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考古学认知

世界上的原生文明包括古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印第安玛雅文明。其中古中华文明连续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能举数例说明之吗？其实，在考古学上，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实例甚多，它们启人心智，令人深思。

“文明”是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它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志，而且“文明”呈现出多样性。如上述世界六大原生文明，彼此之间尽管有的存在交流，但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一个是完全雷同的。环地中海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彼此间存在密切联系，然而，它们都是具有异质性的三个文明体系。地处东亚大陆腹心的中华文明也有着自己强烈的个性，从考古学角度而言，其城市系统、玉礼器系统、青铜礼器系统、形音义合一的文字系统、以“敬天”“法祖”“礼地”“重农”为构成特征的礼仪建筑系统等都是其鲜明特色。

以城市系统而言，城垣和大型高等级建筑的夯筑技术、垣濠合一的城防系统、主体功能建筑居中的规划思想、先王宗庙居左的“法祖”追求等在四五千年前已经发育成型，直到明清也未有根本改变；木结构的宫室建筑技术在五千年前也已于中国南方地区出现，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出土的7000 年前左右的木结构建筑技术实例世所罕见；玉礼器系统是从“玉器”演变而来，早在一万年前左右，中国大地上已诞生“美石为玉”的审美思想和玉器作品，此后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崧泽—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5000 年前左右就已把玉礼器系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良渚文化的玉礼器，如玉璧、玉琮、玉圭、玉璜、玉钺等许多在后来《周礼》中系统阐述的玉礼器都已发育完全，令人惊叹；青铜礼器则更加令人瞩目，夏商周三代，大量珍贵的青铜原料不是用来制做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工具，而是主要用于各式礼器的铸造，以标明政治地位和社会秩序，具有典型的“中央集权”、“政府主导”和“礼治社会”的文明特质；中国文字起源于5000 年前左右，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陶器上已出现数量不多的文字，它们和后来的“甲骨文”字属于同一系统，商代的甲骨文已是高度成熟的文字系统，虽然后来有过篆、隶、楷、草以及繁、简等字体的变化，然而其本质特征却始终如一；考古学发现，至少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和偃师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宫城中，已有“左宗庙”和“右王宫”的规划布局，“尊祖”成为国家最高典仪，这奠立了中华文明“慎终追远”、感恩先人、强调传承、恪守孝道的文明传统。当然，如果细检考古学资料，中华文明的特色要素还有诸多实例。如瓷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明，英语中的“China”就有“瓷器”的含义，这样一种影响世界的技艺体系，在中国文明中，它始终传存着面向政府的“官窑”系统和面向大众的民窑系统，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与民生直接相关而且作为中华原生文明基础的水稻、粟、黍等种植技术，同样创造了长达万年以上的文化系统，其中包括品种培育、农田种植技术、水利技术、工具系统，与农业相关的礼仪、节气、民俗、宗教等精神系统。这些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别有特色的“陶瓷考古”和“农业考古”等学术门类，它们许多的文化特征延承至今，成为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然，中华文明在早期发育成型过程中，也同样接受过异文明的因素，如农业中的麦类等作物以及马车等技术，但其核心与主体是独立成长和成型的，与环地中海诸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独立成长的特色更加显著。尽管后来“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不同文明的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未曾受过根本性影响。在中华文明史上，皇帝可以换主，王朝可以更替，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可以变易，然而其文明特质却始终保持，而且这种文明特质还影响到东亚其他国家的文明进程和文明样式，真正做到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的一大奇迹。当然，中华文明特质形成的深层原因则是考古界今后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

无论在远古还是现代，“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都是人类的福音，其背后隐藏的是不同人群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独创性，是不同自然禀赋下人地互动的文明选择和文明积淀的非凡成就，是自然的法则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法则所使然。历史上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自我发展及彼此间的交流、互补、合作、共赢，才是人类文化和文明迄今未曾断裂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