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山东农村题材文学中的三种话语形式

张敬凤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十七年”山东农村题材文学中的三种话语形式

张敬凤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山东的“十七年”文学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语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宣传性。文学作品配合着政治政策和国家意志，反复论证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品中有三种话语形式，分别是政治性话语、民间性话语和历史性话语。政治性话语以其权威性和操控性，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民间性话语，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体现出鲜明的山东地域特色；而历史性话语则因受到扭曲和挤压，处于一种缺席和失声的状态。

山东；十七年；政治；民间；历史 ①

“十七年”的山东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是伴随着政治运动产生的，属于典型的政治文学。所以这类作品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价值取向，在作品中反复论证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大程度的体现国家意志。这类文学属于典型的宏观叙事，叙事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各种各样的话语整合进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话语系统之中来。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有三种话语形式，分别是政治性话语、民间性话语与历史性话语。政治性话语占主导地位，表现出强有力的操控力和权威性，压抑和歪曲另外两种话语形式。政治话语通过不同形式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从而达到政治宣传和教化的作用。民间性话语方式表现出强有力的原始性和地域性，作为一种乡村自为的话语方式，虽然受到压抑和控制，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生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体现出农民的诉求和人性的复杂，表现在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幸福的追求上。历史话语是指代表着真理的话语，体现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要发展进步，要解放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变更生产关系。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变更，但这种生产关系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历史话语与政治话语是相违背的。在这类小说中，历史话语是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

一、政治话语形式的统治地位

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福柯在《知识谱系学》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指出“自由的、不受约束的话语是不存在的。话语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权力形式”。[1]政治话语必定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与意识形态和权力者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十七年”的农村题材文学中，政治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革命话语，这套话语在述语构成、表达方式和语义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政治话语的显著特征是，“保证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以适应国家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2]新政权建立之后，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巩固，新的经济政策也在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文学成了传播政治话语的最佳途径，通过神圣化和重复性的方式把政治话语融合到文学作品之中，让文学作品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农村的革命领导者和工作者，是政治话语的主要传播者和宣传者。他们用政治语言和革命语言武装自己，并以此为凭证和依据来引领农村的改革运动。他们把政治话语与本土性语言进行嫁接，实现二者的结合，从而实现政治话语的绝对领导地位。于良志的《白浪河上》里的王书记是村里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马列主义，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从实际出发。这个，毛主席也经常的教导我们；尤其是合作社，是个新的工作，那步子，千万不能迈大了。合作社里的各种办法和制度，都必须根据各村各社的具体情况来确定。”[3]《不饶人的姑娘》中，“公社党委副书记张魁堂在作动员报告时反复强调要鼓足干劲，清除右倾保守思想，树立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开展管区与管区、大队与大队之间的革命竞赛，保证按质量完成中麦任务。”[4]尽管“土地深翻一公尺，亩施万斤肥，亩产万斤粮”的要求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科学事实的，但是通过政治话语的权威性，把不切实际的要求推行开来。他们是掌权者，相对应的拥有话语权。他们是政治政策的宣传者，也是作家们的代言人，作家们凭借这类人物的塑造来向政治靠拢。

除了革命工作者和集体化运动的领导者，一些朴实的农民也开始操持着生硬的政治话语，显示出政治话语的渗透性和影响力。“打从学毛主席的书，一年多了，咱一回课也没缺过。上一回，支部书记还表扬我，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回要缺了课……再说，今儿该讲到《为人民服务》了，这一段可好啦。上回，叫媳妇给念了两遍，就是听不够，听了还想听。今儿晌午，要叫公社书记一讲，准比媳妇念的还好……”[5]在《出差》中：“石头他爹常念叨：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要不受穷就得有股子穷劲。”[6]不管是嘟嘟奶奶，还是石头爹，都是没有任何文化的朴实农民，但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奉为“圣旨”，而去无条件的服从。领袖的话语是政治话语的集中表现，领袖的话语已经渗透到农村的最底层，成为最普遍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政治话语强大的渗透力。农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政治话语的言说者，并通过反复诉说的方式增加其合理性和正确性。这一类的政治“宣传者”大多是饱尝过旧社会艰辛的老一辈农民，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吃了太多的苦，所以对新中国和共产党怀着感激之情，非常虔诚成为新政策的支持者，对农村的集体化改造倾注了最大的热爱之情。革命领袖被神圣化和正统化，成为作家反复歌颂和描写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忘了我娘老子也忘不了你”的表述。领袖的话语也成为绝对的真理，成为政治话语的集中表现。

另一方面通过“新人”的“新话语”来反复印证政治话语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文学中，几乎都存在着一个“新人”的形象，他们大都是一群年轻、忠诚、勇敢、坚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一方面出身于贫苦家庭，另一方面又是党的政策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一心为公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政治话语对英雄人物创造的理想化、纯净化、无冲突论的倡导是创作这一类人物的根源所在，作家们希望由他们来论证当年中国农村那一场社会主义变革的必然性和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的必然性。”[7]他们是政治话语最直接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代表着政治话语旺盛的生命力。

在《捕鱼的人》中，黄子义是公有制思想的代表。“老林呀，老林，你为什么还用老眼光看自己的同行啊……不错，过去私有制的祸害把我们搞的成了仇人，结成冤家……可是时代变化的这么快。谁不巴望着同心合力为国家、为公社，从这金子海里捞出大批大批的鱼虾……”“咱们都是‘吃海’的，谁捕不是一样？只要能捕上来，还不都是公社的财产……”[8]黄子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并全力诠释着公有制的优越性。《妹妹》中的女主人公是村里的信贷员，“那样子活似在对谁宣誓：瞧吧！我们绝不辜负党的培养，回到农村，定干出样子给人看看”，“哥，反对投机倒把，巩固集体经济，是我们信用社的一项重要工作。”[9]原本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话语经过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的不断重复和转述，成了让人深信不疑的真理，以具有亲和力的方式引导普通大众接受。

不管是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老人，充满激情的新人，还是本身就具有绝对权力的农村干部，他们都是政治权威的拥有者和代言人。作家们也是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论，来实现自身向政治靠拢，向新政权靠拢的企图。在文学作品中，政治话语以压倒性的优势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作家们塑造人物形象、设置故事情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政治话语的表达。“叙事话语乃至语义、修辞的褒贬色彩，都与人物的阶级定性刻板对应。或美化或丑化，或讴歌或讽刺或鞭挞，何种叙事话语应用于何种属性的叙述对象，何种叙事话语应用于何种属性的叙述对象，作家几乎是别无选择地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操作。”[10]作家们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中，向读者传递着极具权威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话语。

二、民间话语形式的隐性表达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异。“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鲜明的描绘出地域的自然景观、风俗乡情和社会心理，具有较深刻的地域文化意蕴的那部分小说。”[11]其中所提到的“自然景观”、“风俗乡情”、“社会心理”则是农村题材的民间话语和民间形式。但在这一时期，民间话语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之中的，并不能被充分的表达。民间话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虽然处处受到政治话语的压迫，但是仍然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作品之中。

各地的自然风光的差异很大，对具有地方色彩的景观和风貌的描绘是地域文学的重要价值。山东位于华北平原，对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貌的描绘是山东文学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的作品，作家将重点放在先进人物的塑造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对自然风貌的描绘。但在一些作品，作家也不自觉的将笔触延伸到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的描述上，凸显出了山东文学的地域特色。

在李新民的《秋收时节》的开篇第一段中，作者描绘道：

秋天，满坡是熟透了的庄稼。由红变紫的高粱穗，像一把把伞，亭立在地上；狼尾巴长的谷穗，搭拉在绿黄的秸棵上，大拇指粗的秸子被压弯了腰。风一来，这些秸子不住地摇晃，好像要折断了似的。只有苞米还绿葱葱的，牛角般的棒子歪在秸秆上，棒子上吐出红红绿绿的绒线线，像个十八九岁爱俊的姑娘。[12]

这一段是对秋季收获季节庄稼的描写，高粱穗、谷穗、苞米……一系列具有山东特色的农作物成熟的状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形象而且生动。

戈振缨的《团圆》描写的是农业合作社的小说，在小说的开篇有很多对环境和充满趣味农家生活的描写。

路旁的杂草，绿颜色还不曾退尽，每一片草叶儿都托着几颗晶莹的露珠。村庄附近的柿树和枣树，叶子大部分都已枯落了，但却还零星地点缀着金红色熟透的大柿子，和晚熟的朱红大圆枣。这是按照农民的老习惯，被有意留下“押树”的。

红旗农业合作社，社务委员何贵生家的院子里，成群的鸡儿，抢吃着散落在地上的谷粒儿和草种儿。一只调皮的大公鸡，独自儿飞到屋顶上，虽然早就过了报晓的时刻，它还是满带鸡儿伸着脖子，竖竖着火红的大冠子，“格儿！格儿”的鸣叫着。[13]

这一段描写的则是农村收获后的场景。有柿树和枣树在深秋的状态描写，也呈现了农村“押树”的习惯，也有收获后农民愉悦心情的表现，还有对院子里调皮的大公鸡的描写。但看这一部分的描写，没有任何政治宣传和政策先行的痕迹。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即使政治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民间话语还是以顽强的生命存在于作品之中，呈现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民风民俗、农作物时节安排等具有趣味性和农村原生态的内容。这类内容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宏大的政治话语，体现出了农村和农民最朴实、最本真的状态和面貌。不论是景物描写还是民风民俗的描写，都具有鲜明的山东地域特色。对于国家政策的描写，是这一时期各个地方文学的共有主题，而这类内容的描写则显现出了山东文学的独特性，也给与文学以重读的空间。

三、历史话语的缺席

历史话语代表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与代表浪漫和空想的政治话语在本质上是相抵触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处于受压抑或者是缺席的状态，处于一种绝对的弱势地位。虽然历史已经证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失败的，但是那一时期的作家基本没有创作怀疑这项运动的作品，没有勇气和胆识来反映历史的真实。而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这种观念性的表达上，努力以形象化的手法来证实主流意识形态所构建的历史进程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而历史的真实却被作家们隐藏起来。作家在作品中描述轰轰烈烈展开的土改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极力的赋予这些运动以正确性和合理性，对于历史的真实却置之不理。

建国之后，国家通过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让农村走上集体化道路。“互助组”时期，农民对土地仍然拥有所有权，只不过是在生产方式上进行“互助”。但当发展到“生产合作社”时期时，土地和农具都归集体所有，农民彻底丧失的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土地是农民生命的全部寄托，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方式，所以农民把自己全部的人生理想（发家、盖房、娶妻、生子等）全部寄托到土地当中。当土地被集体化之后，很多农民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在农村中，有一部分人无条件的支持走集体化道路，如懒汉、二流子和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他们或是因为无依无靠，或是不愿付出劳动，希望通过集体化的方式来脱贫。但这类人物只占农村人口的极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希望通过“单干”的方式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

作家们也注意到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作品中表现农民们对土地的付出和难以割舍的感情。但作家们如果把农民对土地的本能情感入手进行描写，最后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合作化的失败。这显然不符合政策的要求，也背离作家的写作意愿。“虽然他们写出了农民对土地难割难舍的情感，但最后的价值指向仍然指向政治意识形态，最终否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在这同时，作者常常用非常生动、富于感染力的语言和严密的情节结构，在文本中组成一股强大的逻辑力量，使读者不得不相信想要单干的农民的落后和党的政策的正确，这一逻辑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它以内在的合理性迫使读者信服作者的结论——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14]

很多作家在作品中，都描述了农民对“集体化”道路的排斥和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十棵苹果树》中的尹相顺把自己种的十棵苹果树作为命根子，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春天追肥浇水，夏天剪枝拿虫，就是到了秋后，他还是这里刨刨，那里挖挖，树根上培培，树母上包包”。[15]他拒绝将自己的苹果树加入到“合作社”中，但他最终还是被集体化经济的优势所吸引，成为了合作社的苹果种植技术指导，积极的投入到集体生产当中去了。

《合家》中的黄有才，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勤恳，爱劳动，一刻也不闲着。庄稼地里的活完了，他就找点别的门路，去挣几个钱。他精打细算，生活很富足，还翻修了新房。对于农村开展起来的“合作化”道路，他并不赞同。入社之后，他觉得自己吃了亏，处处受到限制。于是他退社，分家，住到了果园里。但是，退社之后，果园和自己的小买卖两头顾不过来，果园大量减产，还深切的感受到了那种孤独和不合潮流。最终，重新加入了合作社，走上了集体经济的道路。

从上面列举的作品可以看出，作家们对持有“单干”思想的农民是批判和排斥的。虽然，作家一方面赞扬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勤劳朴实的品格，另一方面又批判他们狭隘的小农思想和自私倾向。他们在作品中一再宣扬集体经济和合作化道路的优势，改造具有“单干”思想倾向的农民的思想。通过描绘社会主义美好蓝图的方式，来诱导农民加入合作社。

在作家们的这种创作思路下，历史真实被掩藏，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作家们背离真实进行创作，所以作品是概念性的表述和政策性的宣传。对于历史真实的背离，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政治狂热的状态中，缺乏批判性思维和探求历史真实的能力，不能从全民性的集体化运动中超脱出来，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偏向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架构之中；另一方面也存在对政治政策刻意逢迎的现象，甘愿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为政治服务。

[1]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于良志.白浪河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4]王安友.渔船上的伙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5]郭澄清.嘟嘟奶奶[N].人民日报，1965－12－03.

[6]林音频.出差[J].山东文学，1961，（7）.

[7]刘骏.合作化小说的话语策略[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8]姜树茂.捕鱼的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9]曲延坤.妹妹[J].山东文学，1963，（9）.

[10]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1]崔志远.构建现代小说的乡土文学体系[J].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3，（2）.

[12]李新民.秋收时节[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13]戈振缨.团圆[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14]林细娇.“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述[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5]王安友.十棵苹果树[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吕 艳]

Three Words of"Seventeen Years"Rural Literature in Shandong

ZHANG Jing－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Transmission，Shandong University in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

Because of its special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context，the"seventeen years"literature in shandong has political propaganda.Literary works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of rural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vement..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forms of discourse：political discourse，folk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discourse.With its authority and playability，political discourse accounts for the absolute dominant position；With its strong vitality，folk discourse exists in work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Shandong.While by distorting and extrusion，historical discourse is in a state of absence and voice.

Shandong；Seventeen years；Politics；Folk；History

I247.5

A

1004－7077（2015）03－0039－05

2015－04－0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BWXJ03）《“乡土中国叙事”视野中的20世纪山东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张敬凤（1989－），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2013级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