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国际化的空间优势：中国实践的反思

摘要：近年来，中国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纷纷实施国际化战略，为了分析其科学性，在总结先进国际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城市国际化的空间优势假说。结论认为中国城市盲目的国际化欠妥，需要循序渐进，结合自身条件和区域特征合理定位。

关键词：国际城市；国际化；空间优势假说

国家的未来在于城市，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家层面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发展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要素配置。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整体实力的提升，省会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纷纷实施国际化战略，除此之外，曾有媒体报道中国200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规划建设“国际化大都市”[1]。然而中国需要这么多国际化大都市吗？中国能培育出这么多国际化大都市吗？这是笔者研究的出发点。

一、重新认识“国际化”的内涵

在理论界，“国际城市或世界城市（World City）”是一个专门术语，“国际化大都市”是“国际城市”的初级形态，它们均是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要素配置深入发展的产物，无论是建设国际化城市、国际城市还是世界城市均是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国际城市能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影响全世界（Peter Hall，1966）[2]，国际城市是全球主要的金融、制造业和商业中心，是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集聚地，是交通枢纽，人口规模庞大（（John Friedmann，1986）[3]，全球城市（Global City）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最佳场所（Sassen，1991）[4]，但却不一定是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也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能成为全球城市，只有那些有能力生产和出口金融产品以及高度专业化的服务的城市才能成为全球城市（周振华，2009）[5]。在国际城市等级体系金字塔中，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被公认是处在“塔尖”的四大国际城市。研究人员对于国际城市的基本特征取得了共识，但忽略了一个问题：城市是怎样成为国际城市的（Douglass，1998）[6]？也就是“国际化”的问题。

“国际化”确切的英文含义是“internationalization”，强调城市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即国际特征的发展趋势，国际要素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核心是城市的各项指标具备的国际程度，即开放性，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政治的国际化是指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主要体现为国际组织的数量、国际会议举办次数、外国领事机构数量等；经济开放度主要体现在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在内的国际要素流动性，如机场面向全球的通达性，国际金融机构、商业服务机构和跨国公司机构入驻程度，外商投资规模等；文化的开放度是指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城市要具备成熟的国际移民社区、具有蜚声国际的文化交流平台和机构（如大学、博物馆、文化场馆、文化团体）、具有放眼全球的传播媒体、城市在国际上要广为人知。

二、城市国际化的空间优势假说

是否所有的城市都具备成长为国际城市的条件？或者说特定空间尺度下是否存在多个国际城市？国际经验表明，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城市都是由所在国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首位城市发展起来的，它们首先必然是区域发展的中心，然后是国家的象征，伦敦对于英国的意义，纽约对于美国的意义，东京对于日本的意义，巴黎对于法国的意义，共同点在于这些城市的水平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水平。

代表性的国际城市在国家或者区域内均是最大的城市，首位度基本超过或接近2，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贡献率很高，在国家经济中占据关键的地位。在地理区位上，它们均依托于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群，多数位于沿海地带或者主要内河下游，处于世界航运和现代化通讯网络上的关键节点（表一）。

基于此，笔者提出城市国际化的空间优势假说：在特定空间尺度下，只有城市体系顶端的城市才能成长为国际城市，对国家而言，只有一个城市能跻身成为顶级世界城市，对于一个大的区域而言，不可能同时出现多个国际城市。

Walter Christaller（1933）的中心地理论表明，城市体系的组织遵循一定规律：越高等级的城市规模越大，数量越少，同级城市之间的距离越远，供给种类更加齐全的商品和服务；反正则反[7]。这条规律不仅适用于较小空间尺度，而且也适用于世界城市体系的组织，经验也表明，世界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8]形态，等级越高，城市数目越少。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特定尺度的空间内市场规模一定，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区域最高管理机构具有唯一性，为了提高信息交换效率和共享公共基础设施，最高管理部门倾向于集中于一个城市。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选择的这个城市不仅能在地理区位上方便组织区域内的各种要素，而且具有能够支撑起国际要素使用和产品消费的市场规模，这决定了在区域内，行使国际管理职能的城市只有一个，并且因为这些优势，会不断积累发展的优势，国际化特征成长更快。

第二，由规模决定的城市能量等级决定了城市国际化的潜力，在城市职能晋升竞赛中，只有顶级的城市才能有能量冲击更高的城市等级。城市国际化是多个中心城市竞争与淘汰的结果，最终只有一个城市能脱颖而出参与国际分工和要素配置，其他城市只能成为其腹地。因此，国际城市一般具有超比例的城市规模，在国家或者区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追求规模经济的厂商倾向集中在该城市，这里要素回报率高，也会成为要素流入地。

第三，国际要素的转移遵循梯度原则，即经过国家——国家经济或政治中心——区域中心的顺序，等级越高越早接收国际先进要素，具有国际化的先发优势，因此知名的国际城市一般是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中心[9]。

三、中国主要城市国际化的实践

（一）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城市现状

在中心城市中，提出国际化战略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西安、成都、重庆等，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于2010年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武汉、深圳、成都和西安被确定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武汉和沈阳正努力跻身于国家中心城市，而北京、上海和西安的国际化战略在国家规划中得以体现。

（二）中国城市国际化战略的反思

第一，中国城市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还不能冲击国际城市体系的顶端格局。人口和经济的相当规模是城市实现国际化的物质基础，国际城市基本上都表现出了对国家人口的集聚能力，据OECD数据显示，2012年首尔、东京、多伦多、伦敦和巴黎的人口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4699%、2779%、1913%、1911%和1871%。具备一定规模的人口意味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才能为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进而吸引企业入驻，经济规模的壮大推动城市职能的迅速提升和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是城市参与国际分工的筹码。国际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城市的发展壮大，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现实是，一些发展水平并不是一流的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计划，热衷于表面的工程，却忽视了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

第二，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只有少数城市能实现国际化。从全国尺度上看，西安与其他中心城市具有明显差距，2012年其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上海的20%、广州的30%、重庆的40%、武汉和成都的50%、南京的60%、长沙和沈阳的70%。即使在区域尺度上，西安在内陆地区或者西部地区都没能拔得头筹。西安要实现国际化首先要面对来自同区域内城市的竞争和挑战，再次要面对全国其他发达城市的挑战，至少在西部地区，西安要想成功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必须超越成都和重庆，然而这种超越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数据显示，国际要素正在流向成都和重庆，2013年西安实际利用外资仅占重庆和成都的29%和36%，在外资银行数量和外国驻华使领馆数量上也远少于成都和重庆（表二）。在华南地区，尽管深圳在经济方面紧逼广州，但是其政治影响力上远逊色于后者。在华东地区，上海具有成为国际化城市的压倒性优势。在北方地区，北京在政治影响力上具有绝对优势，并鉴于在经济方面的控制力，北京成为国际城市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国际化城市不能忽略区域根植性。国际城市都是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而来的，世界上先进的国际城市无一不依托于一个发达的城市群，一个城市能否成功实现国际化不仅取决于本身的发展，也取决于其所在的整个区域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周围的卫星城市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被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是中国发展最成熟、密度最高的城市群，要培育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就应该拥有至少一个国际城市，而上海拥有贸易中转港口、城市规模巨大、是中国最大

的经济中心，最有条件成长为中国的国际城市，另一方面，上海实现国际化也必须深深根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包括南京、苏州、无锡、杭州等大城市在内的都市延绵区，才能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相比较，西安所依托的关中城市群发展水平远逊与其他城市群，西安实现国际化要处理好区域的发展问题。

四、小结

笔者基于中国城市国际化的现实问题和先进国际城市的特征，提出城市国际化的空间优势假说，即在特定空间尺度下，只有城市体系顶端的城市才能成长为国际城市，对国家而言，只有一个城市能跻身成为顶级世界城市，对于一个大的区域而言，不可能同时出现多个国际城市。在此理论基础上反思中国城市的国际化，认为各大城市纷纷定位于国际城市的目标缺乏科学性和持续性，对一些城市而言，现实与目标差距较大。

城市国际化遵循一定的规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全面分析城市自身的条件和现状，更要把握区域的发展态势，切不可将国际化作为一种政绩口号和开发理由。有条件的城市实现国际化更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不仅要抓城市经济建设、壮大城市规模，更要抓城市内在品质建设，推进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构建一个包容的城市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 高云才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183个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N]人民日报，2011-02-14（4）

[2] Hall，P1966The World CitiesNew York：McGraw-Hill

[3] Friedmann，J，1986，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1：69-83

[4] Sassen，S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1st edISBN 0-691-07063-6

[5] 周振华主编，城市转型与服务经济发展[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26-27

[6] Douglass，M1998World City Formation on the Asia Pacific Rim：Poverty，”Everyday”Forms of Civil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In MDouglass and JFriedmann（eds）Cities For Citizens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107-138

[7] 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常正文等译1998

[8] 屠启宇，金芳金字塔尖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4-8

[9] 戴江伟等，西安与国际化大都市差距及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区域经济，2013，（5）：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