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石门颂》中垂笔形成的原因

向礼兵

略论《石门颂》中垂笔形成的原因

向礼兵

《石门颂》中“命”“升”“诵”等字垂笔出现的原因：其一，是受东汉儒学思想谶纬化的影响；其二，不仅继承了古隶余意，而且还受前代草书的影响。《石门颂》中垂笔的运用，在当今书法创作中的启示：一方面，需要“笔墨当随时代”，书法创作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反映时代的精神；另一方面，书法创作需要有继承。

《石门颂》垂笔 谶纬儒学 古隶 草书

《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摩崖隶书。此摩崖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杨守敬《平碑记》说：“石门颂之飘逸，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①

一、问题提出

关于此摩崖中垂笔的运用，历来学者意见迥异。翁同龢跋语：“此碑字疏密不齐，洪氏《隶续》谓：高祖受命‘命’字垂笔甚长，今验精拓本命字末笔其驻处实指数分，下当石裂，故空二字耳。苏斋既辨为石理剥裂，而仍指为垂下似未尽也。”（如图一）确实翁方纲跋《李孟初碑》时说过：“娄机《汉隶字源》云：‘汉碑年字垂笔有长过一二字者。’然此碑娄所不载。《杨孟文石门颂》‘命’字则以石纹断裂适当垂处，不遑写下一字，而引上脚使长，又与是碑‘年’字不同。”②洪适《隶续》中认为命字下面笔画过长，是因石头剥裂，而空下两个字不写。虽然翁方纲之说与洪适有所区别，但是他同样认为与石头剥蚀有关，只不过翁方纲之说是因石断裂，而故意作垂笔。

康有为的观点却与以上说法不同，他于《广艺舟双楫·本汉》中有：“《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此处应是‘命’字）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③可以见得康有为认为此碑中的垂笔乃故意而为之，与《李孟初碑》“年”字用法一致。同样与康氏观点相似者，如王昶《金石萃编》云：“碑（《石门颂》）中‘命’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而‘命’字几过二格，与《李孟初碑》‘年’字相似，皆汉隶所仅见者。”④王昶之说，亦是认为《石门颂》中的“命”等字的垂笔是书者有意的结果。

由此可见，前人对于《石门颂》中“命”等字垂笔的见解有所不同，那么此碑中“命”字的垂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书者的本意？还是因石裂所致？

二、出现原因

众所周知，西汉以前的简帛书，直至清末逐渐才被发现，而随着这些简帛墨迹的出土，对汉代碑刻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通过简帛书与汉碑对比，《石门颂》中的“命”、“升”“诵”等字的垂笔，都能在这些简帛书中找到答案。简牍于晚清才被发现，至于洪适生活在宋代，而翁方纲（1733-1818）生活于清中期，因他们没有见过相关简帛实物，而将垂笔理解为石裂也就不以为奇了。至于《石门颂》出现长垂用笔的原因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分析。

1.东汉儒学思想谶纬化的层面

图一

西汉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至东汉亦推崇儒家思想。东汉社会较为不稳定，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统治者开始将谶纬神学的内容融入儒学，于是形成了儒学的谶纬化。“谶是用神秘隐晦的预言以决吉凶，纬则用神秘的方式解释儒家经典。”⑤也就是说这种思想带有神秘和迷信色彩。例如《后汉书》中记载：

山阳、东平地震。己巳，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粟粟，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⑥

认为发生地震，是因统治者自己“不明”，并且选用官吏不当，还有“刑罚不中”等原因造成的。此处乃儒学谶纬化的体现，实际上自然灾害与当时统治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石门颂》乃王升所做赋文，其内容主要歌颂杨孟文重修褒斜道之功，表现出来的是浓厚的儒家思想。上文提到因儒学谶纬化，帝王将发生天灾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王升亦如此，“《石门颂》摩崖在叙事部分，也有一段灾异的记载：‘未秋截霜，稼苗夭残。终年不登，匾馁之患。卑者楚恶，尊者弗安。’查史书确有其事，但其与道路不通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可王升却把它与道路失修放在一起叙述，其用心自然很清楚了。即用‘灾异’说来达到修道、‘辅主国君’的目的。”⑦当时的统治者欲利用儒学的谶纬化，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此碑文却也反映了民间也利用此思想来约束统治者，从而达到重修褒斜道的目的。除此之外，碑文中还提到“禹凿龙门，君其继踪。上顺斗极，下答坤皇。”以杨孟文重修褒斜道之事相比大禹治水凿开龙门，认为此事向上是顺应北斗七星的旨意，向下需报答地皇坤神，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由此看来，东汉受儒学谶纬化的影响颇深。从《石门颂》的碑文内容来看，确实如此；从其艺术风格来分析，书丹者定会按照作文者的意图，所以亦会受此思想的影响。笔者曾有疑问，《石门颂》碑文有650多字，碑文中做垂笔者为何只有“命”“升”“诵”？即使与石质有裂纹有关，那么文中有裂者还有多处可以处理成垂笔，况且“升”字完好无损，这又是何原因呢？即使有继承前人风规之疑，从“升”“诵”“命”三字与前人墨迹对比如下表，

图二

同样，在西汉常用垂笔的“年”字，在《石门颂》中却未用（如图所示）。通过表格对比及其“年”字的分析，不难发现，书丹者虽有继承前人笔法之意，但是在书写过程中更多的是出于己意的表达。

曾有学者分析其原因：“汉时人善颂亦善祷，往往随事喻指，颂祷结合‘命’字垂笔之长，象征汉王朝长久不息也；‘诵’字垂笔之长，意谓长诵不已也；‘升’字不仅垂笔略长，且横笔亦长，显系书者对上司王升之崇敬耳。”⑧但有人认为此论“不究石刻文字与简册制度之关系，凭空臆断，大误”⑨。亦有人认为此种说法“此属书外之因，‘非可以律隶法也’”⑩。其实，从当时社会崇尚谶纬儒学的角度来看，以“命”“升”“诵”的长垂笔，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统治者等人的美好愿望，所以此三字出现长垂笔画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此之外，《石门颂》中的长垂笔画，也有其出处。

2.《石门颂》的风格渊源层面

一方面，继承了古隶余意。随着秦汉简帛书的出土，进一步还原了当时实际书写情况。从《石门颂》的用笔特点来看，有很多具有特色的用笔与古隶十分相似。例如《石门颂》中多以圆转代替折笔，还有些字形也与前代古隶相似。以下就《石门颂》中的用笔例字与马王堆帛书对比分析如下。

在上表中，如“守”字的转折用笔，《石门颂》与《马王堆帛书》十分相似，都以回包之势圆转，成外拓之状；除此外，还有“日”“目”等偏旁的处理，都以圆转为主，如《石门颂》中的“春”下面的“日”旁最明显；在字形上，如“而”字与古隶也较为接近，带有篆书之意。

不仅圆转的用笔和字形受古隶的影响，其中“命”“升”“诵”等字的长垂笔画亦是出自前代隶书。这些用笔与前代的隶书对比，如下表所示。

此种垂笔的用笔特点，上段细，下段粗，向下延伸较长，在整幅作品中，最让人醒目。从《石门颂》中圆转的用笔，到其长垂笔画，与前代隶书对比确实很接近。说明了《石门颂》中的垂笔，是继承古隶的结果。

另一方面，此种垂笔方式，亦是受草书的影响。刘熙载说过：“隶书《杨孟文颂》‘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笔俱长两字许，亦与草类。然草已起于建初时，不当强以庄周注郭象也。”(11)此处刘熙载理解《石门颂》的垂笔是受草意的影响，因为草书（章草和今草）在东汉《石门颂》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康有为也说过：“余谓隶中有篆、楷、行三体，如《褒斜》《裴岑》《郙阁》，隶中之篆也；《杨震》《孔彪》《张迁》，隶中之楷也；《冯府君》《沈府君》《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12)“隶中之草也”也就是说此碑为隶书中中的草书，此处的草书并不是指章草和今草，也不是指草率，而是指此碑中的一种灵动之气。

《石门颂》放纵飘逸的用笔方式，受它之前草书的影响。例如《石门颂》中的“焉”（如图三）字的用笔就像草书一样潇洒，与《居延汉简》中的“马”和《神乌传》的“乌”（如图四）字的用笔之意类似。尤其是下面马的最后一笔十分的洒脱轻松。《石门颂》中的长垂用笔也与草意有关，草书书写速度较快，由于性情所在，在遇到较长笔画时便于发泄自己的情感，如河西简牍中的“年”（如图五）就作一长垂笔，气势磅礴。《石门颂》中作长垂笔体现草势与此接近。

综上可知，从《石门颂》艺术风格的层面来看其中的“命”“升”“诵”等字的垂笔，一方面是继承了古隶的笔法；另一方面也受草书中草意的影响。

三、《石门颂》中的垂笔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总之，《石门颂》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的形成，一方面与东汉儒学谶纬化的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东汉继承前代古隶及其前代草书影响的结果。

从石门颂中垂笔的运用，来谈当今的书法创作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由前文论述，可知《石门颂》中“命”“升”“诵”垂笔的应用，与东汉儒学谶纬化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反之，也说明了这些字垂笔的应用突出了当时儒学谶纬化的思想。俗话说“笔墨当随时代”，确实如此，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须反映不同时代特点，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刘熙载说过：“一代之书，莫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惊哉！”(13)可见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则反映这个时代政治、思想等方面。当今时代，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品也逐渐提高，各个领域都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当今的书法创作亦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风气，应该做到风格多样，营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

同样，《石门颂》的垂笔也是继承前人隶书的结果。东汉隶书已经发展成熟，在用笔方式上蚕头燕尾十分明显。结体上方中带扁横向取势，左右打开。章法上也是以整齐为主。而《石门颂》较其他碑刻，东汉也算少见。虽然《石门颂》的垂笔风格独特，但是是在继承古隶及其前人草书的结果。虽然当今书法发展迅速，各种展览也是络绎不绝，作品种类也较多；但是有些作品，找不到其创作的出处。当今书法创作确实需要创新，但应该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书者应明白，其所作作品中每一笔、每一字的缘由，正如孙过庭所说：“翰不虚动，下必有由”，这样的书法作品才能经得起时代考验。

注释：

①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卷一，见《杨守敬集》第八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543页。

②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七，《跋李孟初碑》。《秦汉碑述》-袁维春撰，1990，177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089子部·艺术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页。

④王昶《金石萃编》卷八汉四，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

⑤谢遐龄《中国社会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55页。

⑥范晔《二十五史（全本）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后汉书第三卷，1999年，9页。

⑦刘洁《<石门颂>与东汉儒学》，文博，1999年03期，59页。

⑧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十三品>专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16页。

⑨何满宗，王焕林著《湖南书法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62页。

⑩周俊杰主编《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8年，501页。

(11)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下》，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689页。

(12)《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089子部·艺术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页。

(13)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下》，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706页。

[1]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谢遐龄.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杨守敬.杨守敬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089子部·艺术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何满宗，王焕林.湖南书法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

[6]王昶.金石萃编[M].北京：中国书店，1985.

[7]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十三品》专辑[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8]刘洁.石门颂与东汉儒学[J].文博，1999（3）.

10.13944/j.cnki.ysyj.2015.0227

中国美术学院