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观辨正

朱茜+董德福

[摘 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华讲学，归国后即出版《中国问题》一书，他的在华言论和在《中国问题》中的见解，在中国留下了复杂的影响，保守派说他太激进，激进派又嫌他太保守。其实，罗素主要不是为中国的出路开药方的，他是站在人类关怀的高度、为人类的未来计发表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看法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对《中国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罗素的言论时至今日，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关键词]罗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问题；中西文化

近代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使得国人难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与平和的心态下，提出合乎理性的健全的现代化方案。在亡国的情感体验中，中国人以一种激愤的心情和时不我待的使命感，谋求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情感的迷障遮蔽了真理的光芒。五四新思潮的倡导者之所以被指责为学术根基浅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实在是环境和使命使然。与此恰成对照，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欧美人士（如果不抱偏见的话），却比较容易摆脱现实的纠葛，在没有亡国体验的心态下，冷静地剖析中国问题，理性地描绘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当然，也正因此如此，他们的分析和建议，往往因远离中国“实境”而难以搔着痒处。罗素的《中国问题》便是这样一部富有真知灼见的“问题与对策”性著作。

罗素一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经常在国际事务中为中国伸张正义。自1920年来华讲学起，他的“中国情结”就不曾中断过，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给予无私而又持续的关注、同情与支持。一年后告别中国时，曾留下“临别赠言”——《中国到自由之路》；回英国后，又根据其“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于1922年结集出版了《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此书是一部在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西方文明弊端凸显、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中西文化比较、中国问题及其出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人类文明的未来的专著。作者以博大精深的思考与豁达坦诚的心态，立足中国的立场发表对中国政治、经济、工业、文化和教育的看法，而又立足西方的甚至是人类的立场畅谈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全书上下古今，横涉中西，对比日本，就中国问题回顾过去、剖析现实、展望未来，以“世纪智者”特有的眼光，在时空转换中寻找中国问题的症结，并开列相应的药方，集中体现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以及代表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终极关怀。虽然他的中国观由于其超前性和超脱性而未能在五四时代的中国找到真正的知音，但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及留给中国人的箴言，经过90余年的淘洗，给人以历久弥新的感觉。解读此书，对于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将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五四”，确立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理念，还将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现实，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

一、中国问题的系统化观察

20世纪20年代初年，“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而且内部张力和外部拉力都前所未有，中国知识界在中国应该选择何种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深深地陷入了分裂。”（1）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西化主义的讨论十分热闹，而恰好在此时，大哲学家罗素来华了，人们很有兴趣听听他的意见，希望他开出的药方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五四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进的关键时期，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都是一个成套的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大系统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与中国学人有所同有所不同的是，罗素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不结束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工业建设和文化复兴都是妄谈。中国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普及教育，让国民有行使民主的诉求和能力，“如果大多数国民不能看书阅报，就无法真正实行民主。……这样的结果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而实际仍为寡头政治，因为没有文化的大众无法拥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政治见解。”（2）而要普及教育，又必须大力发展工业，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资金和以更快的速度造就尽可能多的教师。可见，政治、经济、文化是呈连环状的关键社会要素，但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为中国计，还是为世界计，“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3）在罗素看来，任何单层操作方式均不可能将中国引出死胡同，在经济、政治现代化之前，思想文化现代化是无解的，在思想文化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经济与政治也是没有出路的。罗素依据其社会系统改造原理，并结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考察，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且文化的重要性居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方位的，没有经济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政治、文化的一系列变革；反之，没有思想解放和文化观念的趋新，也就没有政治与经济的现代转型。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难，在痛苦现实的教训下变得聪明起来，终于认同了罗素箴言的价值，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系统改革、齐头并进的现代化方案。党的十八大作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奉行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改革方法，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阐述，而且与罗素社会系统改造原理正相契合。罗素若地下有知，定会感慨当代中国人的正确抉择，感慨他的主张数十年后终于得到正面回应。

二、通过“中国问题”为人类文明的前途号脉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梦，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西方文明之病，把目光投向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罗素也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喋喋不休，他在书中警告欧洲人：“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4）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和企盼，罗素产生了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某种积极的因素以补救西方文化的强烈使命感，为此，他踏上了中国这片神奇的国土“去寻找新的希望。”可见，《中国问题》一书并不只是给中国开药方的，同时也是为西方文明甚至人类文明寻找出路的，只是借“中国问题”说事而已，取名为《中国问题》，难免被人误解。

罗素来华的第二天即发表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指出“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5）在保存国粹与废除国粹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罗素以如此言论“唤醒新青年”，几家欢乐几家愁是可以想像的。在国粹派欢欣鼓舞的同时，新文化派对罗素的观点大为不满，周作人随即著文批评罗素，并提醒罗素要慎言中国文化的好处。他说：“罗素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6）鲁迅、胡适等也有类似的担忧。相反地，梁启超、梁漱溟、孙中山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对罗素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演讲大为欣赏，如孙中山在1924年撰写的《民族主义》一文中，也称赞罗素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人之一。（7）徐志摩在读过《中国问题》后写了一篇书评，称“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他在文中表达了与孙中山类似的观点，认为罗素“是真了解真爱惜中国文化的一个人。”（8）

无论是反对者的批评，还是同道的赞美，对罗素的在华演讲都是一个促动。为了照顾各方面的情绪，他在此后的演讲中尽量走折中路线，抱着不轻易得罪哪一派，不明确袒护哪一方的“中正”立场发表言论，同时又清晰地表达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罗素冷眼静观后向中国人提出了规劝：中国人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能墨守成规一味守旧；应该虚心地向西方学习，但不可全盘西化；赞同并反思社会主义，但反对中国彻底俄化。在罗素看来，中西文明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注重扬长避短才是正道。中国文化缺乏科学是最大的不幸，因为科学落后所以倍遭列强的蹂躏。但罗素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而我们却大有将它毁坏的危险。”“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孔子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而我们的文明正好投其所需”。“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学习西方人的知识而不要染上西方人机械的人生观。”（9）罗素言论既出，保守派不满意，嫌他思想太激进；激进派更不满意，说他要保存国粹会助长保守派的气焰，不讲社会主义，使“进步的中国人”非常失望，（10）青年毛泽东也指出罗素的相关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1）罗素的言论真的如研究者所说是让人左右为难，（12）他的中国之行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之所以屡受人讥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界对于他寄予了太多的期望，总指望着他能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指路人。其实不然，罗素来华一方面有为中国人指点迷津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有为西方人寻找光明和希望的目的，但从根本上说，罗素立论更多地是站在为整个人类文明指示方向的立场上的。本想左右逢源的罗素不仅让中国人为难，同时，中国人对罗素演讲的过分期待也难为了他，急迫求解的中国人忘掉了罗素毕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

三、罗素在中国问题和中国出路上的不幸

罗素以超脱者的姿态谈论中国文化及其未来前景。一方面，借鉴西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少年中国”所表现出的全盘反传统倾向让他感到十分危险。在文化问题上，人类关怀显然占据了罗素意识的中心。他认为，中国人为民族的独立和自强，而不惜采纳西方之“恶”，是无可厚非的，但应适可而止，决不能因此丢弃中国固有的智慧，放弃“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的责任。罗素是中国处于非常时期来到中国的，他始终不会明白，在五四时代的中国，启蒙固然重要，但救亡的重要性压倒了启蒙，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任何强调西方文明之恶，夸大中国文明之美妙，都将被激进主义者视为保守。罗素关于中国问题和中国出路上的不幸或许正在这里。

罗素向以反战、反宗教、主张科学、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鲜明激进的言论，而被视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但他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却又与五四新青年的激进趋向相悖，似乎与当时中国较保守的势力同调，成了一个来自西方，而又对西化有所保留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中国之行给中国思想界留下了复杂的影响，有人赞美他，有人批评他，有人嘲讽他，也有人痛恨他，五四知识界的混乱与歧向不无罗素的因素。不过，我们也不必夸大罗素对中国的影响，或者说，如果我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考量罗素在华的行为和系列言论，不难发现，罗素并未加入中国文化保守派的阵营，他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在五四时期那场社会主义论战中，他促进而不是阻碍五四时期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五四新青年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他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人理性学习西方文化。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评价罗素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

我们仍处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历程中，决不能因西方人士某些赞许中国文化的言论而沾沾自喜，更不能因噎废食，否则，将无缘现代化。这就是说，时间的错位和文明发展程度的落差，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打一个比方：西方人吃腻了大鱼大肉，感到身体不适，很想尝尝青菜萝卜的滋味以兹补养；而我们吃惯了青菜萝卜，尚不知大鱼大肉是何滋味，怎么能因西方人口味的变化，就死守住青菜萝卜，而放弃吃大鱼大肉的目标追求呢？现代化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要现代化就不能停留在前清时期的生活样态，就免不了学习西方，过正常人过的生活。但现代化确也不等于西化，因西化而丢掉中国的民族特性，决不是正途。中国可以而且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忘记罗素惠施的箴言。

注释：

（1）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3页。

（2）[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3）[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4）[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5）《晨报》记者：《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年10月16日。

（6）周作人：《罗素与国粹》，沈益洪：《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页。

（7）《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页。

（8）徐志摩：《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晨报副刊》1923年12月3日。

（9）[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53、164、63页。

（10）《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11）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0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2）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