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戴建兵 张志永

私人生活史研究是在西方新史学勃兴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是收集、利用民间的各种私人记录，描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囿于中西方差异，私人生活仍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一块待开拓的处女地。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对分离，私人领域不受国家权力干涉；中国则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特点，私人空间与政治空间相互融合，琐碎的日常生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鉴于此，不宜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而应选用内涵比较广泛的“个人生活史”，即在国家严密控制社会时期个人的观念演变和行为选择的历史。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时期，国家公权过度干涉私权的情况下，个人相应的理性反应和应对，映射了国家各个方面的变迁和衍化。其研究领域除了纯粹的私人生活外，还包括部分公共政治空间，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当然，无论中西方概念，其所关注的对象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民众，研究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社教网络、节日庆典等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社会生活内容。个人生活史研究的资料大致包括当事人私人记录(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田野调查资料、个人档案等三种。其中，个人档案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等特点，价值相对更高，应当成为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宏观视角，可以以小见大。研究中要选择一定的区域或样本，寻找各种案例中的共同点，进而更好地再现普通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细节，更好地认识作为个人活动背景的历史大时代，从中发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变迁的轨迹，实现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成和演变的自下而上的观察。(赵鹏摘自《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全文约9800字)

抗战后期美国试图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前因后果

吴宏亮 任中义

抗战后期，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建议其政府决策层将部分援华物资分配给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蒋介石政府抗战不力，而中共在敌后抗战中的战绩则有目共睹；援助中共有利于对日作战，有利于防止中国发生内战，有利于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远东格局。此外，美军一度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以此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而东南沿海地区多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区，必须依靠中共军队的协助，这为援助计划提供了契机。中共对美援的积极争取，也引起了一些美国驻华官员的关注。开罗会议后，罗斯福开始考虑驻华官员建议的合理性，进而向蒋介石施压，最终迫使其同意美军与中共开展交往，美军观察组得以成行。虽然观察组提出了解除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援助中共军队等建议，但美国政府态度较为谨慎，并最终在赫尔利的影响下决定全力扶植蒋介石政府，美国驻华官员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美国决策层放弃援助中共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军后来放弃了在中国登陆作战的计划，使得与中共合作的客观需求大大降低；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意识形态因素凸显，美国国内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决策层始终不能摆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承诺对日作战，罗斯福认为中共在抗日战场上的作用已大大降低；赫尔利的个人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阻挠作用。实际上，美国驻华官员与其最高决策层并无原则性分歧。驻华官员了解中国国情，其建议更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决策层全力扶蒋的政策不仅没有实现战后中国的统一稳定，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内战的危机，也令美国原有的战略计划最终落空。(赵鹏摘自《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全文约11000字)

最高国务会议与“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

翟 志 勇

最高国务会议是“五四宪法”中专属于国家主席的一种会议机制。就文本而言，它“议而不决”，并非权力机关；但在实践中，它能够将不同的权力系统统合到一起。尽管不能在具体事项上作出决议，但它在指导思想方面实质性地指引着其他机构作出决定。因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时，最高国务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议事机构。制定“五四宪法”时，鉴于战争基本结束，并受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确立了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政体结构。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制相比，这是一个相对分权的制度安排。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事实上就是国家元首，“五四宪法”照顾到这一“传统”，设立了国家主席。表面上看，将国家主席嵌入上述政体结构中并无职权上的重叠或冲突；实际上，最高国务会议为国家主席提供了再次将权力集中起来、全面掌控内政外交的制度性权力机制。“议而不决”的最高国务会议能够发挥实质影响力，源于其超高规格的人员构成、统一思想的巨大作用，以及毛泽东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个人权威。由此形成“五四宪法”独特的二元政体结构，即以全国人大、国务院等为核心的常规政体结构和以国家主席为核心的超常规政体结构。最高国务会议机制又是专属于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个人的，进而造成二元政体内部关系紧张。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相对独立性，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超脱在体制之外的毛泽东不满；而当没有足够个人权威的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原本宪法内部的二元体制外化为毛泽东与整个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宪法危机”。毛泽东试图以一场直接诉诸“人民”的政治运动来化解危机，“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也彻底变成了一元体制。后来，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在国家主席存废问题上的冲突，也可以视为上述“宪法危机”的继续。(赵鹏摘自《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全文约20100字)

改革史研究要有反思精神

萧 冬 连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我们目前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这是必须指出的一个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没有应当反思的地方。对改革史的梳理和总结，既要揭示“中国奇迹”的逻辑，也要反思“中国问题”的成因。我们当然要警惕借反思之名否定改革，但也不能拒绝反思，把任何反思都斥之为反对改革。反思精神是当代史研究的灵魂。观察中国改革，有几个维度很重要：第一，应当承认理性的局限。改革本身就是一场试验，再好的方案设计都不可能没有漏洞；改革没有最优选择，只有次优选择。第二，改革是有成本的。每一阶段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突出的矛盾，但也可能引出新的矛盾，许多是事先难以预料的。第三，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从长期看，改革会让所有人受益，但短期内必定会让一部分人承担代价。第四，整个改革过程始终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再缜密的方案，也抵不过无数利益相关者利用政策漏洞追逐自己的利益，或将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扭曲。改革是一种“合力”，一旦开始就有其自身的轨迹，例如贫富分化问题，即便邓小平也不能完全掌控。所以必须改变将功劳归于一个人，过错也归咎于一个人的思维定势。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反思余地：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在执行中变成只顾效率、不顾公平，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财富分配的逆向调节，造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另一方面，始终没有形成有效制约权力的制度。由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制衡的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必然广泛产生寻租现象。同时，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完美的，不能忽视对市场的法制建设和监管。权力的贪婪与资本的贪婪都源于人性的贪婪，对于权力和资本，我们都不能“放纵”。(赵鹏摘自《北京党史》2015年第1期，全文约27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