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探微

刘成群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100876］

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探微

刘成群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100876］

文统；金源；治道；辞章；理学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除了以许衡为代表的正统儒士集团外，在大都还存在一个“文统”儒士集团。这个“文统”儒士集团承袭金源文化而来，以元好问之弟子为主体，将元好问的“文统”观念奉为圭臬，有着对治道与辞章的双重追求。“文统”儒士集团多栖身于翰林国史院中，他们在大都交游、唱和，显示出许多与正统儒士集团不同的地方。“文统”儒士集团可以接纳来自南方的文学家，但对理学家则颇不以为然。这个“文统”儒士集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方学术文化北上的进程。

提到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很多人立即会想到以许衡、姚枢、窦默等人为代表的正统儒士集团，其学术得自南宋理学家赵复，“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1］（P2995）之所以谓其“正统”，是因为这个集团讲求道德性命，大体上遵循朱熹由人心到天理、由内圣到外王的理路。许衡、姚枢、窦默等人在忽必烈朝中均曾出任要职，并与阿合马等权臣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其影响不可小觑。现代学术史书写元代儒学，正统儒士集团从来都是绕不过去的一章，甚至有的著作涉及忽必烈一朝的儒学时更是专谈许衡。［2］（P176－195）正统儒士集团在后世独得大名，实与理学在元仁宗时期上升为官学以及在明代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大有关联。当然，《宋元学案》一书的渲染亦是功不可没，如全祖望评价云：“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1］（P2994）实际上，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构成并不是那么单一，起码在至元年间（1264－1294）与正统儒士集团同列朝纲的，还有另外一个“文统”儒士集团，这个集团有着比较一致的旨趣、追求，且颇具规模，在当时大都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要想还原元初儒学的整体面貌，必须把被学术史长久忽略的“文统”儒士集团清晰地勾勒出来。

一

蒙哥被拥立为汗后曾派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此期间，忽必烈周围形成了一个主要由汉人儒士构成的潜邸集团。这一集团曾跟随忽必烈南征北战，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建立过赫赫功勋。萧启庆曾对忽必烈潜邸中的汉人儒士进行过详细分析，他认为这些儒士依据学术、言论、进用途径及相互关系可分为三个集团：一、邢台集团，主要人物有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王恂等；二、正统儒士集团，主要人物有姚枢、杨惟中、窦默、许衡等；三、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主要人物张德辉、杨果、郝经、王鹗、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贾居贞、刘肃等。［3］（P263－301）细致研究金源遗士名单，则不难发现其中多数人曾有依附东平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的经历，在依附期间，他们也都参与了东平兴学的活动，为“延续文化，保存儒学的精神”［4］（P237）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其详情见下表：

表1 忽必烈潜邸中曾用事于东平的金源遗士

上述诸人在潜邸时期就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所以在后来都被委以重任。这种效应也吸引了其他参与东平兴学的金源遗士，如王磐、张昉和刘郁在稍后也都进入了忽必烈朝中。更有一些年轻学子本身就是东平兴学的产物，他们在中统（1260－1263）乃至至元年间，陆续进入忽必烈政局当中，这使得金源遗士集团比潜邸时期壮大了许多。其主要人物详情见下表：

表2 忽必烈朝中出身东平幕府或府学的金源遗士

东平兴学使得东平一域成为华北的学术中心，随着东平府学的师生们进入元廷中央，这个学术中心也由东平移置到了大都。“以至于在中央有了一个东平派，在学术上也有了一个以继承金代的学风著称的东平学派。”［5］（P26）

对照表1与表2则可发现，宋子贞、商挺等在潜邸时期就依附忽必烈的儒士在忽必烈即汗位后都得到了重用，或为中书平章政事，或为参知政事，或为各部尚书。但其后学也就是在中统、至元间进入元廷的东平儒士们却很少在行政机构为官，基本上都被安置在了监察机构和翰林国史院（翰林兼国史院与集贤院本为一署，至元二十二年分为两院）当中。关于这一点姚大力也曾指出过，他认为元代国家行政机器比较排斥儒士，但监察和词苑方面却专用儒臣，以求社会关系方面的某种平衡。［6］（P37）当然，除此之外，或与忽必烈有意疏远儒臣有关。李璮叛乱事件可以说是忽必烈从倚重儒臣到疏远儒臣的分水岭。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后以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可以看出他对汉人儒士们的倚重。中统三年（1262），李璮叛乱导致王文统被杀，忽必烈的目光开始转向回回集团。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专事理财。由此到至元十九年（1282）被杀，阿合马前后秉政近20年。在此其间，儒臣领袖如安童、廉希宪、许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普通儒臣们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与潜邸时期参与枢密不同，在此时，儒臣们一般都被移出行政机构，安置在监察机构或翰林国史院中。比起监察机构，翰林国史院的职责要闲散得多，是以安置的儒士要更多一些，利用但不重用，从中也可看出忽必烈的政治动机。［7］（P103）

通过分析表2可知，东平儒士集团中的后进们在至元年间不是在各地监察机构中为官，就是在翰林国史院中任职。虽然担负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之职能，但总体而言，元代的翰林国史院是一个无甚权限的闲散机构。当东平儒士集团中的大部分人汇聚于翰林国史院时，就相当于在大都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以至于袁桷曾说：“翰林院东平之士独多，十居六七。”［8］尽管有来自阿合马等人的排挤，但东平儒士集团却能在翰林国史院中存续了下来，顽强地传承着金源遗士集团的衣钵。

二

萧启庆把忽必烈潜邸中的汉人儒士分为邢台集团、正统儒士集团和金源遗士集团三部分。这三个集团虽都属于北方儒士，但从学术渊源来说，显然邢台集团与金源遗士集团要更为接近。正统儒士集团的学术主要源自南宋理学的北上。邢台集团大多以精通天文历算之术进身，虽不为金源文化之主流，但亦是从金源文化中流出。相比较而言，金源遗士集团则鲜明地体现出了金源文化的特点。

众所周知，靖康之后，中国南北分裂，两地思想和学术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小的差异。理学在南宋的成功，大抵与南宋地域经济的高度发展相关，地域经济的高度发展，私有财产的进一步积累，使得地方士人文化与地方主义都发展得重彩浓墨，且注重内圣的学术也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在金国区域内，地域经济与地方主义几乎无从谈起，儒士们的命运必须跟国家主义挂钩才能有所出路，所以金儒们多着眼于传统主义的治道，有发展为技术型官僚的诉求。这种学术环境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追求经世致用。金源遗士对钱谷转输、刑赏伐阅十分熟稔，这种熟稔会进一步升格为谋略治术。其本身通晓刑名治术，这也正是他们为忽必烈立下赫赫功劳的资本。不但如此，金朝还流行传统的辞章之学，辞章之学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金儒们所追求的治道之愿景结合在一起。辞章之学与治道的结合，大抵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征。包弼德（Peter K.Bol）指出，无论唐代宋代，古文运动的“文”都不仅是纯粹的文体概念，而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涵盖政治、学术的宏观设计，那些古文倡导者“要求建立真实反映古人之道的文，并据此改变社会”。［9］（P156）因此，古文运动的表现形式虽是文辞，但其内核中却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治道追求。金代末年，为了应付现实的窘境，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等人曾经主导过一场重估儒学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与北宋欧阳修主导的“重道兼重文”［10］（P32）的古文运动十分相似。金亡后，故老凋落殆尽，而号为“一代宗工”的元好问则成为那场运动的孑遗。元好问在金亡后标举“唐宋文派”，用以整合金末文坛，分明是以金源文化集大成者自居。

元好问系一代文章宗工，这是时人对他的看法。但元好问却全不以此自矜。他的志向乃是奉守儒家吾道，并延存金源文化一线之命脉。1252年，元好问与张德辉北上觐见忽必烈，上“儒教大宗师”之尊号，就明显属于儒家的以道自任之举。当然，很多金源遗士不仅仅称赞其诗文，同时也认同其为吾道之典型。如徐世隆云：

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己。自中州斲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11］（下册P414）

李冶亦以元好问接续金源赵秉文、杨云翼，谓其“壬辰北还，老手浑成”。［11］（下册P413）王鹗则赞元好问曰：“一时学者，罕见其匹。士林英彦，不谋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11］（下册P417）杜仁杰甚至把元好问与苏轼并称：“敢以东坡之后，请元子继”。［11］（下册P416）而麻革、陈庾、陈赓、房皡、曹之谦等河汾诸老更是以元好问为圭臬，所谓“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12］（《后序》）刘秉忠在以杜甫、韩愈比喻元好时，也写下“久教吾道属艰难”［13］（P83）之句，显然也是以“吾道”属意元好问。

窝阔台汗七年（1235），蒙军俘虏了一位南宋理学家赵复。赵复北上讲学，自此，理学大规模北传。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深邃的哲学建构是金儒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与理学相比，金儒们的义理无疑是比较粗糙的。自赵复北来后，理学对年轻的学子们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吸引力，这种势头使元好问产生了防备心理，他曾对赵复一系大加鞭笞：“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11］（上册P730）赵复之理学是极讲伊洛道统的，既然与其不谐，则不如彻底与之划清界限。元好问在金亡后，往往以“文统”二字来替代“道统”。如“文统绍开”，［11］（上册P725）又如“自文统绍开后”。［11］（下册P51）同时，他也频繁申述“文统”正传之意，如“文章有圣处，正脉要人传”，［11］（上册P180）如“文章正脉须公等”，［11］（上册P322）又如“文章，圣心之正传”。［11］（下册P37）

元好问的“文统”意识由来已久，如其在赵秉文墓志铭中就曾论述“唐宋文派乃得正传”之意；在给雷渊的挽诗中也曾表达“万古文章有正传”［11］（上册P355）之句；他亦论蔡珪为“国朝文派”、“正传之宗”。［14］（P33）尤其在赠答刘从益的诗中更是明确提出了一条不同于理学的文统之途：

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圣涂同一归，论功果谁优？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11］（上册P15）

越到晚年，元好问的“文统”观念表达得就越清晰、越强烈。其绝笔诗更是把“文统”属己的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

读书略破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东曹掾属冥行废，乡校迂儒自圣癫。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11］（上册P328－329）

从“文统”这一角度，我们不但能看出元好问对理学道统所产生出的诸种焦虑，同时也能窥得他自觉承继金源文化的决绝心态，所谓“文统”，正是治道与辞章的合一，也正是对金源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

三

金亡后，元好问多在东平流连，其中原委无疑与严氏父子兴学有关。元好问在东平交游、执教，成为东平兴学的重要参与者。如前所述，宋子贞、徐世隆系东平兴学的要员，除外，东平兴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参与者，如商挺、王磐、刘肃、李昶、张昉、贾居贞、康晔、杨奂、张特立、张仲经、张圣予、刘郁等皆是也。这些人当中，多数是姚从吾所说的“中州型”［15］（P559）亡金儒士，其中很多人还曾是金亡时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保护过的儒士，［11］（下册P77）他们多对元好问心存感激之情，再加上对元好问的景慕，所以就把元好问当作了东平儒学的中心人物。这些“中州型”儒士把元好问作为祭酒，并封龙山三老，可见，他们对元好问延续金源文脉是寄予厚望的。

元好问在东平曾以金源制科辞赋教授学生，“为《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集，指授学者”。［16］（P478）当然，元好问学术的关注点也系“治道”，所以孙克宽指出：“他所陶铸出来的门生弟子，当然以事功为急，不能从学术和儒行上有更大的表现了。”［4］（P138）元好问的弟子们留心治道，并长于礼乐诗赋，所以往往是既精于吏事，又兼具文才，如元好问亲选的阎复、徐琰、孟祺、李谦、张孔孙等就都做了忽必烈的翰林学士或集贤学士，其他如王构、夹谷之奇、申屠致远等也都有文才能吏之称，是以虞集指出：“世祖皇帝，建元启祚，政事文学之科，彬彬然为朝廷出者，东鲁之人居多焉。”［17］（卷三一）

当然，元好问的弟子们并不仅限于东平儒士，像胡祗遹、魏初、王恽与东平兴学关联度不大的年轻才俊亦是唯元好问马首是瞻。如胡祗遹谓元好问为“一代宗盟”，［17］（卷五）魏初称颂“百年文柄遗山在”，［18］（卷二）又云：“遗山先生文章行业，海内所共知，士大夫不敢直以金国百年之论者，盖以文派有所在也。”［18］（卷二）王恽也一再表示自己要以继承元好问“文统”为己任，如其诗云：“党赵正传公固在，阳秋当笔我奚任。”［19］（卷一七）胡祗遹、魏初、王恽三人所行文，均纡徐委婉、通达晓畅，实是深得元好问文章之三昧。有人统计过：元好问弟子“十三人事迹见载于《元史》，十一人有专传。均系忽必烈开创元朝的有功之臣，活跃于政治舞台，建树颇巨。”［20］（P144）这可能是元好问在元初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胡祗遹在忽必烈朝历任应奉翰林文字，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及山东、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职；魏初在忽必烈朝历任国史院编修官、监察御史、陕西河东按察副使、江西按察使等职；王恽在忽必烈朝历任监察御史、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和元好问陶铸过的东平儒士集团一样，他们不是在各地监察机构为官，就是在翰林国史院中任职。无论是否东平儒士，元门弟子在至元年间的为官履历大抵相似，他们又都追求治道与辞章的合一，尊信元好问的“文统”之说，所以他们在大都一起交游唱和时，就形成为一个与正统儒士集团观念旨趣不同的“文统”儒士集团。

“文统”儒士集团大都有强烈的治道追求，王恽认为：“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重轻，用与不用之间耳。”［19］（卷四六）有没有实际的治术便常常被理解成“用”与“不用”的先决条件。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儒士都有在军政层面大试身手的机会，尤其是在王文统被杀后尤其如此，于是精于吏事就往往被理解为实际的治术，甚至被一些儒士视为叱咤职场的基本素养，正所谓“儒术审权精吏事，仕途横槊张吾军”，［17］（卷六）如此“儒吏并重”的模式遂成为很多“文统”儒士的共同追求。

王文统被杀后，“文统”儒士基本上退出了行政机构，赴外地为官时主要是栖身监察机构中；当回到大都，则主要是在翰林国史院中任职。由于常常处于闲暇无事的状态，所以他们在大都常常一起参加宴游、聚会、唱和等活动，这些活动越发激发了他们对辞章的爱好。至元年间，“文统”儒士们在大都举行过不少雅集诗会，如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到二十三年之间的天庆寺雪堂雅集、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林氏花圃燕集”、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玉渊潭燕集”、大德元年（1297）的“清香诗会”等一系列诗会雅集，此外，还有未知确切时间的“淇奥唱和”。其中“玉渊潭燕集”规模不小，参加者全系“翰林诸公”。［21］（P145）当然，规模最大的一次即是天庆寺雪堂雅集，雪堂系天庆寺住持释普仁之居室。释普仁喜与士大夫交游，创建天庆寺后，就开始“即寺雅集”，这次雅集参加者有商挺、王磐、徐世隆、李谦、王恽等，计十九人。［19］（卷五八）后来，释普仁将此次雅集的诗文并其他名公为其所做诗文结集，共得二十八人：商挺、张九思、马绍、燕公楠、杨镇、张斯立、王磐、董文用、徐琰、李谦、阎复、王构、徐世隆、李槃、王恽、雷膺、周砥、宋渤、张孔孙、王博文、刘宣、夹谷之奇、刘好礼、张之翰、宋衟、胡祗遹、崔瑄、赵孟頫。［22］（P343）这二十八人当中，商挺、王磐、徐世隆系元好问友人，徐琰、李谦、阎复、王构、王恽、雷膺、周砥、宋渤、张孔孙、夹谷之奇、胡祗遹、马绍系元好问后学，其他人也多服膺元好问“文统”之说，而燕公楠、赵孟頫等南人只不过是这个圈子中的点缀而已。

四

蒙元儒学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派是随赵复北来的南宋理学；另一派则承接金源文化之余绪。这两派儒士多不相谐，如前所述，元好问就曾指责赵复一系。郝经早年对南宋理学也持反感态度，其20岁时曾与太极书院院佐王粹讨论“道学”，他指出：“二程未尝称道学，道学即禹、汤、文、武、孔、孟之学，即孟、荀、扬、王、韩、欧、苏、司马之学”，但后来“道学之名立，祸天下后世深矣”，“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常常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16］（P338）其剑指赵复理学之态势昭然可睹。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有着金源文化背景的王文统成为中书平章政事。［19］（卷八十）王文统上台后，颁布条画、发行交钞，并设十路宣抚司统摄各地钱谷大计。这种一味主张治术的做法与主张舒缓民力的正统儒士发生了抵牾。姚枢、窦默、许衡等人虽在天下动荡时表现出了经世的一面，但其学术底子却是性命道德之旨。因此，他们对王文统罔顾民力的措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保证理财工作顺利进行，王文统自然要采取措施，姚枢首先被以宣抚东平的名义排挤出局，许衡、窦默则均是被迫谢病归。中统三年（1262），王文统因李璮叛乱被杀后，许衡等人的地位暂时有所上升。如姚枢在中统四年（1263）升任中书左丞；许衡则屡被召见，参与定朝仪、定官制，并升任中书左丞；窦默也被召还，赐第京师，月给廪禄。可见，王文统与正统儒士集团的确势如水火，究其扞格的原由，从两者不同学术背景的角度解释十分合适。

不过，北上的理学落实在金源文化环境中，与北方儒学长期接触，使得双方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涵化。赵复传播的乃是纯粹的性理之学，但其后继者如许衡、姚枢、刘因等都出现了某种变化。在追求治道的大风向影响下，许衡、姚枢等人都无法避免经世的味道，如许衡“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23］（P3717）至元初年，许衡曾上《时务五事》，极论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与农桑学校等。又撰《历代帝王嘉言善政录》，并与刘秉忠、徐世隆等同定朝仪，与刘秉忠、王恂、张文谦等定官制。其经世意味一览无余。与许衡一样同为赵复后学的刘因，则明显受到元好问的影响。如其诗云：“晚生恨不识遗山，每诵歌诗必慨然”，［24］（卷一八）“斯文元李徒，我当拜其傍”，［24］（卷一九）“空山夜哭遗山翁”。［24］（卷一四）邓绍基曾指出过刘因诗论与元好问的一致性，［25］（P407）查洪德也认为刘因诗文有“派继中州”［26］（P79）的特点。

至元年间，“文统”儒士集团极盛于大都。他们虽与正统儒士集团在渊源、观念层面有所不同，但经过长期涵化与磨合，互相角力的态势已是比较模糊了。至元后期，南方理学再一次北上，其内倾化的特点为北方儒士所不喜。如阎复为赵与所作的墓志铭就曾写道：“（赵与）尝与鲁斋先生许公论伊洛阃域，以力行为致知，首清简为高。沉默自秘，皆东南极弊。文以显道，舍是无以议。许公深然之。”［27］（P556）赵与作为进入翰林国史院为数不多的南方儒士，则不得不向北方儒士讨好低头。所谓“沉默自秘”、“东南极弊”应是许衡的看法，而阎复行文中突出这一细节，也当是深以为然的。作为元好问弟子，阎复对于“三纲五常之道，礼乐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这一“文统”儒学格局自是发自内心的推崇。［27］（P554）很显然，“文统”集团成为了南方理学家北上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道堤坝。

南方理学家承朱熹衣钵，一般都具有强烈的道统意识，这恐怕是大都“文统”儒士们的劲敌，以致形成南北两相对峙的局面，正所谓“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11］（下册P453）是以理学北来，往往会遭遇“文统”儒士的排斥。譬如有元一代最具影响的理学家吴澄，其人首次北上的时间是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在此之前，吴澄作《道统图》，校群经，已俨然以道统自居。这样的态势必当招致“文统”儒士的反感。吴澄此次北来未被授官，只得南归。至于南归的真正因由，估计是其理学的内倾性为北方文化语境所不容，譬如滞留大都期间，吴澄就曾向赵孟頫抱怨过：“吾之学无用也，迂而不可行也。”［28］（卷六）

有了“文统”儒士集团这道堤坝，不合其胃口的南方理学很难北上。但南方的文学家们却往往能厕身大都“文统”儒士之间。如徐元善记载说：“中州士大夫，文章翰墨颇宗苏、黄。……不远数千里，游中州士大夫之间。吾意其交荐并引，不待淹久，而脱裋褐，服青紫也。”［29］（卷上）其时，仕宦江南的“文统”儒士不在少数，有学者就提到至元年间“江南达宦者多中州文献故老，而南士裸将之余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30］江南地区的文学传统承继南宋余绪，与北方元好问“文统”颇不一致，如庐陵人赵文云：“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而已。”［31］（卷二）在面对北方“文统”儒士时，南方的文学家们多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为了能向元廷靠拢，他们不免要低姿态恭维“文统”儒士们。譬如歙县人杨公远承宋末江湖一派，但却写过“文献中州仰大邦”［32］（卷下）之句。在江南，不但有徐元善这样的诗人称颂“中州钜公”，［29］（卷上）就连戴表元这样的大家也一再表达对“中州文轨”［33］（P219）的崇敬之意。

尽管南北文风不同，但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容易消除彼此间的隔阂，更何况南方儒士又常常低姿态地折服于北方“文统”呢！程钜夫曾罗致赵孟頫、吴澄一同北上，但后来两人的境遇却有若天壤。作为文学才士的赵孟頫不久便进入了大都的“文统”儒士雅集圈，如前所述，雪堂雅集的名单中就有赵孟頫的身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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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秉忠.刘太傅藏春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4］元好问.中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姚从吾.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于保存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学才士可被接纳，而理学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吴澄以道统自任，自是不愿向北低头，这也导致他难以融入北方儒学圈。吴澄一次次地从大都铩羽而归，固与统治者的用材观念有关，同时也与“文统”儒士的抵制不无干系。刘竞飞指出，吴澄后来“升为国子监司业竟是因其弟子（虞集）所言，这本身亦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他的这位弟子乃是文名与学名兼具的。”［34］（P37）总之，元初至元年间，南方文学家北来容易被接受，而南方理学北上之路却并不通畅，这其中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A］.元好问研究文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6］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17］胡祗遹.紫山大全集［M］.四库全书本.

［18］魏初.青崖集［M］.四库全书本.

［19］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20］降大任.元遗山新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

［21］陈才智.元人王恽对白居易的接受［J］.文学评论，2011（2）.

［22］姚燧.牧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4］刘因.静修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25］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6］查洪德.北方文化背景下的刘因［J］.文学遗产，2002（3）.

［27］阎复.翰林学士赵公墓志铭［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8］赵孟頫.松雪斋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29］徐元善.芳谷集［M］.四库全书本.

［30］张正淳.养蒙文集［M］.四库全书本.

［31］赵文.青山集［M］.四库全书本.

［32］杨公远.野趣有声画［M］.四库全书本.

［33］戴表元.剡源集［M］.中华书局，1985.

［34］刘竞飞.赵孟頫与元代中期诗坛［D］.复旦大学，2010.

■责任编辑/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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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7511（2015）05－0055－07

2015－04－23

刘成群，男，历史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