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四君子”题材在元代盛行的原因

史晨阳（山西师范大学 041000）

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以花鸟鱼蛙为描绘对象的装饰纹样，马家窑出土的蛙人纹彩陶壶就用极简单的线条描绘了人的形体和蛙的形体。虽然看上去有一些稚拙简朴，却也能看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方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以花鸟走兽、龙凤为图形的青铜器，这一时期的花鸟形象较之前更为形象生动、活泼真实。到汉代花鸟鱼虫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主要以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出现得最多，此时造型多简练概括。宋代《宣和画谱》中记载：“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人以花鸟鱼虫为题材进行创作”顾野王，“画草虫尤工”，曾作《草虫图》，而此时的花鸟画已经进入了萌芽阶段，直到唐代花鸟画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了独立的画科，从此中国画坛上便形成了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三足鼎立的局面。宋代花鸟画名家辈出，并在花鸟画的基础上发展了水墨花卉，如文同的墨竹，杨元咎的墨梅。元代花鸟画无论从技法上还是题材内容上都开始丰富。其中，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题材的写意花鸟画盛行。至此，“四君子”便以常青的姿态，纵横着中国画坛。明清的花鸟画家们有了前人的基础，继续绘画着它的传奇。

其中，以梅、兰、竹、菊为描绘对象的四君子题材却在元代盛行，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形成的必然因素。这些因素可归纳如下。

一、诗画结合风气盛行的自然结果

我国历来都是一个诗歌盛行的国家，用诗来抒情言志。这奠定了我国艺术情感表达上的基本倾向。从历年来的文学作品上看，《诗经》中就开始应用了比兴手法，古代著名的伟大诗人屈原就以兰草比君子。陶渊明有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唐宋以前梅、兰、竹、菊很少用以言志，而在唐宋以后梅竹松在诗文中借物明志得到了广泛运用。“孤兰生幽国，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歌。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兰诗》便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深陷迫境的悲痛之情。宋代陆游则有一百六十多首咏梅佳句。“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此诗陆游借梅以言志，表达了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悲天情怀。五代梁刘孝先有诗云：“竹生空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抢贞心。耳止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这首《咏竹》诗借凌空生姿的翠竹，以抒发其内心有志向不能发展的感慨。唐朝诗人黄巢可以说将自己那种心系苍生，憎恨封建政权的抱负，寄情于菊花。其诗《题菊花》云：“飒飒西风满院栽，芯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表达了作者内心宏伟的抱负，像这样以梅兰竹菊为题材的诗句数不胜数，在宋代充满战乱动荡的生活中四君子成为借物明志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不少的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参与绘画活动，将梅、兰、竹、菊为题材作为自娱和明志的绘画作品层出不穷。诸如杨朴之、文同等人的梅竹作品。这也是为什么绘画上的借物明志要晚于文学作品，这点可归纳起来视为诗画结合的一种体现。

二、可归纳为社会政治相关联所产生的结果

公元907年随着繁荣昌盛的唐王朝灭亡，中国便进入了一个战乱不断，地方势力崛起的五代十国，经南北宋到辽金元，汉族人可以说是度过了一个黑暗漫长的岁月，地位低下，尤其是元代的文人处于一个极端低下的阶层，一些参与绘画活动的文人生活境遇窘迫，再加之亡国之痛于是便产生了借物明志的愿望，从而使唐宋以来的“借物明志”的人格化寓意更趋于明确。王冕在他的一幅梅花作品中提到：“冰花箇箇团如玉，羌笛吹他不下来。”这里所谈的羌笛无疑是指南下侵权的少数民族。又有擅长画兰的郑思肖，在宋朝灭亡后，它便坐卧都朝北，因而得号所南，同时他所画兰草大多离开土地，露出根须，用以表示对国家灭亡，国土丧失的切肤之痛。云林《题郑所南兰》一诗云：“秋风蕙兰似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诗人通过咏兰赞颂郑所南高尚的爱国情愫和那强烈的民族气节。钱选，原是宋朝的进士，元朝建立后，他便离开仕途，一生沉浸于书画，虽怀着亡国之恨，却又无力回天，只好怀着一颗隐逸之心，浪迹江湖，将内心的布不满与不屈借梅菊得以抒发。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使绘画以四君子为描绘对象的题材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一点可以归结为社会政治相关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三、可归结为技法上的某种关联所产生的结果

文人画自唐代王维开始，便以浓墨重彩的方式登入中国画的历史舞台至宋代形成了“徐黄异体”两个不同的派别，并在徐体花鸟的基础上发展了水墨花卉，如苏轼、文同的墨竹，杨无咎的墨梅可以说所有的设色题材的花鸟画都可以以水墨的方式表现，至元代，赵孟頫、高克恭到元四家，文人画形成了空前的规模，以书入画成为绘画笔墨追求的首要。明代张泰阶说：“唐人尚巧，北宋尚法，南宋尚体，无人尚意。”正如文人画追求形式上的趣味，表现对象较简单，将元人以韵取胜以笔墨取胜的追求表现出来。而四君子题材除借物明志之处与文人画的倡导者，实践者的艺术追求颇为吻合，立于逸笔草草，拟书入画的写意性，抒情性，从而使四君子题材形成成为可能，归结起来可以视为在技法上的关联。

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为描绘对象的元代文人画，与时代的发展、中国文艺的发展、以书入画技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四君子题材在元代盛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仅仅以它的外在形态存在，更在于它所表现出的内在精神和笔情墨趣，并在中国画的历史长河中互相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