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文本·社会*
——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历史事件与文学形象的考察

高翔宇

事件·文本·社会*
——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历史事件与文学形象的考察

高翔宇

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关于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广告，引发了多重场域的反应与互动。唐群英率众将报馆捣毁，酿成了一场官司诉讼。在历史事件中，唐群英本人因“英雌”动武的行为，不仅于法庭审判中败诉，同时被公众扣上了“女德有缺”的帽子。而文学作品的介入，更使得唐、郑“婚变案”颇具戏剧化色彩。事实上，透过案件结局与文学形象中唐群英的遭遇，恰可瞥见“英雌”话语的内在困境以及民初女性面临的诸多社会生态。

唐群英;《长沙日报》;历史事件;文学形象;英雌话语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阳人，民国初年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袖人物①学术界对于唐群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领导的民初女子参政运动方面，代表性论文有，严昌洪:《唐群英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李细珠:《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陈家新:《辛亥女杰唐群英与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等。此外，亦有学者关注唐群英的家世生平、女子教育、诗词成就、人物交往等，参见罗湘英主编:《唐群英研究文集》，衡阳市妇女联合会刊行，1998年。。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刊载了一条关于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广告，遂引发了唐率众捣毁报馆的“暴力化”行动。该事件经当时报刊的披露，无论作为案件的审判抑或是文学作品的书写，均为公共视野所追踪②目前关于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事件的研究，仅在颜浩:《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中“英雌大闹参政权”一节略有提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4—167页)，但叙述较为简单，尚未充分挖掘该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而案情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唐、郑婚姻关系的简单释义，恰可作为解析民初女性与社会的个案，细加揣读。

一、案发现场:婚变广告与诉讼风波

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馆经历了一场被捣毁的飞来横祸。肇事者正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英雌”唐群英。“祸水”源头便是《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关于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告白启事:

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当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湘省，拟重登花烛，以乐慈帏。因误会少生家人之变动，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殊不知儿女英雄，凡事皆出人一等，同志亮诸。郑师道、唐群英

同启。①因报馆被唐群英捣毁，故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已失传。该广告原文被当时诸多报刊转载，可参见《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新闻报》1913年2月26日，第2张第1版;《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之详闻》，《神州日报》1913年2月26日，第3版;《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之祸胎》，《申报》1913年2月28日，第6版;《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大公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等。

据悉，唐群英见到该广告后情绪异常失控，当天下午三时便来到《长沙日报》编辑部，“大肆咆哮”，并“打碎玻璃、窗、茶、碗、椅子等”。报馆人员表示可对广告纠误，且将“更正稿”交由唐本人阅目。唐群英对此本已“毫无异词”，但因稍晚印行的“修订稿”竟将唐、郑结婚的日期添改为“十二月四号”②《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广告最初关于唐、郑结婚日期的表述，确为“二月四日”，但更正版修订为“十二月四日”，少数报刊转录的是修改后的版本。见《公电·长沙日报来电》，《民立报》1913年2月18日，第3版;《唐群英也闹报馆(湖南)》，《正宗爱国报》1913年2月20日，第5版等。另，法庭对唐群英的第二次预审中间，唐群英的代理辩护人丁云龙亦对日期添改问题质疑，见《唐群英案第二次预审详情》，《申报》1913年3月7日，第6版。，故在其女友张汉英的鼓动下，于晚间八时三十分，又“忽统率男女三十余人来馆”。她们取去“门首招牌两块”后，“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长沙日报》只得发出停刊通告，并“报知警署”以清理现场，且拟“提起诉讼”③《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新闻报》1913年2月26日，第2张第1版。。唐群英发表通电，声称郑师道为“浙江极无赖之人”，与之撇清关系，又斥责报馆滥登广告，“损人名誉，毫无道德”，且请谭延闿都督“将郑拿办”及取消该报。女子参政同盟会亦来电为唐群英助威呐喊④《唐群英通电》，《时报》1913年2月27日，第4版。。郑师道则理直气壮地坚持请社会各界“力主公论”⑤《公电·长沙日报来电》，《民立报》1913年2月18日，第3版。。

郑师道，浙江人士，同盟会会员。在与唐发生“婚变案”之前，郑曾在临时参议院的某次大会上，于胸前捆绑“鸡蛋两枚”充作炸弹，扬言欲与共和党人“同归于尽”⑥《参议院纪要·石破天荒之炸弹》，《申报》1912年7月3日，第2版。。又曾因调停沈佩贞与《亚东新闻》的冲突未遂，反被殴打⑦《沈佩贞大闹亚东新闻社》，《申报》1912年12月19日，第3版。。在宋教仁的追悼大会上，郑还因挑动“南北感情”的激烈发言，搅得全场“秩序颇为纷乱”⑧《社会党追悼宋钝初大会》，《申报》1912年4月15日，第10版。。故时人多将郑看做“亢进性精神病患者”⑨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页。。民元旧历之冬，当唐群英返湘筹建“女子参政同盟会支部”时，追求唐素来已久的郑恰得“湖南调查盐务委员”身份，便尾追来湘。不料，《长沙日报》却刊登了“新人物之面谱”——郑认为男面上题的“无耻委员”与女面上题的“多情学士”，影射了他与唐群英的关系。殊为难堪的郑师道决定通过刊登与唐结婚的广告，以挽回些许颜面⑩《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一)》，《民立报》1913年2月28日，第10版。故，郑所登广告内容中有“……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等语。。

2月18日下午一时，长郡地方检察厅对《长沙日报》被毁诉讼案进行第一次预审。原告《长沙日报》总经理文斐、被告郑师道均到案，而被告唐群英则拒绝出庭。法庭经讨论认为:一因广告为郑送予刊载，故郑应对唐负责，与报馆无涉。二因报馆本是“据事直书，有闻必录”，故唐应对《长沙日报》负责，并赔偿对方损失九千元。三因唐、郑婚姻关系属民事纠纷，故其不在该庭讨论范围内⑪《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二)》，《民立报》1913年3月1日，第10版。。

该案件本属私领域范畴内的男女关系问题，但由于法庭的介入，上升为一场关乎法律信用与法律适用的论争。在法庭上，郑师道主动为唐申请“无罪辩护”称:“中央违法之处甚多。如大总统杀张方案……赵秉钧封闭北京某报。总统总理既可违法，则唐群英亦系革命有功之人，自应原谅。”原告文斐反击，得到了审判厅长的支持:至于郑所称，系北京审判厅自行放弃责任，“湖南审判厅不得援以为例”①《唐群英打毁长沙报馆之讼案》，《神州日报》1913年3月2日，第4版。。

第一次预审结果已颇为尴尬，而唐接连“拉虎皮做大旗”的行动，更使其深陷被动。一是唐“以女界全体名义”召开大会。会上某两女士威胁称:“如不与唐恢复名誉，各处女学即一律停课。”且唐称:“准备三手枪与文、郑二人相见于法庭。”如确有结婚证据，即以手枪自击②《唐群英之对付文斐》，《新闻报》1913年3月5日，第2张第1版。。随后，一纸题为《长沙日报主任文斐之罪状》的印刷物在群众中间散发开来。其中牵扯到所谓去岁湘省光复时文斐“惨杀焦陈”一节，立刻点燃了舆论的沸点③关于文斐“十大罪状”的全文内容，见《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五)、(六)》，《民立报》1913年3月6日，第10版;3月7日，第8版。当谭延闿杀害焦达峰、陈作新之际，文斐正在都督府部署军事。随后文与谭的靠拢，亦使其与此案似难脱干系。参见柳无忌、殷安如编:《南社人物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53页。。二是唐偕亲密姊妹七八人赴都督府，扬言不愿与该报在法庭对质，如该报再行出版，“即要再打，非达取消之目的不止”，并“请予通饬各署将郑严拿究办”④《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新闻报》1913年3月4日，第2张第1版。。三是《女权日报》附和唐的口诛笔伐，“以攻击《长沙日报》及其总理文斐之事为多”⑤《湘中女权消长谈》，《申报》1913年3月19日，第6版。。

唐群英上述“反击”将湖南舆论界搅得风生水起。批评《长沙日报》的“少数派”认为，报馆违反了唐之前在《长沙日报》刊出“凡往来文牍，嗣后若未盖有私用图记，请作无效”启事的原则⑥《唐群英启事》，《长沙日报》1913年2月4日，第9版。，且“郑之疯狂，尽人皆知，该馆不应听其污蔑女界”。而责备唐的“多数派”认为，因“广告系营业性质”，报馆本不负责任，且该馆对唐已“格外通融”⑦《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新闻报》1913年3月4日，第2张第1版。，故与其说唐是女界之豪杰，毋宁说其为“女界中之败类”⑧《长沙日报与唐群英诉讼详志(续)》，《时事新报》1913年3月2日，第3张第1版。。

事实上，民初“英雌”插足社会，肆行无忌之怪态，早在男性中引起了骚动与不安。如唐群英大闹参议院、揪打宋教仁、干涉胡瑛娶两妻、用铁条穿弟妾头部等行径皆为时人侧目⑨参见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20—25页;范体仁:《桃源胡瑛生平》，政协湖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十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3—194页;《倡平权迁怒弟妾》，《申报》1912年12月24日，第6版。。沈佩贞大闹参议院、亚东新闻社，对追求者熊载扬的表白还以鞭打等野蛮面目亦让时人嗤之以鼻⑩参见《沈佩贞大闹亚东新闻社》，《申报》1912年12月19日，第3版;钝根:《心直口快》，《申报》1912年10月16日，第10版。。男性在肃清女界风气方面苦于寻求一个适宜的时机，恰好唐大闹《长沙日报》之“暴动”为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男性遂以此事为开端，以批判“女子无德”为名义，论及女性“国民之母”形象尚且欠缺，自然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女国民”，既然“女国民”做不成，则女性不配拥有参政权。换句话说，当人们一旦在“女德”与“女权”之间建立起联系，以“女德”缺失为由，质疑女性拥有参政权——这一逻辑便自然而生。

3月14日，《申报》发表了《女权与今日》，讨论女德、女学、女权三者的关系。“女学实今日中国之急务，而女权者实今日世界之缓图……女德不张也，女权适足以亡国”，女同胞“苟欲言女权，吾请再言女德……吾非谓唐、沈诸女士之女德有缺，吾特恐继唐、沈诸女士之芳躅而继起，以滥用女权者，尚复大有人也”。故培养女德必先兴女学，女学为女权之根本问题⑪曼倩:《女权与今日》，《申报》1913年3月14日，第1、2版。。3月22日，某作者在《大公报》发表的《论女权》中指出，先进之英国尚且难免女子参政党人之纷扰，“我凡百草创之中国”之流弊恐更难言。返观“近日唐群英之捣毁《长沙日报》”及其“种种不名誉之事”层见迭出者，“为吾人所不忍言”。唐、沈等辈“以光怪陆离之异彩，炫幼稚之国民……吾且为女权呼冤矣”①《论女权》，《大公报》1913年3月22日，第1、2版。。

与此同时，《长沙日报》一方面致函各处斥责唐群英“蛮不论理”，比“乡井无知识之强悍妇之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今欲图女学发达，希望女子参政，“非力去此种害马”不可②《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另一方面还以对于醴陵县某邑为李氏、何氏等六百余贞孝节烈之人建筑祠坊，并“复合贞裔纂修谱牒”事迹的歌颂，给予“女德有缺”的唐群英不点名的批评③《阐扬贞孝节烈》，《长沙日报》1913年3月9日，第10版。。经理文斐除了痛骂唐、郑二人为“奸夫淫妇”④《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还摆出一副患有“唐群英恐惧症”的可怜模样，称恐唐“真来打闹”，请调“警察多人在馆守卫一天”，又请“木工制短棍多根、绳索数件”，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⑤《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四)》，《民立报》1913年3月4日，第10版。。

此外，女界在对唐群英的评价问题上也出现了分化:不仅有“将唐劣迹印刷宣布者”，还有人批判唐，其捣毁《长沙日报》馆且用女界全体名义遍发传单及开会，“犹不自愧”。甚至湘中部分女校学生“以唐群英辱人贱行，耻与为伍”⑥《郑唐之案·转录长沙寄来之印刷品》，《新闻报》1913年3月11日，第4张第1版。。

舆论对唐、郑“婚变案”的渲染，已经使得唐在湘省建立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支部卷入风波，“以致湖南妇运一度颇受影响”⑦吴剑、段韫晖:《湖南妇女运动中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66页。。唐自己还闹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笑话。女子参政运动的另一位领袖王昌国，对于其与国民党元老谭人凤结成“奇缘”的绯闻，曾登报“誓抱柏舟主义，决不再醮”。唐为了与郑在男女关系上划清界限，便仿效王，宣称“矢志柏舟”。唐虽为寡妇，但非同王为丈夫遗弃。故“闻者皆为之捧腹”，一时间“湘中女界以‘柏舟’二字为最近之新名词，竟相率以为口头禅语”⑧《湖南女杰风流案之余闻》，《神州日报》1913年3月9日，第3版。“柏舟”二字最早见于《诗经·邶风·柏舟》、《鄘风·柏舟》，“柏舟”在古义中为妇人遭受遗弃，为群小所欺，但坚持正道，不甘屈服。另，需要说明的是唐的寡妇情况:1889年，唐群英被父亲许配与湘乡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1891年与曾正式完婚。1894年唐生一女，1896年此女夭亡，1897年唐的丈夫猝然病故。见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8—10页。。此外，郑在法庭上为唐乞求原谅本已使人们“窃窃不解”，其到处宣扬拥有一大包含有“相片、信札、婚约等件”的“结婚证据”⑨《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4版。，更使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面对“第二次预审”的催讯，唐群英依旧“托病不到”，邀请丁云龙为其代理人。并且，或是出于唐的频繁“控诉”，或是基于“郑不离湖南，则风潮将不止”的社会共识，最终湘省巡警厅还是给郑师道下了“逐客令”⑩《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七)》，《民立报》1913年3月9日，第8版。。2月25日下午二时，第二次预审已无被告郑师道的踪影。然而，尽管丁云龙雄辩称:报馆何以不顾郑为精神病患者的事实，而擅登广告和篡改日期?文斐为何大骂唐、郑为“奸夫淫妇”?在法庭上为何不以唐、郑婚姻的事实问题作为解决该案的关键?但经过两小时的辩论，仍无法挽回唐败诉的趋势。审判厅厅长宣布，“诉讼成立”，唐群英、张汉英“须亲行到案，否则当照法律作为缺席裁判”⑪《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

纵观预审全过程，仅就法律审判的层面而言，唐群英在法庭上处处被动，是文斐“恶意为之”、法官“偏私袒护”、谭延闿的“姑息纵容”互相配合的结果。文斐所称的“九千元”赔偿要求确有些过分，因“字架不过推翻两三架，原物尚存，仅费手工而已”①《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四)》，《民立报》1913年3月4日，第10版。。审判厅长亦未能贯彻“公平”的原则:一是认为郑为精神病患与否，文斐难辨别，且其所登者不出法律范围。二是声称“修改稿”确为郑亲笔经手。三是认定文斐骂唐、郑“奸夫淫妇”纯属唐理屈词穷后所编造的谎言。四是对于唐、郑的婚姻关系问题，完全回避不论②《唐群英第二次预审详情》，《申报》1913年3月7日，第6版。。而就“法律事实”而言，唐、郑的婚姻关系确为“凭空捏造”。民国二年二月四号，唐已抵长沙筹办女子参政同盟会湘支部建立事宜，民国元年十二月四号，其办《亚东丛报》，“并未出京”。据此可知，唐、郑在天津白屋旅馆举行婚事，皆纯属子虚乌有之事③《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六)》，《民立报》1913年3月7日，第8版。。审判厅长也不避讳其故意整饬女界之用意，“唐群英、张汉英、周意绶辈，遇事干涉，肆行无忌。不挫其锋，殆有不可收拾之势。此次唐群英本属无理取闹，故欲乘机而推翻之”④《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此外，都督谭延闿面对唐及女界的迭次控诉，要么“一笑置之”⑤《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新闻报》1913年3月4日，第2张第1版。，要么给出的均是“官样文章”的批示⑥《唐群英大闹报馆之余波》《新闻报》1913年3月15日，第2张第1版。，这在某种程度上确是收到了姑息助奸之效。

此前，唐便邀各报馆主笔及政、学界多人调处，但对热心人士提出的“送招牌于《长沙日报》，并致书道歉”一节坚决不受⑦《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四)》，《民立报》1913年3月4日，第10版。。随着案情进展，唐知绝无“转败为胜”的余地。恰逢国民党湘支部“黎君尚雯等为唐女士保护名誉起见，邀集同志从中调处”⑧《唐群英与长沙报交涉之结果》，《申报》1913年4月9日，第6版。，才使双方就此罢休。案件的结局反倒颇具“雷声大，雨点小”的味道:由《长沙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结此案的“本报特别启事”⑨《本报特别启事》，《长沙日报》1913年3月31日、4月1日，第2版。，唐对报馆付出二千元洋银的赔偿。考虑唐女士自尊，报馆招牌由调停人送回⑩《唐群英与长沙报交涉之结果》，《申报》1913年4月9日，第6版。陶菊隐在《记者生活三十年》一书中有对案件结局的回忆:“事件发生后，唐、傅二人同时投诉于都督谭延闿之前，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一个要赔偿报馆损失。谭调停无效，只得动用公款二千元赔偿报馆损失，此案遂以不了了之。”经笔者考证上述表述是错误的，见该书第9页。。谭延闿亦以都督名义为唐的名誉“辟污”:

当时有人通信各埠及南洋群岛各馆，污唐□君及女界多名，实属无聊痞徒臆造捏诬。延闿等知唐君等有□，用特代为剖明，以彰公道而释群疑。⑪《为唐群英等女界辟污致各报馆电(1913年4月2日)》，周秋光等编:《谭延闿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0—391页。

虽然调停人的介入与谭延闿的“公电”给了唐群英一点面子上的安慰，但唐在法庭上的“败诉”及其“女德有缺”的形象在公众中已经定型。伴随此案的余波，还有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冲击着唐的“英雌”形象:3月17日唐及湘省第一女子中学校学生、女子自由党强行闯入长沙城董事会“大肆滋闹”⑫《长沙通信·董事会战胜女学生》，《民立报》1913年3月28日，第8版。。4月10日前后，唐及张汉英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名义与湘省“女国民会”展开关于秋瑾女烈士祠的争夺战⑬《抗争秋烈士祠产》，《神州女报》月刊第3号，1913年5月，第86—87页。。5月27日，张汉英等因泄愤于“女国民会”，率众捣毁“黄泥墩三育女学校”⑭《湘省风潮一束》，《申报》1913年6月6日，第6版。。上述滋闹之举，与唐大闹《长沙日报》一同被反复提及，强化着人们对于“英雌”闹剧的负面记忆⑮《女国民会之捣毁》，《申报》1913年6月11日，第7版。。俟11月袁世凯勒令解散“唐群英组织之女子参政同盟会”⑯《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申报》1913年11月24日，第6版。，唐便从此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而郑师道亦于1913年4月16日被捕入狱，后为浙督朱瑞所杀⑰《郑师道被捕之详情》，《顺天时报》1913年4月24日，第4版;《密探唐群英》，《申报》1913年9月16日，第6版。。

就某种程度而言，唐群英等“英雌”以及其所领导的《女权日报》与《长沙日报》、文斐、谭延闿等人均属于国民党派别，其对“民主共和”的坚守以及反对袁氏政府的基本立场具有相对一致性。文斐等人借助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风波大做文章，内中牵扯不少唐、文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①参见《唐群英大闹报馆之原因》，《大公报》1913年3月7日，第5版;《唐群英之对付文斐》，《大公报》1913年3月10日，第3版;《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等。综合以上材料，唐、文关系素来不和主要有:一是唐对《长沙日报》所登插画不满;二是两人关于办报宗旨意见不合;三是两人先前因私人问题结怨已久。。该案亦是国民党人内部种种矛盾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历史场域中，一件本来微乎其微的“婚变案”传闻，经公共领域的介入，竟成了关乎法律信用、女德与女权，甚至为唐群英“英雌”形象定性等复杂问题的讨论。尽管民初的法律尚处于缺失的阶段，但男性一方抓住这场诉讼风波中唐群英的“软肋”，利用“法律”、“道德”等关键词，肃整唐群英个人、攻击女权运动、否定女性参政资格的用意，异常明显。而该事件在舆论传播中的变形以及随着文学作品的介入，使得唐、郑“婚变案”在文学场域中被赋予了更为传奇的色彩。

二、文学叙事:被讲述的“艳史”与“丑史”

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一案，尽管以唐作为负面形象谢幕，但使得唐的名气在省内更加传开②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8页。。唐“抗传不到案”，郑“为唐作无罪辩护”，基于先前唐、郑的交往经历，唐、郑的婚姻为事实与否，郑被逐离等事件，使二人的暧昧关系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其一，在唐揪打宋教仁一事中，郑师道奋勇质问主席“何以新政纲将‘男女平权’一项削去”，是否为唐增加了信心和后盾③《国民党成立大会纪略》，《时报》1912年9月1日，第3、4版。?其二，地位一般的郑积极为唐创办的《女子白话旬报》、《亚东丛报》撰写祝词，是否有向唐献媚之意④分别参见《郑师道祝词》，蒋薛主编:《唐群英诗赞》，衡阳市育新印刷厂印行，1997年，第21页;郑师道:《祝词(十)》，《亚东丛报》第1期，1912年12月。需要指出的是，为唐题写祝词的人，或为社会名流，或为唐家的亲朋好友。?其三，郑自行发结婚广告在先，为唐作无罪辩护在后，是否为其对唐穷追不舍的执着?总之，唐、郑“婚变广告”引起的“蝴蝶效应”并未随着法庭判决而终止。相反，唐、郑关系在舆论传播中逐渐变形，加之各类文学作品的广泛介入，使得“文学想象”距离历史现场渐行渐远。

“唐群英流行病”气候的形成，与民初的媒介环境、文学生态、文化消费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阅读市场逐渐从“精英阅读”向“大众阅读”转型。以《申报》、《新闻报》、《时报》为代表的上海报界纷纷创设副刊⑤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80—483页。，《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也不时选登“逸史”、“谐文”、“画史”、“酒令”、“艳史”等体裁的“游戏文章”。民初报刊出现了一种“谐趣化”的现象⑥参见杜新艳:《论民初报刊谐趣化现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客观上也为社会营造了一个恣意抒发政见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初的风靡流行，同样为唐、郑故事的“再创造”提供了广阔舞台。

新闻媒体对唐大闹《长沙日报》事件的报道有客观性陈述，当然也免不了记录者的臆断猜想。

其一是人们关于唐、郑在北京时期“暧昧关系”的想像:唐在京起先“颇利用郑师道为记室”，日后两人“至为密切”，且常同室“通宵达旦”，并已允郑之求婚，双方数宿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俨然夫妇”。其二是人们对唐群英回湘原因的求索:唐此次回湘主要是“为备办与郑结婚事”，且召来女友张汉英帮忙“说服”唐母与唐兄。但张抵湘稍迟，唐、郑二人已走向“决裂”。其三是人们对唐群英于湘拒见郑师道原因的猜测:唐、郑于汉口分道扬镳后，郑至湘谒唐皆遭拒绝。郑情急之下，于《长沙日报》登广告，反惹来唐的勃然大怒。亦有人称，唐偕郑回湘，将郑先“匿之小西门外金台旅馆”，欲得母、兄同意婚事后，再领其面见家人。可郑自行“以庚帖诣唐宅”，惹得唐兄、唐母以死相抗。唐只得“力辩其诬，且捏称郑为疯子”。对此，金台旅馆主人附和，确有“唐先生者，曾与郑在该馆共宿数宵”①《唐群英捣毁长沙日报之余谈》，《神州日报》1913年3月5日，第3版;《潇湘风流案》，李定夷编:《民国趣史》，车心吉主编:《民国野史》卷4，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13—116页。。其四是人们对郑师道被驱逐离湘内幕的讨论:郑出省“并非由谭都督一纸公文”之故，而是唐派遣张汉英持手枪“亲至金台旅馆郑师道寓所，迫令其立刻出省”②《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七)》，《民立报》1913年3月9日，第8版。。亦有人称，当郑到达岳州之后，唐托张蕙风姊等叮嘱郑暂避风头，“仍许结婚”③《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八)》，《民立报》1913年3月15日，第10版。。还有人称，唐请张汉英赠郑“白金二十元，嘱其回京稍待，不必太急”。不料郑登载广告之过激行动，酿成了两人不欢而散的结局。其五是人们对郑师道手中“结婚证据”真伪的关注:郑逢人便信心十足地称“与唐结婚之证据甚多”，故唐所谓的“以枪见郑”，难免有“欲先杀之，以为灭口计”之用意④《唐群英捣毁长沙日报之余谈》，《神州日报》1913年3月5日，第3版;《潇湘风流案》，李定夷编:《民国趣史》，第114—116页。。亦有人称，郑临行时，仍指唐与其为正式夫妻⑤《湘中女权消长谈》，《申报》1913年3月19日，第6版。。

唐大闹《长沙日报》一案，除了在新闻传播中间产生了扭曲变形，在文学场域，同样成为被讲述的“艳史”、“趣史”，乃至令人发指的“丑史”。

“英雌”作为晚清的新生“流行语”，就构词方式而言，是与“英雄”相对而出现的。在清末种族革命话语下，“英雌”形象通常作为“爱国、尚武的女英雄典型而备受礼遇”⑥黄湘金:《“英雌”的陷落——关于沈佩贞的历史与文学形象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作为“英雌”的代言人，唐大闹《长沙日报》表现的英雄气概，的确令社会上一部分男子欣赏。论者将唐群英看成是专为妇女打抱不平的“女豪杰”。有人谈及清室小朝廷“仍循旧例选秀女”的恶习，深望唐“帅娘子军，握无情棒，直捣黄龙，以与鞑靼从事也”⑦钝根:《游戏文章·选秀女感言》，《申报》1913年4月24日，第10版。。唐群英还被塑造成为讨伐社会上“薄情”男子的领军人物。有作者戏拟《为娘子军讨薄情郎》启事，称有“薄情郎”追求某女士之初，以“鸳鸯比翼”盟誓，然未久“反目无情”。今若女界在唐群英的带领下，必可“大夺眉须之气”⑧莽汉:《游戏文章·为娘子军讨薄情郎檄》，《申报》1913年6月19日，第10版。。又有论者以嘲讽郑师道，反衬唐群英“英雌”形象的大放光彩:郑“乃敢妄想天鹅肉，捏登同婚广告”，盖其“神经病”程度实在不可救药矣⑨默:《杂评二·唐群英大闹长沙报》，《申报》1913年2月26日，第6版。。郑“又想请朱都督替他在西湖上盖房子，享清福”，其“一张面皮倒可以卖给制革厂……发一注大财”⑩《自由谈话会》，《申报》1913年4月22日，第10版。关于郑师道回浙后，向朱瑞索取住房事，可参见《郑师道被捕谈》，《申报》1913年4月19、20日，第3版。。

然而，就唐大闹《长沙日报》一节的文学形象而言，唐被完全当成“正面教材”而书写的文字并不多。或许是“湘女多情”传说经久不衰的魅力使然⑪“湘女多情”之传说古已有之，该传说的来龙去脉可参见肖甫:《湘女多情》，《通讯(湖南)》第7卷第1期，1947年，第69—70页;善之:《湘女(随笔)》，《石门月刊》第16期，1947年，第22—25页。，唐作为“多情”湘女的代表，与郑演绎的缠绵悱恻之“艳史”，更为读者津津乐道。

1913年3月12日，《民立报》“笔词墨舞”之专栏刊登了署名“雄郑”的文章，似为投稿者假郑师道名义向唐群英求爱的文字:“天下多情，惟使君尔……有某痴子者，家傍西湖，名标东阁。”“时下英雌鹿鹿，狮吼神州”，本人为先生才华所折服，不甘庸为“筹边使之头衔”，深愿与汝结成连理，比翼齐飞⑫雄郑:《笔词墨舞·警大舞台》，《民立报》1913年3月12日，第12版。。该文对唐、郑关系的“书写”，尚有清末民初“自由恋爱”的新旧之间“依违离合”的痕迹。此外，以“露骨”的方式讲述的亦不在少数。海吴虞公在《唐英雌之趣谈》中称，郑师道与唐群英女士仅有数面之缘，但唐对郑“偶假以辞色”，使郑“情丝空袅”以至“妄有缱绻之思”，遂做起了赴《长沙日报》刊载结婚广告的“白日梦”①《唐英雌之趣谈》，海吴虞公:《民国趣闻》，车吉心主编:《民国野史》卷4，第486页。。亦有文人刻画了郑被逐出湘省之后，唐、郑“难舍难分”的情境:当郑踏上离湘的小船时，唐忽然匆匆赶来，奈何“光阴不再……此行此时万分焦灼，如坐黑暗”②《艳史·郑师道之新婚别》，《新闻报》1913年3月11日，第4张第1版。。当郑抵岳州时，有人戏拟“郑师道致湘中旧识者书”，称“此次离湘，乃群英令其暂时避地，并无毁约之意”。又有人续拟“郑师道致谭延闿书”，表达了其对“长沙情深，湘水不意，满庭佳话，几酿悲观”的无奈③《湘江逝水楚云飞·民国艳史之一》，《时事新报》1913年3月21日，第4张第3版。。至郑为朱瑞枪毙，有人戏拟“唐女士祭郑师道文”，其中“望空洒泪，致祭于未婚夫郑君之灵”，回想“人人以君为有神经病，唯我独赏君之磊落”，浙督“竟请君为鬼，而使我为嫠”等缠绵之语，流露出唐对郑的悲切和爱恋之情④剑秋:《游戏文章·戏为唐女士祭郑师道文》，《申报》1913年9月2日，第13版。。

除了对唐群英“多情”形象的刻画，游戏文章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作者也随心所欲地展开对唐“功利”、“虚伪”、“无情”等面孔的塑造。

把唐打扮得最为“功利”的当属“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作者把唐说成仅是“母大虫”一只，“连字都认不了几个”，但“偏会办报，偏会做论说”。唐为了利用郑助己办报，不惜在肉体上与其“有了些结合”。而“书呆子”郑师道误以为拥有了“纯粹的爱情”，便向唐提出结婚的要求。唐虽顾虑结了婚“便得受人拘束，行动不得自由”，但觉得郑尚有利用的价值，故暂给郑“一纸没有证人的婚约”，计划着“到不用他的时候，再托故回绝了他就是”⑤平江不肖生:《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留东外史》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05—506页。。

唐群英的“虚伪”面孔也为文人所“洞察”。有人戏拟《长沙之新竹枝词》两首，其一曰:“结婚何事大荒唐，海誓山盟枉一场。省识销魂滋味苦，从今怕过便宜坊。”其二曰:“天津倭馆认双栖，珍重还将密约题。留得鸳鸯红印在，任他化水与沾泥。”⑥《民国艳史中之绝妙文章·二竹枝词》，《时事新报》1913年3月22日，第4张第3版。前者说的是唐、郑二人已凭盟友订盟于北京便宜坊，后者则述唐、郑二人同居天津白屋旅馆，并携有结婚印约。另有人仿照《诗经》笔法，题写“新诗经”三首，讲述了唐、郑婚约引得唐母、唐兄以死相逼，以及唐叮嘱郑勿登报，免食可畏人言等事⑦寄:《趣言·固一世之英雌也》，《新闻报》1913年3月9日，第4张第1版。。上述作品皆“肯定”了唐、郑结婚确有其事，暗指唐群英对于婚约“不虞反悔”，为批评唐背信弃义张本。

唐群英等“英雌”外表冷淡、内心蠢蠢欲动的形象也为笔墨者捕捉。王钝根在《观春柳社新剧十姊妹》中刻画了春柳社剧中所演十个“自命为新中国女豪杰”、不畏“唐群英之皮鞭”的女子。她们平日以“无夫主义”相互牵制，但当闻悉“世家子弟”褚士俊登报求婚，便演绎了一场为争嫁褚士俊，大乱彩票场，捣毁报社的闹剧。后经教育会长调停，十姊妹遂与褚士俊等十人同日结婚⑧钝根:《剧谈·观春柳社新剧十姊妹》，《申报》1914年10月7日，第13版。。该剧情显然以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为摹本。

文人墨客在描绘唐群英的“薄情寡义”时，更倾向将郑师道打扮成“无辜”、“可怜”的样貌。有文人称，当郑被唐“坐逼即行”之际，还“涕泪满衣”地致予对唐深深的眷恋:“我最亲爱之妻唐女士，汝不过因醉后暴动。我二人两方面爱情决不因此而稍减也。”⑨《潇湘风流案》，李定夷编:《民国趣史》，车吉心主编:《民国野史》卷4，第122页。有“游戏作者”仿写《西厢记》，在谈及郑时感叹:“你有心争似无心好，吾多情早被无情恼。”⑩东埜:《自由谈话会·好一齣新西厢》，《申报》1913年5月17日，第13版。当郑师道入狱，有人戏拟《郑师道狱中上唐群英书》，以郑的口吻表达了对唐“深情似海，眷属疑仙”，也为唐在婚姻广告纠纷中明哲保身的做法难以释怀。郑泯然心痛自己深陷牢狱时，唐竟与“男女同志，欢然一室”，故制造“幸得狱吏女解意”的“三角恋爱”，以期与唐破镜重圆⑪东埜虚拟:《游戏文章·郑师道狱中上唐群英书》，《申报》1913年5月4日，第13版。。亦有作者撰写《戏拟某女士致浙江都督书》一文，与上篇文字遥相呼应:郑虽误解了唐的“假以辞色”以致“顿起妄想”，但法庭上唯有“师道于众论摇撼之时，乃甘冒不韪”，力排众议，故恳请朱都督网开一面，否则娘子军将“于西子湖边与贵督一决雌雄”①率:《游戏文章·戏拟某女士致浙江都督书》，《申报》1913年5月4日，第13版。。巧妙的是，该作者以郑师道的无辜和唐群英在娘子军中的“缺场”，强化了唐“不念旧情”、“冷酷无比”的狰狞面孔。

除了“多情”与“无情”的“艳史”讲述外，文人还杜撰了作为“泼妇”的唐群英演绎的“丑史”。但“游戏文章”或“自由谈”中整体仍持中立温和的态度，“直接指涉时事，特别是批评、讽刺、笑骂某些人”的尚属少数②参见杜新艳:《“自由”与“游戏”:民初〈申报·自由谈〉的自我表达及其旨趣》，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有作者戏拟《代湘督谭延闿复郑师道书》，诉说谭对唐群英“撒泼”的无可奈何，使唐“横行乡野”的形象变得谐趣化:唐“横扫弱男子之队，孰敢不弃甲曳兵?”宋遯初“辄受掌责而不辞，某何人斯敢蹈覆辙?”③懦夫:《游戏文章·代湘督谭延闿复郑师道书》，《申报》1913年3月25日，第13版。另有批评者谈笑风生:“余欲新增报律一条曰:泼妇有打毁报馆之权。某英雌其赞成否”④《自由谈话会》，《申报》1913年3月26日，第13版。?有附和者亦调侃谓，若创办一《女量报》，专登“悍妇命令”、“撒泼新闻”、“歪缠新闻”，以“注重平权、自由离婚”等为宗旨，而将“阐扬女界打报馆、健词讼诸美德”，悉皆列入，以辅助唐当时主持的《女权报》，并选购钢制印刷机，“以免男界冲打时不致受毁”，不知唐女士意下如何⑤罢了:《游戏文章·拟办女量报章程》，《申报》1913年4月4日，第13版。?此外，有人戏拟《巴拿马赛会进行社征求物品通告》讽刺道，不妨将“唐女士捣毁长沙日报之摄影”、“沈女士饷亚东新闻社记者之竹杠”、“溥仪所戴之红缨大帽”等“民初劣迹”一同送往“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⑥瘦蝶:《游戏文章·巴拿马赛会进行社征求物品通告》，《申报》1913年6月27日，第13版。。亦有作者仿“关公战长沙”故事，戏拟“唐群英、郑疯子、文斐合演战长沙”之传奇，称唐打报馆，堪比关公当年之勇⑦热庐:《滑稽戏评》，《申报》1913年3月23日，第13版。。

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则将唐“蛮横无理”的形象推向了高潮。郑每谈及婚事，唐均支吾应付。但当郑送刊结婚广告时，唐呵斥郑“专制”，且“带了一群女打手”，摘取报馆招牌，打入排字房，将铅字一盘盘扳下洒了一地后，又把字盘踏得粉碎。作者以夸张手法描述了唐大闹后的丑态:“母大虫虽然凶勇，无奈上了年纪的人，到底精力不继，接连捣了两处，实在有些气喘气促，不能动弹。”作者还以反语讽刺:“你看他们女国民的威风大不大，手段高不高?”⑧平江不肖生:《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留东外史》上，第506—507页。

在历史场域，唐群英本已是“女德有缺”的代表人物。在文学视野下，唐不仅以“功利”、“虚伪”、“无情”的姿态与郑上演了一段风流韵史，而且其在大闹《长沙日报》中的“野蛮”、“泼辣”，也违背了女性“贤淑良德”的优美品格。“面目可憎”的唐群英打破了男权社会的“禁区”，使得“牝鸡司晨”的恐慌很快在男性社会中蔓延开来。署名“丹翁”的作者称，沈佩贞大闹《亚东新闻》“未逾期年”，今唐故伎重演，是有“猛牝”群起之危险趋势⑨丹翁:《讽辞·唐群英捣毁长沙报馆》，《新闻报》1913年3月1日，第4张第1版。。不如由唐“联络京师沈佩贞，结成攻守同盟，与中原男子大战几十万合”，以此一决雌雄⑩丹翁:《异言·郑师道不负唐群英》，《新闻报》1913年3月6日，第4张第1版。。亦有作者称唐面呈“克夫相”:“夫教仁以两颊之故，晦气上身，至遭极惨之祸。师道以诟谇之故，红鸾未照，便成白虎，至有牢狱之灾。”⑪立:《戏言·痴心女子负心汉》，《新闻报》1913年5月11日，第4张第1版。

综上所言，在文学场域，“游戏文章”的作者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受到历史事件在媒介传播中变形的灵感驱动，加之出于迎合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考虑，利用手中的笔墨尽情挥洒对唐群英的“文学书写”。他们或是将唐塑造成具有十足正面意义的“英雌”代表，或是将唐、郑二人的关系“想象”成为一代风花雪月的“风流艳史”;或把唐打扮成一个“多情”的湘女，或把其丑化成为一个“薄情”、“功利”、“虚伪”的角色。实际上，“艳史”不仅作为一种叙述模式，亦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特殊“期待”。这既体现了民初“男女边界”较晚清时期的某种突破，也表露出人们对于“性爱情感”、“自由恋爱”的朦胧渴望;唐等英雌以“武力”向男性“说话”的“泼妇”行为，引发了男权社会对“牝鸡司晨”回溯的惶恐。无论是唐对于“性”与“情”的释放，抑或是对于男性“霸权话语”的挑战，在时人看来均乃“离经叛道”的行为。由此也不难理解，唐群英在文学叙事中的“境遇”，同其在法庭中的“败诉”相似，一并遭遇了“陷落”。

若要在“历史现场”与“文学叙事”之间做一比较，其不同之处在于:在历史事件当中，唐、郑二人“婚姻事实”的真伪不在公共话题的讨论范围内——此或许与法庭审判官对原告一方的“偏袒”有关。但在文学创作中间，唐、郑二人的“暧昧关系”则得到了反复书写;其相同之处在于:两个场域均不回避对于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的“道德批判”，换句话说，作为“英雌”的唐群英，历经了双重领域“陷落”的命运。而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并非一则简单的故事，投射到她身上的是一个时代镜像的缩影:以上“历史事件”与“文学形象”双重场域的互动过程，折射出了民国初年“英雌”话语的内在困境，以及女性生存面临的诸多社会生态。

三、时代镜像:“英雌”话语与民初女性的社会生态

(一)被“英雌”误解了的逻辑

在晚清“种族革命”及“民族主义”话语的感召下，传统社会中涌现出部分女性——尽管是极其少数的，随同男性一道加入革命队伍中间出生入死。她们以“英雌”自居，力图作为四万万同胞另一半的代表，追求并展现其性别角色的建构。辛亥年间，诸如唐群英与张汉英来沪组织“女子后援会”①《女子后援会筹募军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0页。，参加“女子北伐队”，驰赴金陵作战等壮举不为罕见②陈婉衍:《女子北伐队宣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457页。。进入民元，女子参政团体的成立、女报的创办、女学的开设蔚为奇观。“英雌”亦受到相当高的“礼遇”，如唐本人即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并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还获得“二等嘉禾章”③《唐群英年表》，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编:《唐群英史料集萃》，衡阳市妇女联合会刊行，2006年，第16页。。

就唐群英等女性看来，作为“英雌”的自己，在革命中“尽义务”之余，“享权利”乃当然之理——共和胜利的曙光升起之际，便是“女界革命”、“男女平权”梦想成真的时刻。于是，女界关于争取参政权运动的上书一次次地递到参议院议员们的手中。唐在《女界代表张(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中呼喊:“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④唐群英:《女界代表张(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妇女时报》第6期，1912年5月，第21—22页。然而，这一切却遭遇了来自“另一半”的阻力:其关于“男女平权”的要求或被参议院一一驳回，或在《临时约法》中被漠视，即使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也被“无情”地删除。

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反对女子拥有参政权的终极目标，他们同样希望能将两性在革命中间建立的合作基础保持并延续。而采取何种方式更好地协助女性从传统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成为了当时男性精英不得不着力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唐群英等“英雌”毕竟在二万万女性中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则是未能在历史书写中留下声音的妇女大众。据包天笑回忆，在他主持《妇女时报》期间，当时的妇女“知识水准不高，大多数不能握笔作文，因此这《妇女时报》里，真正由妇女写作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二三”⑤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62页。。另一方面，即便是“英雌”们的知识素养与经营能力也值得怀疑。据仇鳌回忆，民元年间，在唐群英等结队多番请愿女子参政权的过程中，“每次呈文都是由我代笔”⑥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0页。。陶菊隐亦称唐参与创办的《女权日报》“营业不振”⑦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8页。，遂不得不由何步兰“呈请都督拨给公款，并常年津贴，以资接济”⑧《维持女权报》，《申报》1913年3月19日，第6版。。

故而，在男性同盟者的眼中，采用一种温和的、渐进的、符合现实的方式，引导女性逐步参与到“女权”行动中来，或许更为妥当。孙中山称:“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①孙中山:《复南京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8页。宋教仁虽然代表国民党全体，向女界表达了否决女子参政权的决议，但仍为唐创办的《亚东丛报》题写发刊“祝词”②宋教仁:《〈亚东丛报〉发刊祝词》，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0页。。刘揆一在办报问题上同样对唐给予支持③刘揆一:《〈亚东丛报〉发刊祝词》，饶怀民编:《刘揆一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何海鸣在《求幸福斋随笔》中亦称，若“有数辈脑灵心敏、志高胆壮之女子投身社会，使知世故而增阅历……苟一觉悟，即以身作则，启迪后来之女子以正轨，其收效必至大矣”④何海鸣:《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求幸福斋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然而，上述的“苦心孤诣”并未得到“英雌”的理解。相反，在唐群英等人的内心中，瞬间涌起一股“失落感”:先前男子应允的“女界革命”、承诺的“女权”，竟然不过是“海市蜃楼”，“英雌”的标签亦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身份”而已。当参议院讨论《临时约法》之际，唐群英等人“擅入议事厅”，“坚执议员衣袂”，将议院的“玻璃窗击破”，并把阻拦的警兵踢倒在地⑤《女子参政同盟会力争参政权》，《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582—583页。。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面对举手赞成“男女平权”的男子寥寥无几，唐群英便“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⑥《专电·国民党昨日在湖广馆开成立大会》，《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第2版。。逐渐地，唐从希望的幻灭，走向失望的低谷、绝望的深渊，以致到达愤怒的沸点。一方面，《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子虚乌有的“婚变广告”点燃了唐群英蓄势待发的情绪。另一方面，唐大闹报馆一事与其此前的行径有所不同，内中涉及不少唐个人“霸蛮”性格、其与郑师道之间男女私情，以及国民党人内部矛盾等复杂因素。但若将此事同其之前的“故事”放在同一脉络中考察，便不难想像，她想凭“英雌”的身份，用暴力的行动，争取各界的关注及女界的拥护，以重新觅回自认为理所应当的“女权”。

(二)被“妖魔化”了的“英雌”形象

社会由两性组成，男女之间并非作为对立的两极存在着，而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当两者处于和谐并生的共同体之下时，社会才能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而一旦某一方的性别意识过于强烈，或至极端膨胀时，必将导致平衡的破裂⑦参见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8—269页。。就此意义而言，唐群英等追求“英雌”话语的传递、凸显性别身份的愿望过于鲜明，以至于有意或无意间将自己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唐群英揪打宋教仁那“清脆可听”的耳光声音，反复地回荡在男性的耳边。其砸毕报馆后“高坐吃烟”的傲慢姿态，也永远地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其在参、众议院用烟卷盒扔议员的做法还被其他女性效仿⑧傅文郁:《在北京参加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英雌”们同时透露出欲与男子“一刀两断”的决心。某作者在《女子白话旬报》的一篇文章中，赤裸裸地谩骂男子:“就是怕女子有参政权……夺了男子的饭碗……我们女界……不可说有了男子赞助我们，巴不得将自家的担儿减轻些，这种依赖的劣根性，千万要铲除净尽才好。”署名“开云”的作者语气更不容商榷，“参议员剥夺女子的选举权，便是看待女子和罪犯一般了……我女界当视为公敌，一个个用手枪炸弹对付他”⑨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34—37页。。此外，“英雌”们不仅伤害了赖以合作的男性伙伴，也殃及了女性同盟者。《长沙日报》风波初平，唐群英、张汉英复大闹“秋瑾女烈士祠”。这次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女界自身——“女国民会”⑩林受祜:《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旧事》，《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十五)，第9页。。事件虽因祠产纠纷而起，但不免让人叹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笔者将秋瑾与唐群英加以比较:秋、唐婚后皆生活在湖南湘乡，且很早就有过交往，二人皆组织过女子团体和出版报刊、皆经历过革命的洗礼①参见陈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3页;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9—20页。。然而两人身后的社会评价却大相径庭。民国元年，作为“女革命家”的秋瑾迎来了一场自湖南至浙江的“迁葬运动”，其作为“共和大业的缔造者”、“女界革命的先驱”、“双重党派身份的拥有者”，被纪念者赋予了极为崇高的历史地位②参见拙作:《秋风秋雨返秋魂——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民元秋瑾迁葬》，《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85—98页。。而作为“女界参政运动领袖”的唐群英进入民元之后，则何以广受诟病且不为见容?

唐群英等“英雌”采取的激进化、暴力化、极端化的斗争方式，使其最终陷入到“自我孤立”的绝境。就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本身而言，“自以为是”带给她的灾难，完全超乎了最初的估想。除了经济上的赔款、法庭上的败诉、文学形象的“陷落”，最为重要的是，男性对其“女德有缺”的批判，以及对其拥有“女子参政权”能力的进一步怀疑，甚至是对其作为“英雌”资格彻头彻尾地否定。最终，唐在那个她曾经闪耀过的舞台上永远地“销声匿迹”了。二次革命后，唐被安置到回家乡从事“女学”事业的坐标上——这既是女子“自觉”的起点，也是“英雌”回归的终点③关于“二次革命”后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办理女学的概况，参见谭长春、杨端云:《融心化血破世顽——唐群英在衡山创办女子学校的情况》，《一代女魂——衡阳文史》(第12辑)，政协衡阳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等编印，1992年，第88—91页。。

在时人的笔下，唐群英等“英雌”的行为张力，某种程度上被冠之以“妖魔化”的形象，因有“三千年未有之活剧”之讥④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1912年8月25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唐群英“丧失女德”、“泼辣蛮横”的“泼妇”面孔已不必赘言。沈佩贞“英雌”标签的背面，同样隐藏着一副“女流氓”的模样。国民党元老仇鳌回忆称，沈被问及与唐绍仪的绯闻时，竟笑答“我不过想利用他一下罢了”⑤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0页。。沈因1915年在北京醒春居与伙伴“以嗅女子脚为酒令”被《神州日报》披露后，聚众大闹报社的野蛮行径，亦深刻在时人记忆中⑥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94页。。其时，尚有沈每以“裸体者仰卧”待袁世凯召见之传闻的流布⑦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页。。陶寒翠在所著的《民国艳史演义》中，以沈佩贞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孙贝珍”在来访的议员面前大张八字式大腿，脱褂在净桶上方便，并大谈关于治脚气的方法等种种怪态⑧陶寒翠:《民国艳史演义》，上海:时还书局，1928年，第96—108页。。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干事傅文郁的形象亦在“英雌”与“娼妓”之间摇摆。1913年，傅文郁到河南建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豫支部时，不仅在开封“明妓暗娼荟萃之处”时常出没，还在金台旅馆与男友赵显华及其他妓女一同上演了一出“泼醋迁居”的放荡丑剧⑨《傅文郁之风流艳史》，《长沙日报》1913年3月24日，第8版。。直至十余年后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交流中还批评唐、沈之流组织的女子团体无任何事业建设，不过是“‘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对于她们这群人“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⑩《鲁迅全集·两地书》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7页。。

造成“英雌”形象“被贬抑”的原因，固然与女性在塑造其“英雌”身份中自我形象定位的“迷失”与“模糊”不无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英雌”——虽然是二万万女性中的“另类”，但她们的“无所适从”所导致的“变异化”的行为模式，无意间构成了对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这一性别规范的冲击。换句话说，“英雌”们的过度“表演”，使得男性对其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角色颇为堪忧。遂有男性转而以“对立”的眼光去打量这批“英雌”的惊骇之举，并将“少数者”不由自主地加以“放大”，以至于在他们的价值概念中生成了一种“被摇撼了秩序”的警觉⑪191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女子参政运动均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可参见《列国女子选举权考》，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年9月，“内外时报”，第21—22页。。

(三)“英雌”话语构建中的“困境”

唐群英等在追求“英雌”话语中呈现出的激进主义的态势，不仅惹得男性一方“放大化”了的反感，即便在其他的女性同胞看来，亦未必认同。女界同仁王达三认为，唐群英之所以遭受《长沙日报》“婚变广告”的污蔑，与其“锋芒太露”而招引太多的忌恨者不无关联①《来函·王达三女士函》，《申报》1913年4月4日，第11版。。若干年后，唐本人回忆时，也觉自己当初的行为有些“过火”②唐寿春:《回忆陶姑》，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编:《唐群英史料集萃》，第155页。。其时绝大多数女性的观念是:既要做“国民母”，又想成为“女国民”;既须在家庭中相夫教子，又应在战场上随同男子赴汤蹈火。将自己视为男性从属者的角色，既是社会分工的内在要求，也是女性自觉的性别认同。

总体而言，在“英雌”话语的诠释问题上，她们的困惑恰巧在于，“性别表演”强烈的动机与审视自身条件后的清醒。换言之，关于“女权”与“女学”孰者优先，“英雌”们也并非真正不解。唐群英在《女学界之障碍》中指出，唯有养成“完全的学识，高尚的人格”，才有资格与男子“立于平等的地位”③《女学界之障碍》，《女子白话旬报》第3期，1912年11月，第30—31页。。这也是《女子白话旬报》、《亚东丛报》、《女权日报》三份女报诞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唐群英从大闹《长沙日报》的风波中冷静下来后，便从长沙回到北京，继续着女报的改良事业④《本京新闻·女报改良》，《顺天时报》1913年5月2日，第5版。。吴木兰也自觉地放下了鼓吹“女子参政”的号角，以研究“男女教育平等”的进行方法为宗旨⑤《男女教育联合会开会预备会》，《顺天时报》1913年5月8日，第9版。。

诚然，我们无法排除部分男性持有“功利主义”的两性观:他们或将“女界革命”、“女权运动”作为一种鼓吹女子参与革命的动员话语，或将之以为某种政治功用。此种印记在袁世凯的身上得到了体现。1912年4月，面对唐群英等“英雌”来京请愿“女子参政权”，袁致电唐绍仪:请从速阻止南京女子的北上行为，“以免种种窒碍”⑥《致国务总理唐绍仪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9页。。然而，在“洪宪大典”筹备的语境下，“女子请愿团”便成了袁对帝制合法性的论证依据之一⑦黄毅编述:《袁氏盗国记(选录)》，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在袁政府充作“幕僚”、且自诩为“大总统门生”的沈佩贞⑧《洪宪女臣》，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4页。，则成为了袁“功利主义”的牺牲品。“二次革命”后，女子参政同盟会被解散，社会人士希望保留一位“英雌”去完成“救亡”结束后女学的“启蒙”任务。沈一度活跃在“提倡内国公债大会”、“救国储金运动”中，且其作为“女界代表”，极具煽动力的演说尚有可圈可点之处。闻者赞叹“演说家必有悲惨激昂之声，借题发挥者，乃独沈佩贞有此精神”⑨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1915年5月9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然而，沈未能吸取唐群英等“英雌”的教训，继续“我行我素”。其因大闹《神州日报》一案，遭受了入狱的下场。先前在她身上贴有的“英雌”、“总统府女顾问”等标签，突然遭受了来自袁以及各界的矢口否认⑩《本案之结束》，饭郎编:《沈佩贞》，新华书社，1915年7月，第6—7页。。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道出了其中的实质:“袁氏欲操纵伟人，一切豢养皆属诱致作用，沈氏虽女流，性颇伉直，探以党中暗幕，辄肯相告”，而一旦“党人之势堕败，了无足患”，沈便失去了“利用价值”。等到沈“骄纵嚣张”地大闹《神州日报》，引起了社会“公愤”之际，袁便仿效两年前公共舆论界对唐群英的打击方式——以“女德有缺”为名，进而否定其女子参政权——结束了他对沈佩贞的招抚与褒嘉⑪《女伟人》，许指严:《新华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149页。。在众目睽睽之下，沈“仍照通常送人犯惯例，乘大厂车……道经商市，异常羞愧”⑫《沈佩贞之下场》，《香艳杂志》第10期，1915年10月，“女界新闻”，第5页。。

(四)“贤母良妻”的游移与复归

无论是男性渐进、温和女权理念的失败，抑或是持有“功利主义”性别观者的别有用心，或“英雌”在追求性别话语过程中行为模式的“变异”……诸多因素交织，使“英雌”群体在清末民初犹如“昙花一现”。与其将“英雌”的陷落看成是近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从“女权论”向“贤母良妻论”)①参见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9—132页。，不如说此为“贤母良妻”形象的“游移与复归”。“英雌”从她们战斗过的“社会”，返回到了最初生活过的“家庭”与“校园”。“英雌”不再受到宠爱，而“贤母良妻”成为了民初人士心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

民国初年，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整饬女界不良风气、培育“女子道德”的言论。有论者建议创立“尊孔女塾”以“昌正学而明经术”②《女子也受头巾毒》，《民立报》1913年3月2日，第11版。。1915年3月，某作者在《大公报》上发表言说:近世以来，“女子道德之知识，日渐澌之，忠孝节义之义理，无复闻问”，而“维新派轻佻之妇女，遂有女子平权、女子自由之声浪……纵恣肆狂，四维不张，国几灭亡”。“贤母良妻”角色的规范，“由个人而及于众人，由家庭而及于国度，社会恶俗，荡扫净尽，则国家富强可企望”③朱济美:《论国家欲转弱为强当注意积极进行普及女子教育》，《大公报》1915年3月26日、27日，第1、2版。。教育总长汤化龙亦称:“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④《教育总长汤化龙谈女子教育(节录)》，《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712—713页。1914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治安警察条例》，禁止女子“加入政治结社”及“政谈集会”。同月袁世凯又制定了《褒扬条例》，给予“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匾额及金质或银质褒章⑤《公布治安警察条例令》、《公布褒扬条例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5卷，第396、472页。。“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李定夷因在《湘娥泪》中塑造了具有传统美德的女主人公，亦领取了教育部颁发的“甲种褒状”⑥《教育部通俗教育会小说股原评》，李定夷:《湘娥泪》，上海:国华书局，1914年，第1页。。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妇女报刊也出现了从宣传“英雌”向褒扬“节烈”，直至塑造“贤母良妻”的回归潮流。1914年12月创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杂志，鼓吹“男子可以多妻，可以放纵”，要求妇女遵行“礼义廉耻”，并设有“家政学”专栏，以“介绍妇幼卫生保健知识和家庭生活常识”。1915年1月创刊的《妇女杂志》，其宗旨亦为使“一般之女界勉为良妻贤母”，将提倡女学作为“昌明女权的必备条件”，且有“家政”和“学艺”两个栏目的设置⑦《女子世界》、《妇女杂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2—309、351—359页。。同一时期的《中华妇女界》、《女子杂志》等妇女期刊，也体现了上述表征⑧《中华妇女界》、《女子杂志》，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3卷·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21—1531、1554—1556页。。然而，此时宣传的“贤母良妻”教育与传统社会的要求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其中既体现了“传统道德”的抬头，又显示出“新文化、新思想”的萌芽;既有“英雌”向“贤母良妻”的回流，又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革命”的余波荡漾;既有告别“旧式女性”的难分难舍，又有迎接“新女性”曙光照耀的从容等待;既展现出“英雌”们从家庭、校园走向社会的困惑歧途，也彰显出女子人格从“依附”走向“独立”的某种预示。或许，从唐群英等“英雌”角色重置的这一课题出发，恰可瞥见民初中国妇女特定的生存语境，即“挥手晚清，拥抱五四”。

(五)“发乎情，止乎礼”的男女边界

最后需要讨论的一点是，在文学场域，唐群英“艳史”的“被发现”，也为我们观察民初中国男女限界“发乎情，止乎礼”的特征，打开了一扇窗口。

辛亥革命后，社会关注的热点除政治问题外，在西方“自由结婚”、“文明结婚”思想影响下，表现男女情爱的文学作品也引起了读者的特别兴趣⑨参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3页。。“英雌”们的个人情感均是文人墨客们乐此不疲的话题。然而，由于传统伦理道德在时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故人们在欣喜地尝到“艳史”的新鲜后，不自觉地再度与“艳史”划清界限。如，有评论者“特致书于傅文郁，谓如再任意妄为，定下逐客之令，免使中州一片干净土，留此污点”①《艳史·傅文郁在汴之艳史》，《新闻报》1913年3月13日、14日，第4张第1版。。

当“英雌”们真正面对外界对其“艳史”的指责时，也不得不与之绝缘。如唐群英为了与郑坚决地撇清关系，大声向世界告白，郑师道只是“精神病”一个，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向都督府请愿——非将郑师道驱离湖南不可。她拒绝出庭，不仅是不敢正视法庭对其“英雌”身份的审判，更是不敢接受庭审观众对她“风流韵事”的拷问。她砸毁报馆的暴力行动，既是其作为“英雌”自以为是的体现，同时也是为证明自己在感情问题上的“清白”，以及“英雌”性伦理不容玷污的一种行为模式。就某种意义而论，唐群英以“礼”的方式，即大闹《长沙日报》，以为自我辩诬，驱逐郑出湘，与之分道扬镳——拒绝了郑师道的“情”，即“婚变广告”的表白;在“文学场域”中，“多情”湘女唐群英与郑师道演绎的“艳史”，或以唐“泪洒”郑而收场，或以郑欲与唐“重叙旧缘”的痴情无望而终止。其间透露出的“悲剧”情怀，亦是“情”与“礼”抗争的归宿。而唐的“寡妇”身份作为一种潜在的语境设定，亦暗示了作为“张力”的“情”，在民初语境下，最终不得逾越作为“限界”的“礼”这一框架。那么，“根乎道德，依乎规则，乐而不淫，发乎情而止乎礼”便成为了当时男女感情的普遍选择②双热:《孽冤镜·自序》，《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孽冤镜》，第222页。。徐枕亚在《玉梨魂》中便讲述了一种不为礼教所容的恋爱③参见徐枕亚:《玉梨魂》，《民权素》第一、二集，上海:民权出版部，1913年，第148—150页。。

综上所述，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一案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或“文学叙事”。透过唐及其女友前后的历史活动及命运，我们不仅得以瞥见“英雌”话语构建中的内在困境，也可以认知民初女性面临的诸多社会生态:在种族革命话语的感召下，女性被动员参与到其中，并开始了其“英雌”角色的表现历程。当共和告成之际，男性从谨慎的视角出发，更希望以一种渐进而平稳的步骤，引导广大女性实现女权享有者这一目标。然而男性的逻辑为“英雌”们误会，相反她们以激进暴力的手段对待同盟者，以致在社会人士眼中被放大为“妖魔化”的形象。“英雌”在构建性别话语中间的困境，一方面表现在其在声势上要盖过男子的夸张“表演”，另一方面则是当她们衡量“女学”的水平后，对于作为“辅助者”性别身份的自觉安置。此外，她们还面临着持有“功利主义”话语者对于民族国家性别秩序重构的挑战。于是，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男女双方在革命中间形成的合作基础亦随之破裂。与之直接相关的是，“英雌”们在历史事件和文学形象中，皆遭遇了不可避免的“陷落”。当“英雌”消逝以后，取而代之的便是社会对于“贤母良妻”形象的重塑。但此时的“贤母良妻”却与往昔不同，在她们的身上，可以望见“新旧杂糅时代”的曙光。此外，“英雌”及大众对于“艳史”即若即离的态度，展现了民初“发乎情，止乎礼”的时代镜像④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夏晓虹教授开设的“晚清女性与社会”课程给予笔者诸多启发，深表感谢!。

四、余论:拟态环境下人物形象的重构

从李普曼的传播学理论出发，“拟态环境”不是对“真实环境”的完全再现，而是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加工、重构⑤参见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一百年来，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及其人物形象，在“拟态环境”中不断变迁。民国初年，唐撒泼的“历史记忆”为时人刻骨铭心。俭父在小说中以唐、沈大闹报馆的故事警告主人公实甫，不可轻率曝光名人女子酒后颜色等丑闻，以免重蹈《长沙日报》的覆辙⑥俭父:《笔谈·金风铁雨楼随笔》，李定夷主编:《小说新报》第五年第十期，1919年10月，第4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杨尘因的小说《神州新泪痕》中，“新派人物”冯世新等将唐群英塑造成“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妇女解放”的代言人;而“保守人士”周桐荪、辛觉盦则以“女流氓”的目光打量着唐，并据此反对“新女性”话语的诞生①尘因:《神州新泪痕·第三十五回》，徐枕亚主编:《小说季报》第四集，1920年5月，第1—2页。。唐群英作为“超贤母良妻主义”人物的代表还为胡适所征引。他虽以对从事三十年社会事业的美国女子“Jane Addmas”的称赞，批评唐行为模式的失策，但实际上也认同了唐的“自立”精神②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第218页。。直到1920—1930年代，唐群英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才被各类作品广泛书写。但是人们对于唐群英的评价仍持谨慎的态度，即虽然唐群英有较大的历史功绩，但或是其斗争中间的改良色彩过于明显③纯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资料》，《中国青年》第7卷第5号，1927年2月，第113页。，或是其斗争目标过于狭隘——“仅为个人利益而斗争”④《北伐军抵湘前后的湖南妇女(湖南通信)》，《中国青年》第6卷第23号，1927年1月，第614页。，或是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不过沈佩贞、唐群英几个女士而已”⑤李三无:《妇女参政运动研究》，《改造》第4卷第10期，1922年9月，第24页。，或是其斗争方式过分激进——以至于被社会加上了“‘叫嚣’、‘猖獗’的徽号”⑥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前锋》第二号，1923年12月，第55—56页。，最终导致其斗争结果不彻底。但是，唐群英对于鞭策妇女运动，仍具相当的激励作用⑦文央:《悼唐群英女士》，《妇女生活(上海)》第4卷第11期，1937年6月，第30页。。新中国成立后，唐群英作为妇女运动“领袖人物”的身份得以奠定。唐的历史地位被无限制地“拔高”:1979年，邓颖超将唐群英与秋瑾并列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界”的两大英雄人物;1991年，康克清亦赞其为“一代女魂”⑧《邓颖超论及唐群英》，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1—2页。。以湖南衡阳为中心，关于纪念唐群英的“文集”、“专著”、“诗赞”纷纷出版⑨《各地编印唐群英专集、专著一览(1985—2006)》，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编:《唐群英史料集萃》，第217—223页。。在共和国的语境下，关于唐大闹《长沙日报》这一问题的阐释，无论在回忆者的叙述中，还是在文学作品的书写里，甚至是在学术论文的创作上，均被叙述成“唐群英领导广大妇女，反击《长沙日报》对女权运动的诋毁”——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⑩参见吴剑、段韫晖:《湖南妇女运动中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65—466页;中共衡山县委员宣传部编:《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5—209页;蒋薛、唐存正:《唐群英评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146—150页;曾启球:《唐群英思想之形成和发展》，《衡阳文史》(第12辑)，第169—170页;冯湘保:《简析唐群英男女平等思想的实践》，罗湘英主编:《唐群英研究文集》，第156页;饶怀民、阳信生:《唐群英女权思想析论》，饶怀民、范秋明主编:《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7页等。。

唐群英本人及其大闹《长沙日报》的风波，经历了“五四”前后的民初中国、1920—1930年代国共两党关系运动下的“革命年代”、新中国建立直至今日——这一跨越了整整百年的时代穿梭。无论是其人物形象，还是事件传播，均在时代语境下不断变迁。这些后来者的叙述，早已与最初的“历史现场”以及昔日的“文学叙事”，渐行渐远，甚至“面目全非”。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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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0

高翔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