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深度与向度
——“现代化”的想象与知青一代的自我重建之路

徐勇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2.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疼痛”的深度与向度
——“现代化”的想象与知青一代的自我重建之路

徐勇1，2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2.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知青一代投身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既是现实的发展对知青一代提出的要求，也是文学想象并重构现实的方式；但问题是，这种关乎现代化的想象，虽然重建了知青一代的主体身份，却并不能如他们所愿，他们既不时被老一代所怀疑，又常常为更年轻一代所不理解，其结果，使得他们投身现代化的想象和实践往往别具悲喜剧的味道。

知青一代；疼痛；现代化；主体性；自我重建①

一、历史作为“幽灵”式的存在

柯云路的“京都”三部曲通常被作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而被例举，其实，这一小说所要解决的，正是红卫兵/知青一代如何因应/面对现实的发展并建构自身主体的问题。在三部曲的第一部《新星》中，李向南的“前史”——“红卫兵”出身——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但这种“前史”却成为他的仕途晋升中的障碍，这一点在第二三部中逐渐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后两部虽然并未直接涉及改革实践，但通过李向南这一“前史”与今生的勾连，其实是把改革实践同历史噩梦联系起来，改革因此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历史噩梦的逻辑延续及其化解和展开的实践形式了。

其实，不惟李向南如此，对于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许多中青年主人公们来说，“红卫兵”的身份始终都是一个幽灵式的存在，这一身份及其与之相关的记忆总是作为“噩梦”或“疼痛”被烙刻在现实生活之中。在80年代，虽然始终存在着“告别革命”的诉求，但即使是在那些表现现实题材的小说中，革命历史（尤其是“文革”史）也始终是一个大写的“他者”，一直若隐若现地高踞于小说叙述的天空，俯视着主人公，并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在改革小说如前面提到的“京都”三部曲、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鲁彦周的《古塔上的风铃》和《彩虹坪》、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作品中是这样，而那些表现知青一代的小说，情况更是如此。

且不说那些直接表现知青经历的小说，即使是那些描写知青返城后的作品，历史也常常作为现实的对照萦绕于主人公的心灵深处盘旋不去。典型如孔捷生的《南方的岸》、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陆星儿的《冬天的道路》等等；这些小说，无一不表现出知青在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时的恐惧，无处安置自我的惶惑，以及执着于回忆中的无奈，但问题是，他（她）们通过在回忆中重建历史的脉络而达到对自身价值的重建，这种诉求能否实现并能维持多久，而且，这也并非积极地面对，而毋宁说是逃离或回避现实，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只能永远生活在过去，而不可能是现在或未来。

对于知青一代（不论是对知青作家，还是对知青主人公）而言，执着于知青历史的回忆固然重要，但更为迫近的似乎还在于，就像梁晓声的《雪城》所揭示的，他们毕竟要生活，毕竟要面对现实及其可能面临的困境，而这，对他们无疑也提出了挑战：“虽然所有人都在欢呼‘文革’结束，国家终于义无反顾地走向‘一心奔四化’的现代化道路，但‘文革’十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已经使他们（即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一代——引注）成为与新时代生活不和谐的一群”①，因此，如何因应现实的变化，并做好自己的调整，以便在现实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就似乎显得十分迫切而尤有必要。这既是现实的发展对“红卫兵——知青”②一代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们在面对现实的诉求时所自觉意识到的问题。80年代初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恰好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方案。

二、“疼痛”的深度与自我意识的苏醒

对知青一代的自我重建而言，其最为核心和关键之处就在于自我意识的复苏。这种自我意识，在当时看来，并非任何时候都有，而毋宁说是在“文革”后才产生，是从怀疑和痛苦中开始的，“在那动乱的岁月里，我们不顾性命追求、捍卫的是什么？是真、善、美。可是到头来却是一场大骗局，这深深地伤害了青年人敏感的心，这伤口的深重是一辈子也难以愈合的。多少人看穿了……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仍然抱着更加执着、更加坚定的信念，带着日趋成熟的深沉的思想，仍然在不甘沉沦地追求、寻找吗？”（大亮语，董会平：《寻找》）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怀疑主义”是产生自我意识和达到真理的关键环节，但如果仅仅止于“怀疑”，并不能真正达到真理③，自我意识也无从出现，可见，“怀疑”只是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但对那些颓废的知青来说，怀疑却成为了目的，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这在张抗抗的《北极光》中费渊身上表现明显：

我不想去看什么冰灯，在这缺乏温暖的世界上我已经被冰冻得够了！难道还需制造什么冰的宫殿来显示水的纯洁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多么透明的冰体，也不过是由被污染的水分子组成，它是伪君子，在黑夜里发光……生活里有什么希望呢？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境况，而现实是无可救药的……

这简直就是一篇怀疑主义者地宣言书！对他们，生活显然没有意义，故而只剩下实际利益的考虑和享乐的追求了。显然，对他们而来，历史和现实给他们留下的，绝不可能是那种深深的“疼痛“之感，因为如果感到“疼痛”，那说明生活的坚实和内核还在，他们感到“疼痛”是因为旧有的信念作为“蓝本”虽然坍塌，但“蓝本”作为理想本身却并没有失效，他们感到“疼痛”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这新的“蓝本”，他们还“在路上”，还在苦苦地“寻找”。这样就能理解郑万隆的小说《当代青年三部曲》中李晖的玩世不恭、特立独行和桀骜不驯了。在小说中，李晖常常表现出“怪异”的举止，而被视为“危险”人物，需要拯救；但其实，这种危险只是表明李晖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青年一代对父一代信念的怀疑和否定，和对自己一代合理要求的争取。这种自我意识，在小说中，是同她的“疼痛”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疼痛”既关乎个人信念的破产，也关乎一己的情感伤痕，而正是这种理性和感性的纠缠，更使得这种“疼痛”意义深广：这种“疼痛”虽起始于一己，但其实具有代表性，因而指涉一代人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无怪乎她要说“我爱自己，爱生活，爱我的祖国”。因为在她看来，生活恰好是连结“自己”和“祖国”的纽带，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我尊重自己的人格，尊重自己的劳动，尊重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是为了使我的生活和劳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其实，这种“疼痛”感不仅表现在那些被愚弄和伤害的“红卫兵”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文革”期间的“新干部”或得意的“红卫兵”身上。从这个角度看，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疼痛”的原型。小说中，解静和刘思佳是两个命运相反但问题又极其相似的青年典型。解静虽是“‘文革牌’的新干部”，与“四人帮”并不任何联系，故而“文革”结束，并没有受到牵连，但从此，她的地位一落千丈，处处遭人白眼，因此，“文革”于她就具有了双重的疼痛的意义：既是受害者——受欺骗和蒙蔽，也浪费了青春——而又不被人理解。而刘思佳则是另外一种典型。“文革”期间，他参加过“停课闹革命”并被推选造反派头头，随后又被父母关在家里，学会并掌握了很好的电工技术；他既自负，又自卑，既瞧不起那些没有真实本领的政工干部和领导，又为自己“上不了大学，干不了电工”而沮丧。他们的经历虽然不同，但都经历了从真诚狂热到清醒彷徨的过程，他们都感到纯洁反被愚弄和欺骗，故而都有一种心灵的阵痛感，用解静的话说就是“我和你一样，也遭受了任何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的精神崩溃和精神折磨，经过痛苦的思想裂变”，而正是这种“裂变”和“痛疼”使他们“多少悟到了一点人生的真谛”，并强烈地“想走一条新路，重建人生的信念”。可见，“疼痛”对他们一代的成长，虽然残酷，但却不可避免，因为只有“疼痛”，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能不盲信盲从，才能开始自己的思考。

此外，“疼痛”之于成长的意义，还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即那些不甘沉沦的“黑五类”子女的成长过程。他们因为出身不好，或因父母突然被打成“反革命”等等之故而备受挤压甚至迫害或遭到监禁，因此，“文革”对于他们而言就不再仅仅是狂热，而是狂热后的清醒和思考，他们是“文革”期间最早“觉醒”的代表，但也因此而更加遭受身体和心灵的折磨。这些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遇罗锦的自传体小说《冬天的童话》了，而叶辛的知青小说也多属于此类，不论是《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还是《基石》和《拔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都有所表现。在这里，“疼痛”更加具有思想的意义，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思想者的疼痛”了。这种“疼痛”，其虽不能同“右派”和被打倒的老干部所受之幽广的苦难相比，但对于知青一代的成长而言，无疑已有了受难的崇高之意义了。而从小说的叙述来看，他们也最有可能也最有自觉意识地重建自身的主体性。

如果说“疼痛”是知青一代成长开始的标志的话，董会平的短篇《寻找》无疑就是这样一篇“寓言”之作，其较为完整地表现了知青一代复杂微妙的心路成长历程。小说从主人公大亮（叙述者“我”）返城后在家待业开始叙述。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同妹妹那些“时代的宠儿”、“思想解放的青年们”接触，“我”突然感到“落落寡合”而“心绪很乱”，“我”发现“我”同他（她）们竟是那样的不同！而也就是在这时刻，“我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模糊起来，是被灼热的泪水蒙住了”。“今天，我们应该冷静地面对生活，公正而准确地做出我们自己（黑体系引者所加）的判断了。”显然，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在同更年轻的一代青年的遭遇中，以“他者”（自我他者化）的感触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呈现又是同历史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指的是妹妹一代——引注）根本不了解农民，不了解中国七、八亿差可温饱的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在这里，疼痛和自我意识几乎同时产生，而正是从这一时刻起，使“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代人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感，也导源于老一代逼视而怜悯的眼光。如果说，妹妹一代所代表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对知青一代的不理解的话，那么，在小说中，来自父亲的老一代则表现出对知青一代的恐惧和不信任：“现在搞‘四化’，这种人（指文化革命的闯将——引注）有什么用？还来搬弄口舌？还来贴大字报吗？”因此可以说，“我”正是在这种“中间地带”及其双重的困境和尴尬处境中，开始“我”的自觉的思考和“寻找”的：“我承认我们当年做了不少错事、蠢事。但我们绝不是所说的投机分子。我们还是纯真的孩子，我们的心是真诚的，全国人民的心都是真诚的”。“我还年轻”，并非不可有所作为，故而一旦看到“我们欢迎你：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献身的人”这样的广告语，“我”会惊喜：“我找到了，找到了，我一直在生活里左顾右盼，不就是在等待这一句话吗？”“我们的青年，如果都不把个人的利害得失作为判断问题的标准，都能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朝着一个方向奔去，那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何等光辉灿烂的世界啊。”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知青一代完整的自我寻找过程：从疼痛和自我意识始，到投身“中华民族的崛起”终；而“为中国民族的崛起”和“光辉灿烂的世界”，在80年代，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化的想象和实践，及其针对将来所作出的美好承诺。

三、现代化的想象与走向自我重建之路

在80年代，疼痛之于知青，与苦难之于“右派”和老干部，它们之间显然是不能等同的，虽然疼痛和苦难同属于“文革”之“创”。对于“右派”和老干部而言，苦难无疑是他们复出的资本，他们因之更具有威望，而对于知青，疼痛却是负担和债务，因而就需要他们的自我救赎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脱。

如果说“文革”之“创”有苦难和疼痛之别的话，这种区别无疑也是有等级区分的。换言之，苦难可以导向崇高④，而疼痛却可能带来堕落。因为苦难具有导向崇高的自足性，它是“自为”（foritself）的存在，其承受者——“右派”和老干部——之所以遭受苦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本质的纯洁，在于他们不屈从不盲从，在于他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而对于疼痛及其肇始，红卫兵及知青一代却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既是苦难（或灾难）的施与者又是灾难的接受者，也就是说，他们制造了灾难，到头来自己又成为灾难的承担者，因而对他们来说，既需要自我救赎，也需要来自他人或外力（这一外力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化的现象和实践）的拯救，他们的成长之路注定了并不轻松。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为我们提供了“文革”后两种不同创伤的典型。“‘四人帮’倒台以后，他（指祝同康——引注）是老干部，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解静是‘文革牌’的新干部，而且是摇笔杆搞宣传的，由接班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处处吃白眼。”可见，虽然同为“创伤”，其结果对他们而言却是截然不同的，但不论是“威望”还是“白眼”，其实所涉及的都是有关社会的“认同”问题，能不能被社会所承认的问题。对右派或老干部来说，其所承受的“苦难”就是他们的通行证，而对于知青一代而言，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同，却并不容易，其既要自我主动的寻找和投入，又要社会的“询唤”和接纳，两者缺一不可。这是一体两面、互为前提和因果的过程。

“认同”（identity）一词，如按词源来看，其实就是“同一性”，就是“等同”。也就是说，其既要处理个体同群体的关系，也要处理“差异”和“同一”的问题。故而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份和归属感，就是“自我在某一既定的传统和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进而借由‘镜像’式的心理投射赋予自我定位”⑤。其涉及的无非是“我们是谁？我是谁？单个的‘我’又是什么？说‘我’时意味着什么？”⑥等这类的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认同”其实就是“他者”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是“他者”被纳入到“主体”中时产生的自我想象或满足，以及重新确立“他者”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认同既是自我认同，其实也是社会认同。因为，“认同”虽是自我对于身处社群或群体中的自我镜像式的满足感，但这群体却是可以变化的，故而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认同，比如阶级认同、国族认同、代际认同、性别认同，等等。这些认同，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同的认同间，又因涵盖的范围而表现出互有重叠的趋势。因此，对于“认同”而言，其关键不仅在于如何才能被纳入到群体中去从而形成“同一性”，还在于纳入什么样的群体或阶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满足感。

显然，“认同”是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语境和地理环境的，而在80年代，有一个最大的共识或“认同”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关于现代化的想象⑦。在80年代，有关现代化的想象，其实针对地是“文革”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想象是以“文革”作为“他者”而表现出来的⑧。李泽厚在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在谈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时，还这样明确指出：“启蒙与救亡是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开始是相辅相成，而是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中国现代‘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而是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⑨显然，在这一逻辑下，投身现代化，也就是走出“文革”和对“文革”的最好的批判了。从这个角度看，红卫兵/知青一代投入现代化的想象中去，既是他们告别“文革”的最好方式，也是他们获得身份“认同”的理想途径。

现代化，在80年代，与其说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目标或“所指”，不如说是一个超级的“能指”。其虽源自于西方国家——不论是从作为理论资源还是从作为文化实践的意义上——，但又有中国自己的规划（即“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和诉求，其结果使得“现代化”的想象既具体而又抽象，其可以具体为“数字和时间”（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又可以抽象到为“现代派”辩护（如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既传统又现代，其传统表现为文化寻根的诉求（文化寻根也是现代化的文化实践形式），现代则又表现为对传统的摒弃（如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所显示出来的，及其现代主义的文学实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往往就成为被争夺的话语形态。换言之，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拿现代化说事，都可以为我所用，而丝毫不觉得别扭，相反，倒十分理直气壮，柯云路的中篇小说《耿耿难眠》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青一代通过投身现代化的想象，既是自我重建的理想途径，也是争夺话语领导权的实践形式，它们之间互为因果和前提。这在《新星》三部曲表现明显。在这部小说中，这种争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青年与老年之间的争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青年和青年之间的争夺，这一争夺既表现在同龄人（即知青一代）之间的争夺，也表现在更年轻一代同知青一代之间的争夺（在小说中表现为李向南和李向东之间的裂痕）。但也无可奈何的是，老年虽然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一代如李向南，却因造反派出身，也必定带有沉重的镣铐和锁链，这使得他们的成长格外具有悲喜剧的味道。因此，这一实践对于李向南一代而言，其只能通过求助于掌握现代化解释权的更高权威（老年），而不可能希冀或依靠更年轻一代的支持和理解了。

可见，知青一代通过现代化的想象而开始的自我重建之途并不平坦，而毋宁说满是陷阱而显得无奈。这在郑万隆的《当代青年三部曲》也有鲜明表征。小说中的李晖无疑是一个有进取心和鲜明自我意识的青年形象，但她却不为身边环境和现实（包括她父亲）所容，更不用说理解了，因此，对于她，虽有更高权威（小说中的厂长冯林）的支持，但也常常只能通过不断诉诸历史的记忆而唤起前行的动力，其结果只能是更加被现实所疏远：其虽投身现代化的建设中去，但无疑注定了是孤独的“现代化者”。李晖的形象，使人们看到了“红卫兵”一代青年带着重重重负投身现代化以重建自我的艰难，但不如此又别无他途。

其实，对于知青而言，投身现代化的想象和实践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返回农村以发动或促进改革的发生，这或许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途径，其在叶辛的《在醒来的土地上》、《基石》和《拔河》、鲁彦周的《彩虹坪》和《古塔上的风铃》等小说中有集中表现。在这些小说中，知青既是作为“外来者”出现在改革前的农村——他们此时已返城，或往返于城乡之间——，又是作为旧地重游或“归来者”的身份亮相；这双重身份给他们投身农村的改革带来某种便利，即，他们既内在于乡村的改革进程又是外在的异质性的存在，他们既熟悉农村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落后、贫穷、保守和封闭，又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最新讯息，包括改革动态和国家的政策走向，因而他们往往就成为给农村带来改革“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英雄。

在现当代文学中，通过“外来者”的视角以推动变革现实的努力，是一个常用的模式，其在不同时期都有表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山》（1948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年，下篇1960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以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年）等小说是其重要代表。叶辛的《在醒来的土地上》（1984年）也是这样的典型。这是一篇极具象征性的文本，“醒来的土地”这一隐喻式的表达无疑已表明了对沉睡的预设，而这一唤醒沉睡的土地上的人们的英雄就是返城知青严欣。小说伊始，严欣回到了他曾经插队的农村沙坪寨，这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场景：严欣的到来无疑给久已死寂的郑璇的心里投来了狂风暴雨，同时也给本不平静的寨子带来的外面的讯息，他的到来掀起了农村改革的不可阻挡的狂潮，这也是一场风暴。从小说的叙述来看，严欣之所以能积极并自觉地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去，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毋宁说是渊源有自的。严欣很早以来就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深思了，“严欣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乡下，现实生活开始改变他的看法了。他看到了六十多岁的老农还要钻进煤洞，他看到了沙坪寨上的种种不平事。”“面对着严峻的现实生活，严欣开始思索一系列的问题了。他开始变得深刻，变得孤僻，变得忧郁，对一切都感到冷漠，不可信。”严欣在成长，但也因此而更被现实不容，对他的迫害也随之而来，他在乡村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的“疼痛”。但这“疼痛”促成了严欣的成熟，故而一旦回到插队过的寨子，被卷入了这场风暴后就表现得十分的积极，也就合乎自然乃至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了，而也正是通过这场斗争使他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尊重，他的主体性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四、知青一代的成长及其作为历史的“中间物”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知青一代，参与现代化的想象和实践，既是自我重建的理想之路，也是面对时代现实的回应和努力，而实际上，这种努力也并不总能实现；这种关乎现代化的想象，虽然重建了知青一代的自我意识和主体身份，其实并不能导向个人意识的产生，而毋宁说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所“询唤”和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代人的集体意愿而非个人意识，而实际上，这些小说，包括绝大部分知青写作（王安忆的部分知青写作是例外），都带有一种很强烈的代言式的倾向，很少有侧重个人幽微意识的拓展。

“京都”三部曲中的李向南自不必说，其提出的“力量结构图”和“五代人说”，以一代人的杰出代表自居的意识十分明显。叶辛的小说这种倾向也很明显，其《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这一题目就可以看出，而像《基石》和《拔河》中也是如此。如果说，投身现代化的想象和改革事业是他们“成熟起来”的标志的话，那么这一“成熟”里面显然有他们作为一代人的自觉包含于其中了。

而事实上，作为红卫兵出身和有着知青经历的一代青年，他们虽然通过投身现代化的想象而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但这并不因此就获得更多的理解，而毋宁说表现出一种悖论或循环：正因为不被理解，所以才要投身现代化的想象和实践以证明自身，但即使投身其中，也并不必然获得更大更多的认同，于是乎更加义无反顾。

《新星》三部曲中的李向南就明显感觉到这一点，老一代不信任，他们常常投来充满忧虑的眼光，而更年青一代则表现出不理解和不宽容，他们并不领情而毋宁说要把知青一代也视为腐朽的一代而一并抛弃了，可见，知青一代常常处于某种夹层之中。正因此，知青一代不会也不可能产生那种个人主义，因为毕竟历史对他们并不轻松，也抹不去，他们只能通过重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才能真正重建自身，而不像更年轻的下一代，他们没有历史的沉重，故而就显得无所顾忌而好夸夸其谈。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在吴欢的小说《雪，白色的，红色的……》中，为什么主人公郑良珏即使绞尽脑汁想着出国，却也要为自己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追求所谓的国家富强而不是个人的一己享乐而出国——，显然，不如此，他就不能轻轻松松踏上异国他乡。但对于更年轻的一代，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了。他们显然更具有个人意识，更少有历史的记忆，故而也就缺乏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时代现实的直接回应，而更多表现出对个人欲求的追求。这种区别在小说中往往表现为知青一代参与改革和现代化的努力并不为更年轻一代所理解，在更年轻一代的他（她）们看来，这种努力虽然可敬，但也只不过是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两代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之不同可见一斑。这在《新星》三部曲中是李向南同顾小莉的差异，《古塔里的风铃》中是李啄如和青蘋表兄妹的不同，《基石》中是喻慎和喻坚两兄妹的区别，而在《寻找》中则表现为两代青年不同的精神特质。他们虽然同为青年一代，但因对历史的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遭遇，两代青年之间，显然并不能很好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而也正是这种隔阂，也是导致李向南同顾小莉，以及李啄如和青蘋之间，虽然有缘而最终无份的内在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①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第9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②“红卫兵——知青”这一范畴，借鉴于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一书，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③参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58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他把怀疑论比作休息地，“怀疑论是人类理性的一个休息地，……但却不是它长期逗留的住地”。（第584页）另参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第132—15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在黑格尔那里，怀疑主义是达到自我意识的必要途径，但又是自我意识最后所要扬弃的对象.

④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211—212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这里，康德举了一个正派人士，为了自己的“正直的决心”，不屈从于权势和威胁从而遭致苦难的例子，进而他指出：“它（指的是“德性”——引注）在苦难中才最庄严地表现出来”（第212页）.

⑤廖炳惠编《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第12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⑥本尼特等著：《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第1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⑦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第2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⑧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第2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另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可以说，80年代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正是在把“文革”视为“他者”——“封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⑨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参见马国川著《我与八十年代》（访谈录），第65页，北京三联，2011年.

[责任编辑：吕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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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5）03－0029－06

2015－04－11

徐勇（1977－），男，江西景德镇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在站，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