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视野中近代词的存在与发展
——以《国粹学报》为中心的考察

□文|谢 丽

传播视野中近代词的存在与发展
——以《国粹学报》为中心的考察

□文|谢 丽

辛亥革命前后，期刊为传统文学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文化空间，同时也施加了巨大的文化压力。以《国粹学报》为中心，可以发现在新传播方式的刺激下，近代词显示出了自觉的传播意识，积极与期刊合作，实现词体之“尊”，自觉接受时代思潮的呼唤，以保存传统词体的鲜活状态。近代词以一种新的生存智慧，利用并开拓着期刊提供的文化空间，丰富着自身的生存状态。

近代词 《国粹学报》 传播

辛亥革命前后，中西文化和各类新思潮在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会中交互激荡，有力地促进了新闻报业的蓬勃发展。期刊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传统文学的公共领域、伦理诉求、文学价值、传播速度等都发生了变化。作为边缘文体的近代词并非被动地承受新兴媒体的影响，而是以一种新的生存智慧，利用并开拓着期刊提供的文化空间。在庞大西学的注视下，各类思潮又从不同角度激发并强化了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期刊上的近代词不断地表现出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本文主要以《国粹学报》为中心，考察旧体词的发表情况，分析词人群与杂志的关系，以具体准确地阐述在国粹主义思潮下，新兴媒体与近代词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询其有效性和积极意义。

一、从群体聚合看传播意识

在西学东渐面前，国粹运动喧嚣而起，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文体的滋长。古典文学的各种文体自觉接受国粹主义思潮的呼唤，跻身于“国粹”行列，迅速提升着自身地位，显现出繁盛的态势。作为国粹派的主要刊物《国粹学报》于光绪二十五年（1905年）二月在上海创刊，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办刊宗旨，“不存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私”。［1］在这场国学保存运动中，《国粹学报》特开辟“诗余”栏目，将传统词当作国粹古学来保存、研究、复兴。刊物弘扬国粹、承接传统的取向，得到了新老词人的一致认同。

围绕《国粹学报》形成的词人群体里主要有国粹派成员、常州词派词人、湖湘词人、岭南词人等，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复杂面貌。词人的社会角色、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均有较大差异，但是在国粹主义思潮的感召下，因其价值体系、文化心态等方面的相似而聚合在刊物下。

第一年的“诗余”栏目几乎被国粹派成员所垄断，主要为刘光汉（刘师培）、田北湖、天梅（高旭）、枚子（邓实）等人。这些国粹派成员同时也活跃在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上，对推动新闻报刊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如柳亚子、高旭同时还是《醒狮》（1905年9月创刊）与《复报》（1906年5月创刊）的编辑。国粹派词人自觉接受时代的召唤，积极变革词作内容，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的优秀词作，以保存传统词体的鲜活状态。但是这种单一化的创作群体、自创自写自编的办刊模式是不能反映近代词坛基本状貌的，也是不能实现其保存国粹的办刊目的的。次年这种单一格局被打破，叔问（郑文焯）、彊村（朱祖谋）、次珊（张仲炘）、刚甫（曾习经）、蜕公（萧蜕）、瘿公（罗惇曧）等词坛名家的词作不断被充实到栏目中。这些词人均是传统文学积淀深厚且精于诗词者，其中郑文焯是晚清词坛名将，而朱祖谋更是执词坛牛耳者。二人与王鹏运、况周颐并称为“晚清四大词人”，具备强势的符号资本。

从社会身份来看，供稿词人或为康梁之弟子，或是昔日维新派的交好者，或是同盟会成员。如瘿公（罗惇曧）与陈千秋、梁启超同为康有为的弟子，次珊（张仲炘）、刚甫（曾习经）、彊村（朱祖谋）则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或支持者，蜕公（萧蜕）为同盟会、南社成员。《国粹学报》编辑庞树柏是南社成员，同时又是朱祖谋的学词弟子。挖掘词人这些特殊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以《国粹学报》为中心的词人聚合，带有强烈的政治理念和目标追求，传统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的群体聚合已经逐渐让位于以政见、学缘、文化趣味等各种现代文化观念为纽带的创作群体。《国粹学报》保存国粹的编辑理念与其他综合报刊或文学期刊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如《申报》侧重于文学的商业消费，《小说月报》前期则侧重于文学的传统救赎。当然这也决定了《国粹学报》所选择的供稿者以及词作，必须具有严肃高雅的特质以及切近革命的现实特征。

1908年刊物开始大量引介词坛名家的作品，其中已故词人有王鹏运、文廷式、徐穆、沈景修、张鸣珂、叶衍兰、刘恩黻、谭献等，在世词人以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陈锐、程颂万、曾习经等为主，基本囊括了当时各派各地的词坛名家。这里有常州词派的谭献、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湖湘词派的王闿运、程颂万、陈锐、王以敏等；岭南词派的叶衍兰、罗惇曧、曾习经等。从发表的数量来看，常州词派谭献、文廷式、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共发表词作70多首，约占刊物总数的1/3，再加上词派其他成员的作品，所占比例近1/2。郑文焯与刊物积极合作，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国粹学报》共刊登其词作36首，其中第42、43、44期连续发表16首，第65期则集中登载13首词作；其《鹤道人沽上词卷》集中发表于第36期。可见当时词坛主导力量——常州词派已经成为《国粹学报》“诗余”栏目的主力。

在新的传播方式的刺激下，词人们积极与刊物合作以期实现词体之“尊”。各地各派词人汇聚一刊，将个人孤寂的声音融入弘扬国粹的群体合唱中。

二、从词作内容看传承变革

《国粹学报》为传统词人创造了一个群体性的空间，同时也为词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发空间，为读者全面地认识近代词坛的基本面貌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刊物前期侧重于“革命”，刊登的词作与时事多有关联。如第3期刊登了田北湖的词作《满江红・江宁狱中用宋人韵》和《满江红・出狱用原韵》，显示了创刊之初激进的革命趋向。而刊物后期则更侧重于“保学”，选刊了大量名家词作，以显示主流词坛的交游、唱和、词学切磋等整体状貌。

在现代媒介面前，传统词人表现出了较强的传播意识。以朱祖谋为例来看，其在《国粹学报》上共发表21首词作。朱祖谋被誉为一代词宗，主盟近代词坛，积极奖掖后进。其一生谨言慎行，作词用典用事，沉抑绵邈，发表词论见解，惜言如金。如何借助新兴媒介来推介词作引导词风，对此朱祖谋有着充分的思考和认识。这些词作首先向读者呈现出词坛切磋词作、研究词学的活动状貌。分析这些词，多为交游、怀人、唱酬之作，涉及郑文焯的有6首，和王鹏运相关的有2首，三者均为晚近词坛大家，彼此交游深厚、相与唱酬，共同促进了词坛的繁荣。朱祖谋的词作还向读者展示了词学研讨活动，如第36期《声声慢》（叔问词尝以戊戌沽上词卷属题率赋呈教调寄）一词写郑、朱二人的词作切磋；第47期《惜红衣》一词，则写二人的词学交流，反映了词坛审音重律的词学倾向。

晚近词人不断强化以词纪实的自觉性和词史意识，将创作实践与国家局势、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将对时代风云的把握与对传统精神的追寻联系在一起。如第24期登载的朱祖谋《烛影摇红》（晚春过公度人境庐话旧红）和《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公度即黄遵宪，是政界的维新派，也是诗界的革命派。前一首写朱祖谋与黄遵宪话旧之事，表达了对于戊戌变法的眷怀之情。后一首写于1904年，词人游览香港，面对外敌侵略的严峻形势，渴望朝廷能再度重用黄遵宪这样的人才，抒发了家国盛衰之感和对英杰的渴望之情。《国粹学报》在1907年刊登朱氏作于1904年的词作，其用意很明显不仅仅着眼于这首词的词艺，还在于黄遵宪的政治身份和现实意义，更在于词作传达的救衰起弊、振兴国家的民族愿望。这也正是国粹派“复古保学以保国”的直接体现。从《国粹学报》刊登传统词人的词作来看，这些交游唱和的作品不仅显示出乱世当中旧式文人相濡以沫的精神安慰，而且大多还表现出词人们对革命现实的关注、对时代变局的担忧等。

对《国粹学报》选登作品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晚清四大词人中，除王鹏运离世外，朱祖谋、郑文焯均多有词作选登，但况周颐在《国粹学报》上词作寥寥无几，而是以词论家形象现身刊物。况周颐在词论上发幽阐微，有“重拙大”说、“词心”说等，但是本人词作“多偏于凄艳一路，而少苍凉激壮之音”。［2］这种凄艳之作与刊物保学以保国的革命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刊物只推重其词论而忽视其词作的取舍行为，体现出在稿件选取上的良苦用心，当然这也更契合刊物保存“国粹”之追求。

《国粹学报》的词作选登虽以词坛名家为主，但是年轻革命者的词作，更让人耳目一新。在时代风云的冲击下，年轻词人以他们激昂澎湃的时代呼声为传统文体注入新鲜的血液。如1905年第4期登载有田北湖的《沁园春・赠酒店主人》一词，全词锋芒锐利，无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无关于旧式文人明断自觉、风流自赏的退忍，呈现的是慷慨激昂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由于旧体词负载着“传统”“民族”等信息，所以在特殊时期更容易寄托革命的想象。1905年第6期登载了天梅（高旭）《满江红・东京寓楼偶读岳武穆作大有感触》一词，更是以激进迸发的笔墨，传达了意欲拯救民族前途的自我期许。青年革命者们相似的精神处境和人生态度体现到词作上，在内容、意义以至于风格上彼此间均有重叠或呼应。这两首词读起来酣畅淋漓，情感抒发恣肆随意，有力地回应了动荡的时代需求。从对文学价值和时代精神的表现力度来看，这种在民族苦难中不断抗争、奋进的词作是《国粹学报》词作选录中价值独具、魅力独特的光辉篇章。

三、从编辑体例看推尊词体

从编辑体例的角度看，《国粹学报》在推尊词体上表现出三方面的变化。

1.栏目名称从“诗余”到“词录”

“诗余”之名，是宋代流行的“词为诗之余”的观念产物，这种称谓反映出人们对词体价值地位的判断，将其视为作者道德、事工的最微末的部分。欲尊体先正名，“填词不得命诗余，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余”。［3］词人谢章铤出于尊体的要求，早已发出这样的呼声。但是《国粹学报》从第1期到第62期，栏目均以“诗余”命名，尤其是第16期同时还用“词余”来命名“曲”。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1910年第65期，栏目才改名“词录”。虽然仅仅是两个字的变动，但是我们透过这种细微的转变却能透视出刊物词体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词人不断的实践努力，也来自于刊物的不断成熟的编辑理念。

2.推介词人从“无定格”到“有定格”

刊物从1905年到1907年推介词人，或一期一位，或一期几位；作者署名或字或名或号，变化不定，没有统一的编辑标准，如朱祖谋，第26期署名为彊村，第35期署名为古微。这种情况给普通读者辨识名号带来很大困难。从1908年第38期开始，“诗余”栏目发生改观，每期集中刊登一位词人的作品，署名统一为词人姓名，并且在每一位词人名下加以简要的介绍，如介绍王鹏运，“号佑遐，又号僧骛，临桂人，著有《半塘定稿》《半塘胜稿》，已故”。这样既方便了读者对词人的识别，同时也能取得推介词人的良好效果。

3.积极推广词学研究成果

将词视为国粹，不仅要保存推广词作，更需要开展词学研究。从1907年开始，《国粹学报》在丛谈、文录等栏目里刊登词人的词论、笔记、序跋，展示了词坛的整体研究状况。主要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48、49、50期），况周颐的《玉梅词话》（41、47、48期），郑文焯的《鹤道人论词书》（66期），陈锐的《袌碧斋词话》（55、65、82期）等。这些成果或探讨词的审美属性和鉴赏规律，或总结作法技巧、确立艺术规范，展现了晚近词坛丰富多元的词论话语。其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况周颐以《玉梅词话》为底本的《蕙风词话》代表了晚近词学理论的最高成就，这些词话日后的被推崇、被重视，与《国粹学报》早期的大力推介密不可分。晚近词坛大兴“梦窗热”，刊物第56期还专门介绍朱祖谋所校之《重校梦窗四稿》四卷和《补遗》一卷（附札记一卷），表现出对词坛热点的把握。词人们还另有大量的笔记丛谈发表在《国粹学报》上，如登载有况周颐的《选巷丛谈》（44、45、46、47、49、50期）、《西底丛谈》（52期）、《兰云菱寝楼笔记》（55、69、70、71期）、《蕙风簃随笔卷》（72、73、74、82期）、《香东漫笔卷》（65、66、67、68、69、70、71期） 。这样多栏目的参与行为，呈现出了传统词人创作实践与学术研究兼善的风貌，也体现出编者与词人真正将近代词的创作和研究作为一门“学问”、一种“国粹”来对待的词体价值倾向。

四、从保存国粹到推陈出新

国粹主义思潮代表了清末民初各种文化思潮的最高水平，它引发了延续数十年的“国学热”。以弘扬国粹、承接传统为主旨的几十种刊物纷涌而出、蔚为大观，如《庸言》《文史杂志》《民权素》《大中华杂志》等刊物。这些刊物大多设有诗词栏目，诸如“文苑”“文类”“艺海”“词林”“词录”等。如《民权素》1914年4月由上海民权出版社发行，设有“艺林”栏目，下有诗、词子栏目。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40则词话，就连载于1916年的第13、15、17诸集。又如《国学杂志》（1915年4月创刊），由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主张昌明国学、尊孔读经。该刊大量刊载了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徐珂、王蕴章、程颂万、庞树柏、陈匪石、夏敬观等人词作，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词坛的新老两代词人。这些国学类的刊物深潜于传统文化的大海之中，围绕着国学所进行的旧体诗词传播，形成了潜在的繁荣的文化景观。而传统词人表现出积极的身份认同和可贵的文学自觉，自觉接受国粹思潮指派的角色，不断从国粹运动中借势、运势，主动地占据多方刊物，加大了传统词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以“保存国粹”为发展的基石，仅从旧有文化中挖掘有效的精神资源，以维护备受冲击的文化传统，本身就蕴含着“专己守残”的危险性。如《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秋创办于上海，该刊供稿者多为前清遗民，如罗振玉、王国维、张尔田、曹元弼等。刊物称颂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批判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呈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学衡》 （1922年1月创刊），其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大力传播传统诗词文赋。词人朱祖谋、况周颐、张尔田、王易、刘永济、胡先骕、李思纯均有作品发表。其中王易、刘永济亦为朱、况一脉，胡先骕、李思纯则为学贯中西之学者。《学衡》表现出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努力方向和精审细择的东西文化调和观，丰富了传统文体在期刊上的生存面貌，也为其指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

五、结语

在国粹主义思潮下，词人们自觉接受时代的召唤，积极与刊物合作，致力于传承国粹，保存传统词体的鲜活状态。辛亥革命前后滑入边缘的古典诗词在这些国学刊物上重新焕发出活力，但是这样的位移并不完全属于它们自身。换句话说，它的生机焕发主要来自于刊物的政治倾向和文化选择方面，这在为近代词提供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1］国粹学报略例［J］.国粹学报，1905（1）

［2］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67

［3］谢章铤.赌棋山庄词学纂说［M］//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1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