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本期寄语

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了3篇文章。高文宝、吴宇虹合作的《宁乌尔塔神话——两河文明征服开发周围区的象征表达》通过梳理关于宁乌尔塔神的楔文泥板作品，指出了两河流域文明在与其周边地区文明冲突与交流中所发挥的中心辐射作用以及宁乌尔塔神的战神兼农神身份所具有的历史含义。何珵的《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一文考察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就“领导权问题”提出的“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两种主张的原因。文章认为，口头与书面两种表达方式和演说对象差异以及当时雅典与斯巴达的复杂关系是伊索克拉底采取模糊话语策略的基本原因。阴元涛、崔国强合作的《〈雅典胞族法令〉译注》对雅典关于胞族如何确认其成员资格的石刻铭文《雅典胞族法令》进行了文本翻译、注释，为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提供了一篇重要的中文本文献。

“帝制中国”栏刊登三篇文章。孙炜冉、苗威合作的《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结合，认为高句丽人有将死者安葬于死亡之处和停丧的习俗，其死后造墓的做法与这两种习俗密切相关。薛海波的《论北魏六镇豪帅的婚姻关系与其社会地位“剧降”问题》认为，六镇豪帅在徙居六镇前大多处于北魏统治集团中下层，徙居六镇后通过与本军镇豪帅和邻近代地豪帅联姻而提升了社会地位，孝文帝迁都洛阳并没有使六镇豪帅社会地位下降。朱曦林的《黄景昉〈宦梦录〉史料价值初探》对明末天启、崇祯时期官至宰辅的黄景昉根据亲生经历所作《宦梦录》的史料价值做了比较系统化的阐述。

“中国传统学术”栏中刊出的葛志毅《中国古代医药及导引养生诸术考论》从药物本草、医疗、食疗及导引几个层面对中国古代养生术进行了较全面的考论，指出中国古代医药学以养生保健为主、治疗去病为辅的思想，促进了养生术之发达，并体现了贵族阶层的生活需求。曹胜高《西汉道义观的学理形成》认为，西汉时期的道义观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于董仲舒从天人关系角度对天道和人道运行的本质要求进行凝练而形成政治道义观；二是司马迁从历史经验角度对历史运行秩序加以重构而形成历史道义观；三是盐铁辩论从行政理念角度对国家制度进行讨论而初步形成了国家道义观。

近年学术界对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基本结构关注甚多，提出了一些兼具实证基础和理论含义的论说，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等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古时期“富民社会”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种说法。本期特意发表了相关学者最近完成的3篇研究成果。其中，黄纯艳的《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力量替嬗与国家应对》一文，从作为财富力量代表的工商业人群的地位升浮角度，考察中古时期社会支配力量的替嬗，认为汉武帝通过打击和疏导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日益膨胀的工商业力量，其不限民名田政策成为士族阶层兴起的滥觞；唐朝通过科举制等将士族吸纳到统治秩序之中，完成了消解士族的过程；宋代国家与财富力量共利分利，相互依存，使财富力量进一步兴起。张锦鹏、杜雪飞合作的《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一文认为，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重要组成部分，其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同时，唐宋商人群体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扩大，但也使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并最终走向没落。黎志刚的《宋代民间借贷与乡村贫富关系的发展 ——以“富民”阶层为视角的考察》提出，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崛起带来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宋代富民取代国家成为乡村借贷的主导力量。这种借贷行为虽然某种程度上起到加剧贫富分化的作用，但与民间借贷缺乏相比富民借贷不是贫富矛盾产生的罪魁祸首，而是与租佃关系一起，成为“贫富相资”的重要维系力量。

希望这些文章于读者的求知、治学能够有所助益。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