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的生死决斗

纪希晨

毛主席：“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

1976年7月28日清晨的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是一次重大震动。后来，当他得知地震中死亡24万人，伤16万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已成了半瘫痪的病人。为保护主席的安全，在强烈余震中将毛泽东搬进附近新建的一座坚固的抗震力很强的“202”办公室。他在病重期间，虽然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亲自批阅有关地震灾情的报告。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病榻上对守护在身边的四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回顾自己的一生和往事时，曾感叹地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他接着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然后打进北京。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把那个海岛（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遗体旁，江青和许世友干仗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毛泽东遗体旁边，向领袖告别。

在202房间举行告别仪式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毛泽东卧室旁边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许世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原来是研究料理毛泽东丧事的问题，但是江青俨然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和口气，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

“现在政治局要团结，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要拥护他。”她声色俱厉地说：“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盛气凌人的样子，当即引起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的愤怒。他不等江青讲完，立即站起来，怒斥江青：“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辩解：“我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气愤地说：“你不能血口喷人嘛！你张狂什么？主席在，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

经几位同志劝说，争吵停了下来。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决定：把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让各族人民世代能看到他老人家的遗容;立即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毛泽东逝世的讣告，组织各界人民代表、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江青：“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快了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的活动。

9月10日晚上，当首都亮起万家灯火的时候，窃取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带着秘书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17部电话机，他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他们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各省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华国锋听到王洪文直接同全国各地联系的情况汇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竟瞒着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们想干什么？他马上打电话要汪东兴来到他的住处。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听了华国锋说的王洪文的情况，心里很是不安，连忙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的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华国锋气愤地拍着茶几说：

“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9月19日，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发牢骚说：“昨天开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呲牙冷笑说：“他是主席谁承认？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远新惊愕地望着江青：“为什么？”

江青愠怒地将肩头一扭说：“还要看一看。”

毛远新审慎地说：“那是你说的，毛主席没有这么说，毛主席交待要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毛远新1980年交待）

毛泽东患病以后，毛远新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日夜守候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及时向他汇报国内外的重大情况。

谁当接班人？毛说：“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

谁当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他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也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毛泽东常独自一人，一手扳着手指，默默地考虑问题，一个一个地分析着、比较着可以当他接班人的人。一天，他要机要秘书张玉凤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向他报告。他一边听，一边陷入长久的沉思。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几十年的左右手，像擎天柱一样支撑着国家大局。他的突然病逝，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打击。

周恩来总理病逝后，毛泽东曾告诉毛远新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俩让一下。”“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华国锋同志好一些。”主席提议：“让华国锋当总理！”

毛远新根据主席的提名，马上向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

会上，惟一没有表态的是张春桥。

华国锋说：“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1976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华国锋陪同外宾去见主席。

华国锋送外宾归来，向主席汇报了国际国内的情况。毛泽东静静地专心地听着。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呢！”当时，毛泽东说话已不大清楚，华国锋听不明白。

主席示意张玉凤拿来纸和笔。毛泽东由张玉凤搀扶着，然后，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句话，交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笔者访问华国锋同志时，他谈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写的“三句话”，谈到粉碎“四人帮”的经历。华国锋说：“‘四人帮急于夺权，形势相当紧急。一天，李先念来看我，我拿出毛主席给我写的三句话，对李先念同志说，他们盗用毛主席的临终遗嘱的话，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写的手令是给我的！”

李先念激动地说：“好极了，快，快，拿来我瞧瞧！”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

李先念一边看，一边鼓励华国锋说：“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条手令，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掌了大权，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华不同意毛远新留在北京，王洪文接到叶帅电话紧张惊讶！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江青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次会议，她和姚文元、毛远新来参加。而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江青蛮横不讲理地对华国锋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

“为什么不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呢？”华国锋径直问她。

江青一时说不出话。华国锋立刻明白了她的阴谋，顶撞她说：“不让副主席参加会议，那还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这件事，过些天再谈吧！”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有毛泽东写的三句话的纸给张春桥看。

华国锋强压着一肚子火，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报告，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眯着眼睛说：“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张春桥仰着脸说：“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无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他严肃地对张春桥说：“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形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呀！”

华国锋见张春桥一时说不出话，接着又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就在9月23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

王洪文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放下电话以紧张惊讶的神气，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是叶帅的电话。”

王洪文讲了叶帅电话的内容，谈到关于批邓的问题，以及他和江青吵架的问题。王洪文忧虑地说：“叶是想拉我。叶打电话前是否跟谁商量过？”

姚文元闪动着一双鼓鼓的金鱼眼睛，深有所思地说：“难道这么凑巧？原来两边都在开会！”

姚文元指的“两边”，一边是指王、江、张、姚四个人的议论;一边是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姚文元从叶剑英在凌晨三四点钟给王洪文打电话这件事上，敏锐地感觉到“两边都在开会”。他弄不清楚这是不是叶剑英在进行战前的“火力侦察”？

毛泽东逝世以后，姚文元日夜都想着毛泽东生前讲过的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谈话：“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每想到这个谈话，姚文元就心慌意乱。

有一次，姚文元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到中南海开会。散会后，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留下，对他交待说：“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你们要继续做好报纸的出版工作。现在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还要看一看。”谈话中暗示鲁瑛，可能要出事。

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哭又闹，王洪文：“是谁反对呀？”“我！是我叶剑英反对！”张春桥话中有话，李先念挺身而出……

在作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夺权准备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匕首出鞘了。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恬不知耻地向人游说，她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1976年9月23日下午3时30分，江青通过秘书的联系，把毛主席机要秘书张玉凤接到钓鱼台江青办公室。

张玉凤试探地问江青：“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党的主席还未定。”江青说：“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张玉凤说：“知道。”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张玉凤说：“我想是你当。”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29日晚21时，政治局会议准时开始了。这次会议，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紧迫问题。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

华国锋同志告诉笔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

江青首先发言。她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

讨论时，有人同意江青的意见;多数政治局委员则主张，应该以更加庄严隆重的形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27周年纪念会议。这个意见很快通过了。

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哭泣着说：

“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了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对我是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很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涨红了脸说：“是谁反对呀？”

“我，是我叶剑英反对！”接着，叶帅又说：

“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快50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任务完成了，回辽宁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叶剑英的话，就像点了一把火，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李先念马上发言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张春桥板起脸，咄咄逼人地说：

“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听到张春桥话中有音，马上说：“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

叶剑英拍着桌子，愤怒地说：“主席已经分配了她的工作，政治局委员就是她的工作，还要分配什么工作？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

李先念急起呼应叶剑英，连忙插话说：“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应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中央全会选举的。”

王洪文说：“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他说：

“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立即将话题引向讨论关于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我收到毛远新的一封信。他在给中央的信里说，他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在办完毛主席的丧事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如果中央有事，他可以留下来。

华国锋告诉笔者，围绕毛远新走不走，“四人帮”摊牌了

毛远新写信的本意是要中央批准他留在北京工作。

对这，江青曾亲自向毛远新作过交待。9月21日，在毛泽东住的202号房间，江青对毛远新说：“我找张春桥谈过，让他找国锋谈一下，要你留下，清理主席的文件。不同意你回辽宁工作。”“毛主席要我们五个人团结，就是要留你在中央工作。”

毛远新缺乏社会经验。他对江青留他在中央工作的恶毒用意，并没有理解。所以他对江青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我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华国锋同志告诉笔者：讨论这个问题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原康生秘书意识到这是夺权信号，立即密告华国锋

10月4日，“四人帮”的笔杆子用“梁效”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四人帮”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径直骑着脚踏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请汪东兴把报纸转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接过报纸，仔细看着，特别是对李鑫划了粗线着重点的地方，看得尤为认真。看完最后一句，愤怒地高声吼着：

“这还了得，这是公开向党中央挑战！”

李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党中央送去“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内中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经历。

毛主席病逝以后，9月15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他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李鑫历任康生办公室秘书，跟随康生犯过错误。但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成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后，主要精力放在编阅毛泽东选集上。当他听到姚文元询问毛选五卷文稿情况时，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别有用心的，他气愤地拒绝交出毛主席的文稿。

但是，姚文元仍不死心。过了一个星期，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五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

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经过商量，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并直接向华国锋汇报了有关情况。

在叶帅住地的后山上，将帅密谋。陈云说，要特别做华国锋的工作

王震将军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住在301医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多次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口气单刀直入地说：“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摆了摆手制止他，怕被人窃听。他见到四周无人，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他比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为此，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先后来到叶剑英的住处。

在叶帅住地的后山上，在茂盛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常和一些老帅、将军们在这儿谈话，议论国家大事，说心里话。

陈云走进风雨亭，拉住叶剑英的手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呀！”

叶剑英幽默地说：“办法得大家想啊，只靠我怎么成呢？你瞧他们把我参加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摇摇头，叹息说：“那几个行事，既不要党纪，也不要国法，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就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恩来在世时，对他们也是头疼得很。为了毛主席，他委屈求全任劳任怨，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就连总理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能相容，那伙小宗派还放得过谁呢？邓大姐，总理生前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邓颖超深情地摇了摇头，郑重地说：“恩来的性格和脾气，你们都熟悉，他从不对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一定时候党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的。”

陈云是我们党最老的政治家之一。叶帅十分敬重陈云同志。他首先给陈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待陈云看完后，叶帅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又说：“我们的总理总是顾全大局。从前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现在，我看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你估计党要收拾他们，全国人民会拥护吗？”叶剑英激情地问。

“保险赞成！”陈云说：“他们几个人，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天安门事件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叶剑英同志，和这四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你的！”

陈云的话，使叶剑英很受鼓舞。他一拍大腿站起来，激动地说：“好，有你们这几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要和他们再斗一斗！”

陈云关切地说：“不过一定要注意等待，再做一些工作，争取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华国锋同志，他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从组织观念讲，也要争取他，争取他能担起斗争的责任。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9月21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委托杨成武将军到叶剑英的住地转达了他的期待。聂荣臻元帅严肃地对杨成武说：

“那几个东西（指‘四人帮），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不得了，中国革命就会倒退几十年。现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请叶帅快拿主意，早下决心，他得挺身而出啊！”

叶剑英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心情激动地说：“你回去报告聂老总，请他放心。他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我已有思想准备了，你回去报告他，有事随时同他商量。”叶帅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要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李先念：“你得下决心啊！”叶帅：“这是一步险棋。”

1976年9月24日，李先念到了叶帅住地，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现在情势越来越紧张，得赶快想办法，事情太紧急了，你得下决心啊！”

叶剑英抓住老战友的手，连声地问：“华下了决心吗？”

“他是下了决心的！”

“那好哇！”

李先念贴近到叶帅的耳朵上大声地说：“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是逼上梁山啊！”

叶帅微笑地连连点头，陷入深沉的思考。接着他问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态度，特别问了陈锡联和吴德的态度。李先念一个个作了介绍。

9月21日，华国锋来到李先念的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李先念详尽地传达了他和华国锋的谈话，研究了形势，分析了力量对比。考虑到“四人帮”控制着上海，以及他们多次妄图插手军队的情况，叶剑英认为，为避免人民的损失，“兵谋为主”，采取“智取”方法，比较妥当一些。叶剑英说：

“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要迅速采取行动，以快打慢，最好一两天就行动！”

华：“叶帅，我经验少，资历浅，老同志会看得起我吗？”叶：“特殊的矛盾，只能用特殊手段！”“快打慢！”

叶剑英听了李先念的话，9月25日乘车进城。他特地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住地。这一次他俩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叶帅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斗争。如果‘四人帮上台，我们民族就会陷入灾难，国家建设就要倒退20年。你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主席逝世了，你应该站出来，把舵掌起来！”叶剑英还建议华国锋：“你要多到老同志那里去，找他们谈谈。”

华国锋听了这话，说：“叶帅，我经验少，资历浅，老同志能看得起我吗？”

“你去，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和‘四人帮斗，老同志不会不欢迎你的。”叶帅热情鼓励华国锋，“老同志支持你，军队支持你，全国人民支持你，你只管干！”

华国锋得到叶剑英的鼓励和支持，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力量，坚定了除掉“四人帮”的决心。他严肃地说：“只要有老帅的支持，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有军队的支持，我一定干！”

叶帅回到玉泉山的当天，对前来探望他的粟裕、宋时轮同志高兴地说：“华的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取利乘时，间不容息！”

叶剑英为加快粉碎“四人帮”的步伐，第二天，又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家里。他们共同分析了形势，认为这个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般方式，必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为了避免动乱，又要做到合法解决。叶剑英说：“对付他们，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先把这四个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再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特殊矛盾，只有用特殊的办法。”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分析，十分高兴：“叶帅，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们几个犯有严重罪行，可以隔离审查！”

“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叶剑英进一步分析形势，“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只要方法妥当，也可以避免。至于北京，一切优势都在党中央方面。”

说到这里，叶剑英尽管早已胸有成竹，但他仍然再次征求华国锋的意见：“你认为有把握吗？”

“有把握！”华国锋坚定地回答。

叶剑英提醒华国锋说：“郊区南口有个坦克团。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去过这个团。如果城内有行动，坦克开进城里，该怎么对付啊！”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周密考虑，十分敬佩。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

华国锋随即通过陈锡联、吴德对南口坦克部队的情况作了调查。“四人帮”虽曾想插手，但一开头就碰了壁，坦克部队一直是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直接掌管的，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这支坦克部队。而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须有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参加不可。

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说：“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说：“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有军队支持就更有把握！”汪东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

“好！好！就这样办！”华国锋握着汪东兴的手说：“我马上告诉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里，同他个别交谈。他俩进一步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以及他们近几天的动向。汪东兴焦急地说：“事情非常紧迫。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

叶剑英说：“不能再等待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我们要快打慢，快打慢！”

小会议室再次聚会。李先念说：“一定要保证北京市不出问题。”

1976年10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建国27周年大会以后，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的时候，他的内心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四人帮”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解决？用什么方式才最有利呢？蓦地，他从沙发前站了起来，向休息室走去了。

同华国锋坐在一排的李先念，看见华国锋中途退出，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有什么紧急事情。于是，他随即跟着华国锋快步走出影厅，在靠近休息室的走廊里，赶上华国锋，低声问道： “国锋同志，有什么事吗？”

“有！”华国锋回答。接着说：“到小会议室谈吧！”

同华国锋一起看电影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他看到华国锋、李先念相继退出影厅，也随即跟着他俩来到小礼堂小会议室里。

这天晚上，当李先念、吴德同华国锋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华国锋开门见山地说：“我考虑再三，鉴于现在的舆论工具全部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召开会议的形式，用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必然会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会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带来很大损失。为避免引起混乱，我认为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比较稳妥一些。你们认为这样行吗？”李先念、吴德听了华国锋的陈述，两人都表示同意。李先念说：“国锋同志，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只要你来领头干，人民会支持你的！”

华国锋对吴德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北京的任务是稳定形势，解决问题，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

吴德坚定地说：“北京市委和全市人民，坚决拥护国锋同志的决策。只要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市委坚决去办！”

李先念同时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北京市不出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大局！”

紧张、热烈而又短促的会晤，把三个人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相互握手，悄悄并肩走出小会议室。

华与叶批准了汪东兴、李鑫的行动方案

“必须万无一失！”

叶剑英元帅的嘱托，时刻响在汪东兴的耳边。两天来，他废寝忘食，仔细考虑着组织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日夜同参加行动的人员个别谈话，布置下达任务。

汪东兴回忆说：“在组织具体行动时，我依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同志。”

10月3日深夜，李鑫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的电话：

“东兴同志要你马上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李鑫登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走进汪东兴的家里。汪东兴握着李鑫的手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高兴地回答。汪东兴立刻将李鑫引进家里的一间小屋里，向他交待说“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我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

李鑫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李鑫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在汪东兴报华国锋同意后，即由李鑫从10月3日到6日，“关”起来的三天三夜里起草出来。

李鑫和汪东兴、武建华三人还具体商议了行动方案的细节。李鑫说：“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华国锋、叶剑英批准了汪东兴、李鑫的行动方案。

“天下之事，虑之贵详”。10月5日下午，叶剑英、汪东兴应华国锋的邀请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进一步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同陈锡联、吴德作了部署。我告诉陈锡联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归吴德统一指挥，负责维护北京的社会秩序，负责解决‘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死党！”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今天动手！”

张春桥恶狠狠地……王洪文困兽犹斗，姚文元吓得瘫倒在地……

根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建议，中央办公厅于1976年10月6日3时，发出当天晚上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会议通过的议程是：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建筑方案;三、研究毛泽东故居的安排。

按规定，通知除送给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外，还扩大范围送给了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请他来参加会议，以便把姚文元从钓鱼台调到中南海。

华国锋为此特地打电话给姚文元说：“今天晚上，常委开会研究毛选五卷的修改问题，请你来参加一下。”姚文元说：“好！我一定按时参加！”

提前两天集中到中南海执行任务的人员，在一座古旧的小院里，紧张期待着夜晚的到来。叶剑英办公室的警卫参谋纪和富对笔者回忆当时情景说：“我们提前到了秘密集合点。临走，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这是秘密行动！”

他准时到了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汪东兴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动员说：“同志们，江青一伙坏蛋，要搞垮我们党……”汪东兴环顾着每张脸孔，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保卫党中央的战士，我们能允许他们一伙横行霸道吗？能让他们继续作恶吗？”同志们低声而坚决地回答：“不能！”“一切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下命令吧！”

华国锋通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时间到了。执行任务的同志，提前3个小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他们各自坚守在预定的岗位上。这里的一切都安静如常。

叶剑英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一下车，就见华国锋、汪东兴两人站在大红门前迎接他。

华灯向夜空射出白光，怀仁堂如同往常一样宁静。所不同的是，今天来到怀仁堂的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微微感到一点紧张。集中在大门过厅里的执行人员，机警地听着门外传来的汽车声。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走进怀仁堂的会议室。

华国锋站在正厅会议室中央的地毯上，叶剑英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他们俩目不转睛地盯着会议室进门的走廊。

汪东兴走进紧挨沙发的屏风后面，隐蔽了起来。他为保障华国锋、叶剑英的安全，右手握一支手枪。

时钟将近晚8点钟，张春桥第一个到了。他像往常一样，仰着脸，戴着眼镜，慢条斯理地走进怀仁堂。他穿过走廊，刚走几步，四个警卫干部有力的手，扭住了他。这时是8点零2分。

“干什么？干什么？”张春桥扭头挣扎了两下，手铐“咔”的一声响了。执行人员把他连推带拉，弄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庄严地向他宣布：“‘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你以为你们胜利了吗？不，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和你们算账的！”

叶剑英愤怒地大喝一声：“对你们的罪行是会清算的。你们干了多少坏事！迫害死多少干部！人民要审判你们！”

接着，王洪文第二个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穿一身军装，一下车，快步跃上台阶，跨进怀仁堂大门。在他穿过走廊，走进会议室时，四位高大体壮的警卫干部逮捕了他。

“不准动！把手举起来！”王洪文很快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他大喊一声：“你们要干什么？”

王洪文接着飞起一脚，向冲来的干部踢过去，他猛力挣扎着，由5米远的地方向华国锋、叶剑英扑了过去。另一干部冲了过来，一只拳头打在他左太阳穴上，接着又飞步踢过一脚，将他打倒在地。王洪文扭着头，像受伤的野兽，恶狠狠地咆哮：“想不到你们动手这么早！”王洪文被擒拿了。行动组给他戴上手铐，从地上把他拉起来，推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姚文元第三个到来，他还没有走进正厅，就在东侧的休息室里，几乎毫无抵抗的束手就擒了。他惊恐地瞪着两只金鱼眼睛，吓得后退了两步，瘫倒在地上。警卫干部把他从地上拖起来。他低垂着头，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愿检查！”

华国锋对姚文元没有亲自宣布，而是委托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代他宣布：“‘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江青对自己下场早有预感……

江青没有来怀仁堂开会。

6日下午3点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由汪东兴兼）、中央警卫团少将团长张耀祠打电话：“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张耀祠是汪东兴的老同事老战友。当他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的时候，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也来到了这里。

汪东兴严肃地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接着，汪东兴指定张耀祠担任隔离江青小组的负责人，并通知张耀祠、武建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晚8点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一起解决。”

张耀祠、武建华离开汪东兴以后，把这项高度机密的使命向几位警卫作了交待安排。

张耀祠、武建华对中南海地形了如指掌。晚上8时半，张耀祠穿着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随身带的几个警卫，虽穿着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首先来到距江青住地很近的中南海颐年堂后院，毛远新就住在这里。

张耀祠走进毛远新屋内，向他宣布，根据中央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还当场要他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三把两下将他押走了。然后张耀祠和武建华带着三位警卫，来到江青住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离开钓鱼台，住在这里。

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说：“江青，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保险柜的钥匙，并不交给秘书保管。江青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当即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押上她平常坐的那辆专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中南海的地下室。

10月6日夜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捕后，也都被关进中南海地下室。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江青对自己的末日，早有准备和预料。据机要秘书张玉凤1976年10月22日揭发，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痛心地对张玉凤说：“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

说着，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叫张玉凤去办。当张玉凤把钱给江青送去时，她一边接钱一边说：

“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

北京卫戍区的执行人员，也在同一时间，在迟群、谢静宜的住地逮捕了他们两人。

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很快汇报到怀仁堂正厅。正在焦急等待的叶剑英元帅，听到胜利的喜讯，脸上露出了笑容，兴奋地说：

“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被软禁的陈云和邓小平盛赞叶帅

逮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同到了玉泉山。

1976年10月6日晚上10点钟，党中央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叶剑英住的九号楼，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在电话上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

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激动、兴奋、欢腾的气氛弥漫着全场。好多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老同志们都像一下子变得年轻了一样，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喧嚷，相互紧紧握手、拥抱、拍肩膀。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有什么好消息呀！”“别急，等等就知道了！”

大家把专注的目光集中在小小的主席台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正商量着什么。突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叶剑英，以洪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语声：

“同志们，今晚召开一个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叶剑英满脸笑容：“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政治局扩大会议详述了“四人帮”的罪行。华国锋说，10月6日，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爆发起欢呼和掌声。

接着，华国锋回顾了党中央与“四人帮”斗争的历程。

全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叶剑英讲话的时候，全场用掌声向他致敬。大家都知道，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他起到了一个重要组织者、指挥者的作用。

紧张而热烈的会议，连续开了7个小时，最后，一致选举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叶剑英立即将喜讯通知被软禁在西山的邓小平和陈云等其他老同志。

陈云高兴地说，叶剑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其他老同志都激动地说，叶帅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叶帅派人看望胡耀邦的时候，胡耀邦激情地讲了“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名言。他说：“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而这三句话，就成为后来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的工作纲领。

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胜利，感到万分喜悦。1976年10月10日，他在给党中央的祝贺信里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感情。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耿飙带着手令，到中央电台夺权

占领并控制舆论阵地，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舆论机关，是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决战的重要部署之一。

控制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由中央指定的专门工作组执行，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是由耿飙将军执行的。

10月4日下午大约两点钟，华国锋打电话给耿飙，要他到家里来一下，耿飙随即来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刚向他谈起“四人帮”的问题，耿飙就性急地说：“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爽朗地笑了一笑，单刀直入地反问过去：“我还没有跟你说呢，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干什么呢？”耿飙心中一动，马上笑着说：“我已经有所觉察了。”

“那好吧！”华国锋开门见山：“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华国锋又具体交待：“我的秘书或别人来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再讲话，你明白了吗？”

耿飙心领神会地说：“我完全明白了！”

耿飙呆在家里，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焦急地等待着。

突然，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响了。“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浓重的山西口音从对方电话中传来。

“听出来了，现在就去吗？”耿飙又问。

“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飙立刻跳上汽车，直奔中南海。当他到来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都已等候在会议室里。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飙说：

“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一个卫戍区邱卫高副司令跟你一块去。”

叶帅紧紧握着耿飙的手嘱托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邱卫高副司令员来到了。耿飙将军望着他，径直问他：“你带武器没有？”邱卫高坦率地说：“没有！”“你要带武器。”耿飙威严地望着他：“光你一个人不行，你下边有部队吗？”

邱卫高说：“广播电台有一个警卫营。”

耿飙又问：“这个营是哪一团的？要团长跟我们一块去。”

华国锋同志问耿飙：“你要不要带枪？”

耿飙说：“手枪不必带。但是需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卫高同志去。你们要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耿飙转身对邱卫高说：“光我们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又一次向耿飙交待说：“一切交给你了。总的原则：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耿飙、邱卫高和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马上乘车急驰中央广播电台。这时已经是夜里10点钟了。警卫营长马上按照首长的指示，挑选了20名战士，耿飙随即带着10名战士直奔台长邓岗的办公室，把华国锋的手令交给邓岗。

邓岗一面看信，一面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把剧烈跳动的心压抑下来，他抬起头，看看耿飙逼人的目光，立刻明白了一切。

“你们要想打电话吗？”耿飙用威严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向办公室扫了一眼，用手指指电话机，脸上挂着笑容，嘲笑地说：“你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电话就在这里打，你打吗？”

“我不打，”邓岗心领神会，果断地说，“我不打电话，我没有什么请示的。”

“那好！那好！”耿飙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电台党委会的成员全部找来，开紧急会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准时到来了。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立即命令一个卫兵，在门口站起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在紧张的沉默里，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飙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

“各位至少在三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会给送来。”

耿飙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不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过早泄露出去。他和电台的负责同志一起，挤在办公室里，同吃、同住、同睡，连鞋袜也不脱，在地板上睡了十夜，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迟浩田回忆接管中央党报

在决定派人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还决定接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

这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同志，在1976年10月6日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明天赶回北京。

10月7日，他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卧车，接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迟浩田回忆说，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飙、孙轶青、刘西尧同志。耿飙同志一见我，呼地站了起来，迎着问：“你是迟浩田同志吗？”我说：“是。”他一把握紧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迟浩田回忆说，耿飙同志边说边双臂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耿大使所用的西方礼节虽不习惯，但又毫不迟疑，也张开双臂迎了上去。

不一会儿，耿飙同志的脸色严峻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正说着，纪登奎同志走了进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说：“浩田同志，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顿了一下又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呀，啊？”

人民日报？！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我不由得犹豫了一下，但又马上说：“可以。”

这时纪登奎同志说：“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飙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罢就走了。

耿飙说：“浩田同志，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先分分工吧，我到新华社，刘西尧到光明日报，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你先拿出个方案来，看怎么办好。”

迟浩田回答说：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我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用句军事术语，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耿飙同志让我和孙轶青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给他们作个“示范”。

我和孙轶青同志商定：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那个负责人谈话，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飙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我和孙轶青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中央的介绍信很快就拿来了。不一会儿，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迟浩田说：我强压了压火气，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你是鲁瑛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认识我吧！”他眼皮也没翻，慢吞吞地说：“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干过的迟浩田吗？听说你到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去了。”

我没再理他的话茬，该谈正事了，便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那封信放到他的跟前。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了。

看过信后，鲁瑛的二郎腿就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眼神一个劲地打楞。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现在我向你宣布三个问题：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一同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听明白了没有？”

鲁瑛赶忙站了起来，答非所问地说：“是，是。”

到了人民日报，立刻通知报社领导小组开会，我对鲁瑛说：“你先给大家念念中央的通知吧。”

鲁瑛说：“是。”他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念道：“中央决定，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迟浩田回忆说：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更好地传播中央的声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突击写社论。当时，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阵地，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给全国人民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议论了一阵，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确定社论的题目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同时，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溶化进去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了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