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中拓展、开掘

李世涛

摘 要：2013年，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潜力，研究成果丰富，并充满了活力，在总论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不少收获。但也存在着选题重复、质量不高等局限。鉴于此，有必要加强问题意识，从深层的学术生态着眼，进而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质量。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研究；总论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与国内其他文论研究领域的沉寂相比，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显得活跃、深入、生机勃勃，成绩也颇为显著、引人注目。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本文根据2013年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所发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含美学）研究论文和专著，从总论性研究、专题性研究、个案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了本年度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情况，希望有助于了解本年度这个学科的进展，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照。

一、总论研究2013年，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总论性的研究较为薄弱，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学界“西马”文论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以及“西马”文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建辉针对中国“西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但应该客观地把握“西马”，为此，要强化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他对五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家族相似”的现象，也适合用这个概念描述“西马”群落；“幽灵化”的马克思并没有维护、坚持总体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马克思，马克思仅仅是一种碎片化的幽灵式存在，马克思的实践性、未来关怀都被淹没于解构主义之中了；马克思的思想应该是其成熟时期的思想，如果从思想的演进方面说，可以区分出“多个马克思”，可以讨论“两个”或“多个马克思”，但讨论时应该把这个问题置入一定的范围，以发展的或动态的眼光看待这些阶段，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变革关联和统一性，否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分裂，甚至出现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西马”关注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而不是国家和法律问题，这种“文化转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但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文化化”了，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狭隘化；“西马”（晚近“西马”尤甚）大都是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不少学者开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并将其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念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思想，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范围之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方法，但也是世界观、倾向性、实践、价值、信念，而且是统一的，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性化、知识化。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西马”及其研究者身上，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①

丁国旗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新时期以前“西马”主要集中在卢卡契等极少理论家，介绍得多，还谈不上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研究“是火热的”；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的译介和研究达到了高潮；新世纪以来的“西马”研究也涌现了大量的成果。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界以排斥、批判为主，之后，国内对于“西马”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出现了“过热”的现象，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化”倾向，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多元化”。但是，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却进入了“冷落萧条期”，也应该正视这种现象以及“西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②如果缺乏总论性的研究，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科学地、深入地、全局性地把握“西马”文论的性质、特点，导致一种“不见森林”的结果，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也是如此，希望以后的研究能够克服这种局限。

二、专题研究2013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面很广，几乎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方方面面，并且不乏亮点，有的研究很有新意，有的研究很有深度。其中，关于“西马”的乌托邦思想、符号学的研究，以及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都可圈可点。具体的研究情况，下面分而述之。（一）“西马”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朱印海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介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诸如卢卡奇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布莱希特和马尔库塞强调现实主义文艺要深刻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对人的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重视文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该文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反对把文艺作为逃避现实的、精神的避难所，反对把文艺作为政治的附庸。③（二）悲剧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颇为关注悲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个传统，布莱希特提出的“史诗剧”理论、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威廉姆斯的《现代悲剧》、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关于悲剧观念》都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肖琼的博士论文《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选取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从意识形态、现代性、革命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进而从整体上进行了评价：“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是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而对当前现实作出的反应。……在坚定人类意志力量的富足弹性和本能潜力的基础上，抓住悲剧突变的一瞬，从理论上论证了悲剧所包含的辩证性功能以及悲剧困境所包孕的希望，并将悲剧理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当前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④有趣的是，论者还谈及伊格尔顿对中国悲剧的看法及其缺陷。（三）乌托邦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乌托邦思想及其研究占有很大的分量，布洛赫、詹姆逊均有专著，马尔库塞等理论家都有许多论著论及这个议题。但与其他议题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但是，在2013年度，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张艳玲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着重研究了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她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张艳玲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分为三种类型：以布洛赫为代表的“本体论”，强调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它始终存在，并有实现的可能；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终结论”，马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乌托邦的终结，以理性、博爱为基础的人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本主义思想将更有效；以哈贝马斯、高兹为代表的“替代论”，他们指认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揭示社会的本质，前者主张以“交往社会的乌托邦”代替“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后者主张以“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代替“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乌托邦”。⑤

张艳玲还进行了个案的研究，主要研究了哈维、马尔库塞、詹姆逊这三位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她以《希望的空间》为重点，分析了大卫·哈维的乌托邦思想，哈维把乌托邦分为：（1）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即通过安排空间秩序来展望、憧憬社会的前景，其特点是，可以把城市规划方案作为一种乌托邦实践，需要才智超群、道德高尚之士全景式地进行监控，才能够实现乌托邦方案中的秩序；（2）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它以时间为重点，其特点是，它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彻底否定空间，也要求发挥空间的基础性作用；（3）时空辩证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充分地综合了前两种乌托邦的优势，要求辩证地处理时空的关系。⑥

马尔库塞是乌托邦“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张艳玲梳理了马氏的乌托邦思想。在她看来，马氏的乌托邦思想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密切相关：他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的严重异化，社会主义应该重建人本主义理想的维度，把实现人的价值作为根本目标，他强烈地批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了实施乌托邦的方案，他提出了“大拒绝”的方法，即拒绝与当局合作，拒绝参与政治制度的建构，甚至拒斥社会组织的正常更替。既然资本主义终结了传统的乌托邦思想，他顺势提出了“审美乌托邦”，希望用美、艺术为人类提供一个感性、理性、想象相互协调发展的非压抑的社会，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的自由和价值。⑦乌托邦思想在詹姆逊的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研究中都有所体现，2005年，詹姆逊还出版了研究乌托邦的专著《未来考古学》，鉴于此，有必要研究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

张艳玲结合詹姆逊的文艺阐释学，研究了詹氏的乌托邦思想：（1）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构成了詹姆逊阐释学的双重视域，前者构成了其否定阐释学，要求对乌托邦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后者构成了其肯定阐释学，坚持分析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2）乌托邦具有批判性。乌托邦必须否定现实，也只有这样，才有其价值，否则，就丧失了其意义，也不成其为乌托邦了。（3）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具有悖论性。一方面，反乌托邦认为当前的现实世界最好，乌托邦在建设新社会中必然具有极权主义性，另一方面，个人的乌托邦却丧失了变革社会的要求。这样，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彼此冲突，不可调和，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无法根除，就只能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及其乌托邦了。她还认为，詹氏提出的“民族寓言”理论具有乌托邦性。⑧遗憾的是，张氏虽然扼要地概述了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但《未来考古学》在她的研究中几乎是付诸阙如的，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虽然这部著作出版多年，国内的研究者却很少、很薄弱。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承续了之前对乌托邦的关注，他还用大量篇幅讨论了科幻小说的乌托邦性质。黎婵、石坚独辟蹊径，从这部著作出发，挖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幻批评（尤其是其乌托邦维度），这样的研究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她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幻批评流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资源是新左派思想。它把握了科幻小说对现实说“不”的否定精神，具有阐释学和文学的双重含义。它的乌托邦思想以苏恩文、詹姆逊为代表，还能够追溯到布洛赫，涉及到阐释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冲动与乌托邦总体的性质与区别。在乌托邦文类的阐释上，它以“中立化”代替了“理想的社会蓝图”的概念，强调了形式的总体化差异的辩证法。⑨（四）符号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符号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也从它那里汲取营养，并推动了符号学的发展。

张碧集中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其批判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的批判；对“共时性”认识维度及其派生概念的批判，即符号的表意实践是人的主体对客观现象的概念化过程，因此，不能将符号的生成看做封闭系统的自然的衍生物，这样，符号学批评视野应该被延伸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现实领域，并历时性地考察社会文化符号的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借鉴主要表现在积极吸收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成果：借鉴了它对符号本质的理解，并把它延伸到对社会文化批判方法模式上；强调社会文化表意产生于变化的社会生产状况之中，灵活地运用它的符号学概念和方法，并抛弃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生成语境及其形而上学的规定。其中，德拉沃尔佩、戈德曼、阿尔都塞、霍尔等理论家都批判并认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方法。符号学的巨大发展及其复杂性，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符号学影响的复杂性，詹姆逊、布迪厄对符号学的接受都非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⑩

张碧还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研究了他的符号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张碧研究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重点分析了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吸收和扬弃，即他把电视节目区分为“内容”和“形式”，并分析了它们在节目制播的两个阶段（搜集、整理节目的政治信息并改造为话题是电视节目的“形式”；围绕话题产生的辩论话语是电视节目的“内容”）的表现；分析了其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注重共时性、静态的研究）及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确定（或意义的生成），并不是决定于符号系统的差异性，而是由社会历史的活动、语境、约定俗成决定的。她进而分析了霍尔的符号产生意义的三种方式：反映途径、意向性途径、构成主义途径。据此，作者认为：“透析霍尔复杂而精深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掘进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建构无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B11近年来，赵毅衡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并着手建立中国的符号学，而关注并汲取国外的符号学研究成果是建立中国符号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这些研究为建设中国的符号学提供新的经验。（五）现代性的审美救赎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审美的救赎，并有大量的论著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国的研究却很零散。许勇为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审美救赎理论，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学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传统的美学化改造，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条审美现代性的救赎之路。而且，它自身及其方法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注重塑造个体内在的精神；方法属于文化批评，而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缺乏实践性；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因此，它无法推进社会的变革，也无力把社会历史带出现代性的困境。B12我们希望许勇为的研究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六）空间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颇为引人注目，近年来，哈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热议。耿波、李东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观念是一种时间美学的建构，因忽视“时间”与“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而导致了政治上的迷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引发了新的政治时代的到来，即都市空间政治。在都市空间中，发生了从时间美学向都市空间的嬗变，都市空间美学以同时包含主动—被动内涵的个体为审美主体，同时包含了政治否定和个性解放两方面的审美意蕴。B13尽管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有点偏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空间在建构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空间生产是都市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的空间研究必须注意空间生产中蕴含的权利、政治性，关注空间生产的公平、正义，国内的空间研究更要强化这一点，防止把空间生产纯粹物质化、自然化。国内学界对空间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的研究都非常薄弱，这个研究无疑可以引起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关注，并把空间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七）后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广受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关注，但文论界对它（尤其是它对于文论建设的意义）的关注却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水平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陶水平细致地研究了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当前文艺研究的意义，他研究了“接合”理论对当代欧美“文化研究”的影响，并着重研究了“接合”理论之于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即把古今、中西、文史哲、理论与实践“接合”（代替“整合”、“融合”）起来，从而具有“建设性、广泛性、理论性、实践性、可言说性、可操作性”。鉴于此，他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开出了这样的药方：“走向‘接合主义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B14（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思想。中国文论界一直关注法兰克福学派，2013年度的文论研究仍然如此。谭好哲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文艺、技术的两种价值取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排斥或否定派，以本雅明为代表的肯定派。作者认为，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复杂的，两派分别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讲，媒介技术是中性的、无倾向性的，其倾向性是由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的，不能把工具性的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倾向性的媒介技术混淆起来；对技术和艺术的先进与否的判定，除了考虑生产力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B15王才勇则梳理了这个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主线。他认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早期、中期的理论家把重点集中到了现代性批判，加上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的减弱，他们就把批判的重点转移到文化上，借助于远离现实的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并把审美、艺术作为落脚点。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就主要表现为一种美学批判，集中在审美、艺术领域，这种倾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其文论、美学的一条主线。B16这些研究无疑能够促进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美学。（九）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它较为关注。胡小燕关注它对于英国文论的文化转向的影响。她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但其方式却较为复杂，导致文化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之间始终是互补的关系：文化被置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之中，文学批评从文学的内部批评转向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原因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渗入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文化因素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解“阶级”问题的新的立足点。传统与这些因素的结合，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下述特点：强调历史的总体性；立足于整体性的基础，强调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结果，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在革命中有重要的作用；注意把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间的辩证关系，例如，葛兰西把“市民社会”这个经济基础的概念，改写为意识形态机构。这样，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而是使文化与它成为一种互补的关系，并由此克服了还原论、决定论的影响。B17段吉方从微观的角度细读了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并由此梳理了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具体而言，威廉斯以“感觉”区别世界观、意识形态，以“感觉结构”表现了对基础、文化、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的“感觉结构”受戈德曼的“世界观”影响，但又不同于它，后者强调文艺作品与社会集团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前者强调文学与一定社会生产之间的辩证的而非完全结构的关系，他用“感觉结构”分析文学作品，并把它从社会领域扩大到审美领域；“感觉结构”奠定了“文化分析”的方法、“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范式，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上恢复了感觉、经验、价值、形式之于意识形态的复杂影响。B18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现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很有必要梳理清楚它的发展脉络、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一定的空间，希望出现更深入的成果。

三、个案研究2013年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的伊格尔顿、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本雅明，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多年。就本年度的研究情况看，既有面的全面拓展，又有深度的开掘、质量的提升，某些研究试图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富有探索性，代表了我国文论界的研究水平。而且，有意思的是，以前关注不多的东欧文论家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也存在着选题重复、研究平庸、缺乏新意等缺陷。（一）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今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时有论著刊行，并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文论界对他的热情一直不减，2013年仍然如此，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伊氏批评理论的全局及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王涌全面地研究了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分别梳理了“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和“理论之后的理论”，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其“艺术生产论”揭示了艺术的特点与功能，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艺术不仅能够认识、把握现实，而且也能够创造、生产现实；艺术生产是精神的生产；艺术与生产的关系必然涉及到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艺术与现实并不直接相关，而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意识形态指“那些与社会权利的维护和再生产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和信仰的模式”，它植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重要的理论贡献，它揭示了艺术的审美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艺术生产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作者用一定的形式加工意识形态，作品文本就成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解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艺术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抵制特定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溶解力，能够溶解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内容；“审美意识形态”来自于人内心的感性力量，有强大的内化作用，其作用离不开感性。伊格尔顿与时俱进，极为关注当下理论的发展。面对批评理论的衰落，他出版了《理论之后》，总结了当代理论的发展趋向，提出了“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的命题，即这样的理论质疑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不再信奉普遍、客观的真理，滑向了主观真理；它反对统一的、整体性的东西，沉溺于个体的、非规范的东西。伊格尔顿指出了理论衰落的事实，并非认同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而是为了呼唤理论复兴，呼唤时代对理论的兴趣和需求。B19贾洁也以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为研究对象，但选取了批评策略的角度，并总结了伊氏的批评策略：同时使用精英的、民粹的笔法，使自己的写作服务于教育大众的目的；宣传正确的理论、观念，并为一些被遮蔽、误读或歪曲的常识和概念正名；有意打破批评写作、创意写作的鸿沟，或灵活运用，或把它们与学术规范结合起来；强化学术领导权、反对学霸。B20蒋继华则从本雅明对伊格尔顿影响的角度切入了伊氏的批评理论：伊格尔顿对文艺本质的理解中强调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生产性，尤其是技术的决定作用；伊格尔顿一定程度地接受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尤其是碎片化的历史、进步的线性历史）和“星座化”的批评策略；伊格尔顿借鉴了本雅明的语言风格，经常运用调侃、幽默、通俗、非体系化的表述方式。B21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伊格尔顿的文论。此外，随着中国批评界对身体及其话语的兴趣的增强，国内学界开始关注伊格尔顿的身体话语，刘坛茹的文章梳理了伊氏的身体话语。在她看来，伊格尔顿认为，诞生于18世纪的美学实际是一种身体话语，在鲍姆嘉登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其唯物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为此，要挽救其唯物主义，把它从唯心主义的窒息中解救出来，强调审美具有身体的物质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美学承担了专制主义统治的润滑剂和替代品，通过身体感觉的冲动，把主体和同情联系起来，使主体在促成社会和谐的前提下保持独立，也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理想的统治模式。审美意识形态具有辩证性，统治阶级渴望审美，但审美又是危险的，可能颠覆权利；女性主义应该把身体经验与经济、阶级意识融合起来；悲剧中痛苦的身体也有生物性、自然性，可能产生解放的、反抗的主体，具有颠覆专制的潜能和力量。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身体观，要保障身体在自然、文化间的张力，使之回到人本主义的身体，并恢复其抵抗性。B22本年度的伊格尔顿研究还集中于对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研究。在欧美金融危机的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价值再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清理了西方世界对马克思的误读，探讨了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引起了欧美学界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广泛讨论。当年，新星出版社就迅速推出了该著的中译本，汉语学界也有热烈的讨论。讨论延续至今，在2013年的文论、文化讨论中亦有所反映。穆宝清强调了该著的意义，即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利于西方世界重新认识并重视马克思主义，同时，对“今日中国理论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一面，即自我实现、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美、享受丰富而幸福的生活，论证了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对高尚道德的追求、资本主义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作者也反思了该著引发的争议、批评，该著的意义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但也有不少争议、批评，主要是该著理论探索的薄弱或缺失，及其刻意迎合读者的通俗化。B23孙士聪则从“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切入讨论，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经济主义拘泥于经济层面的局限，但自身却忽视、排斥了经济层面及其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的“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立意于资本的自我拯救，虽然它重视经济，但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这样，这两种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难以克服的困境，伊格尔顿的困境和焦虑源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困境。B24这些研究有新意、深度，论者思维活跃，一定程度地提升了研究的整体水平。（二）詹姆逊是美国最重要、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西马“文论的中心人物之一，2013年的詹姆逊研究延续了这个传统，并有所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阐释学思想。王淑玲概述了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思想，即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地吸收了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的成果，其中，新批评、结构主义是其两大背景；它穿梭于形式主义的研究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致力于文学的祛伪和非神秘化；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历史的三个层面。这样，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就具有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新解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处理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处理好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把文本的阐释和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论者比较准确、客观、翔实地介绍和评价了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思想，但新意不足。B25巧合的是，2013年出版了两部研究詹姆逊阐释理论的专著，一部是姚建斌的《走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詹姆逊的阐释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该著把詹姆逊阐释理论放在西方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研讨了其理论渊源、阐释的总体化原则、阐释策略的历史化、阐释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内容，强调了詹姆逊阐释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另一部是沈静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美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该著着眼于詹姆逊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其阐释学美学的影响，系统地研究詹姆逊的阐释理论体系，强调要分别从政治、社会、生产方式的层次展开对文化实践的阐释，同时，作者也发掘了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阐释，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后现代文化理论。黎庶乐通过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得出了这样结论：詹姆逊改造、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传统，他以其文化政治学抵制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的普遍化逻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用乌托邦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建集体性的主体，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特色。B26

第三，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韩雅丽认为，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是詹姆逊文化政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逊针对第三世界的历史、现实，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化的寓言性质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詹姆逊把第三世界作为抵制晚期资本主义压制的“飞地”和重要力量，构建了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B27

第四，詹姆逊对阿多诺接受、扬弃和激活。孙士聪认为，詹姆逊激活了理论政治策略的规划、否定辩证法、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三者之间的对话。20世纪70年代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詹姆逊把它转变为“辩证法的楷模”、“我们时代的分析家”，并深刻地影响了詹姆逊的理论建构。晚期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否定辩证法”既希望直面资本主义的新现实，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有效性，因此，它可以是“失败”也可以是“楷模”，它体现了詹姆逊发掘马克思主义阐释有效性的努力。B28

此外，应该提及的是，杰姆逊与中国学界一直有良好的交往和互动，2012年12月，78岁高龄的詹姆逊仍然不辞辛苦地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在北京大学做了《奇异性美学》B29的学术演讲，并出席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主办的“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研讨会”B30。之后，他又结合其新著《再现资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了主题演讲，其旺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理论触觉、灵活自如的批评都令中国学界叹为观止。这几次演讲及其《再现资本》理应给中国学界带来相应的反应，不过，2013年的研究并没有反映出来，也许是时间有限的原因吧。本年度的詹姆逊研究虽然较为细致、全面，但重复较多、有新意的研究也相当有限，例如，关于他的阐释学、后现代理论的研究。而且，与詹姆逊近年来的论著相比，中国学界的研究相当滞后，对詹氏新近理论的进展缺乏相应的研究，原因在于詹氏思维的活跃、论著表述的艰涩、讨论问题的难度，希望这种状况以后能够有所改变。（三）阿尔都塞的戏剧观。以前的阿尔都塞研究多集中于其意识形态理论，本年度的研究转向了其戏剧观。田延研究了阿尔都塞的基本戏剧观：戏剧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政治密切相关，表达着某种政治诉求，纯粹的、唯美的戏剧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应该抛弃；戏剧应该有政治立场、党性，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以独特的方式承担起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争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戏剧的意识形态批判应该以“去中心化”的戏剧结构为载体，展示真实的辩证法，展现现实力量的运动过程，对资产阶级的“情节剧”“祛魅”，使观众真正地思考、质疑、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作者也揭示了其戏剧观的唯物主义性和意识形态性。B31胡小燕根据《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总结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戏剧观的特征，即批判的立场和离心结构（或不对称的结构），但是阿尔都塞怀疑作家和观众的独立性，以及依靠离心结构所产生的美学效果，原因归结于其意识形态诉求。B32这些研究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阿尔都塞的文艺理论。（四）本雅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论家，其文本以晦涩、难懂著称，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2013年的文论研究也是如此。本年度本雅明文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灵韵。王才勇比较了“灵韵”与“人群”关注点的不同，进而揭示了背后的文化、社会意蕴。即本雅明的灵韵关注的是艺术经验，人群关注的是生活经验、都市体验。本雅明通过对各种现代性转向的关注，发现了现代艺术经验背后的社会变迁，以及现代精神的变化。鉴于这些变化的缺陷，对其进行了批判，其灵韵、都市体验都体现了这种思路，后者是现代性的起源，前者使他深刻地揭示了艺术的现代性，对它们的批判使他成为修复现代性的重要的知识分子。B33王涌通过灵韵揭示了本雅明对现代大众文化的认识：本雅明的意义主要集中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表面上看，他的灵韵理论揭示的是艺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实际上揭示了现代性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一体化和程式化。同时，他通过对德意志哀悼剧、波德莱尔、卡夫卡等现代文艺现象的解释，揭示了先锋派固有的特征：形式游离出内容之外。实际上，这些现象揭示了现代性的两种文化形态：不满于现实，进而将另一种理性注入到现实中；认同于现实，由现实给出意义认同。而且，这两种文化形态各有其建构性、破坏性，这又重新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B34张冰则阐释了灵韵与进步、艺术终结的复杂关系：体现了“进步”观念的灵韵是一种使人安于现状的精神麻醉品，灵光艺术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共谋的关系，为了反抗现实的黑暗，必须拒绝灵光艺术、呼唤其终结；机械复制的艺术具有革命性和救赎性，希望它能够把人类和艺术从进步观中解救出来。本雅明的艺术终结观虽然也和上世纪60年代讨论的艺术终结一样，关注进步对终结的意义，但是，不同于后者的对进步不持价值立场的思路，它主要是为了否定进步。

第二，艺术生产。翟传鹏提醒，研究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时应该注意：技术在艺术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机械复制时代的文艺特点是光晕的消失，它导致了心神涣散、震惊效果。基于这些原因，他认为，本雅明是一个注重日常审美体验的“文人”。B35赵勇对比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讲演》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艺术政治化”的文本，进而阐释了这两个文本的异同：本雅明美化“技术”，重视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作用，原因在于，技术能够武装知识分子，并使其完成其阶级斗争、革命事业的使命，为此，应该努力把知识分子吸纳到工人阶级中，以提高大众的反思能力；毛泽东则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阶级立场，与工农兵结合。这样，两个文本在对作家艺术家的定位（“生产者”和“工作者”）、对技术的重视（“技巧”与“语言”）、对物与人的打磨（“功能转变”和“思想改造”）、对革命主体的期望（“工人阶级”和“工农兵大众”）等方面较为相似；但是，两个文本的不同也是非常明显的，本雅明重视“物”、“功能转变”，导致了“知识分子大众”、“介入文学”；毛泽东重视“人”、“思想改造”，导致了“知识分子大众化”、“遵命文学”。B36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研究本雅明文论的成果，这些成果从不同方面开拓了此前的研究。罗如春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观照本雅明：本雅明拒绝了线性的机械时间；从他对普鲁斯特时间观的解读中，他重视过去、理解过去，把过去压缩为空间形式，并以其预示未来，继承了审美现代性的时间论传统；他期待弥赛亚时间，打破了对连续性时间的信仰，强调历史事件与当下的意义，把事物从线性时间中提取出来并辩证地并置起来、相互说明，使其重获新生；本雅明努力打破历史进步机械论的禁锢，打破未来与进步必然联系的意识形态神话，超越因果联系，具有后现代的因素。B37教佳怡着重研究了本雅明“辩证意象”概念，在本雅明那里，“辩证意象”是认识论、历史观和美学经验的统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本雅明较为偏爱特殊性，它是一种具象的、碎片化的存在，把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克服了历史哲学的抽象性；从历史观来看，“辩证意象”强调破坏、断裂、非同时性的时刻、时刻的并置；从美学经验看，从时间的视角阐释视觉经验，使当下脱离线性的机械时间，制造出有震惊效果的时间结构，使人瞬间感知到真相。作为“辩证意象”的历史时间指非连续的时间；意象化的时间体验存在于摄影和电影中；共时性的意象作为一种“辩证意象”，体现于城市美学中。B38孙士聪独辟蹊径，从爱情体验的独特角度研究了《莫斯科日记》，认为它展示了本雅明创作时的生活与思想的纠缠，是其自我的投射。这样，阿斯娅（本雅明的情人）已经成为一个内在的本雅明的源头，诱发了他对现代性批判的哲学思考。在总体物化、“伪经验”流行的时代，本雅明把个体的真实经验作为拯救、超越的最后希望，他终其一生追求的“经验的哲学”在《莫斯科日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B39本雅明思想的艰深、行文的天马行空、行为的特立独行都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本年度的研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少收获，但与往年也有一定的重复，预计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五）马尔库什。近年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家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研究也是随之增多。乔治·马尔库什（Georg Markus，1934-）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和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人物，其理论逐渐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人的本质”理论。

颜岩认为，马尔库什科学地区分了“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两个概念，细致地研究了“人的本质”概念的三个要素：劳动、社会性和意识，进而创造性地解释了其内涵，即“人的本质”不是所有时代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特征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类真实的历史存在的特性，即对自由、普遍性和主体性的追求与获得。这样，马尔库什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B40员俊雅充实了颜岩的研究，她主要围绕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了马尔库什对“人的本质”的阐释：从人与动物的区别看，人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存在，具有生产劳动性；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人的本质为劳动、社会性和意识及其体现的普遍性；人的本质与历史有关，具有历史性。作者认为，马尔库什的探索回应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B41我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希望以后的研究更为丰富，使我们能够借鉴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个案研究值得关注。考德威尔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赵国新研究了考德威尔的两部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幻象与现实》涉及了诗的起源、演变与人类历史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诗的性质与社会经济活动有关；诗的发展与社会分工同步；诗歌的内容反映了社会各阶段的状态，其思想风貌、形式技巧与该社会时期相对应。他在该著中使用了文学社会学的方法，重视考察文学的起源和功能。《传奇与现实主义：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研究》则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产生了现实主义，启发性和机械教条性并举，过于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这些著作使考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艺术的幻想功能影响了布洛赫的艺术的乌托邦功能、马尔库塞的文学解放功能；文学形式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影响了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致。B42

李弢以《美学理论》附录中的“初稿导言”为研究对象，论文从常被人忽视的这篇导言出发，以小见大，由此揭示了阿多诺美学研究的注重批判、否定现实、异质性的思路及其现代意义。B43胡俊研究了本·阿格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本·阿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把批判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文化研究应该直接参与文化政治实践；文化研究应该致力于构建文化批评的公共话语。B44

傅其林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恩斯特费歇尔（Ernst Fischer）的《艺术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Art）为例研究了其审美人类学思想，费歇尔把原始时期的劳动作为巫术，并把巫术作为艺术的起源、功能，艺术具有一种融合个人与集体、使个体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后来，阶级社会的艺术的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内容决定形式，但艺术的形式仍然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原始艺术的形式本质上有巫术的意义，艺术形式主要是艺术的审美特性，它凝聚了内容、表现了社会经验，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有机融合；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着悖论，艺术品成为商品并受到竞争规律的支配，但艺术家却自由到了荒谬的程度，艺术是对现实的否定、虚幻的反抗，艺术唤醒了人们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追求，这也是其价值之所在；社会主义艺术不能最终消灭矛盾，应该面对、批判现实的矛盾，社会主义的艺术市场应该满足人们欣赏的需求，也要强调艺术家的责任。论者认为，费歇尔吸收了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成果，从多方面探索了艺术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但是，他的审美人类学又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诸如，宏大叙述的总体化、历史哲学的进化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等困境，这些困境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显得更为突出，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并努力克服的。B45应该提及的是，201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学文主编的《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该著简明扼要地概述、评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代表作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卢卡契的《现实主义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戈尔德曼的《论想说的社会学》、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对于了解、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2013年度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总论性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的广度、深度、新意、质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也强化了反思意识、问题意识，有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但是，也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研究雷同、缺乏新意等局限，这些局限与研究者的素质、研究对象的难度有关，也与当前学术研究缺乏规范、片面追求数量、轻视质量的科研环境有关。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能够保持既有的活力、勇往直前，提升自己的研究境界，同时也带动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马建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② 丁国旗《译介与反思——“西马”研究在中国的命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③ 朱印海《中西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比较分析》，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80页。

④ 肖琼《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⑤ 张艳玲《美国乌托邦文学的流变》，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169页。

⑥ 同⑤，第173-174页。

⑦ 同⑤，第174-180页。

⑧ 同⑤，第185-186页。

⑨ 黎婵、石坚《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流派的乌托邦视野》，《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⑩ 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B11 张碧《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B12 许勇为《现代性批判的审美化之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审美救赎理论评析》，《人文杂志》，2013年第12期。

B13 耿波、李东瑶《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空间美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14 陶水平《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B15 谭好哲《当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艺术生产——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B16 王才勇《艺术与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题旨与路径》，《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7期。

B17 胡小燕《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特殊性》，《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B18 段吉方《“感觉结构”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踪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细读》，《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B19 王涌《论伊格尔顿的几个理论贡献》，《国外文学》，2013年第1期。

B20 贾洁《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批评策略》，《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1 蒋继华《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确立——基于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解构思想的接受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5期。

B22 刘坛茹《伊格尔顿：身体政治建构的多重文化路径》，《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B23 穆宝清《伊格尔顿：重新坚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4 孙士聪《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后——以伊格尔顿“自发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2期。

B25 王淑玲《詹姆逊文学阐释学思想探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6 黎庶乐《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学术研究》，2013年第7期。

B27 韩雅丽《文化理论、知识分子：詹姆逊第三世界理论探微》，《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

B28 孙士聪《阿多诺：詹姆逊的幽灵——否定辩证法阐释中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B29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蒋晖译《奇异性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B30 崔柯《“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B31 田延《论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戏剧观》，《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

B32 胡小燕《意识形态与唯物主义艺术创作——论阿尔都塞的戏剧理论》，《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B33 王才勇《灵韵，人群与现代性——本雅明的现代性经验》，《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34 王涌《现代性，先锋派与大众文化——由本雅明引发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B35 翟传鹏《本雅明艺术生产探赜》，《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

B36 赵勇《本雅明的“讲演”与毛泽东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B37 罗如春《历史深处的忧郁之眼——论审美现代性实践视阀下的本雅明》，《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B38 教佳怡《本雅明“辩证意象”概念的美学情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9期。

B39 孙士聪《恋爱中的本雅明——〈莫斯科日记〉再阐释》，《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B40 颜岩《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的本质”概念——评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B41 员俊雅《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B42 赵国新《考德威尔》，《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B43 李弢《美学研究的现代问题及其便能挣反思之路》，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353页。

B44 胡俊《批判理论的未来在于文化研究与实践意图的结合——论本·阿格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8期。

B45 傅其林《艺术的必然性：恩斯特费歇尔的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思想》，《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