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冤假错案 法治文化应发挥更大作用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

文/卢敬春

预防冤假错案 法治文化应发挥更大作用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

文/卢敬春

随着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福建的念斌投毒案、河北的聂树斌案等一系列案件的曝光，百姓对冤假错案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人开始对司法公正产生了怀疑。

预防冤假错案，需要从法治文化中寻求资源。那么，从法治文化的角度看，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是什么？该如何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出现冤假错案后，如何重塑人民对法治的信心？对此，《中国法治文化》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

《中国法治文化》：近年来，媒体曝光了多起影响全国的冤假错案，其中哪些案件比较典型？

何家弘：以前媒体对冤假错案报道得很少，一般发现错案后相关部门内部就纠正了。这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做错事，一般都不愿意公开讲。从2000年，或者可以说从1995年开始，冤假错案的报道开始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1995年，《法制日报》报道了纠正黑龙江省伊春市石东玉故意杀人案。2000年，媒体报道了云南杜培武冤案，杜培武是一名警察，遭到其他警察的刑讯逼供，不得不违心供述自己是杀人凶手，险被冤杀。到了2005年，出现了佘祥林杀妻冤案，这个案件一发生就轰动全国，媒体报道很多。再后来，是2010年的赵作海冤案，该案推动了我国两个刑事证据制度的出台：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国法治文化》：我们如何从法治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冤假错案的成因?

何家弘：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体制上的，也有方法、观念上的。从文化方面来看，也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有关。

一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的是打击犯罪，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重视不够。我国法律文化，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偏重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价值取向，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就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我国司法文化更强调实体公正，对程序公正强调得不够。从我国司法文化传统来讲，就是重口供、轻证据。古代办案的原则是根据口供定罪，即使是“包青天”也不例外，没有口供就不能办案，不供就得用刑。没有程序保障很难保证实体公正。西方法治更强调程序公正。我国也一直禁止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了仅有口供不能定罪；但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敢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敢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敢判案。而对于侦查人员来说，用口供破案要比用证据破案更容易，通过审讯嫌疑人就可以达到目的。一般在犯罪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首先查找犯罪嫌疑人，抓到后想办法拿到认罪口供，然后再收集补足证据，这种模式很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但侦查人员拿到口供就可以破案了，检察院需要口供，法院判决也需要口供。除了口供就是证人证言，对证人有时也采取暴力取证的方式。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人犯罪，只要把人抓对，判了刑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判的就不管了。在整个社会中，这种文化也存在，以前只强调做好事就是好人，并不关注好事到底是怎么做的。“做正确的事，还要正确地做事”，指的就是程序公正的问题，应更多地强调法治，强调程序公正。现在科学技术的水平不断提高，侦查人员对于以口供为代表的人证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

三是在诉讼文化里，以侦查为中心的模式影响司法公正。以前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环节中，主要就是侦查，侦查定案就判有罪，审判环节成了“走过场”。审判应该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证据是否充分，应该通过审判确定，而非侦查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必须围绕审判展开，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判决结果形成在法庭。毫无疑问，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对防范冤假错案、推进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

《中国法治文化》：如何强化法治文化建设，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何家弘：从制度上，要加强司法改革，健全相关制度。如推进公、检、法之间关系的改革。目前，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在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和法院的裁判权没有起到作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都成为侦查的附庸，起诉和审判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作用被虚化。刑事司法系统内分权的主要目的就是相互制约，通过相互制约来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司法公正。目前，我国应完善公、检、法相互制约的规则。就一般刑事案件而言，公安侦查工作的成效实际上对检、法两家的工作形成了制约，而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安的侦查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法院的审判权，因此最需要加强的是法院对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约。我国正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就是要确立相关的规则，包括公、检、法之间互相制约的规则、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则、法官对证据的直接审查规则等。法官的认证应该是司法证明的中心环节，取证、举证和质证都是为认证服务的，明确了侦查、起诉和审判之间的关系，公、检、法之间的关系也就理顺了。此外，政法委不要介入个案，要维护法院、检察院的独立性。

要转变司法执法观念，重视程序公正。司法执法人员要转变观念，以前强调打击犯罪，现在要强调保障人权，逐渐形成一个社会需要的法治文化环境。早在1979年，我国就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因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获得的口供不是必须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应该排除，不能用。以前大家都知道这样获得的证据不好，但其就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非法获得的证据管用，可以破案。2011年出台了两部证据规则方面的法律， 到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也提出严禁刑讯逼供， 但推进不容易。

要以文化的形式宣传和弘扬法治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包括小说、电影等，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很多中国人都比较喜欢武侠小说，其中的思想是惩恶扬善，但也包含着无法无天的思想，不讲法律，就看谁强大，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些民众没有法治观念，不按法律规则办事。现在社会暴力倾向严重，一方面是社会矛盾多，另一方面也有武侠文化的影响。法治类的文学作品，像侦探小说，弘扬的是在法律框架内的惩恶扬善，在欧美很流行，是社会的主旋律。中国文化缺少法治意识，群众阅读法治文学作品的习惯还没有养成，需要一些好的作品，潜移默化地对群众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在文化方面，要多做有益的事，创作一些现代法治社会需要的作品。文化是立体的，在促进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中，文化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形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领导干部首先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向宪法宣誓，也是行为习惯。我国从明年1月1日起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是好事，但相关人员在宣誓前应该认真读一遍宪法；如果不知道宪法的内容是什么就宣誓，就成了“走形式”。其实，读宪法也是一种文化熏陶，领导在作决定的时候，知道宪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逐渐树立起法治观念。

《中国法治文化》：对预防冤假错案,我们还有哪些具体工作要做？

何家弘：具体要做的工作很多，关键是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在《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中分析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第一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第二是违背规律的限期破案；第三是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第四是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第五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第六是放弃原则的遵从民意；第七是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第八是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第九是骑虎难下的超期羁押；第十是证据不足的疑罪从轻。

前五大误区主要是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冤假错案生成的主要根源还是在侦查环节。可进一步推动侦查体制的完善，通过检察机关介入侦查改变旧有侦查模式。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需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准，培养一批专门侦破命案的专业人才，熟悉此类案件的取证要求，才能对案件进行指导。在审查批捕环节，检察机关与侦查部门确实需要配合，但更需要制约；在公诉环节，倒可以多强调检察和侦查的配合，主要形式就是公诉要引导侦查取证，确保证据确实、充分。

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是冤假错案形成的原因，这些都应该改，需要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努力。比如，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司法人员应中立客观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防止用有罪的眼光看待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经法庭审判来完成，而侦查和起诉都是审判的准备阶段，重点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

可喜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纠正冤假错案件已经成为启动司法改革、重塑司法公正的突破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司法制度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例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

《中国法治文化》：出现冤假错案后，如何重塑人民对法治的信心？

何家弘：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司法公信力不高。在公、检、法系统中，虽然前面公安、检察机关也做了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法院的公信力。周强同志在就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提出了要提升司法公信力。这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政治制度、体制机制等问题。但重塑司法公信力，最有效的途径，是抓住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纠正。比如聂树斌案，如何克服阻力，公正地作出一个再审的决定。对于这种案件的正确处理，可以使其从一个“大包袱”变成一个“大礼包”，重塑民众司法信心，对法律产生期待。

加强民众参与司法也是提升公信力的一个有效路径。在提升司法公信力方面要加强公众的参与，我国司法改革也在向这方面发展，包括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但需要强调的是，官方的“人民”不行，老百姓直接参与，公开透明度就高了，有助于提高公信力。在错案复查方面，可借鉴英国的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其中有民众参与。山东也想推出有民众参与的复查委员会，在聂树斌案中组织了一个听证会，但还不完善。

因涉及追责问题，可以说冤假错案纠正是一场“生死搏斗”。我一直主张，纠正冤假错案和责任追究要分开处理。纠正冤假错案要坚持无过错原则，追究责任要坚持过错原则。发现案件错了就要纠正，不管是否有主观错误。追究责任需要辨别是否有主观故意制造冤案假案错案，或有重大过失才能追究。人都可能有失误，警察也一样，不能因为出现了错案就追究责任。对于以前的那些冤案假案错案，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由于司法水平比较低，适用过错原则也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