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尉缭子》“杂家”思想探析

张申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今本《尉缭子》“杂家”思想探析

张申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今本《尉缭子》虽然充分地反映了“兵形势家”的军事思想理念，但书中内容却有着不少与诸子思想相互渗透、借鉴及影响的痕迹。先秦时的兵家因军事战争的迫切性与实践性，故而往往就是践行百家有益思想的最为忠实者。为了进一步研究和考察《尉缭子》这部先秦优秀兵书，是以本文从杂家的角度为切点来探析今本《尉缭子》所反映的诸子思想。

杂家；《尉缭子》；兵形势家；诸子思想 ①

一、引言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国中晚期兵家学说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百家学派在学术上的汲取、融合和相互的渗透，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学界普遍以为《荀子》是对“百家争鸣”首先做出了全面的总结，那么《尉缭子》等较多地受到了诸子思想影响渗透的兵家著述就在先秦、秦汉思想文化传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尉缭与诸子思想的融合

（一）尉缭对儒家基本精神的认同。儒家作为战国中后期的“显学”，于其时影响甚广。其基本主张与以“礼”为代表的基本精神对《尉缭子》一书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地。儒学巨大影响之所及，也使得《尉缭子》一书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了浓厚的儒学烙印，比如注重强调军事与政治的依存关系，注意民心的向背对战争的影响等。该书对战争性质与目的的论述，就凸显了兵家在这些问题上所认同的儒学精神，而且尉缭对国家军事力量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其根本目的之认识，原则上也同儒家吊民伐罪的主张相一致，如《武议》篇说“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二）尉缭对墨家防御作战思想的借鉴。墨家学派从“非攻”的理论出发，提出了“救守”的军事指导思想。墨家学派认为有必要对受到不义攻伐的弱小国家进行积极地援助，而在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后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就是帮助其守御城池。在这方面，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更是身体力行的，墨子与弟子们都曾不遗余力的帮助受到大国攻击的弱小国家进行守城作战，《墨子》一书也有大量关于如何守御城池的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处于战国中晚期的尉缭也认识到，由于城池逐渐成为一个地区的军事、经济、内政及文化的中心，城邑也变成了战争主要的争夺目标，故而他在参考借鉴墨家防御作战思想的基础上，于《尉缭子》一书中特意写下了《守权》篇，主要就是论述如何守城的问题。

（三）法家学派对尉缭的深刻影响。法家强调劝耕，事农战，以农致富，由战图强，以法为教，赏功罚过。在治军治国的现实生活中，相较于儒家，法家这些具体的能够施之以行的理论，更容易被统治者所接受，而兵家人物需要获得统治者的青睐以受重用来实行自己的军事思想，那么就更有必要汲取某些法家学派的学说来与自己的学说互补互通。从《尉缭子》的内容上来看，尉缭极力提倡在军事活动中要厚赏严刑，以保证军队的纪律性，这就是《武议》篇所说的“修武号令，明吾刑赏”，该书还将赏罚标准与是否耕战结合起来，“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1]（P371～372）。此外，在书中尉缭多次对法兵家的吴起不吝赞美之词，对吴起的治军手段推崇备至，可见尉缭受法家影响之深。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家的赏刑主张更为符合军事活动的需要，因此被其时兵家所广泛吸收，在同时代的兵书中，《尉缭子》显得尤为夺目。

（四）尉缭的其他学派倾向。首先，尉缭对道家学派的思想同样情有独钟，在《尉缭子》中充分地加以改良以显示其学说的深奥玄妙，如《兵谈》篇就对以玄虚著称的到家学说多有搬用，“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以及《治本》篇有神论倾向的“精诚在乎神明，战极在乎道之所及”。如果说这在形式上对道家学说的模仿还不足以说明该书的道家倾向的话，那么道家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思想理论更是被尉缭发展成为了具有“兵形势”特色的兵家思想，“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1]（P387）。书中例举的这些兵家的道家思想倾向，尤其是其代表的兵形势家的兵学价值取向，同样表明了尉缭兵学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道家思想影响。

其次，限于时代的局限性，《尉缭子》先秦原著中大概是著有关于阴阳家的论述的。春秋以降至于战国中晚期，兵阴阳家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诸如带有合龟兆、卜筮、祷祠、天官、占星晨、观风云之变等形形色色的术数形式的兵学思想，但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禁止，其著述大多藏于皇家秘阁，如《宋史·太宗纪》记载“诏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今本《尉缭子》是源于宋《武经七书》的，在后世的流传中以及宋代元丰年间编校之时，书中的阴阳家思想即使后世有所流传也不会被官方刊印明发天下，故而在今本该书中只能得见其中一些先秦时期的阴阳家思想只言片语，如《天官》篇说到“背水陈为绝纪，向阪陈为废军”以及在军队区别的标志上残存着的一些阴阳家理论的痕迹，如《经卒令》中“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等一些阴阳学说五行思想的遗留。

最后，战国时期的名家学派以辩论著称，是在百家争鸣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在后世尊儒及大一统的背景下，其生存环境几于无，并且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今本书中只能找到“听臣之言，行臣之术，足使……”、“臣以为……”等尉缭与梁惠王问对时，尉缭为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使用的一些答对的词语。

三、今本《尉缭子》杂家思想之述要

（一）《尉缭子》军事思想的儒家内涵

先秦时期，儒家在对军事问题的看待上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丰富着，并作用于处于大变革时期——战国时期的兵家思想文化之中。尉缭对战争性质认识上的升华体现在其明确的提出了“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1]（P383）的全局性的指导原则，这应当看做是尉缭军事战争观成熟的标志。先秦的诸子学派尤其是兵家虽然也对战争的性质问题有所阐述，但就大局观以及深度而言，均不如尉缭在此方面上的建树。需要指出的是，尉缭的战争观并非仅仅是对儒家的简单继承，因为他看清了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义战的本质是不在于真是的现实之中的，在《兵教下》他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状况，“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两，自两而师，不一其令”。可见，在尉缭的理论中，将儒家的战争观汲取、提炼、升华成具有战国时代特点、符合战国时代发展情况的兵学思想，才是符合历史前进的表现形态的。

其次，《尉缭子》一书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尉缭子》中，尉缭吸收了这些有益的仁义思想，将以民为本的思想结合到军事战争中去，提倡诛暴禁悍，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1]（P383）式的暴兵军事行动，提倡“无夺民时，无损民财”[1]（P395）的仁义之师，重视并强调对新占领地区人民的安抚，使得“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1]（P383），将仁义王师的行动上升到了战争成败的高度，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尉缭子》军事思想的墨家特色

《孟子·滕文公下》说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道出了墨学在战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之大。到了战国中晚期，由于城池成为了政经军及文化的中心，故而争城以战式的兼并战争成为了其时时代的主题，墨家从“非攻”的指导思想出发，因之提出了“救守”。

首先，墨家学派认为，要取得城池防御作战的成功，就要充分地激发和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并有必救的援军，以此激发他们守卫家园的决心，同时还要加强戒备，严阵待敌以至。尉缭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详细的论述了救援对于万民百姓守城决心的积极作用，“若彼坚而救诚，则愚夫愚妇无不蔽城尽资血城者”[1]（P381）。此外，墨家在防守作战的论述中，指出不能采取单纯消极的防守策略，而是应当在防守中进行攻势作战消灭敌人，在具体措施上，系统的说明了包括：第一，城邑防守的指挥者应利用有利的地形，正确分配与部署兵力，尉缭则更加具体地指出了人员分配的数额，“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1]（P381）；第二，自远而近，层层设防抗击敌军，依托城池，城外筑郭，郭外建亭，消耗敌军的锐气与士气，歼灭敌人，尉缭则进一步指出，若是没有城外的层层军事防御而仅仅依城而守，必将极大打击己方的士气“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1]（P380）。尉缭对于独具墨家特色的城池防御理论思想的借鉴与更深层次的论述，对中国古代城邑防御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非常深远。

其次，墨子还主张任用贤人执政的政治。《墨子·尚贤下》言“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招徕贤者贤士的方法就是如《墨子·尚贤上》所说的“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贤人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尉缭同样也有着清楚的认识，“贤士有合，大道可明”[1]（P386）。墨子此后将尚贤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深层次的尚同思想。墨子认为，各级的主管官吏为了努力得到奖赏所以就会努力施行善政，人人均避恶不为以免受到处罚，所以人皆为善而不为恶，国家也就能够治理的好了。他总结说到：“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2]（P93）尉缭吸收了这些有益的治国施政用人的思想理论，进一步将尚同与明责、赏罚结合作为治军治国的一大本务，写下了《原官》篇。他指出，“好善罚恶，正比法，会计民之具也”，在尉缭看来，奖赏公正，惩罚严格，还是防止坏人活动的手段。此外，墨家创立者墨翟出身手工业者，精于器械的制造，而墨家也是最受兵技巧家所注重的诸子学派，在“技巧”的思想层面对于兵形势家的尉缭的军事思想的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该书中，尉缭多次强调了国家在社会、军备中要“便器用”，即对武器的改良改造，如“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1]（P391），同时尉缭也倡导要保护和促进手工行业的发展。

（三）法家思想对《尉缭子》的影响渗透最为深刻

法家倡行极端的专制主义，法家思想认为君、臣、百姓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的利用、利益之上的，如《韩非子·难一》所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尉缭子》一书就深受了法家的这种功利思想，并在军事活动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上，借用人的本性，因其之所欲来达到统治者所要达到的某种目的，在其著述《尉缭子》中就表述成了“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而显之”[1]（P374）。但是，相较于法家单纯的利害关系论，《尉缭子》则更强调统治者应当在国家与军伍中推行同化了的“八常”，即礼亲人爱的道义，孝慈廉耻的习俗，使得什伍之间如亲戚一样亲密，卒伯像朋友一样友爱，在根本上消除法家的这种片面的功利心里。

其次，法家理论也认为在酷烈的兼并战争中，诸侯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发展经济，强兵富国，严明赏罚。第一，韩非曾指出，要时刻警惕国家出现的军力衰退、经济凋零的问题，如《韩非·外储说左上》：“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第二是要加强国家内政的治理，这是中心的任务，增强国家各方面的战备实力，“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3]（P517）。而尉缭则在其理论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的统一了起来，为了引起统治者对于此方面的重视，先将国家现阶段存在的弊端一针见血、毫不容情的指出，“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1]（P393）与“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1]（P390）等，并列举了大军出动的消耗之巨，“十万之师，日费千金”[1]（P390），希冀学说以此得到当权者的采纳，继而在《制谈》篇总结了将发展经济、壮大国家综合实力的方针政策与实际操作的方法，“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1]（P371～372）。

再则，法家的“循名责实”思想也为《尉缭子》一书所肯定。《原官》篇有云：“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1]（P391）”这就要求国家在用人任职时必须要严格区分各自的权限职能，根据权责来任人用能。这种在兵家军事理论著作中辨名析实的论述，也的的确确是法家学派“循名责实”思想的余泽流韵。

（四）名家的辩学余音贯穿《尉缭子》

今本《尉缭子》开篇记事“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等明显的答对之词，同时，在尉缭献计献策的过程中，书中也是不断出现“听臣言”、“听臣之术，足使……”、“……听臣之言，行臣之术……”等问对、献策的词句。此外，《制谈》篇在尉缭首先列举了许多其时魏国军队中存在的各种弊端，继而指出“世将不能禁”对国家的巨大危害，最后通过“试听臣言，其术足使……”来达到他献言陈策的目的。虽然在今本书中并未出现明显名家之流的辩论内容，但其文诸如借用类似辩术的方法来进行问对献言的著述内容，也从侧面表明了辩学流派思想对尉缭军事理论著作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诸子学派的学说对于《尉缭子》这部先秦兵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和渗透，其中尤以儒、墨、法三家为最。这不仅仅表现为这三家学说的基本语言、要义概念以及对于军事的思想观点在《尉缭子》中反映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学派，还表现为它们在根本性质上决定了《尉缭子》的价值取向与其兵学文化的基本内涵。具体而言，儒家理论为《尉缭子》规定了用兵作战的根本目的、宗旨以及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而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法家，则在现实操作的角度，为《尉缭子》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内政实践理论，从实用的层次上满足了社会大变革时期对兵家的要求。对于墨家，《尉缭子》主要是汲取了其在守御方面的成熟经验，并将之与墨家的理想境界密切结合，互为弥补。这就是儒、法、墨三派思想对《尉缭子》兵学文化最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

战国中后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及规模的扩大，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使得各地区学术上的交流也日趋紧密。在今本《尉缭子》中，既有儒、法的深刻烙印，又有墨家的特色影子，更有名、阴阳家的余音流韵，有时甚至在同一段话的表述中，各家学说体现的影响也交相混糅，如《武议》篇“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占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所谓奇正之类，是兵权谋家的余泽；所谓水虽柔弱却令丘陵为之崩，是道家的流风；明法审令、贵功养劳乃是法家的要义；而重人事则是儒家的烙印；举贤用能事之利，却是墨家的现实。这些都表明了《尉缭子》实乃是对于百家学说的初步综合，在中国古代兵家文化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2]王焕镳.墨子校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3]梁启雄.韩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杨全顺]

B229.9

A

1004－7077（2015）03－0063－04

2015－04－19

张申（1990－），男，河北唐山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