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商贸统筹能力地域分异性研究

邹璇

摘要：报酬递增是城乡收入扩大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而城乡统筹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报酬递增的程度。研究发现，不同省份的城乡收入水平、城乡产业规模、城乡市场规模和城乡贷款规模显著地影响了1985～2008年各省份城乡商贸统筹能力，进而使得城乡商贸统筹能力产生地域分异;在城乡商贸统筹能力地域分异的形成过程中，收入和贷款具有替代性。当前影响城乡商贸统筹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和贷款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缩小商贸统筹地区差异的根本途径是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贷款。

关键词：地域分异性;城乡商贸统筹能力;实证研究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1.20

中图分类号：F061.5;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1-0092-04

Study on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Characteristic of Commerce

and Trade Co-ordination Ability in Chin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Level

ZOU Xuan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School of Econmy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Increasing return causes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regional economic divergence， and the market size determines the scope of increasing return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come level the scale of scale， the market size and the loans size jointly shape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rural and urban business in Chinas provinces from 1985 to 2008.There are alternative between income and loans 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urban and rural business.However，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wo factors impac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business that ar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at the current，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narrow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urban and rural gap of the business and trade should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s of rural and backward regional residents.

Key words：inter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commerce and trade co-ordination ability;positive study

引言

城乡统筹发展是针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要求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通盘考虑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1]。商贸统筹发展则是从商贸角度统筹城乡发展，是城乡统筹的一条重要途径和具体内容。商贸统筹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商贸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商贸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2]，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3]，实现城乡商贸双向流通，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商贸统筹能力是城镇（或农村）通过商贸流通方式带动（促进）农村（或城镇）快速（内涵式平稳）发展的能力。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对商贸统筹发展的冲击。推进城乡统筹的根本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商贸统筹的核心内容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而冯胜认为^[4]，商贸统筹受到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影响。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却在经历了1995～2003年间有轻微收敛外，其他时期都在迅速扩大^[5，8]的变化历程。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不仅有悖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改革初衷，更直接挑战社会稳定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6，7]，从而越益引起决策层和理论界的重视。现有的关于中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文献大多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且更多地注重人均收入的收敛性及其解释 [9，10]。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普遍性^[11]。在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下，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被归结为转移动态过程中的位置不同^[12]。也正是这种位置差距引起了商贸统筹发展的地域分异性。本文将从城乡收入水平、城乡产业规模、城乡市场规模和城乡贷款规模方面考察我国商贸统筹能力的地域分异，尤其关注收入和贷款的相互替代性。

1 变量构造及计量模型

1.1 变量构造及其原理

（1）解释变量的选择

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和农村居民对城镇产品（工业品和服务品）的消费取决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水平（diu和dir）。

衡量生产规模的理想变量是产业增加值，因此城镇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agdpu）及农业增加值直接决定着城乡商贸统筹规模（agdpr）。

市场规模越大，其对产品的出清能力越强，从而对城乡商贸统筹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城乡市场规模也直接决定着城乡商贸统筹程度。为此用城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arscu和农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arscr衡量城乡商品市场交易规模。不妨对arscu和arscr作如下定义。

定义1：城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arscu）表达了城镇商贸流通产品市场交易价值量，可定义为城镇商品市场规模;同样地，农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arscr）表达了农村商贸流通产品市场交易价值量，可定义为农村商品市场规模。

城乡贷款是增加城乡资本投入（aloau和aloar），进而影响产品供给量，从而影响商贸流通。同时，没有城乡劳动力投入，城乡产业就没法建立，也就无商贸可言。因此城乡劳动力就业（empu和empr）也是城乡商贸流通业的重要影响因素。

（2）被解释变量的构造

为了测度城镇对农村的商贸统筹规模，本文构造acur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含义是城镇居民消费农产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其计算方法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之积acu×engu，显然这种计算表达出了农产品流动到城镇的价值流量。因此用acur测度城镇对农村的商贸统筹规模比较恰当。

同样地，为了测度农村对城镇的商贸统筹规模，本文构造acru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含义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产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其计算方法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食品以外产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乘积acr×（100-engr）。显然这里用100减去农村恩格尔系数是农村居民对城镇产品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重，范围可能些微扩大，但不影响分析。因此可以近似地用acr×（100-engr）表达城镇产品流动到农村消费者的价值流量。不妨对acur和acru作如下定义。

定义2：城镇居民消费农产品的人均消费支出（acur）表达了农村商品流到城镇的价值流量，定义为城镇对农村的商贸统筹规模;同样地，农村居民消费城镇产品（工业品和服务品）的人均消费支出（acru）表达了城镇商品流到农村的价值流量，定义为农村对城镇的商贸统筹规模。

1.2 计量模型

鉴于上面的分析，建立如下单边对数模型框架：

log（Yit）=ρ0+ρ1X1，it+ρ2X2，it+ρ3X1，it×X2，it+ρ4Z→it+εit（1）

其中下标t和i分别表示时间和省份。ρ0和εit分别为常数项和误差项;Yit为城对乡的商贸统筹规模acur或乡对城的商贸统筹规模acru。X1，it表示城乡收入水平diu、dir，X2，it表示城乡贷款规模aloau、aloar;X1，it×X2，it是城乡收入水平与城乡贷款水平的交互项，其前面的系数ρ3为正值时，两者为互补关系，系数ρ3为负值时，两者为替代关系;Z→it是控制变量，为城乡市场规模arscu、arscr，城乡就业量empu、empr。本文考察范围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①

2 数据分析与因素甄别

2.1 数据分析

首先从31个省份的总体上考察1985～2008年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分区域考察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985～2008年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分时间段把1985～2008年划分3均等子时间段;本文相关变量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和对应年份的31个省份统计年鉴。根据平减指数（DPI）、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分别将各个省份的城乡地区生产总值、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贷款等数据统一折算为1985年不变价格核计。

2.2 影响城乡商贸统筹能力因素的甄别

用上述5对城乡变量在如下模型框架下甄别影响程度不高的因素。

Yit=ρ1+ρ2X1，it+ρ3X1，it+εit（2）

模型框架（2）中的具体变量如表1。

①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所辖省份沿用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划分标准。

② 表中“城对乡”的商贸统筹下文简称为城镇商贸统筹，“乡对城”的商贸统筹下文简称为农村商贸统筹。

数据分析发现，5对城乡解释变量10个模型20个参数对城乡统筹的回归结果，在1%下都显著。但从调整了的可决系数来看，城乡就业规模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拟合优度都非常低（分别为0.067和0.158）限于篇幅，此处没有给出对应的回归结果，不影响文章主体分析。，所以城乡就业不能进入计量模型。结论如下。

结论1：在城乡收入水平、城乡产业规模、城乡市场规模、城乡贷款和城乡就业5对影响因素中，对城乡商贸统筹影响最大的是城乡收入水平（diu、dir），其次是城乡贷款（aloau、aloar）和城乡市场规模（arscu、arscr），然后是城乡产业规模（agdpu、agdpr），最后是城乡就业（empu、empr）;但城乡就业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小。

3 实证结果

基于价值流原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购买量，从而直接决定着城镇对农村的商贸统筹。而满足城镇居民农产品需求的根本是农产品的产出规模;同时也取决于城镇商贸流通市场规模，此外还跟城镇贷款借贷有关，因为贷款作为城镇生产资本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从而增加城镇提高劳动者收入。因此，从城镇对农村统筹角度，构建模型（3）;同样的逻辑，从农村对城镇统筹角度，构建模型（4）。

log（acurit）=а0+а1 diuit+а2 agdprit+а3 arscuit+а4 aloauit+а5 diu*aloauit+εit（3）

log（acruit）=β0+β1 dirit+β2 agdpuit+β3 arscrit+β4 aloarit+β5 dir*aloarit+γit（4）

模型（3）考察城镇对农村的商贸统筹能力;模型（4）考察农村对城镇的商贸统筹能力。显然，式（4）变量前面的系数表示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静态贡献率。表2上半部分报告了上述模型（3）的结果;表2下半部分报告了模型（4）的结果。

表2上、下两个部分三个考察期结果中，东部地区（EUR2）、（EUR3）、（EUR4），中部地区（MUR6）、（MUR7）、（MUR8），西部地区（WUR10）、（WUR11）、（WUR12）显示，表2上半部9个模型除了东部考察期二arscu、中部考察期一arscu、中部考察期三的交互项、西部考察期三agdpr和西部考察期三aloau的系数在10%下都不显著以外，其他变量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东部考察期一arscu在10%下显著）;表2下半部分三个考察期中，9个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所有45个变量的估计系数除10个在给定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外，其均在给定置信水平下显著。这充分说明了东、中、西部地区三个考察期的城镇统筹农村和农村对城镇的商贸统筹发展状况是正向的。

对比分析表2上、下两部分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它们是影响城乡商贸统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从东、中、西部的三个考察期的diu和dir的回归结果来看，随着考察期的推进，后一个考察期的收入变量回归系数总比前一个考察期的对应变量回归系数小，说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城乡商贸统筹的影响作用在逐渐

减弱。

从城乡层面来看，对比表2上、下两部分的东、中、西部三个考察期diu和dir的回归系数，不难发现对应地区、对应考察期diu前面的系数总大于dir前面的系数，这说明农村对城镇的商贸统筹比城镇对农村的商贸统筹作用大;从地区层面来看，在表2上半部分中，对比三个考察期的东、中、西部diu前面的回归系数不难看出，三个考察期都表现出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说明城镇收入对城镇统筹农村商贸的作用：西部最大、中部其次、东部最弱;而在表2下半部分，对比三个考察期的东、中、西部diu前面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三个考察期总体上表现出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说明农村收入对农村统筹城镇商贸的作用东、中、西部大致递增。在第一个考察期东部的作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这可能是因为1985～1992年间中部地区正处于政策性真空的“塌陷”期，而西部则正处于西部大开发的酝酿期，政策性资金开始向西部农村倾斜，而中部农村望洋兴叹;第三个考察期dir前面的回归系数，中部略大于西部，这可能是在西部大开发的造极过程中，比如西安、成都、重庆主城区等增长极形成中，大量吸纳农村资金，从而影响了农村对城镇商贸统筹能力。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2：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发展城乡商贸业的前提，也是实现城乡商贸统筹的根本途径。收入的城乡差别引起商贸统筹的城乡差别，但农村的统筹效应强于城镇。收入的地区差别同样引起商贸统筹的地区差别，但欠发达地区的统筹效应强于发达地区。

交互项diu×aloau和dir×aloar是除收入之外影响商贸统筹的第二大因素。对比分析表2上下两部分东、中、西部对应的三个考察期前面的三对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收入和贷款对商贸统筹影响的相互替代关系农村强于城镇;但是，从东、中、西部的三个考察期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来看，随着考察期的推进，后一个考察期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总体上比前一个考察期的小，说明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收入和贷款对商贸统筹影响的相互替代作用在随考察期的推进而减弱;同时两者的替代作用在地区间也存在着差距，总体上看，在城镇表现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见表2上半部分（EUR1）、（MUR5）、（WUR9）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而在农村则表现出刚好相反的状况——西部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见表2下半部分（ERU1）、（MRU5）、（WRU9）的交互项回归结果）。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3：在城乡商贸统筹的影响因素中，客观存在着城乡居民收入与城乡贷款对城乡商贸统筹影响的替代现象。而这种替代作用同样存在着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其城乡层面表现出农村强于城镇，其地区层面表现出城镇中东部强于中部、中部强于西部，农村中西部强于中部、中部强于东部，因此存在地域分异。

4 政策内涵

城乡收入是决定城乡商贸统筹的重要因素，而各省份的收入又由城镇收入和农村收入两部分组成。所以本文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并以此促进城乡经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距。

首先，由于过分依赖政策性贷款是导致城乡商贸统筹能力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则从长远看，就要逐步消除制约内需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制度性因素，把国民经济发展从过分依赖政策性投资转移到主要依赖居民收入的投资转化和内需拉动上来。这样才能使得各地区充分利用城乡商贸市场提升城乡商贸统筹能力，进而顺利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其次，各省份尤其是内地各省份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交通基础设施等商贸流通网络，削弱农村在与城镇市场联系上的天生劣势。而在中西部省份的边远农村地区也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扩大同相邻城镇间的商贸流通规模。

最后，城乡地方保护主义会通过设置商贸流通障碍，人为地分割城乡市场，使得城乡市场的潜力无法充分发挥，所以打破城乡市场分割、建立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是提升城乡商贸统筹能力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D T Yang，H Zhou.Rural-urban Disparity and Sector Labor Alloc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9，（35）：105-133.

[2]梁云.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及实践[J].商业研究，2009（8）：205-208.

[3]Yasusada，Murata.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68）：1-32.

[4]冯胜.国外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比较研究[J].软科学，2011（5）：111-115.

[5]尚兴娥.城乡差距现状及建设新农村模式探讨[J].中国合作经济，2006（12）：54-56.

[6]G Fields.Rural-urban migration，urban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and job-search activity in LDC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75（2）：165-187.

[7]薛曜祖，张平.诱致性制度变迁：城乡统筹实现的重要途径——一个基于演化博弈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J].软科学，2013（9）：43-46.

[8]侯风云，张风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外溢与城乡差距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6（8）：118-130.

[9]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10]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02（1）：33-39.

[11]K Rost，GR Smith.JL Taylor，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stage at Diagnosis.Possible Relationship to Cancer Screening[J].The Journal of Rural Health，2008（67）：1454-1459.

[12]H E Evans，P Ngau.Rural-Urban Relations，Household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J].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8（22）：519-545.

（责任编辑：秦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