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的“财富”

余玮

做官，他造就了震惊学界的“云南现象”，铸就了世人瞩目的“云南模式”，使文化产业成为云南的金字招牌，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央领导频频竖拇指肯定；写文章，他的作品频频获奖，电视、电影剧本广受欢迎；做学问，他注重把相对复杂的理论问题引申到实践层面上。

回首来时路，这位新闻记者出身的省部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才觉得，官位并不太重要，财产也并不太重要，真正的财富是经历，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11月11日，“作家眼中的丝绸之路—知名作家云南行”采风活动在昆明拉开了帷幕。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作为东道主出席活动。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丹增依然像在任一样，关注云南文化发展。他说，知名专家采风活动能更好地向海内外展示、传播七彩云南的旅游风貌，增添云南旅游的文化内涵，实现多方式宣传推进云南“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的品牌效应，为云南旅游“二次创业”添彩。

2002年4月，丹增从西藏被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副书记。虽然云南与西藏毗邻，此前丹增却从未到过云南。“我的夫人卓玛曾在世博会期间到过昆明，她回来告诉我说：云南太好了！中央调我到云南，当时我非常高兴。”

于是，云南便成了丹增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站，而且是最为辉煌的一站。

拄着拐杖摸清“文化家底”

丹增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不久，就给著名导演谢晋打了个电话：“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影视创作拍摄条件，我想发展云南电影事业，把云南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影视创作拍摄基地，你是电影界的前辈，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关心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

早在1988年，丹增为一部西藏题材的电影本子到东海之滨向谢晋求教。虽是初次谋面，却是一见如故，“我们先谈了本子，后谈了中外电影，再后来谈了人生、艺术以及美酒，真是相见恨晚。”此后，电影艺术成了两人友谊的纽带。

这次电话里，谢晋哈哈大笑：“老弟，你老鼠掉进米缸里去了，你不是怕热吗？云南气候那么好。云南电影资源我比你熟，我在那里拍过片，你这下可以大显身手了，要好好地抓，我随叫随到。”丹增说，谢晋心直口快，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没有丝毫的拐弯抹角。

丽江束河古镇影视拍摄基地落成之时，谢晋受丹增邀请，专程从上海飞抵丽江，出席影视城挂牌仪式和丽江题材的一个故事片开机仪式。期间，谢晋几次与丹增长谈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一次，谢晋拍着丹增的肩膀说：“你来云南来对了，云南不仅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更是一个发展电影事业的好地方，你看这大理、丽江，处处都是天然的摄影棚。我听说云南有许多好题材，比如滇西抗战、滇越铁路、西南联大、讲武堂等等，要组织人研究。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不利用就是最大的浪费，就是对不起这块风水宝地！”

其实，丹增对文化的思考，早在西藏工作时就开始成型了。

1976年，丹增揣着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文凭回到西藏日报社工作。此时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他从记者干起，先后出任西藏日报社驻山南记者站站长、采通部副主任及主任，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80年，34岁的他被提升为副总编辑。

1983年1月，丹增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开始步入政坛。同年6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成为当年西藏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1985年11月，丹增出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

在西藏主抓文化时，丹增“抓”出的电影《红河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西藏最好的影片；他策划的藏族器乐作品《雪域大法会》，被音乐理论界称道；他组织的大型史诗性民族乐舞《珠穆朗玛》，至今仍被誉为“代表西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一到云南，丹增就开始摸云南文化资源的“家底”。他除了看资料、听介绍，还主动同当地文化人士接触，了解云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现状，并深入调研。当时，丹增组织云南省内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娱乐、新型文化产业等4个专题调研组，分赴省内9个地市州及14个兄弟省市，展开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调研，召开大小研讨会14次。

一次，丹增领队带着几位民俗学家、作家和音乐家，带着干粮，拄着拐杖上路了，向西盟、澜沧、沧源等地进发。“在乡里住，在村里住，前后待了22天。别的不说，单说佤族文化，真是精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我与他人后来还合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紧接着，丹增又去了丽江、大理、迪庆、红河、临沧、昭通等地。他边走边看边问，用笔、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2003年7月，云南省委正式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于是，一枚沉甸甸的“帅印”交到了丹增手上。从事了20多年文化部门领导工作、堪称文化多领域专家的丹增，成了云南文化产业的推手。何况，他当时还是全国惟一同时拥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头衔的省委副书记。

很快，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正式组建，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个出台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第一个制定了《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

从“云南现象”到“云南模式”

2003年那个燥热的夏天，除了肆虐的SARS疫情外，那时的人们还被一个干净的灵魂之舞感动着。

舞蹈家杨丽萍创作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在全国150场次的商业演出场场火爆，创造了中国舞台上阵容最大、巡演城市最多、上座率最高等多个第一。

那一年，云南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00多亿元，占当年云南省GDP的4.1%。而这一年，是丹增调任云南的第二年。

鲜为人知的是，《云南映象》在创作之初曾饱受争议，有人嘲讽农民演员不专业，举着牛头太原始、粗俗，磕头求神是封建迷信……面对种种非议，丹增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创新价值。endprint

面对商业化日益明显的“原生态”，丹增说，目前还是以积极的一面为主。“如果‘原生态能被市场接受，艺术家与经济部门的联合就可以把更多的‘原生态音乐舞蹈作为艺术产品，通过市场运营的模式向外流行，对于‘原生态艺术的继承、发展、弘扬都有积极的一面。当然，如果太功利化了，把‘原生态艺术全部变成一种商品，对于它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利的，所以要把握好这个度。”

来到云南几年时间，丹增大大推进了云南文艺创作，代表性作品除了《云南映象》，还有电影《婼玛的十七岁》、歌舞《云岭天籁》、小说《好大一对羊》……

文化品牌效应也带动了云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昆明的《天地之上》、丽江的《印象·丽江》与《丽水金沙》、大理的《蝴蝶之梦》、西双版纳的《勐巴拉娜西》、迪庆的《香格里拉》等等，不仅让七彩云南处处飘扬着文化大旗，而且很快提升了云南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

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对立起来。丹增则认为，民族文化的繁荣，能够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他说，“要像抓烟草产业一样抓文化产业，把云南省打造成为文化大省。”

200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云南考察时说：“云南把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文化与经济结合、加快云南发展的特色经济路子……”

针对云南文化产业的繁荣景象，外界将其称之为“云南现象”，而在“云南现象”再次提升以后，大家再次谈到云南文化产业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使用了“云南模式”这一词汇。

在“云南现象”升格为“云南模式”之后，云南文化产业该怎么走？丹增说，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而我们现在所必需的就是“时不我待”的精神。

对老母亲一辈子的歉愧

这些年来，丹增去过世界上50多个国家，但他却说，“只有云南，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还有云南人的善良、纯朴、真诚，感觉云南是个家。”他说，退休后，选择在云南安度晚年。

正因为丹增在云南的卓越成就，让许多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人。

1946年12月，丹增出生在西藏比如。比如在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与“天湖”纳木错相距不远，世界上最长的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传》在此代代相传。也许就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以及丹增生于文化世家的渊源，使他最终与文学和艺术结缘。

“我的祖先们在藏北高原养成了一种极其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不论走到哪里，我都热爱我的家乡。”言辞中，丹增流露出对西藏那片热土的眷念和热爱。

丹增出身于文艺世家，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父亲则是佛教名人，同时痴心绘画、雕塑，仅创作室就有500多平方米。

“那时我已经削发剃度，学经诵佛，父亲专门请来一个老师到家里指导我学习经文。我的老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厉老僧，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他可比父亲令我敬畏多啦。我小时候没有挨过父亲的打，却挨过老师不少板子。”

5岁那年，父亲送给丹增的两件礼物：一面镜子和一支手电筒。从镜子里，丹增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脸：“镜子里那个满脸稚气、面色通红的家伙就是我吗？我被吓了一跳，差点把手中的镜子扔了。”但很快，他开始兴奋地用镜子去照酥油灯、护法神，去照他能照到的所有东西；而手电筒那闪闪灭灭、晃来晃去的光柱，“则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游荡在夜空下的灵魂”。丹增回忆：“镜子和手电筒，成了一颗不安分的童心，通往外界的方向和路标。”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被平息后，根据建设、发展的需要，一大批西藏子弟被选送入校接受思想、文化、技能教育，丹增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解放军来到西藏时，他们不仅带来了更多的新奇东西，还带来了农奴翻身解放、社会进步发展的全新观念。不管向我灌输何种信仰、文化，年少的我更向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向往到山外的世界去开阔自己的视野。”

丹增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就和一批翻身农奴子弟一起，跟着解放军去了汉地。“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我私自离家出走，我的母亲在怒江边徘徊辗转了三天三夜，急得险些跳了怒江。”走出雪域高原的那一步，虽然令丹增终生都愧对父母，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行为。

1960年7月，丹增被送往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就读。这个明眸皓齿、把红领巾系得最端正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了许多老师的喜爱。他天资聪颖，记性极好，加之勤奋刻苦，入公学不久，学习成绩就非常突出，并是学校排演话剧时的狂热参与者，常常饰演主角。

1965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训练班选拔学生，西藏公学把这个珍贵的名额给了丹增。次年6月，“文革”爆发，丹增无法再在中央民族学院深造，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他被分配到拉萨，在西藏日报社做了一名记者。

上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在选拔学生时，一开始采取的是群众推荐、个人报名、单位同意、学校招生的方式。1973年，丹增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成为当年该校新闻系里惟一的藏族学生。

2004年夏，丹增的母亲86岁，双目已失明多年，而且因病卧床不起。丹增从昆明赶回老家看望，母亲竟奇迹般地从床上起来，穿上新衣，洗好脸，让人扶着去门口等候儿子的到来。丹增在家待了5天，母子促膝谈心，谈笑风生。丹增说：“当初去内地没有告诉你，对不起呀。”母亲说：“当初把你给拦住了，妈今天真对不起你呀。”丹增回到昆明20天后，母亲就十分安详地走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成果

作为省部级领导干部，丹增由于从政时间较长，让很多人忽略了他的作家身份。

其实，工作之余，丹增曾创作过报告文学《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太平洋风涛》和小说《神的恩惠》、散文《可爱的家乡》、电视文学剧本《驼峰飞虎》、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等作品。至今，他的笔也没有停下来。

由于工作分工的原因，丹增始终关注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文艺创作的繁荣，他不断在实践中获取新的认识，得到新的启迪，丰富自己的理论思考。为此，他出版了《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等学术著作。他说：“如果能对理论工作者有点启发，对实际工作者有点参考，哪怕只是一点点、一丝丝，亦足以慰我心矣！”

丹增不仅从领导者的角度对云南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提出并主导实施云南独特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而且从实践者的角度，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中亲历亲为。在《云南映象》《丽水金沙》《蝴蝶之梦》《云岭天籁》等一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俱佳的文艺精品的打造上，丹增更是倾尽心血，充分体现了他对打造全国文化品牌的极端重视。为此，他曾被推为“2006文化产业年度十大人物”之一。

文化产业、教育改革，是丹增在云南工作“狠”抓的两件大事。

“当我从藏北腹地来到布达拉宫，从雪域高原来到北京，再到彩云之南，回望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步履，我始终对教育充满着无限的崇仰与感激。在我心中，教育就像高原一般壮阔浩瀚，像哈达一样圣洁高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曾担任云南省教育改革与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丹增关心教育、研究教育、重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岗位退下来后，作为成就“云南现象”与“云南模式”的背后推手，丹增对云南文化的关注并未减少，依然用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去灌溉这片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土地。

2013年年底，丹增还出版了半自传体作品集《小沙弥》，该书用深情的笔触讲述了神秘西藏的奇崛往事，让读者真切地抚触到藏地圣洁而奇伟的文化。

回首来时路，这位新闻记者出身的省部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才觉得，官位并不太重要，财产也并不太重要，真正的财富是经历，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一个人从妈妈肚里来到世界上，是赤条条的，到死亡的时候，也是赤条条地离开，财产、房子都带不走。但如果能把经历提升到文化和艺术的层面，那就是人生最大的成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