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创刊的那些人，那些事

陈晓敏

《十月》创刊的那些人，那些事

陈晓敏

一、《十月》缘起

《十月》的创刊工作起始于1977年底，“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年，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组组长王世敏首先提出的创意。由于当时中国的政局尚有很多不确定性，整个文学界也还处于蓄势待发、静观其变的氛围之中，所以《十月》的创刊，倒应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大势，很像是新时期文学界爆出的一次运载武器的试验。

1977年10月份，王世敏提出创办《十月》杂志的想法并不是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因为工作中遇到了瓶颈。当时的文艺组（后称编辑室）大致分为长篇、短篇、文艺理论、诗歌曲艺4个小组，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少儿组。粉碎“四人帮”的第一个年头，文学创作刚刚有些起色，长篇组的编辑基本都组到了适合的稿件，比如李准的《黄河东流去》、谢鲲的《雅克萨》、柯岗的《三战陇海》……其他组也没遇到大问题，唯有短篇组遇到的问题比较复杂：当时还找不到哪位作者有足够的短篇作品可以出专辑，老作家们刚刚“解放”，业余作者又实力不足，虽然编辑部收到的自然来稿日渐增多，但是水平参差不齐，题材、体裁也各不相同，很难组织成书。作为文艺组组长的王世敏，正是出于对实际工作的考虑，决定另辟蹊径，干脆办一个“文革”前创办的《收获》那样的大型文学杂志，可以同时刊发各类题材、不同体裁的作品，以解决短篇组的工作难题。

《十月》创刊号

1977年10月，王世敏和章仲锷、张守仁一起去山东参加一个文艺创作会议，住在济南市的南郊宾馆。会议期间，王世敏跟另两位谈到这个办刊的想法，得到两位的赞同。在起刊名的时候，费些斟酌，还是王世敏想到了“十月”这个名字，并在工作日记中记下：“10月17日，到济南开会；10月24日，想定丛刊名《十月》……”

回京后，王世敏就在文艺组的工作例会上，让大家一起讨论创办杂志的事情，全组同志几乎一致表示支持，而且对《十月》这个刊名也很认同。会后不久，王世敏在向总编办公会上报选题的同时，确定了短篇组的3位编辑黎汀、陈晓敏和陈伟生，组成《十月》杂志的筹办小组，先把前期的准备工作做起来。

二、众人拾柴

当年文艺组几乎每个编辑都很乐意参与《十月》的创刊工作，积极推荐作品，因为完全没有经验，也就完全没有框框，只有肖德生曾经在“文革”前的《人民文学》工作过，知道办刊是怎么回事，王世敏非常重视他的意见。老肖比较担心的是一旦真的办成了期刊，就需要有持续不断的稿源，而当时的文学界乍暖还寒，一切还很难预测，万一没有那么多作者、那么多作品，期刊就很难办了……虽然那时谁都不知道文学复苏已经为时不远，但有些迹象还是可以感知的。比如那几年北京市创作联络办公室就设在出版社西院，做一些作家协会恢复前的组织联络工作，当时的主任是北京人艺原党委书记赵起阳。老赵是个很有亲和力的老干部，他带着郑云鹭、苗稼全等人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业余作者，不少人后来都成了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刘心武、陈建功、史铁生、李陀、理由、母国政、刘锦云、陈祖芬……创联办的氛围比较开放活跃，反映出当时大家对文学的发展有很高的预期；而老作家们是又一个群体，不时会听到一些“某某某归来”的信息；当时唯一没有预想到的是后来“重放的鲜花”，那批极具才华的“右派”作家们——而历史，都有了安排。

《十月》还遇到一个刊号问题，“文革”前的文学期刊都是作协系统在办，出版社只有书号，刊号必须要到市委宣传部门报批。鉴于数月之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来联系出版《天安门诗抄》，上报市委宣传部门，却拖了很久也未获批准，如果《十月》报批再这样拖延，还真不如不要刊号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王世敏与张帆、李野等社领导沟通、研究后，在总编办公会上决定，先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十月》，做起来再说，这样就为创刊赢得了时间。

到11月底，《十月》的整体装帧设计已经完成，黎汀作为丛书责任编辑与美术装帧组联系，综合大家的想法，希望封面能够做得素雅大方，不要搞得太浓烈。美编张新生很快设计出效果图：白底浅色迎春花，红色的“十月”二字，是请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美工李华锦题写的，笔力大气，厚重却不失雅致……大家一看都很满意。

栏目设计上，考虑到当时的文学创作还处于低谷，就把文艺理论放到较为重要的位置。章仲锷提议搞一个“探讨与借鉴”的栏目，可以对有争议的作品做理论分析。后来几经斟酌，最后定名为“学习与借鉴”，先以刊登被“文革”封杀的文学经典作品和专家的评介文章为主，一方面是要表明《十月》推崇经典、接续传统的立意，同时标出了《十月》将要追求的文学高度。而那时，虽然一些外国电影会以内部参考片的形式小范围放映，但对国内外遭批判的文学作品还未解禁，所以篇目的选择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好在“学习与借鉴”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老师们积极支持，从而确保了这一栏目的高质量。谢冕也是从那时开始，与《十月》结下了缘分。

几乎在同时，大家知道了刘心武有一个短篇小说《班主任》马上要在《人民文学》第11期刊出（实际那一期是1978年1月份才出来），好像是章仲锷带来的信息：可能这篇小说会有社会反响。那时刘心武已经从中学调到了北京出版社，在少儿组，于是章仲锷马上去问刘心武是否还有新作。《爱情的位置》就这样很快确定发在《十月》创刊号上。

这一期原创部分是全组编辑共同提供的，都是手里准备出书的作品，只要篇幅合适就先刊发了，有金和曾编的《雅克萨》、赵维明编的《土尔逊的故事》、吴光华编的《壮歌行》……“学习与借鉴”则是黎汀、陈晓敏、陈伟生重点约稿、编辑的栏目，北大的黄修己、唐沅评介鲁迅的《药》和茅盾的《春蚕》，文学研究所的陈燊、柳鸣九评介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茅盾、杨沫等老作家的文章更多的是批判“四人帮”，对新文学的表态……所有的稿件编辑完成后，黎汀统一编排目录，陈晓敏、陈伟生画好版式，张新生做装帧，然后交王世敏二审，最后张帆、李野三审签发……

70年代的印刷技术还是靠人工铅字排版，一本书的印制周期常需要近一年的时间。《十月》创刊号发稿后，大约在1978年春夏之交，王世敏把少儿组的刘心武、田增翔调整过来，算是最早确定了《十月》的5个编辑成员。此时很多作家陆续重返文坛，又是全组编辑通力合作，四处组稿，先后拜访了叶君健、骆宾基、林斤澜、张志民、吴伯箫、吴恩裕、白桦、刘真……第二期的原创作品明显有了增加。

三、一炮而红

在近一年的出版周期里，“夜长”就一定“梦多”，北京和外地的文学圈都有对《十月》的议论。原社领导张帆、李野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在签发《十月》创刊号不久，1978年四五月间先后调到中国新闻社和中宣部任职。新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对《十月》的看法明显有了差异，主管文艺的一位副总编曾经在老市委的《前线》杂志工作过，“阵地”意识很强，他主张对《十月》要严格管理。

《十月》终于还是留在了北京出版社，还因为主要的社领导也很看重《十月》。王世敏工作日记中记录了1978年4月的一次工作会议，研究生产用纸的问题，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纸张是国家按计划分配，出版社全年1200吨纸，一季度已用去400吨，因此要各编辑部门压缩选题，而《十月》是最先被列入“必须出的”选题里。每期10万册，计划安排120吨纸，占到全社用纸的10%——出版社当时还有文史、编译、科技、政读、美术多个编辑组。

那一时期《十月》还组织过几次座谈会，征求各方面对办刊的意见。一次老作家的座谈会上，严文井不无担心地发言：“苏联作协的机关刊物也叫《十月》，我们还叫这个名字，会不会让别人有什么想法？”大家议了议，还是觉得不必有太多顾虑，叫《十月》挺好。也正因为有严文井的提示，王世敏在发刊词中特别阐述了“十月”在我们心中的意义：“我们把‘十月’定为这个丛书的名字，是因为‘十月’在人类历史上闪耀着异常灿烂的光辉。它对革命人民的魅力，不仅是因为阿芙乐尔舰上隆隆的炮声震撼了旧世界，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阻挡；而且，从1949年以来，北京十月的礼花，十月的红旗，十月的锣鼓，就成为革命人民胜利与欢乐的象征……”

1978年底，《十月》以文艺丛书的形式，由新华书店发行，共有两期。到了1979年，仍然是新华书店发行，按季刊的节奏又出版了4期。这6期刊物厚薄不同，出版日期不确定，售价也不一样。比如最厚的一期414页，售价1.50元；最薄的一期256页，售价1.00元。此一阶段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期刊，印数也是比较谨慎的，每期10万册左右。

到了1980年，《十月》拿到了正式的期刊号，按照统一的页码，统一的定价，统一的出版日期，交邮局全国发行，为双月刊。

一时各地读者订阅的热情很高，但是这一年的《十月》还属于“限量发行”。是什么原因？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可能与纸张的计划供应有关），印象深的是印数确实在“逐期增加”，由1980年1期的14.7万，提高到1980年6期的23万。编辑部还会不时地接到外地读者的来信或电话，反映当地邮局订不到《十月》，询问如何解决的办法。

50多万的印数出现在1981年。这一年开始，邮局取消了《十月》的限量发行，读者的订阅数量大增，第1期的印数就达到55万册。《十月》创刊号的版权页写的出版日期是1978年8月，实际在新华书店出售时已经是10月份了，马上受到了各界读者的热烈欢迎，新华社也做了报道；很快出版社的收发室开始接收寄给《十月》的“整邮袋”的读者来信（仅《爱情的位置》就有数千封），还有纷至沓来的全国各地的投稿信函……这些积极、热烈的社会反响，应该是当时文艺组的编辑们都始料未及的。

如今回看《十月》创刊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出版模式的推出，挑战了“文革”前很严格的书报刊管理体制。50年代全国作协只批准了一家大型文学杂志《收获》（后由上海市作协主管），加上若干省作协的地方文艺，再加上长篇短篇等图书慢条斯理地印制发行……显然已经很难适应“文革”后突变的形势。而《十月》的创刊带动了全国的出版界，在即将到来的文学大潮中有愈来愈多的大型文学杂志涌现，就像一艘艘可以同时承载很多作家的很多作品的航船，在极短的时间，送至最广阔的空间最广泛的读者那里。试想一下，如果还是固守单兵作战的出版方式，作家与作品仍然是一个一个抛向大海，哪怕是鱼贯而入，又能造出多大的声势？

2003年，谢冕为“《十月》典藏丛书”写了那篇序言《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其中一段充满激情：“北京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一份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巨大灾难落幕之后诞生了。刊物赶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划时代的会议之前创刊，它是一个时代开始的象征，更像是一个传送信号的气球，向久经苦难的人们预告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这就是《十月》。”

80年代的前夜，正是像《十月》这样的大型文学杂志的批量出现，助推了“文革”之后在一片废墟之上的新时期文学的重建，迎接着历史上空前的是以后可能都很难再现的文学高潮的到来。

一个文学时代过去了，谨以此文向已经逝去的同事张帆、李野、王世敏、肖德生、章仲锷、田增翔等表达最深切的敬意。

（作者系《十月》杂志编辑；本文摘自《光明日报》201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