的无可奈何。酒之于魏晋，正如《世说新语》中王光禄所云，使人人得以自远。

后世之人认为魏晋诸人饮酒，未尝有乐，此言较为中肯。乱世之中，沉湎于酒，得全于酒，却意不在酒。

二、胸中垒块，须酒浇之

后人只知学竹林名士饮酒，以之为名士风度，却须知“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嵇康等人，身处汉末乱世，如鲁迅所说，他们心中其实是要固守儒家正统礼教的，反对的是司马氏利用礼教作政治斗争工具。为全身于乱世，同时又要坚守原则，拒绝随波逐流，不得不寄情老庄、饮酒服药，寻求精神寄托。越名教而任自然，放浪形骸，任诞嗜酒，并以之为麻痹敌人、麻醉痛苦的手段。在现实极为残酷，名士多遭屠戮的环境下，他们的内心无比痛苦彷徨。

鲁迅认为阮籍诸名士行为世范，为天下共效之，然而后之学者多学其饮酒、空谈，而非其实质精神，并自以为是名士风流，而这些人大多只会无谓的空谈与纵酒。王瑶也指出，竹林名士后，饮酒之人没有了阮籍诸人的痛苦环境与时代背景，也没有了对光明的向往与浊世的自守精神，饮酒成为单纯的纵欲享乐和生活的麻醉，士大夫阶层以饮酒为名士风度的生活点缀。

而后世只知效七人饮酒者，宣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耽酒为荣，以此为名士。如此行为，几与市井酒徒毫无二致，何来名士之说。而嗜酒之人却多以此称能，《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六卷饮食部记载，魏晋时人陈暄，性嗜酒，认为酒的重要性和国家军队一样，不可一日不备，而饮之不可不醉。嗜酒达到这种境地，可谓甚矣。而据《世说新语》记载，时至东晋末年，名士已如王恭所云，只须终日无事、多饮酒、熟读《离骚》，即可称名士。此言差矣。

“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恭对名士的理解，与所处时代及自身情况分不开。余嘉锡指出，因王恭自身无奇才，不读书，不学无术，只学了名士饮酒空谈的皮毛，以《离骚》装点，附庸风雅，而这也是整个社会的通病。后世轻薄儿以王恭之言为真理，纷纷饮酒空谈，自称名士，为世所讥。那么，同为文人饮酒，阮籍诸名士与其他文人又有何区别？《世说新语》记载了时人对该问题的见解，鞭辟入里，认为阮籍与司马相如不同，阮籍是以酒浇心中郁结的不平之气。“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与司马相如，皆为才华横溢，性嗜饮酒之人。同为饮酒，阮籍是以酒浇胸中垒块。文人如司马相如者，未有阮籍诸人的“垒块”；非文人者，如王恭等人，因政治环境、个人才华等原因，使其胸中既没有须借酒浇之的郁结不平之气，又没有须以酒激之的才情，于是只剩下了无谓的饮酒，并自谓悟得名士精髓。

三、寄酒为迹——陶潜

陶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东晋末年大诗人。性嗜酒，曾以公田能酿酒之利，出任彭泽县令，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故里。躬耕自资，安贫乐道，创作了大量田园诗歌。其田园诗可谓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而饮酒诗在其中占了很大分量。梁太子萧统在《陶潜集序》里指出，陶潜其文虽被人认为篇篇有酒，然而意不在酒，寄酒为迹而已。

也正如鲁迅所说，陶潜身处晋末，看惯政权变迁、社会动乱，故为人为文都比较平和。避世隐逸、退居田园，饮酒作诗以自娱，质朴高洁。李泽厚则认为，陶潜的超脱尘世，和阮籍饮酒一样，都是为了逃避当时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陶潜退隐乡野，躬耕读书，诗酒自娱，淡泊宁静，寄情山水，对人生与生命充满积极乐观的执着。李泽厚指出，陶潜和阮籍分别代表了魏晋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境界，并以二人作为魏晋风度与魏晋精神的最突出代表人物。对二人不同的特质，李泽厚分析：“一种是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种是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

阮籍陶潜的差异，不仅仅是个人性格差异，更与其自身所处的不同政治地位和社会环境有关系。阮籍属当时名士，声名在外，司马昭就曾打算与之结亲。阮籍的社会政治地位，决定了他身处上层社会权力政治漩涡之中难以抽身，故以饮酒为手段，避世全身，也保留心中的“真”。但外界的残酷与丑恶，使他时而混沌大醉，时而激愤慷慨，痛苦矛盾不已，酒起了一定麻痹痛苦的作用。相比之下，陶潜出身破落仕宦家庭，社会政治地位与声名不比阮籍诸人，所受的政治威胁与迫害也就比不上阮籍等人。守拙归园田，对陶潜来说，隐逸是一种真正的选择与归宿，为人为文也更为平和冲淡，玄远超然。

陶潜是真正的任自然，冲淡平和，玄心妙赏。陶潜寄酒为迹，他的人生处处有酒，而又意不在酒。他有酒即饮，饮即醉眠，欣然遗世，率真自然。陶潜的饮酒，是沉醉于饮酒与隐逸的自然逍遥、物我两忘的玄远境界，与天地造化同在，天地合一，醉的世界与老庄的化外之境，合二为一。陶潜对后世，特别是唐时诗人，影响甚大。陶潜所代表的诗酒相生、隐逸超脱、安贫乐道、品性高洁、自然认真、返璞归真等精神与形象，最终都完美地交汇融合于其饮酒诗中。酒经过魏晋，逐渐往高尚化方向发展。庙堂之高，江湖之上，皆饮酒以自远，为心灵求得脱离俗世的净土。

[1] (南朝)刘义庆着，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763, 764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04,106

[3]刘大杰撰.林东海导读.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02

[4]吴龙辉译著.醉乡日月：饮酒艺术经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2

[5] 冯友兰等著，骆玉明选编.魏晋风度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162,194,196,197，200,214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责任编辑 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