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拿破仑

刘禾

我无法放下手中的笔……

说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多少会让人觉得惊讶。实际上，拿破仑 · 波拿巴如此说自有原因：他不但从小嗜书如命，还是卢梭的超级“粉丝”，一生笔耕不辍，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自己成为另一个卢梭。拿破仑当年写给新婚妻子约瑟芬的情书早已传为佳话，那些情书差不多都是卢梭书信体小说的翻版。可是，历史捉弄了这个文学爱好者—没有把他变成另一个卢梭，而是把他塑造成了驰骋沙场、雄霸欧洲的枭雄。滑铁卢战役败北，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于五十一岁在岛上去世，身后留下的著作竟有五十多卷本，不仅洋洋大观，且文类众多，既有小说、诗歌，启蒙主义论文、宏大的史学著作，也有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以及大量的书信。难怪有人说，法兰西帝国是由一个卓越的文学心灵所塑造的。

说起拿破仑的卢梭梦，我不禁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笔下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年轻时做的是拿破仑梦。虽然他生活拮据、负债累累，但为了还债，为了用文字征服天下， 巴尔扎克发誓要成为另一个拿破仑。在当时，他那个小书房空空荡荡，没有几件陈设和家具，唯一的例外，就是壁炉上小小的一尊拿破仑的石膏坐像（其时拿破仑刚去世没几年），坐像的下方贴着一张小字条，上面赫然一行字：他用刀剑铸造的伟业，我要用笔来实现。读这句誓言，我忽然想到，要是《巴尔扎克传》的作者茨威格早知道拿破仑也有一个文学梦，说不定他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会另具眼光，更加精彩。

茨威格所没有做到的，半个世纪后被英国学者和作家安迪·马丁（Andy Martin）做到了。我的书桌上摆着马丁在二零零一年出版的Napoleon the Novelist，中译《小说家拿破仑》。这本书既不像典型的人物传记，也不算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它该如何归类，我颇为踌躇。无论如何，这本书叫人拿起来就放不下，我相信，历史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都会喜欢。

马丁在《小说家拿破仑》的开篇告诉我们，十九世纪像个疯人院（其实二十世纪更像），那些患自大狂妄想症的诸位狂人，像雨果、巴尔扎克、亨利·詹姆斯等，无不各个把自己当作拿破仑，或拼命与之较劲。詹姆斯去世前写的信，其中有一封就署名Napoleone，用的正是拿破仑原名的意大利文拼法。再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面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句话：“是的，我想成为拿破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杀人。”有些吊诡的是，在所有患自大狂妄想症的人群中，偏偏拿破仑本人是例外，因为他更想当卢梭，更乐于以博学文人自居。尽管他有一流的数学头脑和军事头脑，但这都不在话下，拿破仑咬定自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事实上，他的写作才华也确曾得到同代人的赏识，比如司汤达，比如圣伯夫。法国文豪圣伯夫是现代文学批评的鼻祖，他就十分欣赏拿破仑的文学才华，说拿破仑一旦闲暇，倘论及文学，还是一位高明的批评家。

从滑铁卢战役直至今日，差不多两百年的光阴过去了。对于拿破仑，历史早有盖棺定论，而且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也一直是国外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这方面的论文专著汗牛充栋，其规模之广泛，其研究之细密，用学术工业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我注意到国内相关的介绍可谓凤毛麟角。看得出，马丁在写 《小说家拿破仑》的时候，并无意加入臧否这位历史人物的学术论辩，他把书写得很诙谐、很好看，闲时随便翻翻，叫人眼前一亮，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但如若你静下心来，细品慢读，又会发现在那些定论之外，拿破仑身上还有一些我们从前根本不了解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节未必不能让人窥见某些历史真相。

不过，文学家眼里的真相和史学家眼里的真相，可能相差甚远。史学家告诉我们，拿破仑征战埃及的时候，他带领的部队有两百七十六名军官，两万八千名步兵，两千八百名骑兵，两千名炮手（他自己是炮兵出身），一千一百五十七名工程兵。除此之外，随军的文职人员有九百名，这些人中有医生、药剂师、护士、科学家、画家和作家，其中仅从科学艺术委员会 （Commission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来的学者就多达 一百五十一人。

与史学家的关注相比，文学家对拿破仑在战场上创造的轰轰烈烈轻描淡写，反而把笔墨用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并大加渲染。比如马丁—我把他归为文学家—津津有味地写道，拿破仑出征埃及，他的部队不仅要拖载数不清的大炮，还要拖上他的移动图书馆（bibliothèque portative），不怕麻烦，不辞辛苦，从巴黎一直拖到开罗。更令人咋舌的是，在横跨地中海的时候，拿破仑的战舰被英国皇家海军尼尔逊上将围追堵截，时时面临灭顶之灾，但这位大军统帅居然在舰艇上召开了三天学术研讨会，讨论的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以及荷马史诗和《莪相集》。

为远征埃及，拿破仑做过细致周到的策划和筹备。他亲自批文，规定了所带的书籍种类，不仅包括历史、小说、戏剧、地理、科学、诗歌、政治、宗教等等，还专门指定以下几本书必须带上—《古兰经》、史诗《莪相集》，还有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雷纳尔神甫（Abbé，非Priest，是十六世纪到大革命期间法国给二百五十五名杰出学者的荣誉称号，并不承担教会职责）的著作《欧洲人在东西印度殖民与贸易之哲学政治史》。由于需要携带的书籍有数千册之多，最后不得不改装一辆军车，有意思的是，这图书专车是由拿破仑亲自设计内装修。当我们回顾拿破仑在埃及的皇皇功业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就凭着这个移动图书馆，凭着他带去的一百五十一名随军科学艺术委员会的学者，拿破仑塑造出了第一批欧洲的现代东方学家。

有关拿破仑和现代东方学的渊源关系，爱德华 · 萨义德在《东方学》里多有论述，但此东方非彼东方也，萨义德所说的那个“东方”与中国或东亚干系不大，而具体指北非和中东，正是拿破仑一七九八年出征埃及时眼睛里盯着的那个 the Orient。不过，拿破仑把几万大军和移动图书馆开到埃及，是为了建立东方学吗？当然不是。对于那次远征的动机，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拿破仑在意大利那次战役胜利后，一举成名，威望在法国迅速崛起，使得当时的督政府备感忧虑，同时，革命后的上层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拿破仑远征埃及其实是为了自保。不过也有人说，拿破仑出于帝国地缘政治的考虑，想在埃及截断英国从红海通往印度的一条重要通道，全面控制地中海区域，同时在北非重新开辟殖民地，以弥补法国不久前在北美和印度失去的属地。依我看来，后者的意见应该更靠谱，因为就其时的法国而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似乎要大于督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endprint

这里特别值得留心的是，拿破仑对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的青睐不可忽视，更不可小觑。拿破仑邀请一百多名学者去埃及考古，研究伊斯兰和阿拉伯文明，其目的究竟何在？在这个问题上，马丁和萨义德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萨义德看来，拿破仑来到尼罗河畔，与当地知识精英—伊玛目（Imams）和乌力马（Ulamas）—共同切磋学问，虚心讨教，自然让当地人产生好感，放松了警惕，这有利于拿破仑的军事野心。尤其是，拿破仑手下的学者显得那么博学，不仅会说阿拉伯话，还会读伊斯兰经文，这让伊玛目们和乌力马们刮目相看，不由得打心底里佩服；再加上拿破仑到处跟人说，法国人到埃及是为了捍卫伊斯兰，这早已在《古兰经》的预言之中云云，这不能不叫伊玛目们和乌力马们受宠若惊，对入侵者更加不设防（这毫不奇怪，谁不爱听好话？比方说今天洋人每讲汉语识汉字，总是引起国人的好感，媒体人士更每每蜂拥而上，津津乐道）。在萨义德看来，拿破仑如此作为，正是强者看准了弱者的不自信和自恋情结，知己知彼，故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对方的心灵防线，这正如他善于在战场上调动炮火，善于使用沙普（Chappe） 电报，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敌方一样。

相比之下，马丁笔下的拿破仑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精明狡猾、足智多谋。远征埃及的时候，拿破仑幻想自己是现代版的亚历山大大帝，而他的幻想往往与现实严重脱节，马丁说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在“唯心”和“唯物”之间做选择，拿破仑肯定属于唯心派，就连他的残暴、冷漠和草菅人命，都与这个弱点有关。前面提到，拿破仑曾不顾英国皇家海军的围追堵截，在舰艇上接连召开三天学术研讨会，这类不寻常的举动，在他那里其实是寻常事。后来在开罗烽火四起之时，拿破仑居然要求手下的年轻数学家专心考试，解答微积分问题。这也罢了，他进驻开罗不久，在尼罗河畔建立了一个埃及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毫不逊色于巴黎塞纳河边上的那个国家研究院（前身为法兰西研究院），学科分别为：政治经济学、物理学、数学、文学和艺术，每隔五天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样的治学精神，自然显得匪夷所思，难免遭到劲敌英国人的耻笑，比如当年一个英国人做过一幅漫画，画面上显示两名法兰西学究在开罗发表论文，第一位学者讲“论鳄鱼之教育”，第二位学者大谈 “论鳄鱼之权利”。冷不防冲出几只愤怒的鳄鱼，袭击宣读论文的两位学者，一个人大腿被鳄鱼咬住，另一个人是屁股被撕下一块鲜肉。

拿破仑对学问的痴迷由来已久，他年轻时崇拜过两个文人偶像，一个是卢梭，怎奈卢梭已经过世，他无法前去拜访；另外还有一个是雷纳尔神甫，此人不但当时还活着，而且被公认是法国大革命之父。文学青年拿破仑不仅给他寄去热情洋溢的信，而且曾经专程赶到马赛去拜访他，可见其向往崇拜的热诚。法国大革命爆发初期，雅各宾党人和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激进分子，曾经动辄引用雷纳尔神甫的名言，高呼结束王朝统治，处死封建王族。可是，谁也想不到，在革命后的紧要关头，多年前炮制激进言论的神甫本人竟突然改弦易辙，站出来反对暴力。幸而罗伯斯庇尔及时从中斡旋，说他年老犯糊涂，才使这位法国大革命之父免于被送上断头台，而事隔不久，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推上了断头台。“天若有情天亦老”，读史至此，不免令人生出一些慨叹来：大革命的逻辑看来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丹东、罗伯斯庇尔、路易十六，还是后来的拿破仑，这些人终究都逃不脱历史规定的角色。问题是，革命的必然性是不是也寓于这个逻辑之中？毛泽东说得最直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这个逻辑是真理，如同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一样，那么今后的压迫也必然会引发新的革命吗？

这一类问题自然超出了《小说家拿破仑》的作者马丁所关注的范围，他只负责把读者带入一种历史场景，讲一个故事，而且把故事讲得生动无比。在马丁的眼里，拿破仑其实是个身份不明的人。你看他，一会儿要当卢梭，一会儿是亚历山大大帝，一会儿又成了穆斯林苏丹，这似乎是拿破仑的常态，而非权宜之计。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就再三强调，拿破仑的身份本来就可疑，他压根儿不是法国人，而是意大利人。原因是拿破仑在科西嘉岛出世的时候，那个岛还尚未归属法国，而属于热那亚。不过历史学家当前的共识是，一七六九年拿破仑出生的时候，这个地中海小岛刚被法国人占领，因此把他归入法国的国籍应该不错。

但无论什么国籍，拿破仑从小就讲不好法语，常受人欺侮，这或许是他曾立志要实现祖国科西嘉岛独立的原因之一。马丁在书中引述他的一段话，其雄心可略见一斑：“当我出生时，国家正面临灭亡。三万法国人涌入我们的海岸，自由之冠淹没在狂暴的腥风血浪之中。我刚一睁开双眼，看到的就是这种可憎的景象。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摇篮左右俱是垂死之人的哭泣、被欺侮者的呻吟、绝望的泪水。”由于父亲和其他的影响，拿破仑后来转而认同法国，并乘着法国大革命的东风，一路飙升，成为法兰西的救世奇才。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以下事实，他讲的法语始终是错误百出，口音极重。拿破仑和卢梭，一个是科西嘉岛人，一个是日内瓦人，两人俱是外来者—也许恰恰因为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才给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和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经常有人追问，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拿破仑本人在哪里？他当时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记得一九八九年时值巴士底狱攻陷二百周年纪念日，意大利学者与作家安伯托·艾柯曾通过《快报》（ LEspresso）周刊面向整个欧洲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你认为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英雄是谁？答案出来以后，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各自获得一批票数，但得票最多的仍属拿破仑。这项结果让学者们大跌眼镜，《小说家拿破仑》的作者马丁也作如是想，他认为在法国大革命最关键的时刻，拿破仑几乎不在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旁观者。

纵然仅仅是个旁观者，拿破仑当时一分一秒都没闲着。他完全符合诗人波德莱尔后来在《恶之花·风景》里“暴乱徒然地在窗前怒吼，却不会让我从书桌前抬头”的心态。这位文学青年不分昼夜地读书写作，他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克列松和欧仁妮》（Clisson et Eugénie），受到歌德那本风靡欧洲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感召正横空出世呢。马丁把这部早期作品戏称为 《少年拿破仑之烦恼》。其实，少年拿破仑的野心何止于小说？他为了给祖国科西嘉岛修史，四处搜寻档案资料，进行大量的阅读，其行为倒颇有几分历史学家的模样。我们可以设想，假若拿破仑听说过汉代司马迁的名字，那么他朝思暮想的无非是做科西嘉岛的司马迁，写出一部岛国的《史记》来。马丁说：“纵观其一生，他始终是岛民，而不是陆民。无论身处何地，岛民总是下意识地觉得格格不入、无根无国，总是一个流浪者。他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谁都不是。”endprint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拿破仑所在的部队拉斐尔团（Régiment de la Fère）驻扎在法国东部的奥克松。一七八九年七月巴士底狱被攻陷，法国各地开始发生大大小小的骚乱，革命的狂潮自然也冲击到奥克松。那里的百姓揭竿而起，焚烧税务记录，捣毁包税人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周围发生的这一切，拉斐尔团的军官若无其事，他们要不醉眼蒙眬终日，要不就借口离职休假，好像大革命不关他们任何事。作为军团的知识分子，拿破仑少尉则是个有名的读书狂，不仅旷职休假，并且有办法给自己带薪离职。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杜伊勒里王宫遭受最猛烈的攻击时，拿破仑恰好在巴黎休假。那天，大革命的各路人马纷纷上街，国民自卫队、红帽子营、无套裤汉、雅各宾党人、布雷斯特的志愿兵、马赛义勇军三万多人闯入王宫，捉捕国王路易十六。其时，拿破仑正在朋友布里昂兄弟的家里，房子的位置恰好就在杜伊勒里王宫前的卡鲁索广场，隔窗相望，他们目睹了所有暴力场面和血淋淋的细节。拿破仑在回忆中说，有一次在巴黎的街头走路，看到一群人把一颗人头挂在矛尖上游行，人们见他衣着整洁，像是个有身份的人，便拦住他问话，并要他高喊“Vive la Nation”，即“（法兰西）民族万岁”，拿破仑说，我毫不犹豫地照办了。

读马丁的书，我不由得想到一七九一年在美洲加勒比岛屿爆发的那次海地革命。海地革命发生在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Saint- Domingue），仅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相隔两年，那是一次震撼世界的奴隶起义。美国学者苏珊·巴克-摩丝（Susan Buck-Morss）近期对海地革命与哲学家黑格尔的研究（《黑格尔、海地与普遍史》，二零零九年），指出黑格尔当年论述“主人与奴隶”的历史辩证法，恰恰就是回应了海地奴隶起义这个世界性的大事件。此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海地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大西洋两边发生的同一场革命，而起义者同样受到启蒙思想家雷纳尔神甫的六卷本鸿篇巨著《欧洲人在东西印度殖民与贸易之哲学政治史》的鼓动和召唤。在当时，雷纳尔的启蒙思想振聋发聩，被官方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他在这本书里系统地清算了欧洲人在美洲（即“西印度”）、亚洲（即“东印度”）和非洲所实行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并在与狄德罗合著的另一部著作里准确地预见了黑人“斯巴达克斯”在美洲的起义。马丁在论说拿破仑之际，也始终强调雷纳尔神甫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位神甫的启蒙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力，实际上超过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因此不愧被称作法国大革命之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马丁甚至没忘提一笔法国大革命与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学》的历史渊源，不过他还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海地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密切关联，以及它们分别对于拿破仑的意义 。

我认为，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它关乎如何评判欧洲的启蒙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当拿破仑携带雷纳尔神甫的著作远征埃及，一方面传播法国大革命的火种，另一方面又重操殖民旧业的时候，这一行为究竟应如何看？是对启蒙思想的背叛，还是暴露出启蒙思想自身的脆弱？使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的是，尔后不出几年，拿破仑决定派兵到美洲，镇压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造反的奴隶，诱捕黑人领袖图森·路维杜尔将军，甚至力图恢复殖民地的奴隶制。这些残暴的历次镇压造成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圣多明各的奴隶起义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几十万黑奴和几万欧洲官兵毙命沙场。我忍不住想，这难道不是拿破仑描述的科西嘉岛上“被欺侮者的呻吟、绝望的泪水”的景象吗？而当他做出决定镇压奴隶的那一刻，雷纳尔神甫对殖民者的抨击有没有在他的脑中一闪而过？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拿破仑和雷纳尔神甫之间的缘分真的不浅。依照马丁的说法，他的文学生涯最早起步于雷纳尔神甫发起的一场征文比赛。时值法国大革命的初期，报上登出的征文题目是：应该把哪些最重要的真理和情感灌输给民众，以增进他们的幸福感？头奖的奖金定为一千二百里弗，这个额度超过了拿破仑一年的薪俸，外带一枚金质奖章。为了参加征文比赛，夺下头奖，拿破仑一时发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苦读书，最后终于炮制出一篇长文，叫作《论幸福》。遗憾的是，评奖结果公布，他苦心经营的那篇文章竟名落孙山。

马丁最后写道：“无论是夺江山，还是失江山，他几乎还是老样子，那个年轻的、想当作家的人……好吧，就算没得到奖，他把一生都花在追求另一个头等奖上了……”

小说家拿破仑的故事，可以暂时画上一个句号。

二零一四年十月写于纽约鱼溪山房

（《小说家拿破仑》，[英]安迪·马丁著，刘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