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综述

池莲香（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福建 厦门 361003）

在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建设使用过程中，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影响其发展的瓶颈之一，多年来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对自2009年以来的我国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综述。

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分别以“（数字图书馆or电子图书馆or虚拟图书馆）and（知识产权or版权or著作权）”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段为“2009年1月1—2013年11月1日”，共检索到文献620篇，经过合并、去重，最终得到命中文献541篇。

2 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文献分布情况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中定量分析方法，对命中的541篇文献进行统计与分析。笔者通过对文献的时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发文量的高峰年及研究趋势；对著者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找出该领域的核心著者，并运用普赖斯定律及综合指数测评相结合的方法对核心著者进行排序和评价；运用词频统计的方法，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归纳、总结近几年研究的重点。

2.1 文献年代分布情况

如表1所示，按照检索的情况看，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在这一阶段的高峰期是2009年，2009年是Google侵权这个全球性典型案例的发生年，该案例促进了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的热议，引发了学者关于数字图书馆运作模式、风险控制、知识产权评估等主题的思考，但相关研究在2009年以后呈现逐年降温的趋势。

表1 文献年代分布表

2.2 文献著者分布情况

2.2.1 著者发文量分析

5年来，共有499位著者（第一著者或独立著者）合计发文541篇，人均发文1.08篇。发文量1篇的著者有473人，占著者总数的94.7%，与洛特卡定律中发文量1篇的著者应为著者总数60.79%的参考值差距较大，说明该主题研究存在严重的范化和过热现象。发文量2篇的著者有18人；发文量3篇的著者有4人；发文量4篇的著者有2人，最高发文量6篇，有著者2人。但从年总发文量看，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该领域研究在逐步降温。2009年以前的大部分核心著者（如陈传夫、秦珂、邱均平、党跃臣、刘志刚等），已经淡出该领域的研究，最近5年，这些核心著者没有发表过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2009年以前的核心著者中，只有4位著者继续关注研究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他们分别是马海群，发文7篇；吕炳斌，发文2篇；肖冬梅和冉从敬，各发文1篇。2009年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增加了新一批的核心著者（如杨晓秋、赵立杰、王英、卢国强、李静等）。

2.2.2 核心著者分析

为使得测评更加科学、合理，本文采用普赖斯定律与钟文娟老师提出的综合指数测评相结合的方法[1]，主要测评第一著者（含独立著者）。测评引入两个指标，一是发文量（数量），二是被引量（质量），并赋予这两个指标同等重要的权重0.5。综合指数测评方法基于普赖斯定律，以一种正负均值为基准，求出每项指标的折衷指数后再汇总成综合指数Z，然后按其大小进行排序和评价，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发文量和累积被引量两个指标，共有11位著者入选为候选核心著者，共计发文数量为34篇，人均发文指数x=34/11≈3.09；共计被引次数为126次，人均发文被引指数y=126/11≈11.45。

按照综合指数公式，笔者计算出每位候选核心著者的综合指数，并将综合指数大于等于60的列为核心著者，共有10位，具体如表2所示。

本文有一个特例需要说明，发文量为6篇的著者杨晓秋因为论文被引频次为0，按照规则不能进入核心著者，但其论文被下载频次累计高达479次，这是一个论文价值的隐性体现，笔者认为也应该将其纳入核心著者。马海群教授一直是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的核心著者，十几年来坚持不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引入新的视角、思维进行研究，他发表的7篇文章，其中6篇为“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1篇为“黑龙江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项目”的研究成果，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核心著者吕炳斌是法学博士，其研究的领域为知识产权法，他发表的2篇论文是“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编号：09YS474）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核心著者王英发表的文章有1篇是“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与马海群教授合作撰写，其余3篇文章也都发表在图书情报核心期刊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表2 核心著者统计表

2.3 文献的主题分布

剔除入口检索词“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和“知识产权、著作权、版权”，通过词频统计，笔者按照出现频次高低，统计了文献主题分布（见表3）。从1999—2013年，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主要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数据库的版权问题；（2）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网络传播权，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关注；（3）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的解决对策，包括合理使用、法定许可、著作权集体管理；（4）对侵权典型案例的思考，主要指Google library案例的思考；（5）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包括利益平衡、资源共享。

3 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重点

本文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归纳、总结出2009年至今研究的重点主要在数据库知识产权、知识产权限制、信息网络传播权、Google library案例、利益平衡理论、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著作权集体管理7个方面。

表3 文献主题分布统计表

3.1 数据库知识产权研究

该主题论文数量为229篇，占论文总数的42.3%。该类论文有专门论述数据库知识产权，也有在论及数字资源建设版权问题时部分涉及。论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库是否受版权保护，主要看数据库是否具备“独创性”。数据库按其资料类型划分为元数据库和对象数据库。元数据库是有关数据的数据库，由于该类数据库在数据和材料的选择、编排上具有独创性，它的创作凝结了制作者的智力劳动，因此元数据库受到版权保护。对象数据库其独创性主要体现在材料的选取或者编排上付出了一定的智力劳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中“辛勤收集”原则，因此对象数据库受到版权保护[2]。我国《著作权法》将对象数据库作为“编辑作品”加以保护，同时规定编辑作品内编辑人享有著作权，但是行使该权利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3]。这一规定也符合世界各国对于对象数据库版权的通行做法，如《欧盟数据库指令》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有类似规定。

（2）对象数据库主要包括书目数据库、文摘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学者们一致认为，在自建数据库时，书目数据库的开发不涉及著作权问题，但要尊重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 ；文摘数据库的开发属于“合理使用”，无需经过授权，但要尊重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并应支付一定的报酬[2]；全文数据库的制作，除制作公有领域的作品外，都应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按规定支付报酬[4]。外购数据库所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则由数据库出版商解决，图书馆在购买时，要与数据库出版商签订著作权使用的相关协议，如用户定义条款、使用方式条款和技术条款等，以规避侵权风险[5]。

（3）馆藏资料数字化是制作数据库的基础，学者们一致认为，将各种馆藏资料数字化属于“复制”行为，如若不是出于保护版本或教学科研的合理使用，则有侵权的风险[6]。在“知识导航库”这类数据库中，专家们建议采用“浅层链接”，即保留链接对象所在的网址将网页原貌显示出来，这种链接方式一般不侵权[7]。

（4）解决数据库知识产权问题的对策包括：增强建库人员的版权意识、充分利用“合理使用”、利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建立数字图书馆联盟、采用技术手段。其中技术手段包括访问控制技术、CA（Certificate Authority，授权中心）认证技术、数字水印、数据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防火墙技术、数字版权管理7种[4]。还有不少学者建议修改《著作权法》，从公益服务的性质出发扩大合理使用范围，完善数字资源呈缴制度，充分协调著作权人、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5）各专门类型的数据库知识产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研究，如学位论文数据库、机构知识库等。学位论文数据库代表了专业特色和该专业领域前沿研究成果，反映了该专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8]，近几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机构知识库因其信息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收集、传播、共享及保存，并通过开放获取最终促进知识传播和共享的优势，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9]。

3.2 知识产权限制研究

该主题论文数量为170篇，占论文总数的31.4%。其中，论述合理使用的论文数量为117篇，占论文总数的21.6%；论述法定许可的论文数量为53篇，占论文总数的9.7%。论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采用的是列举式，这种模式因其列举的范围不能穷尽所有的情况和落后于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而显得不合时宜。学者们建议借鉴国外关于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混合模式”，即一方面对著作权使用的特殊情况做详细的列举，另一方面也对是否构成著作权的合理使用的判断因素加以规定[10]。判断采用“四因素”模式：①使用的目的是非营利性的；②作品的性质一般为已经发表的作品；③使用者所使用的部分占整个版权作品的比例和内容的实质性引用，各国依据各自情况，对具体使用数量有不同的规定；④使用的效果不得影响作品的潜在市场和价值[11]。

（2）针对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需要，专家们借鉴国外的有关合理使用的立法和政策，对我国合理使用制度提出了以下改进建议：①应明确规定图书馆享有例外的资格条件，只有那些公益性的、具有公众服务功能的数字图书馆才有资格享有例外空间；②应保障数字图书馆获得文献资源的合理使用，为保存目的和替换目的复制作品都应视为合理使用；③应保障数字图书馆传播文献资料的合理使用，为用户研究或学习目的提供文献资料、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向公众传播作品都应视为合理使用；④应将“非营利性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和教育机构单纯为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目的规避技术保护措施而获得授权作品的使用”[3]视为合理使用；⑤应明确适用于图书馆合理使用的作品类型；⑥应妥善解决图书馆业务外包与合理使用的关系，为图书馆业务外包中的版权问题指明方向；⑦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建立著作权处理中心，通过两类合同实现，一是中心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合同；二是中心与著作权人的代理人和使用者团体之间的合同[3]。

（3）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应用到数字图书馆，是解决新的版权问题的一种方法。法定许可具有以下特征：①作品已经发表；②许可的限制性，使用时虽无需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③有偿性，使用时应按照国家规定的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④附条件性，如果著作权人已经声明不许使用的作品则不得使用[12]。

3.3 信息网络传播权研究

该主题论文数量为102篇，占论文总数的18.8%。论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权利的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权利客体是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及政治、科学技术等非公有领域的信息。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利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网络传播权标准不断提高使公共利益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由于《著作权法》把版权保护扩展到了网络空间，使在传统环境下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的利用现在就有可能变成侵权的行为；另一方面，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矛盾，图书馆所追求的无偿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人所希望对其产品的独占并获得报酬之间形成了冲突[13]。

（3）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利益的完善策略包括：①建立图书馆公用许可机制，通过作者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让使用者更容易接近信息；②整合著作权授权模式，“扩展性集体管理”、“强制性集体管理”等新的授权模式值得我们借鉴；③法定许可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结合，扩大法定许可范围，保障使用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作品，使作者的经济收益增加，同时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结合，使得作品付酬、收转变得容易[13]。

3.4 Google library案例的总结分析

该主题论文数量为33篇，占论文总数的6%。论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Google library对图书馆带来的影响，分为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有利影响为：①契合图书馆资源共享理念，可实现Google与图书馆的双赢；②有利于拓展和延伸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职能，去除隐形网络障碍；③有利于吸引读者利用馆藏；④有利于促进图书馆员职业的更新与发展；⑤有利于提高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中的资源保障率不利的影响。不利影响为：①将使得图书馆失去知识资源收藏之首要地位；②图书馆不再是用户查找文献的首选；③图书馆编目的必要性降低 ；④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受到威胁[14]。

（2）Google library结束了无法对图书进行全文检索的时代，开创了版权获取的新模式，Google采用舍弃模式和默示许可模式，在默示许可制度下，版权人可以行使许可权、报酬请示权和禁止权。这一版权获取默示许可模式对我国数字图书馆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示，我们也可以适当借鉴。

（3）Google library计划案中提议的和解协议将创建和发展两个新的实体——图书版权登记处和Google library。这将产生和面临两个反垄断问题：①图书馆版权登记将得到实质性授权，代表作者和出版社与包括Google在内的用户进行谈判；②Google本身也将形成在数字图书馆和图书搜索市场的“领先者”的优势，这可能造成对图书馆搜索市场的垄断。为了避免图书版权登记处成为一个垄断机构，学者们建议图书版权登记处中应当有图书馆和读者代表，还可以建立一个关于费用争端的解决机构。我国应加强对图书和搜索领域的反垄断监控，在如价格歧视和隐私保护等容易侵犯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上，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利益各方加以制约[15]。

（4）Google library侵权案频发昭示着传统版权利益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学者们积极提出对策：①积极修订版权立法，适当扩大“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的范围，适当放宽版权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权限，确立版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②改革对版权作品利用的付费制度；③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④出版社自身主动调整商业运营模式[15]。

3.5 利益平衡理论研究

该主题论文数量为27篇，占论文总数的4.9%。利益平衡是现代立法的基本精神，包括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使用者3个方面的利益平衡，既让版权持有者权利得到保障，又要让公众利益得到维护[16]。该主题方面的论文对利益平衡理论及方法在数字图书馆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对现行的《著作权法》提出了修订和扩展的建议，以防止权利人的权利过分扩张，在权利人无法承受自己的权利让位于公众的利益时，法定许可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同时该主题方面的论文认为，应该加强对商业性数字图书馆和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角色定位进行甄别，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机构，在知识产权利益各方博弈的过程中要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16]。

3.6 资源共享研究

该主题论文数量为22篇，占论文总数的4%。学者们认为，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是互相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数字化资源共享中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对策包括：①建立和完善与数字化资源共享配套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②实现数字版权管理与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数字对象唯一标示符）系统的结合；③图书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设立与版权图书馆员岗位的建立；④加强图书馆用户知识产权风险管理[17]。

3.7 著作权集体管理研究

该主题论文数量为19篇，占论文总数的3.5%。学者们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定位问题、将“授权”关系定性为信托的做法不利于著作权集体管理事业的发展、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缺乏竞争[18]。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包括：①逐步淡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官方色彩；②不要限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关系；③改革目前的垄断体制，建立适度竞争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19]。

随着网络、手机用户的剧增，数字图书馆慢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而知识产权问题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三大制约因素之一，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好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解除障碍，对图书情报界及出版界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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