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徐悲鸿美术教育模式比较

崔雄

摘要：刘海粟、徐悲鸿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其教学模式各有特色。尽管存在着许多分歧，并且矛盾重重，一人崇尚艺术表现主义，注重发挥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兼容并蓄；一人接受了写实主义教育思想，注重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两人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刘、徐在教学上互为特色，一时难以比较优劣，只能在历史潮流中去检验。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刘海粟；徐悲鸿；美术教育；模式；差异；比较

中图分类号：J2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领域内，刘海粟（1896-1994）和徐悲鸿（1895-1953）皆为风云人物。两人都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尽管存在着许多分歧，并且矛盾重重，但仅就其美术教育而言，各有特色，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刘海粟从事美术教育数十年，被公认为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作为南京艺术学院前身上海美专的创始人，他在美术教育上敢想、敢创、敢闯、能顺应历史潮流、切合社会需要，体现时代精神。

在教学上，刘海粟既没有严格的体系，也没有贯穿始终的教学程序。他深受蔡元培（1868-1940）新美育思想影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上海美专的特点。1912年，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办学宣言中提出：“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美术的蕴奥；二、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研究和宣传的诚心。”几天后，这一宣言先后发表于《申报》《先声报》等报纸，揭开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新篇章。在教学中，他让学生自由选择不同的风格流派，也不规定学生一定要步自己的后尘，用一种切身的体会开导学生，要求学生重视艺术理论的学习，希望学生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路子，这是刘海粟教学思想重点，也是他本人在从事艺术活动多年之后的经验。

诚然，刘海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元老，但是一部现代美术教育史，像单单提及徐悲鸿一样，单提及刘海粟那也是不完整的话。徐悲鸿也是我国美术教育的巨匠，在中国艺术界影响至大，可谓始料不及。刘、徐两人在美术教育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或许，作为美术教育家的徐悲鸿在现代美术史要比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更有意义，他从事美术教育更为系统和更有规则。缘于早年的艰难经历和在法国深造时所接受的一套奠定了他在艺术上的基本信念，他接受了一种正统的严谨的古典的绘画形式，毕生提倡的写实主义。他主张美术必须求真务实，倡导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美术，并将法国学院式的教学模式“移植”至美术教学中。

徐悲鸿何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困扰着徐悲鸿，使他激动不安。他一生恪守“艺为人生”的世界观，坚信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在东西方游历过程中了解现实主义绘画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在他看来，“艺术应当维护真理，本身也必然体现真理”，“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和民族思想的表征”。他将精确的西洋古典大师作为立论的权威依据，反对任何所谓与之相背离的艺术样式。在艺术中寻求真理几乎成了他一生想要完成的课题。他反复声明：“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后来，他明确提出艺术应有科学的“求真”精神。当然，徐悲鸿对于西方现代绘画的理解显得有点偏激，或者更有一点盲目。他对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不屑一顾，异常地排斥塞尚、马蒂斯，贬低毕加索，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现代派艺术对于中国是没有作用的。徐悲鸿始终固守自己的阵地，以此作为一种毫不动摇的主线贯穿于他的全部教学和创作过程。他不遗余力地实施素描第一，以求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教学原则。1943年11月，徐悲鸿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作序时对师生们提出了殷切希望：

艺术家之天职，至少须忠实述其观察所得；否则罪同撒谎，为真赏所谴！故任何地域之人，能忠实写其所居地域景色、物产、生活，即已完成其高贵之任务一部。此乃大前提，攸关吾艺术品格！倘不此之图，而斤斤焉于一般俗见，或因功利而修改其宗旨，即举世为之，不佞不为也！

相对而言，刘海粟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则显得比较全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海粟作为艺术家在现代绘画史上比作为美术教育家的刘海粟更为突出。他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既坚忍不拔地捍卫理解中的艺术神灵，又在灵活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游刃有余。他认为，艺术不可拿理智去分析，“制作艺术应当不受别人的支配，不受自然的限制，不受理智的束缚，不受金钱的役使；而应该是超越一切，表现画家自己的人格、个性、生命，这就是有生命的艺术，是艺术之花，也是生命之花。”刘海粟主张，艺术应该表现自我，表现作者：生命、人格和个性。他特别强调个性和心灵的自由，既在自己的创作中贯彻之，也在教学上体现之。他主张解放思想，反对束缚个性，从不要求学生专门仿效哪家哪派，鼓励学生风格多样化。由于对于艺术的敏感性，他更注重西方现代绘画。但是，他又不偏执，从不排斥古今中外的各家各派的艺术样式。并且，他在教学方案中始终如一地进行贯彻。所以，他的教学氛围显得十分自由，而徐悲鸿则显得相对比较规范。正因为如此，刘、徐两人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以致上海美专被徐悲鸿蔑为“野鸡学校”。

“素描是一切造型美术的基础”，是徐悲鸿教学思想中最突出之处。自从新式美术学校兴办以来，不论哪个学校都采用西法素描为造型基础课程。不过徐悲鸿提倡最力、执行得最为严格。他严格的近于苛求的训练方法，他制订的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学习步骤，他耐心而又细致的教学作风，的确造就了不少有用之才。在教学上，徐悲鸿首先强调造型的基本功，贯彻“面向自然，对景写生”，注重感觉和观察，常常教导学生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提出以量保质的观点。他绝对不允许学生在画素描时抱“浮光掠影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更加反对离开对象的自由发挥。在基本训练上，他要求学生看到什么就能画什么，故他极力提倡默写的练习，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身体力行。在现在看来，这似乎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他对基本功的理解显得狭窄了。虽然在他强调解剖学、透视学的同时，也重视艺术表现力，但由于过分拘泥于“写实”的要求，就避免不了限制学生的创造性。艺术切忌等同划一，甚至在初学者那里也不能树立唯一的标准，所以，他在现代艺术教学的创建过程中，实施这样最有系统和最有主见的教学方法，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

缘于天生的秉性，刘海粟一再强调发挥个性以及大胆创新的重要意义：“艺术向来是创造的，不是模仿的；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这是他关于艺术向来是创造的精辟论述。在他看来，艺术是具有个性特色的情感表现。在创作中，他采用石涛绘画理论及文人画的审美意识分析和诠释欧洲后期印象派，重视心灵、情感的宣泄，强调艺术的表现力，往往不着意于形式表面而注重主体对传统纯正语言的体悟与掌握，注意在大处着眼融会贯通，注重表现瞬间的主体情感的直觉流露。因此，相对徐悲鸿而言，刘海粟对于艺术的社会功利显得相对淡薄。故在教学方案中，刘海粟没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和长远规划，但他并不完全是毫无规则的。为了强调造型基本功，他适当借鉴了西方现代美术教育方式，率先使用人体模特儿，并为之斗争了十余年。在当时的中国，这可谓极不容易。

1933年，张大千（1899-1983）应徐悲鸿之邀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授，但仅干了一年多便辞了职。究其缘由，应归为张大千对美术教育的认知：“我根本就讲不出所以然来，我始终认为画画没得教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这句看来是平淡无奇的话，实际上含有深意。艺术的确不能用言语来理解，当然也不用语言来传授。学艺应该靠经验的积累，从不断的观察、体验、领悟和思考中领会画中三昧。或许，刘海粟与张大千有着相同的认识，所以对艺术教学持自由的态度。这种理解，在现在看来，也是存在着普通的认同。

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状况，徐悲鸿的教学方式似乎更适合20世纪中国的美术状态。因此，徐悲鸿凭此出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主任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拥有中国美术界的最高权力，得享“桃李满天下”之美誉。在他看来，那没有系统、没有规则的刘海粟自由办学模式显得不成规矩，以致常常对此表示蔑视和贬斥。如今，在美术教学界已很难找到像徐悲鸿那样的事例，如此众多的学生真诚地捍卫自己老师的声誉和成就，这或许是徐悲鸿成为一代宗师的基础。无论如何，比较刘海粟、徐悲鸿二人在教学上的得失，显然不能用截然二分法来判断。无需否认，刘海粟的教学方式尽管也存在着若干失误之处，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方式更适合现代美术教育。刘海粟经过时间的流逝，并凭借他在美术教育界的成就，也赢得了美术教育家的称誉。

当然，刘海粟、徐悲鸿两人在教学上互为特色，一时难以比较优劣，只能在历史潮流中去检验。但就当前美术教育状况而言，刘海粟、徐悲鸿两人的教学模式，已经逐渐走向融合。（责任编辑：陈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