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2015-01-28 19:11王培元
当代 2014年4期
关键词:康生

王培元,山东日照人,生于青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著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后出图文版《延安鲁艺风云录》)、《走出象牙塔》等。

南渡江山残破,

风流犹属临安。

喜读箨庵补《鬼辩》,

意气贯长虹,

奋笔诛权奸。

拾前人慧语,

伸自己拙见,

重把《红梅》旧曲新翻。

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

写繁华梦断,

写北马嘶嘶钱塘畔。

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

笑里藏刀杀机现;

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

快人心,伸正义,

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

这是昆曲《李慧娘》“序曲”。《李慧娘》这出所谓“鬼戏”,凡经历过“文革”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当年《李慧娘》上演之后,曾经红极一时,火得不得了。然而,曾几何时,忽又变成了“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影射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戏”、坏戏,受到了猛烈的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编剧孟超和导演白云生,也因而被残酷地迫害致死。

孟超曾于1961年至1969年担任人文社主管戏剧的副总编辑。1991年3月,为庆祝建社四十周年,社里专门编印了一个纪念册,历届前任社级领导人的照片都印在前面。唯独孟超的那一张,与众不同:戴着一顶棉皮帽子,一脸苦相,不免让人联想到了他的不幸和冤屈……

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他就开始挨整了。等到风“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文革”一爆发,就更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十恶不赦的坏蛋,受到了比人文社的“走资派”们严酷得多的批斗。

他先是被关进了“黑帮”集中的社会主义学院,后来又说黑帮们自斗、互相揭发不彻底,叫各单位领回去斗。各单位来人,把他们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孟超和韦君宜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知道他就是写“鬼戏”《李慧娘》的孟超,在车下围着叫骂:“孟超老鬼!”孟超只得答应:“哎!哎!”

那群孩子又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

他仍“哎!哎!”地应答着。

孩子们继续骂道:“你认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

在孟超连连的认罪声中,车才开走了。

回到社里,每逢别的地方开批斗会、来卡车要把他押走时,一听说车上有孟超,就会有小孩子跟在后头追喊:“孟超,你是不是反革命?”他只得连声答应“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这才罢休。

有一天,人文社的“牛棚”呼呼啦啦闯进一伙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喝问:“谁是孟超?”于是乎,孟超被揪了出来。“啪!啪!”红卫兵上来就是左右两个耳光,继而一顿拳头,随后又挥舞着鸡毛掸子,抽他的驼背。孟超低着头挨打,一声不吭。

在遭受了比“牛棚”里别的“牛”更大、更多的摧残之后,孟超1969年9月又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由于他是“长期的永久的斗争对象”,谁也记不清他在“干校”里接连不断地挨过多少次批斗。

“孟超,你是中央专案,不归我管,我只管你的生活。”军代表边对他说,边把手伸过来,“来包‘红牡丹!”

孟超每天都得向这位管他的“代表”,供奉一包红牡丹烟。也许是这包红牡丹起了作用,他可以不下大田,有时只上菜地里去赶赶鸡。

到了后来,别的“历史反革命”,乃至“现行反革命”,都算是被“革”过“命”了,批斗过了,成了“死老虎”了,甚至那些“走资派”,也被“革命群众”“解放”了;而孟超,却依然被“挂在那里”。一次,竟让他搬到刚死过人的屋子里去住,说他是最不应该怕鬼的。

那时候,甚至连一些跟随父母去干校的小孩子,也都把孟超,作为戏耍、羞辱的对象。

孟超本来就瘦,聂绀弩说似乎没有人比他更瘦。经过了这些折磨,他更加消瘦了,瘦得皮包骨,简直是“三根筋挑个脑袋”(牛汉语)。背也更驼了。后来他提水时,还把腿骨跌断了。

军代表恩准他去武汉治疗。治了好久,总算又能披着破棉袄,拄着青竹竿,在菜地边默默地走来走去,“呵嘘——呵嘘——”地赶鸡了。

最后,其他人都返回了北京,只剩下他和牛汉等“一小撮”,依然被弃置在冷清的向阳湖。等到终于被允许回京后,没过多久,他就默默地死去了。他死在十年“文革”尚未收场的阴冷、沉闷、昏暗的前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曾与孟超一起,在桂林编辑杂文刊物《野草》的聂绀弩说:“孟超会写文章……谁知几十年之后,全国解放多少年后,大家有饭吃了以后,竟以会写文章而死!”

反右派运动结束后的某一年,孟超在王府井大街邂逅绀弩。老友相见,孟超上前拉着聂去喝咖啡。边喝咖啡,他边对聂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办一个像《野草》那样的刊物啊?聂觉得他还像当年一样天真,“《野草》的时代过去了”,搞得不好,还会讨一场没趣。分手时,两个人相约各向有关领导方面去摸底。摸的结果不得而知,反正事实是,并未出现什么“草”之类的杂文刊物。

谁又能想到,天真而又乐观的孟超,内心充满了激情的孟超,写过诗、写过小说还写过杂文的孟超,过了几年,怎么就突然写起了昆曲哪?

孟超认为,《李慧娘》是一出“抒发感情之戏”。他特别欣赏中国古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尚情论”,以为,“情之纤细者微至于男女之私,放而大之,则义夫义妇,与国与民,散之四合,扬之寰宇,而无不足以使芸芸众生因之而呼号,因之而哀伤,因之而悲哭,因之而兴奋,因之而激发,因之而变为力量,形之于行动,潜移默化,似固无迹可寻者,然而动人心魄,励人进取,乃可泣鬼神而夺造化之功”。

因此,写《李慧娘》,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借戏言志”“借此丽姿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写作《李慧娘》时的孟超,“义溢于胸,放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爱我之所爱,憎我之所憎,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

然而,谁能预料到,怀着一腔豪迈、壮烈的热情,“试泼丹青涂鬼雄”的孟超,最终竟因这出“鬼戏”而殒身丧命呢?

中国的很多地方戏曲里,都有一出戏,叫《红梅阁》(亦称《游西湖》《阴阳扇》)。这戏实则肇源于明代剧作家周朝俊的《红梅记》。《红梅记》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李慧娘,到了《红梅阁》里,被塑造成了一个“庄严美丽的灵魂,强烈的正义事业的化身”,因而深受观众的欢迎。

孟超也很喜欢这出戏。小时候,他便常于故乡的草台社戏,“得睹李慧娘之丽质英姿,光彩逼人,作为复仇的女象,鬼舞于歌场之上,而不能不为之心往神驰;形影幢幢,见于梦寐,印象久而弥深”。

他尤其喜爱周朝俊塑造的李慧娘。其大胆无畏的英姿,使他魄动魂惊,铭感于心,久难释怀。1959年秋,孟超偶感寒热,在家休养,“病榻凉夜,落叶窸窣,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

于是,他找出《红梅记》,聊以自遣,又翻阅相关小说、史传、传说等资料,于反复吟哦之中,生出种种奇思异想,觉得倘以当时时代背景为经,以李慧娘、裴禹情感为纬,着重抒写李慧娘拯人、斗奸、复仇的正义豪情,“虽幽明异境,当更足以动人心魄”。

病好以后,他与对戏曲很有造诣的友人张真谈及此事,张深以为然,极力撺掇他重写此戏。不久,北方昆剧院负责人金紫光也听说了,更建议他写成昆曲。

1960年,孟超利用春节假期,以不能自已之情,一气呵成,形诸笔墨,写出了昆曲《李慧娘》的初稿。上班后,即交给了北方昆剧院。

1961年7、8两个月合刊的《剧本》月刊,发表了此剧初稿本。

这一年8月,北昆搬演《李慧娘》于首都舞台。

在《李慧娘》一剧中,孟超写的是:南宋末年,元军进攻襄樊,都城临安告急,而奸相贾似道却按兵不动,沉迷于声色犬马;满怀救国热情、不畏权势的太学生裴舜卿,在贾似道偕姬妾游西湖时,当面痛斥他荒淫无道、误国害民;贾的侍妾李慧娘见此忧国拯民的磊落奇男子,不禁倾慕赞叹,脱口而出道:“壮哉少年!美哉少年!”不料被贾似道听见,即令回府,凶残地将李慧娘杀害。又派人将裴舜卿劫持到相府内集芳园,准备害死。埋在集芳园牡丹花下的李慧娘,幽灵不散,化为鬼魂,救裴舜卿于危难之中,而且又以大义凛然之正气,怒骂卖国害民的贾似道,并一头把他撞昏在地上。

孟超新编的这出戏,成功地塑造了敢爱敢恨、憎爱分明、被害死后变为鬼魂复仇的李慧娘的艺术形象。经过导演、演员及剧组成员的通力合作和精湛的艺术创造,女主人公的形象在舞台上,更加光彩夺目、美丽动人,赋予此剧一种“全面的丰富、壮美的资质”。

演出后,立即引起轰动,观众、专家交口称赞,在京华戏曲舞台上,极一时之盛。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首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予以热烈的肯定。廖沫沙应《北京晚报》记者之约,以“繁星”为笔名,8月31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肯定这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还指出:应当把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看成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孟超在撰写剧本的过程中,多次向他的同乡、同学康生请教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曾看过孟超的原稿,还提过不少修改意见。据说,李慧娘对裴舜卿的赞叹,原来是:“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根据他的意见,改成了:“壮哉少年!美哉少年!”剧院彩排时,他亲临剧场观看,又建议把李慧娘的鬼魂戴的蓝穗子改成红颜色。还说,此戏一定要出鬼魂,否则他就不看。

1961年8月,《李慧娘》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康生亲临观赏,并登台祝贺演出成功,与孟超及全体演职员合影。接着,他又致函孟超,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他全面肯定了《李慧娘》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赞扬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还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康生请孟超到他的宅邸“盛园”去,设家宴款待孟超,席间又极力地赞扬了一番《李慧娘》。

10月14日晚,康生特意安排剧组到钓鱼台,给即将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国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周恩来总理,专门演出一场。还派人派车,提前把孟超和李慧娘的扮演者李淑君,接到钓鱼台,设宴款待。董必武陪同周总理一起观看。演出结束后,他们上台表示祝贺,并与剧组合影留念。随后,康生又和孟超等剧组主创人员座谈,大讲特讲“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成立“五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云云。

孟超兴奋地遍邀人文社同事们去看戏。严文井边看戏,边对坐在旁边的楼适夷轻声说:“你看孟超,老树开花了。”

古代文学编辑室的陈迩冬看过之后,填《满庭芳》词一首以示祝贺,题为《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孟超同志新编〈李慧娘〉观后》,发表于《光明日报》。上阕云:“孟老词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百花齐放,古干发新葩。重谱临安故实,牵遐思、缓拍红牙;撄心处:惊弦急节,铁板和铜琶。”

平时就“好说话,无论何时碰到他,他一定是在说话,以压倒别人的气势在说话”(绀弩语)的孟超,此时不无春风得意,和社里的同事说起上边这些事来,颇有点喜形于色、手舞足蹈。

然而,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一场大风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逼近了。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上,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贯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此前的一次会议上,就对孟超的女儿陆沅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十中全会召开前,他又送给孟超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1963年,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李慧娘》的文章,认为表现鬼魂形象的《李慧娘》是“鬼戏”,是“宣扬封建迷信”,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甚至有人说,李慧娘鬼魂的唱词“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意在反对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这个“请示报告”要求全国城乡,一律停演带有鬼魂形象的戏剧,并特别指出,新编剧本《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评论界又大加赞美”,“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中共中央的批转意见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

《李慧娘》这出戏,从此被打入冷宫。

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署名“梁壁(璧)辉”的长文《“有鬼无害”论》,对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措词严厉的批判。这是一篇颇有来头的文章,实际上是毛夫人江青,通过中共上海市委,授意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撰写的。

5月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

曾经大肆鼓吹、极力怂恿排演旧戏、花旦戏和有鬼魂形象的戏的康生,表面上似乎仍在“宽慰”和“回护”孟超。不但请孟超到他那里去交谈,而且在8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说:“周扬同志告诉我,孟超写了检讨,其实不一定写检讨。”

中宣部文艺处曾派人赴上海进行了一番考察,写出了题为《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刊登于这一年12月9日编印的内部材料《文艺情况汇报》上。三天后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做了如下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批示并没有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和文化部负责人,而是直接批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接着,翌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指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

1963年底,人文社曾经把孟超的工资,从编辑五级提高到编辑四级,经副社长兼总编辑韦君宜同意,上报批准。对此,江青批示道:“谁同意给这个反党分子提级的?就有阴谋,要追查。”韦得知以后,吓出一身冷汗。到了1964年,孟超被“停职反省”。

1964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李慧娘》是“坏剧本”,昆曲《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还耸人听闻地说:孟超和廖沫沙要“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仇!”他又反问道:“为什么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

于是,孟超写《李慧娘》,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一直久拖未决。“孟超”这个名字,在当时几乎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符号,一个反革命的符号。“文革”来临后,孟超被揪斗,被毒打,被抄家,被关进“牛棚”,他所有珍爱的藏书都被抄走,他本人则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

中共中央成立了孟超专案组,负责人就是翻云覆雨、权倾一时的康生。在他的授意下,专案组逼迫孟超交出了康生曾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他保存的康生看完《李慧娘》首场演出后,与他以及剧组成员的一张合影,也被康生派人来强行拿走。

事情至此,康生仍不肯罢休,又诬陷孟超为“叛徒”,欲置之于死地。江青也亲笔批示,说他是“一个重要叛徒,反革命分子”。

蒙此不白之冤的孟超,感到无比悲愤和万分冤屈。在走投无路中,他选择了以死抗争,服毒自杀。幸亏被家人发现,立即送进医院抢救。专案组的人对医生讲:“这是一个大叛徒,可不能让他死了!”他又被抢救了过来,继续承受没完没了的苦难。

他的家人也都受到了株连:夫人凌俊琪不堪其苦,身染重病,终于在1970年底,不治而逝;他的几个女儿,有的被发配到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有的被放逐到工厂,有的被无端批斗,无情折磨;女婿也跟着受难遭殃,四女儿孟健的丈夫、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方琯德,亦被打成“叛徒”;他的几个外孙女,也皆因此而失学。

1902年3月1日出生于山东诸城的孟超,早于1924年至1927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文学)活动和工人运动。他是“太阳社”的发起人之一,热情倡导和鼓吹“革命文学”。1932年初,因在沪西组织工人罢工而被捕,判刑半年,之后转入苏州反省院,后由亲属保释出狱。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第五战区的抗日救亡工作队。四十年代,他辗转于桂林、贵阳、昆明、重庆、香港等地,教书,编报刊,写作,从事革命文化活动。

抗战时期,他生活清苦,家里常常断炊。聂绀弩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穷。在桂林,他一家租住在“马房背”的一个破木楼上,楼下是一个满塘臭水的莲花池。虽是两室一厅,但由于付不起房租,另一间屋转租给别人,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房间内。他和夫人以及两个女儿,都睡在一张大竹床上,没有办法,只好横着睡,孟超的一双脚只好耷拉到床外。

他必须写文章,赚稿费,来养活一家人。他写作有一个特点:不仅会写,而且出手极快。孟超平时不想写文章,也没有文章可写,能不写时就不写。他的文章都是别人“要”出来的。他不怕别人给他出题目,似乎天天在拍着胸脯说:“你们出题目吧!”只要手里有管笔,笔下有张纸,屁股下面有张凳子,他的文章就来了。

孟超长着异乎常人的一对“倒凤眼”,眼角下垂,像一只向下弯的桃子。由于骨瘦如柴,文友秦似说他的体形,酷似鬼才李长吉。

虽然清瘦,他精力却很旺盛。有时埋首案头,只顾写作,还对朋友说:“我不下楼,将来的文集,就叫‘不下楼集。”有时又一天到晚,这里、那里,到处跑个不停,逢会必到。朋友们赞叹说:“孟超,你的精神真好!”

他则答曰:“精神不死,哈哈,精神不死!”

他喜欢读野史和笔记小说,所以有个笔名叫“草莽史家”。其杂文亦别具一格。《野草》编辑部的几个同人,都喜欢用一些古怪的笔名。有一类仿用古人的双姓,据说始作俑者是绀弩。孔子有个学生叫澹台灭明,绀弩就起了个“澹台灭暗”。还说:“为什么要‘灭明,我们就是要‘灭暗呀!”孟超起的是“南宫熹”。一个嫌不够,又起了个“东郭迪吉”。秦似的笔名则是“令狐厚”。

孟超有诗集《候》《残梦》,小说集《冲突》《骷髅集》,杂文集《长夜集》《赤偃草》等作品印行,但最著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声誉的,还是五十岁以后编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

有人觉得,孟超笔下的李慧娘,生前懦弱,死后坚强,虽然很感动人,但毕竟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也难免有过屠门而大嚼,聊且快意,而无补于现实。孟超却认为,李慧娘生前受尽压迫凌辱,白刃当前,而敢与权奸拼死斗争,染碧血,断头颅,宁死不屈,化为幽魂,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而且救出自己倾心钟情的裴舜卿,并以黎民为念怀,不忘涂炭之生灵,“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

1979年,孟超的沉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气贯长虹、可敬可爱的李慧娘的形象,又重新在艺术舞台上大放异彩。

三联书店和光明日报出版社,也于八十年代先后重印了孟超的旧作《〈金瓶梅〉人物》和《水泊梁山英雄谱》。这两个关于两大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人物形象分析的小册子,尽管字数都不算多,但写得非常精彩。

譬如,在对妇孺皆知的武松的“庸俗不堪的奴才相”进行了一番分析之后,他认为,武松在梁山泊“算不了最出色的好汉头儿”,既比不上天真质朴、具有典型农民性格的李逵,豪迈无私、湖海英气的鲁智深,一生浸淫在悲剧生涯中的林冲,也与痛恨官府、同情弱小的阮氏三雄、刘唐之辈,有天壤之别。因为《水浒》源于说书评话,经过文人学士的收集贯串而成书,所以,武松被鲜明地赋予了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士大夫心目中的好汉”,还“不够草莽英雄的标准”。如果说他是英雄,怕也只有打虎一举而已。

诸如此类的独特见解和精辟论述,在这两本书中,不胜枚举。

曾和孟超在咸宁五七干校一起劳改的牛汉,曾回忆说,那时的孟超,成天歪着嘴巴,叼着烟卷儿,有一肚子故事,陈迩冬称他“鬼话连篇”。

冬日的一天,向阳湖畔落下了一场雪,牛汉用手指头在雪地上,给孟超画了个像:雪地上的孟超,光秃秃的头顶,隆起的脊背,眼睛眯细着,凝视着人生。

旁边有人看着雪地上的孟超像,说:“待不上两天,太阳一晒,就化成了水。”孟超咯咯地笑着说:“正好,正好!太阳一晒,有的人往上长,我却只能入地。我宁愿入地。”

牛汉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记下此事,诗题为《把生命化入大地》,其中有云:“孟超的形象 / 被时间的风雨 / 冲刷得异常地简洁 / 只剩下弯曲的骨骼 / 和不弯曲的心灵。”

1975年6月,中央专案组把孟超定为“叛徒”,并开除了他的党籍。而生性倔强的孟超,却坚决拒绝在这个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结论上签字。

这一年秋天,孟超获准回京。孟超只孤身一人,街道办事处就在胡同里找了一个妇女,帮他做做饭,当然,这个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监视他的行动。

冬季的一日,他没留神,取暖和烧水的煤炉火灭了,天又阴,屋里冷得很。他伸手摸摸口袋,里边还有点钱,就走到新侨西餐厅去。

餐厅里顾客不多,服务员对这个一直要求点菜,瘦小枯干、牙齿不全、衣着邋遢的老头儿,待答不理,连菜单也不给他拿来看。服务员被催烦了,把笔纸往桌上一扔,让他自己写。他很快写出了一份最经济实惠的菜单,交给服务员。

服务员一看,惊呼起来:“字写得真好!”几个服务员又凑在一起议论说:“这老头儿还不看菜谱就点菜。”不久,菜就给他上来了。

有时,楼适夷去看他,只见他一个人,在屋里枯坐着读《毛选》。他的书已被抄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这一本。

偶尔,他会拄着拐杖,到楼适夷家,借几本小说,拿回去看。

1976年暮春,5月5日,社里同事老丁来看他。孟超知道老丁是能喝酒的,就拿出酒来款待。而他自己,则于愁闷、悲苦和郁愤之中,也喝了一点酒,据说仅仅是一小杯葡萄酒而已。

第二天清早,那个奉命监视他的妇女,去敲他的门,敲了半天也敲不开,就打开门进去,发现孟超躺在床上,鼻子流血,已经咽气了。

孟超已是家徒四壁,除了一个小闹表,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那个妇女转身去街道报信,顺手把小闹表给抄走了。

月初的两天,孟超曾到女儿孟健家住了两天。女儿见父亲神思恍惚,心情极坏,痛苦不堪,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冤枉啊!哪个沟里没有屈死的鬼呀!……”

三年后的1979年10月12日,人文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孟超举行追悼会。楼适夷送了一副挽联:“人而鬼也,鞭尸三百贾似道;死犹生乎,悲歌一曲李慧娘。”聂绀弩作《挽孟超》一首,诗云:“独秀峰前几雁行,卅年分手独超骧。文章名世无侥幸,血写轲书《李慧娘》。”

小时候,孟超和康生在一起读过书,他们俩还是亲戚,康生的姑母嫁给了孟超的哥哥。据说,两个人还同台演出过话剧,又一起进上海大学读书,孟超读文学系,康生读社会系,后来同在中共地下党沪西区委工作过。康生从山东去上海,曾得到过孟超的岳父赵孝愚的资助。1928年孟超和凌俊琪在上海结婚,介绍人就是康生、曹轶欧夫妇。1956年康生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后,两家仍有来往。

然而,直接参与和亲手制造了《李慧娘》这个冤案,并最终导致孟超含冤而死的元凶,恰恰就是他的同学、同乡、亲戚,那个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康生。

这,恐怕是孟超,以及其他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悲夫!

2006年3月25日写于北窗下

2010年3月20日增补

责任编辑 孔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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