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谷牧

赵云栋，江苏常州人，1934年出生;早年就读于常州第24中、省常中;1952年在上海铁路局参加工作，后调铁道部机关、国家建委、国务院港口办工作;1984年起，任国务院特区办司长、副主任;1993年起，先后任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高级顾问。赵云栋从1973年开始就在谷牧领导下工作，参与了建港、改革开放初期创建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扩大开放、创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过程，对谷牧在创建经济特区这一史无前例开创性的社会经济实验中，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多谋善断、远见卓识、敢于担当的领导风范、精神品德和工作作风，印象深刻。

史鉴：您原来长期在铁道系统工作，是何机缘让您能与谷牧相遇，并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赵云栋：我原是铁道部副部长彭敏的秘书。1973年，彭敏调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港口建设办公室主任，我也随调，便有了到谷牧指挥的国务院港口建设办公室工作的机会。之后，我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国务院特区办工作，聆听谷牧的教诲30多年。我和同事们都非常敬重他，在下的领导下努力工作。

我到港办工作前，林彪集团覆灭，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极左，解放干部，谷牧就是这个时间恢复工作的。在国务院业务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宣布：谷牧在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们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谷牧上任后，他对我们说，周总理指示，要加快我国沿海港口建设，争取三年改变港口运输堵塞的被动局面，任务很急迫。港口能力不敷需要，压船压货情况严重;外轮船长的电报雪片似飞向国务院，催着要进港卸货。谷牧强调加强港口建设，经济发展需要，外贸需要，打仗也需要。今后三年要改变港口面貌。

为了完成周总理提出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重任，谷牧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沿海港口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兵分南北两路，摸清情况。1973年4月，我们港办的几个人随谷牧北行到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地调研港口建设工作。在秦皇岛，他深入基建项目工地，细致了解情况，与地方同志讨论难题。他每天看的项目多，路走得远。谷牧同志的秘书胡光宝和我等，虽较年轻，但经常赶不上他，落在后面很远。一天下来回到驻地就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谷老总是让胡光宝秘书与地方同志商量，把计划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年轻人都觉得累，但从没听谷牧说过累。

谷牧在秦皇岛白天黑夜的工作，为扩大港口运能及有利于城市环境研议出不少好主意，有的在报请国务院后得以实施。

离秦皇岛到天津之后，一次从天津港乘船出海，去渤海石油钻探平台考察钻探石油情况。谷牧在船上、钻探平台上与多位地方领导交谈，了解情况，天黑才返回，颠簸了近一天。在返程的船上，很多同志因晕船不想吃晚饭，但谷牧不觉疲劳。晚饭后不少同志找个椅子坐着打瞌睡去了。胡光宝秘书劝谷牧到船长休息室休息，谷牧不去，他走到驾驶舱，坐在船长身旁，一路上与他们交谈起航海中的新鲜事。

三年建港那个年代，国家财力很紧，各地建港指挥部反映最大的问题是钱不够，三材（钢材、木材、水泥）不够。谷牧及时与国家计委等部门沟通，难题最终一个一个被解决。

三年建港，20万人的建港队伍，在中央的领导下和谷牧等人的指挥下，通过各地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到1975年底，新增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48个（超过1949年至1972年的总和），深水码头达到100个，增加港口作业线143条，港口的供油、供水设施有了明显改善，还对长江口和珠江航道进行了初步整治，新建大船坞7个，新增年坞修能力110艘次，港口综合吞吐能力新增5500万吨，比1972年增长50%。实现了原定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目标，缓解了港口运输堵塞局面，为20世纪80年代更大规模的港口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到2013年年底，我国的年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量，已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这其中，大量的货物是经港口，经海路，来往世界各国各地的。当年，谷牧按周总理的指示，加强港口建设，为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1975年是三年建港会战的最后一年，谷牧身负周总理交办的建港重任，工作繁忙，他那时的辛劳可想而知。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复出，抓工业、交通整顿的大事。谷牧又作为小平的主要助手，同时转战于工、交战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先后制定或修改《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工业二十条》等重要文件，对全面整顿，使生产建设和各个方面的工作走上正轨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鉴：“文化大革命”结束，举国上下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愿望强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谷牧奉命率团出访欧洲，据说，回国后的汇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起了重要作用，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赵云栋：197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派谷牧带团赴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共有6位部长或副部长，其中有我的首长彭敏副主任，还有6位司局长，规格之高，足见中央对这次出访的重视。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重点考察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探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通过对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谷牧看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发展，我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送呈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于6月22日送呈中央，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谷牧的详细汇报。汇报时有问有答，会议从下午3时30分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点。会后，多位领导同志又个别约谷牧交谈。7月上旬，国务院专门为此召开关于加速四化建设务虚会，会议开了20多天，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参会人员畅所欲言，总结教训，研究国外先进的经验，发展速度成为反复探讨的重点。会上提出的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等想法，后来集聚和反映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讨论和决议中去。此后，确定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

1978年5月2日到6月初，谷牧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率考察团到欧洲五国考察。图为1978年6月5日，谷牧（右二）一行参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斯多福露天矿

史鉴：据说创办经济特区的起始阶段困难很多，谷牧按照中央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推进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您做些介绍如何？

赵云栋：谷牧根据中央指示，曾多次组织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参加的工作组去广东和福建做调研和推进工作，与广东、福建两省领导同志广泛座谈，并先后考察了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新会、汕头等地，以及福建的福州、漳州、厦门、泉州等地。通过调查和座谈讨论，形成了扩大广东、福建两省管理经济的权限的想法;利用两省地缘、人文优势，在拓展外贸、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方面先行一步;在毗邻香港的深圳、珠海、汕头和面对台湾的厦门各划出一块地方，实行优惠的政策，吸收外资，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举办出口基地，以扩大对外出口贸易，加快建设速度的大体思路。帮助两省起草了向中央请示的政策性报告。回京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时谈到如何给划出来的四块地方命名时，邓小平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不久，中央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给中央的报告，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要步骤。

与此同时，对从法律上确立四个经济特区的地位问题，也做了很多工作。1980年3月下旬，谷牧受中央委托，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的工作会议，把划出来的四个地区，按照邓小平的建议，由原来的“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一直沿用至今。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举办经济特区，是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实验。1979年底，谷牧组织着手起草法规性文件，经过13次易稿，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

史鉴：回顾经济特区发展历程，风风雨雨，非议不少，有的说经济特区是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说是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谷牧是如何对待这些议论的？

赵云栋：20世纪70年代末，扩大对外开放之初，经济特区和南方的沿海村、镇，走私入境的商品骤增，对市场的冲击很大。一些村镇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并波及周边地方，有的甚至影响国家一些正常贸易。所以，对经济特区的非议和怀疑随之骤增。甚至有人搜集、汇编谷牧的“言论集”。谷牧曾对我们说，“说真的，当时的压力很大啊”！

谷牧坚信中央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决策是正确的，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丝毫没有放慢前进的步伐，继续向前。

1982年三四月份，谷牧组织了一个小组赴广东的佛山、新会、南海、深圳、珠海，深入基层，听当地干部汇报，请一些广东的经济学家开座谈会。六七月份，谷牧约请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负责干部，一个一个来北京汇报、研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谷牧又带特区组的同志去福建调研。调查研究的重点主要有：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和功能;举办经济特区初步实践的评价;经济特区管理的自主权;经济特区的基本建设。边调查、边研究、边把上述思考的意见准备成文稿，最后形成《汇报提纲》报给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大家讨论，都对汇报中提出的意见表示同意，由谷牧把汇报中的主要意见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商量后写成《纪要》，这个《纪要》以中发

〔1982〕50号文件发出。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举措。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这个文件发下去，特区的干部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坚定了把特区办好的信心。

1984年8月，谷牧在大连油港视察

从1979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我国刚起步的对外开放可谓知难前行，步履维艰，很多事情不得不小心试着办，“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努力，发展很好，取得了成绩。

史鉴：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对实行经济特区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否可以说是更大范围地对外开放的重要转折点？

赵云栋：是的！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发表重要谈话，当年5月，中央在经过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发出了1984年第13号文件，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此时的谷牧，为了贯彻好中央的这项重大举措，先后到天津、大连这两个准备开放的、较大的沿海港口城市做调查。通过调查，总结归纳了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开放必须注重的四条原则：（一）必须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把开放的成果落实到提高产品水平、技术水平和企业素质上来。（二）这些老的经济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欠账太多，创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短期内难以收效，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考虑先办个小区，集中力量建设水、电、路、通信等硬件环境，搞好管理服务，形成吸收外资的“小气候”，由此走上了大发展的道路。（三）拟开放的各沿海港口城市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要分类指导，一个个审批开放方案。（四）首先要训练干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中央对谷牧提出的四条意见很重视。

3月2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谷牧在会议开头做了引导性的发言，传达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回顾了实行改革开发以来的情况。针对准备这次会议过程中各地区已经提出的问题，谷牧又讲了几点具体意见。国务院有些部门顾虑开发区扩大后，铺的面过宽，会引起综合平衡上的问题，在听了谷牧的具体意见后说，照谷牧讲的这样具体实施，我们就放心了。这个会开了10天。谈到开发区的名称问题时，一开始准备叫“经济开发区”，当时在天津工作的李岚清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并被会议所采纳。经过与有关省市反复协商，最后确定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南通、连云港、广州、湛江、福州、秦皇岛。

沿海城市兴办的14个开发区基本沿用了经济特区的政策、措施，这是开发区得以顺利、平稳发展的根本保证。我是国务院特区办的工作人员，分工负责开发区方面的工作，亲历种种，感受极深。“万事开头难”，开发区起步建设初期的困难给我印象太深了！

为了保证中央这项重要政策的贯彻实施，13号文件还明确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为此，国务院特区办的力量也要加强”。特区办的同志们在谷牧的指导下一同努力工作。之后，谷牧跑遍沿海的14个开发区，一个一个地帮助选址、出主意，指导工作。

那时，谷牧与万里、李鹏等一道先去了大连做调查研究，之后又去了秦皇岛、天津、烟台等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为审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设立开发区选址做准备。

开发区起步建设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缺钱。谷牧帮助筹划，在国家财政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获得了22亿元的贴息性开发贷款，用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开发区的第一桶建设资金;开发区建设缺干部，缺经验，他指导特区办等部门在广东、天津举办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很多年轻干部。

谷牧同志帮助推进了开发区土地第一次有偿使用的试行，进而促进了我国土地法的出台。土地资源变成了财政来源，开发区由此解决了钱荒困难。

谷牧同志力主开发区发展“三为主、一致力”方针，即开发区产业发展以工业为主，开发区投资结构以外商投资为主，开发区产品销售以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国的开发区一直沿着这个方针建设，健康发展。

1985年，按照中央的部署，谷牧在经过深入调研后又具体组织推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地区的对外开放及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中国现今的开发区，被列为国家级各类开发区的，已有550个之多，省级各类开发区有3000多个。各类开发区的出口总量占全国出口的35%;各类开发区就业人数近6000万人;2013年，我们国家全年的GDP总量已名列世界第二，其中各类开发区的GDP总和占了全国GDP的14%以上。我国开发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

谷牧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代，为党、为国、为人民、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一是从那个年代起开始使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二是揭开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帷幕;三是推进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举办经济特区;四是落实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开放，创建经济技术开发区。他的名字与改革开放的光辉历史同存！

史鉴：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编辑 王世英）

（史鉴是《百年潮》特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