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王新同

初到非洲行医，大吃一惊

2011年底，北京安贞医院要组建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42岁的普外科医生曹广主动请战。当时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几内亚遭遇可怕的埃博拉病毒的威胁。

此后，曹广和“援几”医疗队的另外18名成员接受了为期8个月的法语培训，并于2012年8月15日登上了飞机，两天之后，到达了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

“天很蓝，空气很好，气候比北京要舒服一些，虽然下雨潮湿，但是没有‘桑拿天，蚊虫也比预想的要少。市区虽然坑洼脏乱，堆满垃圾，但至少还有街道。路上车也很多，有些车很破旧，但是奔驰、宝马也都有。”初到几内亚的曹广带着不少新鲜感。

那时，由中国政府援建的中几友好医院刚开业4个月，曹广和同事们要在这里工作两年。它坐落于科纳克里市东南部的一座山顶上，是当地条件较好的3所公立医院之一。医院不大，曹广在普外科，科里有两个几内亚医生，科主任盖斯姆是曹广的搭档。

盖斯姆在中国留过学，中文说得不错，两人的交流不成问题。曹广发现，虽然中几友好医院是几内亚最好的医院之一，但医疗设备和条件还不及国内的区县级医院。他说：“几内亚的电力供应很不稳定，所以发电机是必备的，好几次手术室都停电了，有一次我们甚至是在手机电筒的照射下才完成了手术。医生没有手术衣，光膀子上阵、穿自己衣服上手术的都有，有时候手套破了还在手术。器械也不齐全，每个医生只有一套手术器械。药物缺乏，很多麻醉药物都没有。”

曹广在几内亚做第一台手术时就被惊住了：那是一次普通的阑尾切除术。手术基本完成后，当地医生开始给患者冲洗伤口。“腹腔内的伤口，直接用街上买来的矿泉水冲洗。”曹广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手术完成后，曹广很认真地对几内亚医生说：“请你记住，今后手术中绝对不允许用矿泉水冲洗伤口，必须用生理盐水！”在强制要求使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前，普外科至少有一半的住院患者都会出现伤口感染，从这之后，这个比例很快下降到5%以内。

接诊几内亚首例埃博拉患者

曹广刚来到这里时，能感觉到盖斯姆并不尊重他。但一次手术后，这位几内亚人彻底“服”了。

那是一台切除腮腺瘤的手术，手术采取局部麻醉。盖斯姆在手术台上操作，曹广站在一边。刚开始，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就在手术即将结束时，患者的脖子突然开始喷血，盖斯姆一下子就慌了，怎么也找不到止血点。这时候，患者说话了：“大夫，别着急，我相信你。”但患者的安慰并没有稳住盖斯姆，他还是手忙脚乱。

曹广没说话，站到了主刀的位置，一下子就找到了止血的位置。这台手术之后，曹广明显感到对方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在几内亚，住院的患者中大约有60%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他们住院从来不查HIV，这样外科医生就会面临很大风险。曹广没想到，他在第一台手术中就被针扎伤了。因为当地医院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手术时护士不上台，也没有人清点纱布器械。被扎伤后，曹广很紧张，但他还是坚持做完了手术，所幸后来检查发现这名患者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曹广的心才放下来。从这之后，曹广提出硬性规定，患者进行手术前都必须抽血化验。这一要求很快在中几友好医院被贯彻下来。

曹广一点一点地纠正几内亚医护人员存在的各种问题，使其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他还坚持每天查房，这在几内亚非常罕见，病人很高兴。

在几内亚，很多人是攒了很长时间的钱才进医院的，所以他们的疾病大多已经非常严重。经过治疗的病人痊愈出院后，有时候还给曹广送来礼物，对此，曹广既高兴又得意：“黑人给别人送礼物是很少见的，我的同事都很羡慕。”

2014年3月17日，厄运从天而降。这天早上，盖斯姆接诊了一个特殊的病人。患者是一位44岁的黑人，两天前急诊住院时出现了发热、恶心、呕吐伴消化道出血等症状。由于医院里没有消化内科，值班医生就把患者收到了普外科。很快，这名黑人出现结膜充血，皮肤上也有出血点，但诊断一直不能明确。盖斯姆说：“以前很少见到这样的病例。”

曹广翻开患者的眼睑，发现瞳孔异常，考虑有脑出血，建议CT检查，果然发现颅内出血。但是还没来得及治疗，患者就去世了。曹广清楚地记得，这名黑人死亡当天，左眼白眼球已完全消失，红得像兔子的眼睛。他的左臀部肌肉注射点，不予压迫居然会有鲜血不断地缓慢溢出。“这个现象在我当医生以来，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曹广说。

3月24日，曹广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就看到一条短信：“埃博拉、爆发、出血热。”短信里的几个法语单词让他有点发蒙，于是立刻打电话向翻译求证，翻译告诉他，这是几内亚政府向民众发送的手机短信，通报几内亚出现的疫情。

短信措辞并没有多么严厉，然而曹广很警觉，虽然他对埃博拉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了解，但对它的感官认识却不少：“恐怖电影里的描述是，通过简单接触就可以传播，没有任何针对性药物，病毒在人体内长驱直入迅速致人死亡，尤其是那些病人在临死前七窍流血的惨状，真让人毛骨悚然。”

曹广几乎立刻想到了1周前得怪病去世的那位黑人，又想到跟自己搭档的两名黑人医生都说自己很累，不舒服，也不想吃东西，还有一个有点发烧。

曹广突然紧张起来，患者住院的两天时间，他的搭档盖斯姆跟对方接触很多，而自己也曾为那名黑人体检，徒手翻开过他的眼睑，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自己会不会也出问题？ 曹广马上提醒盖斯姆好好给病房消毒，不料盖斯姆不屑一顾地反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人感染了埃博拉？”结果两人不欢而散。

那名黑人患者不久后就被证实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将尸体接回老家安葬的4位家属也相继发病。于是，接触过患者的医护人员很快被隔离，曹广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可怕，盖斯姆很快就出现了发热、呕吐、乏力等埃博拉出血热的典型症状，经检测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盖斯姆于3月17日第一次接触患者，4月1日不治身亡。

疑似感染被隔离

曹广被隔离在自己的宿舍里，但并没有完全封闭，只是尽量减少跟他人接触。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爆发后，中国医疗队成了最危险的一群人，出于安全考虑，医疗队不再到医院办公，驻地门诊也只对排除病毒感染症状的华人开放。曹广的每日3餐则由队员专门送到宿舍里，他说：“队友们特别担心我出问题，因为感染埃博拉后会出现胃口不好的情况，他们每次看到我能吃能喝就特别高兴。”

尽管曹广还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但依然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外界的坏消息也接踵而至，中几友好医院对所有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进行病毒检查，结果证明普外科接触过患者的3名当地医护人员全部为埃博拉病毒阳性，胃镜室、放射科各一名黑人医生，还有一名门诊护士，也因为曾参与过患者的检查和抢救感染了病毒。

这个消息让曹广的情绪瞬间跌到谷底。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曹广早已见惯了生死，但是现在他开始不自觉地观察身体上所有细微的变化：早上起来洗脸时，要在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现了那种跟患者相仿的眼结膜出血;白天的一点点头晕就会开始紧张，体温刚到36.9℃，也会开始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他的生活节奏和习惯也随着隔离而完全改变。“平时只有渴了才会想起喝水，现在每天强迫自己多喝水;医院给我们配备的维生素，平时我连看都不看，现在却规定自己必须按时吃下以提高免疫力。”曹广说。

几内亚的疫情一直在蔓延，中几友好医院几名感染埃博拉的黑人医护人员相继去世，但幸运的是，这位“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躲过了一劫。4月7日，曹广与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接触满21天;4月14日，他与被感染的医护搭档接触满21天。安全度过了两个21天的隔离期后，终于解除了被病毒感染的威胁。

紧接着，除几内亚外，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西非4国也先后出现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的医生纷纷撤走，但中国医疗队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顽强坚守在抗“埃”一线。

医疗队迅速制定了相关的防控措施，要求接触感染性疾病患者时要加强个人防护，尤其接诊疑似病例时，要隔离处理，并尽可能减少接触。此外，医疗队还积极为当地人以及大批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传授防护知识。由于措施得当，几内亚数万名中方员工和当地雇员至今无一人感染埃博拉。

2014年八九月份，我国政府给几内亚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材。与此同时，深圳的一支医疗队也从万里之外赶来。看到这些新闻，曹广和同事们非常高兴。他坚信，埃博拉病毒看似非常恐怖，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类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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