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亲历拨乱反正》序言

沈宝祥

“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是胡耀邦同志的语言，借用来作这篇序言的题目。

拨乱反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和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殊的一页。这一段历史时间不长，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拨乱反正这个概念是逐步形成的。

1977年5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时，还没有“拨乱反正”这个提法。首先使用拨乱反正这个提法的是邓小平。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和方毅同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十年“文革”中教育战线的是非颠倒，也针对当时教育部负责人的思想还比较保守的状况，鲜明提出：“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第2卷第71页）这是到目前为止，公开文献中最早使用拨乱反正的提法。以后，拨乱反正这个提法逐步推广开来，被广泛运用。

邓小平又给拨乱反正作过定义式的论断。他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第2卷第300页）拨乱反正，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

胡耀邦用“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八个字来说明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1981年1月29日和30日，胡耀邦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对拨乱反正作了阐释。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一条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路线，实行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政策，这才叫拨乱反正。如果路线、政策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那叫什么拨乱反正？那叫换汤不换药。采取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路线、政策，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恢复毛泽东同志过去正确的那一套，发展过去正确的那一套，才是真搞社会主义，才是真搞四个坚持。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准备不够，思想认识不深刻。只有在路线上、政策上完全同‘文化大革命’这一套划清界限，这才叫真正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这个名词最早出在《公羊传》：拨乱世，反诸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治理乱了套的局面，把它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的道路上来。所以，拨乱反正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不能够只换几个人。如果只换几个人，但是在路线政策上还是老一套，或者基本上是老一套，那不叫拨乱反正，叫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东西。”

我查了一下，发现《汉书》中已有“拨乱反正”的用语。《汉书·高帝纪》：“帝起细微，拨乱反正，平定天下。”《汉书·礼乐志》：“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接。”《后汉书·顺帝纪》：“仰惟先帝，受令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古人所用拨乱反正，是指治理乱世，恢复正常而言。我们使用“拨乱反正”这个提法，赋予了新的内涵。

历史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由于某种原因，历史老人的步伐有时快些，有时慢些，但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不可能跳跃。粉碎“四人帮”以后，只有经过拨乱反正，才能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不了解拨乱反正这一段历史，就说不清历史的转折，就说不清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

拨乱反正是一场艰巨的错综复杂的斗争。

胡耀邦身处拨乱反正第一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拨乱反正也有自己特殊的感受。

1978年12月31日，新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同宣传系统干部见面（参加者为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就当前的宣传工作讲了四点意见。他首先讲到拨乱反正。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大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我建议在座的历史学家想一想我们两年多来的经历，以便几年之后好写出这两年多来的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学员结业会讲话时又提出，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两年，我已经向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建议他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写粉碎“四人帮”两年的历史了，先写片断，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两年多以来多少好同志，多少英雄夜以继日地用全部精力为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做了贡献。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拨乱反正的历史都是应当撰写的。撰写拨乱反正史，这也是胡耀邦的殷切期望。

拨乱反正是全面的，涉及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拨乱反正是在徘徊中前进的，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种徘徊和曲折，主要是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政治倾向，也是一种力量对比格局。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拨乱反正的曲折，有时也源于拨乱反正者自身的原因。比如，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跳不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现实生活永远比抽象概念复杂得多。

拨乱反正有它特殊的复杂性。撰写拨乱反正史也有它特殊的难度。只有忠实于唯物史观、忠实于辩证法，依靠唯物史观、依靠辩证法，才能使拨乱反正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工作，才能完成这样的科学任务。

本人有幸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参与拨乱反正，从1977年4月到1981年9月，前后有四年半时间，主要是办《理论动态》。在这期间，参与一些事，也见证一些事，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理论工作者，所涉及的，都是比较具体的事。也就是说，本人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参与拨乱反正，所知很有限。当然，这些事有它的历史价值。我认为，将这些事如实记载下来，也是我的历史责任。为此，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从1987年到l997年，用了十年时间，撰写了近四十万字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这本书已在1998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书名改为《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0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次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在运作第4次出版）

第二件事是，撰写了这本拨乱反正回忆录。这本书撰写的，主要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外的事，也写了一些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那本书中没有写或写得不够的事。收进这本书里的文章，绝大部分已经在报刊公开发表过，但限于报刊的篇幅，有些事讲得比较简略，收进这本书的时候，对有些文章作了内容的补充。

我写的这本书，主要是记载我所经历、所见证的一些事，以及我进行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我是将这两本书当作历史著作对待的。我定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本书的依据是，我的日记、笔记，我保存的资料，我查阅的资料，访问当事人所得资料。书中有些日期，有些史实，经过多次查对，力求准确。从主观上来说，尽量做到言之有据，避免或减少人们的考证，以对得起当代人，对得起后代人，对得起历史。但我要老实地说，这本书也有局限性，有的地方是含糊其词，有的事没有写。

本书所涉及的时间只有几年，角度也不很广，但读者阅看本书，除了可以了解拨乱反正的历史，还可窥见一个活生生的胡耀邦。他的思想，他的人生态度，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他的语言风格，他的性格，在本书都有鲜明和生动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在那扭转乾坤的年代，胡耀邦是一位先行者，但他的思想，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和提高深化的过程。这是不奇怪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可贵的是，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践中能够虚心学习，勤于思考，因此能够日有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