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文化的断层和重构

◎涂 艳

《白鹿原》中文化的断层和重构

◎涂 艳

本文从文化和历史演变的角度，旨在分析作品《白鹿原》的文化意义。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不断遭到质疑和解构，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新兴的文化体系尚未深入人心。此时中国面临着文化断层的威胁，中国人在这个特殊时期陷入迷茫和无助。指出小说的文化意义在于号召我们重新寻找历史的真正主体性，重新开启“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文化断层 重构 白鹿原 虚无

《白鹿原》以两个家族的兴衰为主线，给读者展开了一幅中国近代史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者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作者将重点放在历史的风云变迁上，而并非着墨于家族的恩怨情仇。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受到质疑和侵蚀，文化的传承在此受到挑战，因此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和精神的困惑，深刻地反映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同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冲突，作者力图重构民族历史和思考中国应如何建立民族文化现代化。

一、家国的意义的分裂

中国自古以来认为国是家的延续，家是国的缩影。家族权力和国家权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族权力成了国家权力的代理者。传统的民族本位制社会将家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巧妙地等同起来，加深了家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小说《白鹿原》中，作者就描绘了一个中国典型的家族本位制村庄白鹿村。在小说的开始，白鹿村呈现出一派安宁的景象。除了每年要缴纳皇粮外，官员几乎没有干涉到村民的生活中。而家族势力在这片土地有着强大的影响，族人之间的纠纷一般不诉诸法律，而交由德高望重的族长处理。族长的地位世袭相传，在此族长就是家族势力的人格化是权威的象征，而族长处理纠纷的依据则是家法和家规。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村落是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地方，正规的行政机构在村落里没有控制力，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村落的自治状态。

然而好景不长，从第六章开始白鹿村的自治格局遭到破坏，国家权力开始与自家权力进行对抗，试图掠走更多的统治领地。一天深夜，冷先生从城里带回来“不正”的消息，“皇帝只剩下一座龙庭了。”民国的到来改变的不仅是封建朝代，而是整个政权体系和制度。过去白鹿村的行政机构是代表家族势力的祠堂，现在却变成了储藏粮食的白鹿仓。代表权力的除了族长外，还有国家的地方官员，比如“总乡约”、“乡约”等。整个政权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不断渗入到基层的每个角落。

面对传统政权的改革，族长开始感到无所适从。过去的白鹿村远离国家权力，村民只要交纳了皇粮就安枕无忧了。但现在随着国家地方官员的增多，村里的事情就越变越多，越变越复杂。在一次反抗新政度的赋税压迫中，他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交农”事件。这次对抗的结果是双方各有损伤，印章税被豁免，县长被撤职，但抗税的四个头领被捕了。族长为搭救被抓的头领，自愿认罪被捕，却被政府驱使，认为是蓄意滋事，他被新的法律体系彻底弄糊涂。接下来他又面对政治格局的风云突变，他坚守的祠堂遭到破坏，石碑被砸得粉碎，戏楼变成杀人的场所，而他对此却未能为力，最终选择从权力的中心隐退。他一边带领着儿子继续续写族谱，一边坚守着仁义治天下这块最后的精神墓碑。族长的迷茫和无奈代表了在那个转型时期，整个民族的内心的挣扎和坚守。

二、断裂的虚无

原有的文化体系在社会的变迁中遭到质疑和破坏，而新兴的文化体系在偏远的乡村更是尚未深入人心。古老的民族面临着文化体系断层的威胁，人们感受到精神的空虚和信仰的缺失。鹿子霖一生的信念是“人还是不能装鳖”！在辛亥革命后，他与总乡约田福贤勾结成了白鹿原上新的政府权力代表。作为原上的“乡约”他代替族长成为白鹿原真正的最高领导人，他认为族长除了处理在祠堂里的事，就一无是处了。然而在晚上，鹿子霖却感到精神的空虚。他躺在炕上久久不能入睡，屋梁上什么嘎叽一响，屋前屋后有什么土滑落下来，他都有种莫名的恐惧，如世界末日一般。那种短暂的恐惧稍纵即逝，留下的是无边的寂寥。他内心没有一点活力，觉得整个世界没有一处值得他流恋，所有遇见过的人包括族长父子、田福贤和岳维山等，都变得那么无聊。他觉得整个人生都变得百无聊赖，所有的争斗和勾结都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期盼入睡后不要再醒来。

文化和信仰的缺失带来的是精神的空虚和迷茫，鹿子霖仿佛拥有了一种现代的虚无感，如卢卡奇论现代文学时所提到的“完全的无方向感”[2]。与鹿子霖不同的，他们的下一代鹿兆海和百灵等文化的虚无表现在革命意义的荒诞性。在《白鹿原》中，整个现代史都充满了“鏊子”的隐喻，“鏊子”是一个既充满了个性化又非常平民化的政治性比喻。作者将国共关系比喻为“公婆”之争，将“白鹿原”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鏊子”。白鹿原上出现的斗争仿佛是戏台上的演出，国共之间的所有斗争白鹿原人都持观望态度，并未将革命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层次。他们与鲁迅笔下“看客”不完全相同。他们并非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只是对革命的性质和纲领一无所知，革命的火种未燃烧到偏僻的乡村。“鏊子”这一比喻象征着革命积极因素的瓦解，革命斗争背后文化意义的消除。“鏊子”背后的争夺对于白鹿原的人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作者用“鏊子”这个隐喻象征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历史的悲剧之中，深受煎熬。

三、文化的重构与反思

文化断层的尴尬局面导致了在白鹿原上一系列悲剧的产生，人们纷纷为重铸文化身份寻找出路。在作品中作者提到了一系列“义举”和族长的一系列“善行”，表现了人们试图用儒家的精神来重新唤醒民族的崛起。然而这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还具有重新叙事的能力，社会的发展能否绕过现代化的进程，作者在《白鹿原》中提出了质疑。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着力描述了两场白鹿原祭祖事件。黑娃身为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虽然很敬畏族长，但他心底却不能接受对这种所谓的主仆关系，看不惯“嘉轩叔叔挺得太直的腰板”和“神像似的脸”，他不由得萌发出叛逆的念头，继而离开家乡白鹿原，而后受到田小娥的教唆，和唐兆鹏一起发起农协运动。之后他参军入伍，落草为寇，一直徘徊在鏊子式的不着边际的空间里，最终他选择了脱去戎装，重返白鹿原，进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祭祖仪式。这来源于黑娃发自内心的忏悔，在经过了痛苦的精神煎熬后，他皈依了中国传统文化，臣服于传统的家族本位制。作者接着写道，黑娃当夜特意和新婚妻子一起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感受着母亲生前遗留下的气息和乳香，回味着逝去的亲情，这一情节象征着对家的渴望，对亲情的流恋。而且黑娃重回白鹿原时，他受到了传统意义上最高规格的接待：白鹿原的最高权威——白嘉轩老族长亲自拄着拐杖到村口迎接，黑娃在祠堂祭祀前，族长也亲手为他披上红布。黑娃甚至想重新修建好他曾经亲手砸毁的祠堂大门和石碑，以弥补过去犯下的错失。黑娃曾经鸣枪宣誓不再重返原上，但他在外兜一圈之后又诚心地重回原点。作者似乎想表明传统的家族文化对中国人的号召力和感召力，从此族长坚信所有从原上逃离的人最终都会回归到家族的怀抱。然而在结尾处，这个诚心回归到家族怀抱的人却被滋水县政府的最高官员白孝文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残忍杀害。

黑娃这略带的乌托邦式的“死”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那一特殊时期的枯竭，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片荒芜。这一悲剧的起源是封建性的问题？还是现代本身的问题？作者在字里行间暗示出传统文化体系具有某种实体性，让中国人有归宿的感觉；然而，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体系遭到解构，文化的价值遭到解体，人也逐渐堕落为投机分子与无“良心”的狂热分子。在作品中，作者透露出对传统文化流失的焦虑，对缺乏文化根基历史意识的担忧。陈忠实力图在新的时代重新找回消亡的文化主体性，然而小说的结尾却无情地宣告了这一努力的失败。

结语

终上所述，《白鹿原》通过描述两个家族的兴衰，反映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以及新兴文化体系尚未深入人心。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属于无家状态，面对文化断层无所适从。《白鹿原》旨在反映后革命时代，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消退之后，人们所呈现出的迷茫和无助。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其实我们寻找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并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1]南帆．后革命时代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体[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2.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姜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